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队,就是依照先后次序排成队列以等候某事的行为。物资短缺时代的成年人,大致不会不曾体验过排队的滋味。小时候生活在乡下,城市的情况不得而知,乡下则大凡农闲赶集之日,尤其是旧历的年底,乡街子上无不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不要说购买紧缺商品,就是购买定量供应的货物或者吃个饷午,都必须排队,有时甚至还要挤个汗流浃背。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高中毕业后在大队附设中学当民办教师,每月领取6元钱的补贴和450个工分,是名副其实的不拿公家工资而为公家干活的第一代农民工。那时,正是物资相当短缺的岁月。那些年,每到年底都会在大队所在地开一次物资交流会,为当地农民相互交换农副产品、购买工业产品提供机会与场所。
为了购买一件当时相当时髦且的确耐用的涤卡上衣,我曾在供销社门前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排队换购米线的阵势就更为壮观,不仅排的人更多,排的时间也更长。现在的人,基本都不会明白换购是怎么回事。所谓换购,就是用玉米去换米线,因为山区农民手里没有米,更没有粮票,而购买米线是要粮票的,只付钱不行。为了解决农民想买又没有粮票的难题,当地政府出了个便民政策,可以用玉米折算成大米(比如一斤多一点儿玉米折合为一斤大米,具体如何折算已记不清了)以充抵粮票,因为玉米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购买米线时只需补上玉米与米线之间的差价即可。大抵是以物易物的意思,所以叫做换购。
考虑到乡村的购买力和米线有可能因卖不完而变质的因素,为了避免浪费,从公社运来的米线,数量往往是有限的。有的人排了半天的队,等排到时米线却卖完了。白排一场队,心有不甘也没辙,只好无奈作罢。
1977年底,我考上大学。到省城去就读又得排队买长途汽车票。从我所在的村子到省城,约莫450公里的行程,我却要花3天的时间才能到达。第一天从家里走到县城,因为没有公交车,40多公里路就得走一天。到达县城的第二天,一大早就要跑去车站排队买票。那队排得是相当的长,人较少的时候也不会少于三四十人,排在队列里还一直担心,究竟能不能买到第二天的票?当天的早在前一天就卖完了,能买到第二天的车票就是天大的幸事。一天只有一趟车到昆明,难怪车票那么紧俏。
从供求关系角度看,排队,是供不应求的产物,是卖方市场的征象。如今,物资短缺的境况早已离我们远去,市面上要什么有什么,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就可以买到,卖方市场早已经转化为买方市场,排队的情形也就随之淡出了人们的生活日常。不论是城市商场还是农村集市,都看不到排队购物的景象了。
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人,尤其是零零后、一零后的年青人,已经不大知道排队为何事何物。消费者真正成了“上帝”,买与不买,尽随己便,一切都可以率性而为,怎么高兴就怎么来,无需再看卖家脸色。这是时代的大幸、社稷的大幸、人民的大幸。
然而,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人也总是免不了与生俱来的“弱点”,譬如,长期生活在物资十分丰盛,不用排队就可以随意购物的社会,也会滋生出一些“莫须有”的烦恼来:东西多了,选择余地大了,倒反不知道买什么好、吃什么安全了。这是不是说明“上帝”当久了也会腻味呢?不瞒您说,我这人就很不“那个”,年近古稀了还很不“成熟”,比方说,享受着几十年不用排队的福,有时竟然还不知足,甚而至于还对排队生出一丝怀念之情。
不久前,看见附近一家新开的饮食店,门前有不少人排队等候就餐,一时心血来潮,也就加入了排队的行列。等排到,随大流买了一份米线,一吃便知众人之所以要耗时排队的原由。原来,此店的米线的确不一般,一碗米线(饵丝、卷粉、面条任选)两份“帽子”,可从新鲜脊肉、烤五花肉、炸小肠、蒸香肠、新鲜腰花与猪肝中任选其二,若尚嫌肉少,还可以加两三块钱就多享用两份“帽子”。随意添加的作料更是丰富,计有煮豌豆、豆芽、芹菜、腌菜、香菜、葱花、素酱、胡菽、芝麻、酱油、味精、花椒油、蒜末、姜末、剁米椒和酸辣子。“帽子”现切配给,生肉滚锅汤熟,量足味美,价格实惠。从此,我便经常到那里去排队。此外,需要排队的用餐店还见到过一两家,虽然离家较远,但我还是会不时地去排队享用。
当然,当下的排队与短缺时代的排队已全然两种境况、两个概念、两重天地、两样追求,这其中,显示着多少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昭示着商家的几许智慧与诚意,就无需在下绕舌了。
我所期望的是,在商品与服务相当丰富的当下,购买货物与服务,需要排队的地方多一些,再多一些。
出此荒唐言,谁解其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