书山有路

（一）

读书不仅是增长见识的主要办法，也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就农村孩子来说，尤其如此。

当年，我急于想读书，进而采取非常举动的时候，还不知道命运为何物，还根本不具备改变命运的思考能力。想读书，只不过出于对读书人的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羡慕而已。如今回想起来，实在是既天真无邪又幼稚可笑。

偏僻山区的儿童，除了和几个发小一起，上树掏鸟蛋，下水捉石鸡，就真的没什么乐子好找了。成天饿了吃，困了睡，醒了玩，玩的花样就那么一些，少得可怜，实在是枯燥得紧。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正值入学年龄。那时，我们村还没有学校，上学要到大约七八里之外的杨家寨。一天，我和另外两个玩伴，不知怎么就来到了一个已经上了学的比我大两三岁的伙伴家，见他在堂屋里把一个篮子倒扣在地上，在朝天的篮底搭一块木板作为书桌，正在用笔写着什么。见我们几个进来，就装腔作势地以大人的口吻问我们，今天到哪里疯去了，我们没予回应。稍顷，他又问我们，想不想学习认字，我们一齐说想，他便开始教我们：看好了，他找来一根小木棍，在地上画了一道痕，对我们说，一根扁担放在地上，就是个一字，一二三四的一字就这么个样子，知道了吗？我们都说，知道了。他将刚画的那根扁担擦掉，又画了两道痕说，两根扁担放地上，就是二字。接着，他又把那两根扁担擦掉，再画上三道痕说，三根扁担放地上，就是三字。还有，没等他说出下文，我们几个已经很不耐烦，异口同声，不用说了，这不是明摆着的么，四根扁担放地上就是四字，五根扁担放地上就是五字，这么简单的事，还要一个一个地教吗？他正要说什么，我就被两个玩伴纠缠着，在他们两个的带有长长尾巴的一声哦中，逃离了他家。

经他这么一教，我越发想读书识字了。心想，读书识字也不是什么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此前，我曾不止一次地看到村里仅有的那一两个识字的人，为他人写请贴或信，笔在纸上移动，不多大一会儿功夫就好，然后，他把请帖或信念给请托人听。每当看到请托人出自内心的感激之容和执笔者说小事一桩、不必客气时的神态，我就不禁对识字者钦佩、神往不已。我已经不知多少次背着人，用一根小木棍，在地上模仿识字人“写字”，一个又一个，一行又行，“写”了抹掉，抹掉再“写”，依稀间，仿佛自己已经是个识字人了。

过了几天，教我们认“扁担字”的伙伴问我，想不想去读书？我说想。他说，明天是星期一，那就明天跟我们一起去吧，我说好。就这样，鬼使神差，第二天，我就背着家人，和“扁担字”他们一起去杨家寨上学了。孩提时的思维就这么简单，少儿的行为就这么突兀。

因为要一早就走，还要悄悄地去，所以，不便在家里弄饭吃，也不好带冷饭，就顺路在“扁担字”家的自留地里扯了两个黄瓜带着，当作午饭。下午回村，我已经以学生的身份，高高兴兴地带回一本一年级的语文教科书。我虽去得不是时候，学校还不到招收新生的时间，但姓崔的老师听“扁担字”说，我特别想上学，已经急不耐，就热情地欢迎我并对我说，没几天就要放暑假了，你可以先到学校来旁听，先熟悉一下学校的教学环境，下学期一开始，就把你编入一年级的教学班。我似懂非懂，只好连连点头。

没想到，回家后被父母斥责了一顿，第二天就托“扁担字”，把教科书还回了学校。我大失所望，心里很是不快。我深知，自己做事不妥，要去上学也不告诉家长，让他们承受了不必要的担心。我也深知，不让我去外村上学，是担心我还吃不了每天来回跑路那份苦。作为父母，他们深深地爱着我，无微不至地关照着我，我感到很幸福，可是，自己想做的事情没做成，终究还是愉快不起来。

第二年，我们村就办起了小学，我终于入校读书了。那年我十岁。

（二）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五年九月，我们村开天辟地第一回，办起了小学。我终于足不出村就可以上学读书了。好事降临，心里的那份喜悦，简直难以言表。

在同时入学者中，我年龄较大，毕竟已经十岁了。于是，刚上完一个学期，老师就交给我一些课外的任务：带着同学们出早操、收发作业、上午放学时，在教室门前的走廓上，整理队伍，站成两排横队，齐唱两三首歌曲，然后解散。我虽心有忐忑，大觉力不从心，但师命如山，只得服从，硬着头皮，尽力而为。好在同学们都还听我指挥，都愿意配合。

作为刚入学的少年儿童，能专心致志地把书读好就不错了。我却没有那个福气，基本上背上都要背着弟弟或侄女，背上的弟弟或侄女一旦哭闹，我就不得不离开课桌，到教室外面去哄，等不哭不闹了再进教室学习。背上的衣服经常被尿湿。

那次接种预防天花的牛豆，没打过针的乡村孩子，一个个都心有余惧,不愿接种，都想躲避，老师自然就教我带头。我故作镇静，第一个站到医生面前，将左臂袖子卷了上去，医生将针快速扎入我的手臂，顿时，背在背上的弟弟吓得大哭起来。我虽自己也骇怕，但还是告诉他，没事的，一点儿都不疼，这是好事，一小会儿就好了。用彝语传递的信息，外来的医生自然是没法听懂的。

不久之后，老师告诉我们，按照上边的要求，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还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学工学军，我们没有条件，其他的，都还基本可以。于是，我们十几个同学，除积极参加生产队的议苦思甜、批斗地主富农等会议以外，还耕种了三四亩由生产队划拨给学校的薄地。每年都种一些玉米、大豆、黄瓜什么的。黄瓜，一旦成熟就被我们及时扯来消费掉了。大豆和玉米，秋后收拾停当，由老师借马驮到集市上去卖，所得收入，悉数作为班费。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认真耕耘，每年都要几次挑大粪去给所种的农作物施肥，庄稼长得还真像那么回事，收成也还比较好。

记不清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老师叫我带着全班同学，一大清早就敲打着从生产队借来的锣鼓，在村子里巡游，间或边走边振臂高呼口号。游行结束，方才回教室上课。

入校后，我们先后学习拼音字母，学习笔划、认字、写字，开始念“日月水火，山石田土”，并用自己制作的约莫一尺长短的小棍棒，在分开与合并、合并与分开前后的反复清点中，非常直观地学会了简单易懂的十以内的加减法算术。

从二年级起，老师就有计划地利用晚上的时间，指导我们排练一些简单的文艺节目，合唱、舞蹈、说唱，于春节期间，择机给全村演出。参加排练的，除了我们十多个同学，还有村里的一些男女青年。大家都认真排练，尽力演出。我曾独自表演过一个快板。手拿一个算盘，脚踏十字步，口随算盘发出的节奏念道：“算盘响，算盘响。过去地主的算盘响，贫下中农泪汪汪，交了租米无口粮，卖儿卖女去逃荒。算盘响，算盘响。现在队里的算盘响，贫下中农喜洋洋，分了红钱又分粮，送儿送女上学堂……”可以说，所有的节目都很粗糙，说不上有什么艺术性，但都富有向上的能量，都是激发人们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热情的。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我却至今记忆犹新，仿佛就在昨天。

在求学过程中，谁都没法避开无数次的考试，也不可能不留下一点儿遗憾。就我本人来说，最遗憾的一次，就是一年级下学期的期末考。说实在的，不论是语文还是算术，那些题都不难，我都会做。正是不难，都会做，才粗心大意，粗枝大叶，两门考试都第一个交了卷，但算术丢了一分，本应是得两个一百的，结果，语文一百，算术九十九，屈居第二名。第一名，即双百分获得者是一名女生。可惜的是，不久之后，她就辍学了。

我之所以终身遗憾，不是因为当时曾被人讥为“男不如女”，而是因为自己的粗心而失去了本来应该稳稳得到的两个一百分。人生在世，不怪天，不怪地，只怪自己不细心的失误，是再令人遗憾不过的。

（三）

村里的学校只能读到三年级。三个春秋之后，我们第一批进校的同学，结束了在本村的学习。我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到大队完小继续上学，余下的同学都不约而同地辍学，回家务农去了。这些辍学者中，有的是自己不愿意再读，家长多次打骂也无济于事，棍棒也没教育出“顺子”来；有的是家长不愿意让他们再读，多数女生就属于后者，看来，“姑娘都是外姓人”的封建思想，真的不是短期内可以清除干净的。

刚进入大队完小，我们就开始学习五年级的课程，我们跳级了。坐在一个教室一起读书的，共有三十来个学生，来自六七个自然村，有苗彝汉三个民族。来自大队所在地或外村的同学中，多数是从四年级正常升至五年级的，也有一两个和我们一样，从三年级跳升至五年级。

大队完小很简陋，没有让学生住校的条件。除了大队所在地各个年级的学生，我们几个外村来的，只能每天跑路，自带午饭，早来晚回。

从我们村到大队，约莫四五公里。从村里出发，下一段坡到谷底，然后爬一段坡到对门的山顶，再走一段平路就到了。晴天还好些，遇到夏雨或秋露，路边足以将路掩没的野草沾满雨水或露珠，或泥滑路滥，或雨露浸衣，走起来就艰难得多。雨露天，我们到校时，膝盖以下的裤子，经常是湿透的。

每遇下雨，道路泥泞，我们还不约而同地将脚上的鞋子脱下来拎在手上，赤脚行路，为的是不至于糟踏脚上那双自己的母亲千针万线缝制而成的布鞋。更值得自豪的是，每遇雨露天，我们每个人都会争先恐后地做“开路先锋”，走在最前面，并用一根棍子，将覆盖在路上的草叶上的雨露打落，好让后面的同学，少受一点儿雨露的浸湿。后来，争不到或很少争到“开路权”的同学就有意见了，认为是对他们的不尊重，于是，我们就实行了“轮流开路制”。若遇到突然的大雨，我们还要加快行进的速度，争取在山洪来临之前，越过必经的谷底大沟，否则就路会被洪水隔断，无法及时去上学或者回家。

早起，是到外村上学者所必须做到的。天刚蒙蒙亮，就要在晨鸡的啼晓声中起床，草草洗漱完毕，用饭盒装点儿冷饭，再搁点儿酱或卤腐，装进书包就得出发了。

每天的午饭时间，球场上都可以看到同学们或站或蹲的进餐的影子。一个个打开饭盒享用起来，不时地相互分享一点儿所带来的不同品种的咸菜。各自饭盒里的玉米面冷饭加咸菜，仿佛就是山珍海味，香甜无比。你道为什么不带点儿大米饭？为什么不热一热再吃？“你是知不到啊”，山里的孩子，一年四季吃的都是玉米饭，大米饭，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过于奢侈了。热一热再吃当然是好的，还可以免于伤胃，可用什么热？到哪里去热？这些，在当时都是无从解决的问题。单衣单裤卸寒冷，冷饭冷水解饥渴，这是那时我们这些学子的常态。

生活就是这样，日子原本如此，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我们这些同学中，没有人觉得上苍对他不公，更没有哪个叫苦不迭、怨天尤人、怕苦偷懒。一个个都为自己有饭吃、有衣穿、有人身自由、有机会读书而喜滋滋、乐融融、幸福不已。在学校，我们全班同学和睦相处。上学路上，回家途中，我们同村的几个人，更是自觉地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有说有笑，融为一体，亲如手足。

（四）

在阿峨读完五年级，小学就毕业了。那时的学制就是这样，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初中高中各两年。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是高小生了。

那个时候，我们大队一共只有三所完小，分别是阿峨小学、阿鲁小学和杨家寨小学。那年，恰巧三所完小都有毕业生。事先我们的王老师就反复对我们说，今年的小学毕业生要实行全大队统一考试，希望所有同学都认真准备，争取在统一考试中获得好成绩。

也是上苍眷顾，在全大队小学毕业生统一考试中，我获得了第一名。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事先并不知道自己在统一考试中获得什么名次，是上了中学之后才悟出来的。1970年秋，我被通知到泸西“五七”中学（后来改为县一中）就读初中，并被编在“初一（1）排”，即初中一年级第一排。排也者，实际上就是一个教学班。那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因此，学校有那样的编排。学校里有“工宣队”、“军宣队”的代表常驻。

我们第一排有四十多个学生，都来自全县各公社大队，差不多是一个大队一名。同学们虽然大多身上衣裳单薄破旧，可听班主任说，每一个学生都是各大队的尖子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各地的“学霸”。至此，我才知道自己也是全大队考第一名的尖子生。后来，小学五年级的老师也告诉了我县“五七”中学在全县择优录取的招生实情。

都是学习的尖子，又都出身贪寒，根红苗正，知道机会来之不易，读起书来个个竭尽全力，争先恐后，不必多言。农家子弟进城读书，别的不说，吃饭问题就不好解决。我们按要求把粮食关系转到学校，由学校每月到公家粮店按每人32斤的标准购买大米，作为我们每个学生就学时期的口粮。一角三分九厘钱一斤大米，一角五分钱一斤饭票。一斤就是我一天两顿的定量。那时，学校师生都不吃早点，一天只用两餐。作为穷乡僻壤的孩子，一夜之间，玉米饭换成了大米饭，实在是幸福得不得了。嘴里吃着大米饭，心里则暗暗地想，一定要好好学习，以后，好以一颗感恩之心，报效父母以及党和国家的大恩大德。

十四五岁的孩子，生活自理能力还比较差，但无论如何，日子还是不停地向前移去。一年四季，冷水洗脸洗脚，就是冰天雪地时也不例外，饮用的也一律都是冷水，苦吗？一点儿都不苦，要是有冷水可随心取用，那该多好！那时，学校还没有自来水，全校数百名师生的洗漱与饮用，就靠一两眼井取水，雨季还好一些，枯水季节，要从十来米深的井底用吊桶打水上来用，取水的人不时排成队。我们同宿舍的同学，两三个人在同一盆水里浸湿毛巾，胡乱擦把脸就去出操，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

学校食堂的用水，是从七八公里外的山中开沟引来的，来水很小，只能勉强维持食堂用水，师生是不准取用引来蓄在池塘里的水的。枯水季节，引来的水不够食堂用，各班学生就轮流赶着专用小马车去西子河拉水，以弥补食堂用水之不足。回想起来，也实在是不易啊！但那又咋的？我们照样喜滋滋，乐呵呵，精神抖擞，意气风发。

班上有个女生，姓陈，单名一个英字。她是城里人，具体家境不得而知，但从她的穿着看，她的父母一定是吃公家粮的。有一次课间休息，她和班上的几个女生一起在教室里踢毽子，兴奋之中就把毽子踢高了，毽子下落时，把挂在教室黑板正上方的固定毛主席画像的图钉打掉了一颗，于是，主席画像掉下了一只角。看到这一情景，有些人就议论，说陈英是故意破坏，还有几个同学去告了班主任。陈英纯洁无暇，少不更事，一时急得哭了起来。我看到这样的情形，不知何故，心有不平之气，就站了出来说，大家都是同学，都在玩，这明明是个意外，怎么能说是故意的呢？有人借此说，因为我喜欢陈英，所以，放弃原则，千方百计庇护她，云云。

班主任及时赶来，看了看说，把主席像复原贴上就好，不要没事找事、惹是生非。风波才算平息下来。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貌美如花的女性教师，她端庄秀丽，风华正茂，正直无私，处事公正，她对我们慈母般的教育、引导与关怀，我至今难以忘怀、感激不尽。

我不能说，我不喜欢陈英，那是违心的。但是，我喜欢陈英，就像喜欢班上的所有同学一样，决不是什么情爱意义上的喜欢。我深知自己的处境，也深知自己的使命，这个时候是绝对不允许、没资格有一丝一毫非分之想的，更何况，那时还不知道爱当如何。恕我愚顿。那个时候，不论男生女生，在这方面“懂事”得都比较晚，或者说，都不敢太早懂事。

（五）

十四五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本来饭量就大，更何况是农村长大的，吃起饭来还真是没个够。一个月32斤的定量，一顿半斤饭，外加三分钱清汤寡水的青菜或白菜，实在是离吃饱差太远。进餐时，经常感觉到嘴不到肚，刚开始吃，饭就没了。一天最为挥之不去的感觉就是肚子饿。

还真有点儿“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还遇顶头风”的味道，一面吃不饱肚子，一面还要经常参加体力劳动，消耗更多热量，使原本就吃不饱的肚子饥饿得更快。

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下午放学后都要参加修建学校门口到县城大街的路。这是县城通往外地的一条要道。我们按照要求，铺上一层预先加工好的四方形的石头，使土路变成弹石路，以改变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的状况。搬石头、铺石头、用土填实石头、拉石碾子压实新铺就的路面，样样都是体力活。来自农村的孩子，谁好意思干活偷懒耍滑，让人笑话？我们虽然肚子处于半空状态，但干起活来还是不遗余力，还是蛮像那么回事的。

修完马路，又接着修学校的足球场。我们每天晚饭后就行动，拉推车的拉推车，拿锄头铲子的拿锄头铲子，拉车的将三四公里以外山上的碎石子拉回学校，拿锄头铲子的分两拨，一拨上山，刨石子并装车，一拨留在校内，把拉回的石子铺平。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将原来的坑坑洼洼的足球场整平并铺垫成碎石子，以便滤水而不沾脚。这样，学生出早操，学校上体育课都方便多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学校的足球场终于按计划修好了。

每个星期五下午都是劳动课。作为男生又来自农村，我们经常被安排从学校挑大粪到四五公里以外的学校农场，给蔬菜施肥。一个下午要挑两趟，实在是累饿交加，疲乏得可以。农忙时节，我们还不时被老师带到附近的生产队，帮助割稻子或者是挖田。

我们还曾以走读的方式，每天两个来回，到三四公里之外的县农机厂去学工，巩固并拓展所学习的工业基础知识。经过工人师傅的细心教导，一个月之后，我学会了开车床，并能自己加工比较简单的零件。在学工过程中，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丝不苟”的实在意义。

读书学习要下苦工夫我并不介意，也不怕考试，在意的就是吃不饱饭。我和几个来自农村的同学，曾经到郊区的地里“捡漏”，即寻找被收漏的玉米，再到山上找点儿细干的树枝，烧一堆火，将玉米胡乱烤一烤充饥。

后来，我总结出了一个很是适用的经验，那就是，吃饭之前参加一些强度较大的体育运动，比如说篮球比赛，这样，吃饭时饭的数量不变，但饱和感明显增强。上午一放学就是用餐时间，来不及运动，所以，只能是下午施行。这一做法，听起来荒谬，但效果真的不错。

最令人高兴和期待的劳动，莫过于学校农场的收种。每年挖田、栽秧或割稻“按蚕豆”的时候，学校都要全体动员，集中一两天时间，突击完成收种任务。在这两天的突击中，师生都可以放开肚皮，免费吃学校提供的午饭，外加一点儿白菜和咸菜。有时吃的是凉米线，有时吃的是豆焖饭。能随意吃饱，是特别令人高兴的。每到学校突击劳动时，我每餐都要吃上一公斤以上的饭。在县城求学的四年时间里，如果说还有吃过饱饭的时候，那就是学校集中突击劳动这几天了。

我反复说吃不饱，其实只是胃的饱满度感觉还很不够，维持正常人体生命的热量基本上还是得到保障的。心里也一直明镜似的，如果没有穷人的翻身解放，没有崭新的社会制度，像我这样贫苦家庭出身的人，想读中学，想顿顿吃大米饭，那只能是痴心妄想。更何况，每个月，国家还给我们这些贫困学子一块到一块五角的助学金。每月由班上的同学评定一下就可以领用。虽然饥寒艰苦，但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充盈胸中。其实，有几分饥饿感，或者说有相当的饥饿感并不完全是坏事。如果当时就想吃多少有多少，衣食无忧，万事无虑，很有可能连读书的劲头都没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生在世，莫不如此。

（六）

有困难就想办法克服，这是人们最直接、最普遍而又最明智的选择。

千难万难，缺钱最难。为了找几个零花钱，我曾从家里拿些“火纯”（滇南一带吸水烟时用以点火的一种树皮搓成的纯子）到学校，趁星期天县城赶集时拿到街上去卖，结果，境遇就像路遥《人生》里的高加林，他一整天一个包子都卖不出去，我也一整天一根“火纯”都没有卖出。实际上，我的运气比高加林还差得多，他还有痴情善良的巧珍帮着卖，三下五除二，卖包子的事就结了，我则无从奢望谁来帮我。找钱难，难于上青天。无钱寸步难行，找钱实在艰辛！

钱少者的第一要务就是增收节支。增收，作为学生很难做到，节支则随时可以实施。为了节省几角钱，从家到学校上百里路的来回，全靠双脚去走而舍不得买票坐一趟车。要知道，从公社到县城的二十三公里路，坐车要花五角钱，那已经相当于我在学校两天的伙食费了。不省能行吗！

暑假前，我与一位同班同学相约，假期留校勤工俭学。我们找到一份苦力活，帮人拆除一堵石墙，并将拆下来的石头搬到指定地点。我们找来钢钎、铁链、大锤和木杠，先将石墙上缝隙处的石灰泥敲开，再将墙体上的石头撬出，接下来就用铁链和木杠把它们扛到指定地点。虽然灰头土脸，汗流浃背，但我们还是干得很开心，毕竟，一天就可以挣到一两块钱。一个假期下来，我们各挣了四五十块，除了吃饭，还剩下三四十块。这是我们两个除了在家干农活以外所挣得的“第一笔钱”，心情自然愉悦得很。

这年的寒假，县上破土建设氮肥厂，我们两个“老搭档”又到工地上找活做。基建初期，要先平整土地，需要大量的人力去挖土并将其运走，我们轻而易举就找到了活。我们从工程建设指挥部借来锄头、手推车和铲子，奋力开挖。挖一立方土并运到指定地点，可以得一块五角钱。作为十六七岁的中学生，我们有的是力气。 我们拼命地挖，拼命地拉，一天就能挣到三块左右的钱。

老话说，“吃不得是饿不到，做不得是穷不到”，这话千真万确。拆围墙、挖土方，头戴烈日，身披寒风，一身泥土，一身臭汗，我们却干得欢天喜地。为什么有人觉得太苦太累，没法干，而我们却深切地感到，有事干就是幸运？说到底，就是因为我们太穷了。穷人的唯一出路就是拼命干活，如果又穷又不想出力还想吃香的喝辣的，结果只会是一个，那就是无路可走、寸步难行。

面子，有时是人格的保障，有时也可能一文不值。作为穷学生，为了赚点儿零花钱而出卖苦力，这样的劳动是体面的，甚至是神圣的，不是什么丢面子的事情。可惜当时少不更事，不能参透如此浅显的道理。我们到工地上做苦力，为了那点儿所谓的莫名其妙的面子，每天就像做贼似的，生怕被同学看见。

人生在世往往都这样，怕什么偏偏就来什么。怕见同学，同学偏就出现了。这天中午时分，我们两人正干得起劲，城里的几个同学突然来到工地。这几个同学，有男的，也有女的，平时相处得都相当好。我们两个做苦力的，一时不知说什么为好。说感谢来看望我们，这不是“老孔雀开屏，自作多情”么？谁是来看望你的？人家为什么要来看望你？正当我们不知说什么好的时候，几位同学拿出刚买来的一些包子，请我们两个和他们一起享用。我们连手都没洗，就接过他们递来的包子大吃起来，样子肯定非常狼狈，但他们没人笑话我们。几位同学离开的时候，还往我们衣袋里塞了些粮票，不容我们拒绝，看得出来，这是他们几个事先就凑好的。我们两个一时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几个异口同声地说，是来造纸厂洗澡，顺便过来看看工地上的热闹。我看不像，因为他们没带洗澡用具。 有时候，谎话比真话更感人至深。

谁说人与人之间只有交换关系而没有纯粹的友谊？我们两个乡下来的穷小子，有什么可以与城里的同学作交换呢？没有，绝对没有，可我们与城里同学的友谊却真实存在，且时过近半个世纪，还令我记忆犹新、于心戚戚、难以忘怀。

（七）

有生以来，还从来没到过比县城更远更大的地方，一旦有机会，当然是想去看一看的。这不，机会还真的来了。我被县体委选为本县篮球队组成人员，拟到州府所在地个旧去参加全州运动会。没想到，接到通知，比赛服装也领来了，可是，班主任不让去，他没说什么，只是叫我立即把服装还回去。我心里很是不爽，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就不可以让我去一趟呢，只不过十来天的时间而已，学习也影响不到哪里去，我们同级其他班的一个同学不就去了嘛。

此前不久，初中毕业时的际遇就曾让我憋了不少气。一九七二年初中毕业时，县里实行了统考。我考得不算差，全县第二名。第一、第三名都是女生，也是后来同时进入泸西一中高中部的两位同级同学，这里就不具列她们的芳名了，毕竟，写这篇小文与她们两个女生无关，何必搅扰人家呢？被录取在县一中读高中，这有什么憋气的呢？列位是有所不知，各人的情况大不一样啊！

当年的初中毕业生，有机会根据考试成绩，经学校推荐去上中等专业学校或者枝工学校，我们班就有同学被推荐去上了枝校。上中专、上枝校，经过两年的学习，毕业后就有业可就了，而高中两年，毕业后，则只能下乡或回乡。作为农家子弟，读书当然是为了跳出农门，找到一碗饭吃，成为工薪阶层中的一员。如此这般的想法与追求，俗气吗？渺小吗？不，这是人生初步的基本的合理的要求，谁要是对此视而不见，指手划脚，甚至斥之以鼻，谁就不识人间烟火，不懂人情世故。按照当时我所能认知的道理来讲，根据考试分数，从高到低，先录中专、枝校，然后录高中，这才合情合理。这倒好，刚好反过来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又在此前不久，第一个希望就破灭了。那是初二的时候，州文工队的工作人员到学校来初选应考者。作为少数民族学生，我被叫去接受初选。看看身高长相，简单做几个动作，唱几个音符，问会不会什么乐器，我说高低会一点儿二胡和笛子。工作人员就说，等候通知吧。没过几天，真的就有通知叫我去正式应试。哪知，班主任说你不去了，我已经替你回了话，你就一门心思，好好读书，不要东想西想，耽误工夫。我知道，就是让我去正式应试，也未必能考取，但毕竟是个难得的机会，不去试试就放弃，不免可惜。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不如意事常八九”，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人生道理，当时还远不能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挫折，在尚未经过风雨、眼界还很有限、格局还比较小的年青人心里，不免产生一些阴影、怨气与疑问：这世上还有道理可讲吗？现在而今眼目下，读书还有什么用吗？这样的疑问憋在心里，实在令人心烦意乱。

无论如何，校园生活还得继续下去，总不能受了点儿委屈就灰心丧气、放弃初心，甚至蛮不讲理、弃学回家。好在刚进入高中不久，亦即一九七三年初夏，县里按照教育部的有关指示，举行了大学招生统一考试，这表明今后文化考核有可能成为上大学的必要条件之一。看到考试加推荐上大学的情形发生在眼前，失望的心里又燃起了一盏希望的灯，虽然这盏灯还不是十分明亮，也不知能否一直亮下去，但无论如何，那毕竟也是一个信号，一个令人神往得神魂颠倒的信号。

（八）

全家省吃俭用，不辞劳苦供自己上学，自己又经受饥寒困苦，到县城来求学，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题都决不能退缩，只能勇往直前。有道是，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我暗自思忖，现在刻苦努力，把知识学扎实一些，以后一旦有继续深造的机会，或许还会有一线希望，现在不认真学习，混两年拿一张毕业证走人，即便今后有凭考试上大学的机会，也不会有什么希望。两者必居其一，就是用脚后跟思考，也应该是取前者的。

人的内在动力，毫无例外都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希冀与欲望。这年，久违了的大学招生考试，极大地激发了在校学生的学习热情。我和全班、全校同学一样，也有自己美好的愿景，虽然彼此心照不宣，但暗自用力的方向和必胜的信心却比明说更加清晰。

大家都铆足了一股劲儿，认真听讲每一节课，力求学懂弄通，自不必多言。各科的老师也抓住时机，鼓励学生在圆满完成每天学习任务的同时，进行“超前”自学，即对下几节课将要讲授的内容作预习。预习中，可以另用作业本做课本上规定的习题，交由授课老师批阅。如果习题做得对，正式交作业的时候就可以免交，以免重复，做错了的，正式听课后再做一次，作为正式作业，再交老师批阅。数学、物理课，从高一下学期起，我的预习速度，基本都在提前四个学时以上。任课老师不断地鼓励我，我也十分感激任课老师。

初生牛犊不怕虎。越是无知的人越是胆肥。我在老师的鼓励之下，竟然以大胆求索的名义与心态，给自己所在的教学班讲了几节语文课，讲的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曾经胡说八道了些什么，已经毫不记得。好在每讲一节，任课老师都在场，讲错了他会纠正，更多的应该讲而没有讲到的，他会一一补上。时至今日，我还每每为自己当年的无知与鲁莽而感到胆战心惊、羞愧难当、后怕不已。

学校每天晚自习的时间只能到十点，一到时间，教室的灯就被统一关闭了。这对于我们这些具有强烈求知欲的学子来说，开灯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只要内在动力不减弱，解决问题的办法总是比困难多得多。我们用土办法，把空墨水瓶制成煤油灯，熄灯之后再挑灯夜战，不到子夜决不收兵。学校不仅不提倡学生苦读到深夜，还规定，晚上十点半必须上床睡觉。为了我们这些学子的健康，班主任经常来教室检查，制止违反学校规定的挑灯夜战行为。发现班主任前来，我们就把灯吹灭，老师例行公事地制止几句也就走了，并不真的进教室来查看。老师走后，煁油灯再次点亮。老师不为难我们，我们也不给老师出难题，彼此心领神会，举止默切。

教室里有两块黑板，一块在前，一块在后，前面一块，是给老师上课时用的，后面一块，是班上的板报园地。每个学期结束时，板报上都会公布全班同学的考试成绩，且按分数高低顺序排列，每个同学在班上的学习状况一目了然。有的人排名比较靠后，就偷偷抹泪，就像体育运动员在比赛中失利而痛苦掉泪一样。当然了，我等排名一直靠前的同学也不敢懈怠，毕竟，在竞争状态下，没有稳操胜券的常胜者。

那时候的认真学习是实实在在的，绝对没有人做秀。数学、物理、化学作业的分数线、等号、根号，大多数同学都是用三角板画成的，规规矩矩，一丝不苟，仿佛印刷体一般，深得任课老师的赞许。我们来自农村的学子，每四个星期回家一次。不回家时，星期六星期天也认真读书，决不会用大好时光去游玩。城里的同学也经常进校，和我们住校的同学一起学习讨论，切磋疑难问题。大家同在一个班，就像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姊妹，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彼此都不见外、不设防、不虚伪。

（九）

一门心思地读书还嫌时间不够，偏偏还有些事情非做不可。

学校通知，高一年级四个班的同学要统一学军，进行野营拉练。我们两百来号人，背上背包，徒步爬山，往向阳公社所在地进发。秋前秋后，正是“晒老虎”的季节，烈日当空，热气蒸人，每个人都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大家在老师的带领下，艰难地前行。来自农村的同学还行，顶着烈日干活，他们并不陌生，谁都早已经历过。来自城里的同学就不同了，他们一直在城里生活，一直在父母的翅膀底下成长，尚未经历过酷暑严寒，谁能承受得住这样的劳苦呢？看着班上城里的同学劳累不堪，尤其是女生，我们这些村寨人就主动搭把手，或帮他们拎脸盆和洗漱用具，或把他们的背包搭在自己的背包上。这些举动，很自然地引来了一些相当顺理成章的“闲言碎语”。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又增添了几分前行的劲头。

经过艰难的跋涉，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一些同学已经精癖力竭，饭都没吃几口就去打开背包睡觉了。向阳公社所在地，地处高寒山区，海拔在两千五百米左右，附近农村种不了稻谷，只能种玉米、土豆、荞麦等作物。晚上，我们就住在一所学校二楼的教室里，大家天上地下，说东道西，花鸟虫鱼，七嘴八舌，不咸不淡，没完没了，关灯时分才各自住嘴。入夜，风声渐起，越来越大，呜呜地响着从屋顶掠过，令人担心，屋顶的瓦片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这无休无止的劲风刮走。一夜难以入眠。

第二天一早，我们集中在一个礼堂，听取一位老奶奶的忆苦思甜报告。老奶奶的报告，声情并茂，生动形象，既讲了旧社会的苦，又讲了新社会的甜，令我们这些学子深受教育。不料，讲到吃不饱穿不暖时，动情之处就来了一句“万恶的一九五八年”，同学们还没反应过来，老奶奶就被坐在旁边主持人及时拦住，说您老累了，休息一下再讲，就把她扶下台去了。老奶奶年事已高，记忆已经不是太清楚，加之又不识字，这样的口误很正常，也在所难免。像老奶奶这样的穷苦人，翻身之后，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衷心拥护是无可置疑的。当天的午饭，我们吃的是土豆和玉米饭。我们用了四天的时间，完成了预定的拉练任务，顺利返回学校。

我和同班的一个同学，还曾多次被抽去参加县城市场管理的义务监督检查活动。每逢星期天，县城赶集，想做各种交易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县城大街上摩肩接踵，人头攒动。每一次被抽去，我们都会被告知，哪些东西是禁止自由交换的，木材、粮食就在不准自由买卖之列，发现就要一律制止、没收。我们佩带上发来的红袖套，开始行使监督检查的职责。我们两人随时都在一起，遇事也好有个商量。我们发现过一些卖木材和粮食的人，都只是好言相劝，告诉涉事人，最好不要违规，免得惹来麻烦，人家也很是知情识趣，听了劝阻就退出市场了。我们从来没有罚没过木材和粮食，因为我们深知，这些人也只是为了讨生活，纯属无奈之举，并无故意扰乱市场秩序之心。

一天上午放学时，班主任给我说，下午一点半，你去一趟县公安局，他们有事找你。我在答应的同时，心里便疑惑起来，公安局能有什么事找我？难道自己有什么过错？我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按时去了，原来是要我代表一中的学生，在批判罪犯的大会上发言，要我自己准备发言稿，写好后，交公安局审定。原来如此！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将下来。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言，我心虚胆怯，但已经领受了任务，没有退路了，硬着头皮也得上。

被批判的，是一个即将被执行死刑的重犯。他因图财害命，杀了作为供销社工作人员的表弟，构成了死罪。第一场批判大会在罪犯所在的公社举行。那天正值赶集的日子，满街都是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我正在台上发言，突然从台下跳上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从背在身上的布袋中拎出一把菜刀就要向罪犯砍去。说时迟，那时快，几个公安人员迅速将其拦住，一面劝阻安慰，一面把她掺扶到后台。这位妇女不是别人，正是受害人的母亲。我被吓了一跳，停顿了几秒钟，稍后才继续，发完言，迅速回到后台。第二次批判大会亦即审判大会，在县一中广场举行。这里有现成的早已建好的主席台，场地又广阔，能容纳近万人。批判（审判）大会结束后，罪犯就被押赴刑场，执行了死刑。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实际上，攀登书山，仅有勤和苦的工夫，是远远不够的。

（十）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两年高中的时光就要结束了。

考完了毕业试，本来应该是轻松愉快、欢呼雀跃的，可我还是高兴不起来，心里总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其实，不仅在下如此，不少同学都有同样的感受。原来我们以为，等我们高中毕业时，应该有机会参加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现在却没有一丝一毫这方面的音讯，实在是太令人失望了。

我们照了全班的毕业照、全支部的团员毕业生照和全年级毕业生团员照，还有校篮球队毕业生队员照，每个同学的表情都比较严肃。严肃的表情呈现在严肃的时刻，实在是严肃得恰如其分。当然了，同窗两载，一旦要各奔东西，彼此还真有点儿难舍难分呢。于是，大家都纷纷到相馆，摄下一寸见方的身影以相赠师兄师弟，又邀约特别要好的同学合影，都希望把美好的时光定格下来，永远地留住那段如金似玉的青春年华和纯洁无瑕的天真浪漫。离校前，我收到不少同学相送的附有照片和留言的笔记本，在欣然接受的同时，也一一回赠了他们。“同学之情，万古长青”，“苟富贵，勿相忘”，“奋斗趁年少，青竹上云霄”，“每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同的留言，都令人怦然心动。

在沉重的氛围里，在彼此的道别声中，我们各自都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母校。我回到村里，成了本村第一代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农民。城里的同学也下到农村，成了下乡知青。作为农民子弟，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苦点儿累点儿倒没什么，就是于心不甘的念头总是萦绕在心头，使人不得开心畅快。白天干体力活还不怎么感觉苦恼，晚上无事可做的时候倒反坐卧不安、烦躁不已。唯一的解脱办法，就是找书来读。《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红旗谱》《高玉宝》等等，就是那时读完的。闲暇之时，与很要好的同学互通书信，诉诉苦，谈谈理想追求什么的，日子也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

第二年，我被安排到大队上做了一名附设初中的民办老师。父母看我已经二十多岁，是应该成家的时候了，于是就催促我抓紧找对象，抓紧备办彩礼什么的。我哪有心思做这些？但可怜天下父母心，不好直接违拗，于是，就买了些各色布料，交母亲收存，以示并非把他们的话当成耳旁风。至于对像也者，当然只能告诉他们，正用心四处寻找，一旦遇到合适且人家又情愿的，就带回来见双亲。好在需要搪塞的时间不长，一两年以后，他们就不再催了，我也就不需要再为此事劳神。

那时的乡村，信息非常闭塞。作为民办老师，每月只有六元钱的补贴，自然订阅不了报纸，也买不起收音机。真是两耳难闻山外事，一心只教课文书。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这样重大的消息，我准确得知政策规定的时候，离考试就只有半个多月了。谢天谢地，我没错过这次机会。我利用这么几天十分有限的时间，白天照常给学生上课，晚上挑灯夜战，通宵达旦，把初高中的课本细致读了一遍，做了些相应的习题，就这样去应考了。那时，我所能找到的复习资料也就只有这些了。风尘仆仆赶到县城应考，又与几个同学相遇，自然互相交换备考情况。从同学那里得知，革命前辈叶剑英有一首《攀登科学高峰贵在有心》的诗，于是抄录下来，连夜背熟并加以理解。第二天考语文时，作文题目之一就是叶帅诗中的一句：“攻书莫畏难”，我就是选这个题目，写了一篇议论文。实在是巧极了。看起来，“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是有实际意义的，临时抱佛脚，也不是没有一点儿作用。

谢天谢地！我考上了大学。考上大学，为我离村进城、谋取职业、和终身读书，开辟了广阔的令人欣喜的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