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艺
网站用户
2023年2月11日凌晨，我勤劳、质朴、善良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86岁。现在想来，一切仿佛还在梦里，总感觉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母亲去世前，的确发生了两件令人费解的怪事。
一件是，母亲去世前一天，说话已经有气无力了，迷迷糊糊中反复交代病床前服侍她的姐姐：“琼婆（注：姐姐的乳名），去烧点纸钱给你爸爸。”姐姐有些不解：“现在又不是月半节（注：湖南祁阳方言“中元节”），烧纸钱给爸爸干什么？”母亲说：“我想他了。”后来，姐姐遵照母亲的嘱咐，为已经去世十一年的父亲烧了纸钱。姐姐事后发来一则视频，看得我禁不住鼻子一酸、泪流满面。
另一件是，母亲去世当天晚上十点左右，家里突然走来一条小狗，出生才几天的样子，憨态可掬、十分可爱。小狗来到家里也不粘人，从我们身旁经过，径直往母亲所住的里屋走。通向里屋的门槛半尺多高，小狗吃力地翻过去，趴在母亲病床下就不走了。凌晨两点多，这只小狗便狂吠不止。正在隔壁房间值守的外甥双申、侄子映秋马上赶到床前，发现母亲正张大着嘴巴，往外急促、粗重地喘气。急忙分头给在其他房间睡觉的家人们打电话，待我们兄妹六个齐整地赶到母亲床前，母亲便咽下最后一口气，与世长辞。
这两件事情，至今也百思不得其解。父亲去世这些年，母亲从来没有想起，在一个不是很特殊的日子里给父亲烧纸钱，唯独这次在她自己即将去世前，就像她给自己即将在天堂重逢的丈夫特意准备的一份见面礼；至于那条突然来家的小狗，在料理完母亲丧事后，我们到村里挨家挨户询问过，全村近百户人家，没有一家承认走失过这么一条小狗。但可以肯定的是，父亲是属狗的，而且他的乳名里带个“狗”字。或许，我们可以形而上学地理解，那是父亲的化身，或者是父亲专门派来迎接母亲的。这种两情相悦、惺惺相惜的双向奔赴，倒也像极了我父母间的爱情。
（一）
母亲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湖南省祁阳市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母亲生性耿直善良，说话调门很高、直来直去，不绕弯子，眼里也揉不得沙子。母亲小的时候，邻居家买了个跟她一般大小的童养媳，受尽邻居一家老少欺凌，差点寻了短见。母亲经常陪伴和开导这个童养媳，还多次替她出头与人理论，为她争取生存空间。解放后，母亲鼓励这个童养媳勇敢地与那户人家解除婚约，改嫁到隔壁镇坦平村。这个童养媳始终铭记着我母亲在她人生最低谷时给予的帮助和鼓励，与我母亲结为姐妹。母亲让我们叫她“坦平姨妈”，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我们两家像亲戚一样走动，几个哥哥也与“坦平姨妈”家孩子亲热得成了兄弟。
在新中国尚未成立的那些年代里，尽管外祖父家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朝不保夕，外祖父还是省吃俭用送我母亲读完高小（注：相当于现今初中毕业）。在重男轻女思想盛行的旧中国，一个农村女孩能够受到这样良好教育的，在我们老家方圆十里都不多见。曾经听父亲讲，母亲因为文化程度较高，有过多次提干和进城工作的机会。当时因为大哥、二哥、三哥都已经出生，母亲心里舍弃不下，主动放弃了这些机会。母亲写得一手好字。如今，我都五十好几了，小时候母亲晚上记账的身影，依旧清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每天晚饭后，我和姐姐正顶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趴在饭桌上写作业。母亲把家务卫生收拾妥当后，便从橱柜里翻出家庭账本和圆珠笔，在我们身旁小心翼翼地坐下。一边回忆、一边叨咕，把家里当天的开支、收入，一笔一笔详细地记录下来。那样子神情专注，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我曾偷偷翻看过母亲的账本，字迹娟秀工整，条目清楚了然，比我的作业本还整洁十分，令我对母亲充满着钦佩和崇敬。
母亲与父亲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结婚。当时，父亲在南京空军某飞行部队通讯连当司务长，管理着一个连队官兵的吃喝拉撒、一日三餐。在一次回乡探亲时，经人介绍与母亲相识。此后，便与母亲鸿雁传书、逐步了解、定下终身。第二年，母亲接到父亲“速来部队完婚”的电报，便只身一人赶赴浙江杭州父亲所在的部队，在父亲的一众战友见证下，与父亲完婚结为夫妻。从此，开始了与父亲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磕磕绊绊、爱恨交织的悲喜人生。
母亲与父亲完婚不久，我家接连发生两件奠定我们家发展基调和方向的大事情。一是家庭喜添新丁，我的大哥降生。之后，我们家每隔两三年就出生一个。到1972年我这个老幺出生，父母一连生育五个儿子、一个女儿；二是父亲在政治运动中，因为受家庭出身影响，被部队开除并遣送回老家。到现在，我还这样认为，父亲原本是前程一片光明的，如果没有那场政治运动，凭父亲的学识和才华，可能会在某个高级领导岗位上离职休养。我作为排行老六的孩子，或许也来不到这个世界，我们家的历史，或许也是另外一番景象。
父亲自被遣送回原籍，在老家农村一呆就是二十多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平反昭雪被召回乡企业办工作，已经年近半百。此时，大哥已到了结婚年龄，我也已上了小学。父亲的人生，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轨道，已经和母亲一道，把根深扎在我的老家——湖南省祁阳市这方土壤里了。
（二）
母亲心灵手巧，精明能干，却又力大无比。年轻的时候，一百多斤的重担，她不费吹灰之力，挑起来就走。即使她七十好几了，还能挑起满满两桶粪水到菜地浇水施肥，到离家一公里外的山塘井里挑水吃。犁田耙田、插秧割稻等农活儿，样样不在话下，一般男劳力也不一定比得过她。
与母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父亲一辈子写写算算、吹吹打打，干的都是脑力活。被贬回农村劳动后，田里的农活基本不会，集体只好安排他筹办学校、开办矿山、采购物资、抓农副业生产等跑腿打杂和脑力方面的活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尚未实行联产承包、分田到户。一个家庭的口粮，全凭所有家庭成员的总工分在生产队总工分的占比来分得。一般情况下，一个成年男人一天全勤算10分，一个成年女人一天全勤算8分，13至16岁孩子一天全勤算5分，10至13岁孩子一天全勤算3分。有一年年底，生产队组织结算工分，另外一户人家对父亲一天全勤按10分计算提出异议。他认为，父亲从不下农田干活，每天就是在外面跑跑腿，劳动强度比干农活低多了，不应该按照每天10分标准来算，顶多只能按照女人每天8分的标准算。母亲听了，火冒三丈：“我家男人天天起早贪黑、四处奔波、风餐露宿，哪一点比你们轻松？你们在田间劳动，好赖离家里还近，对家里还有个照顾。我们家里有什么事情，全靠我一个女人撑着。凭什么他就不能享受10分？”最后，争吵发展到打斗。母亲被人打得头肿起一个大包，后来还留下偏头痛的后遗症。父亲因为被打倒，三天两头挨揪斗，内心十分苦闷，即使受到别人欺凌，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在母亲与别人的争执、打斗的过程中，父亲始终黑着个脸、一言不发。即使母亲受了伤，也没敢出手帮忙。多年以后，母亲提及此事，就抱怨父亲：“你这个死人，我受到别人欺负，你屁都不放一个。你要是出来帮我一下，我也不会受那个伤。”一到此时，父亲便三缄其口，任由母亲埋怨数落。
但是在家庭内部，父亲是母亲家庭地位和权威的坚定维护者。有一次，母亲给我们兄妹六个安排分工，青春叛逆期的二哥对母亲安排的任务不满意，贸然顶撞了母亲。父亲得知此事，并没有直接批评二哥。晚饭过后，父亲趁我们一家八口都在场，组织召开家庭会议，议题是“选老子”（注：湖南祁阳方言“选当家人”）。父亲说：“我们做父母的不够能干，当不了这个家。今天我们就投票选个能干的出来当“老子”，以后这个家由他来当，一切都由他说了算。”我们兄妹六个闻言，面面相覤、不知所措。二哥坐在那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始终没敢出声。最后，主动向母亲承认自己的错误。在父亲教育下，我们兄妹六个不管是年少时，还是长大成家分开单过，基本没有再发生顶撞母亲的事情，个个对母亲和言细语、孝顺有加。
为了父亲一天全勤10分标准，母亲不惜被打破头与人争论，是因为她对父亲在外奔波的危险和艰辛刻骨铭心。1975年夏天，村里修建居民点，安排父亲去外地采购木材。这天一大早，父亲就带着村里的拖拉机去附近林场拉木材。返回时，为节省几毛钱车费，便趴在拉满木材堆积如山的车厢上。那时候乡村马路全是泥巴沙子铺成的土路，崎岖不平、高低起伏，车子颠簸的厉害，像坐过山车。就在离家约一公里的地方，父亲一时走神松了下手，便被狠狠地甩到半空，又重重地砸回地面，顿时昏死过去、失去知觉。附近村民纷纷赶来，和拖拉机师傅一起，七手八脚把昏迷中的父亲抬放到旁边的青石板桥上。母亲接到消息，顿时如五雷轰顶，心中茫然，不知所措。好一会才缓过神来，呼天抢地地拖着一堆儿女，往出事现场跑去。母亲看到父亲紧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地躺在青石板上，紧紧地把他搂在怀里，呼喊着父亲的名字，哭得差点晕了过去。父亲好像被阎王爷拒收了似的，在母亲悲痛的哭声和孩子们的摇喊声中，竟然缓缓地挣开了眼睛。最后，父亲被送往十几公里外的大忠桥区医院，住院治疗了几天，又返回村里参加劳动。
经过母亲的极力争取，保住了父亲一天全勤10分的分粮标准。但我们家分得的粮食仍然不够吃。我们一家八口，八张嘴吃饭，而且男多女少，个个都特别能吃。家里分得的粮食，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了下顿。曾经听父亲讲，为了多给家里挣口粮，母亲在我不满周岁时，就狠心地把我断奶，交给长我两岁多的姐姐，自己就领着几个年长一些的哥哥下田干活挣工分去了。有一次，姐姐带着我去村子外边玩，玩累了就在外边睡着了。大家从地里干活回来，就忙着做晚饭，没有注意到姐姐和我还没有回家。到大家做好并吃完了晚饭，还是没有发现。晚上十点多，大家洗漱完毕，准备上床睡觉，母亲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少了姐姐和我。父母开始急了：两个幼小的孩子这么晚还没有回家，不会是被人贩子拐跑了吧？当即便唤来二叔二婶、三叔三婶，领着几个哥哥打着马灯分头去找，几乎找遍村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发现我们的踪影。于是，大家扩大寻找范围，再次到村子外边去找。最后，在村外一里地远的坟地里，发现姐姐和我正仰躺在一个坟堆上，打着鼾儿、睡得正香。
待我稍稍长大一些，不需要别人照顾看护了，母亲就安排姐姐干些扯猪草、剁猪草、喂猪等活儿，我则被安排去摸鱼抓虾、生火做饭。在母亲调教下，我们兄弟都在很小时就学会了烧菜做饭，如今个个厨艺相当了得。长大以后，每逢重大节日或家庭聚会，大家都会争着露上一手，把一桌菜肴做得丰富多样、色香味美。
（三）
为解决粮食不够吃的问题，父母俩一合计，决定自己打造一个碾制糙米的设备——“擂子”，提高粮食出米率。
父亲砍来竹子，锯成一段一段的竹片，削成丝线一般的篾条。先用竹片和篾条编织出“擂子”的外模，然后弄来一些牛粪和石灰，搅拌成浆糊状填充进去。不出几天，一个碾制糙米的“擂子”便大功告成。我们通常吃的米，是机器碾出来的，去掉了稻谷的外壳和米皮，出米率只有75%左右，颜色呈白色，吃起来口感软糯，叫做“精米”。而“擂子”碾出来的米，只退掉了稻谷的外壳，保留了“精米”外层的米皮，出米率可以达到90%以上，颜色呈淡黄色，吃起来像高粱米和小麦粒一样口感粗糙，叫做“糙米”。我们家就靠着长年吃糙米饭，搭配一些红薯、南瓜之类的杂粮，才勉强解决粮食不够吃的问题。比我年长两岁的堂哥、三叔家孩子孟庚，看到我们吃糙米饭有滋有味的，顿时觉得自己家精米饭不香了，硬吵着要到我们家吃糙米饭。三婶觉得过意不去，只好拿来一些自己家的精米补偿我们。
吃饱肚子都成问题，父母哪里还有闲钱给我们看病？我小的时候皮肤不好，全身长满疖疮、奇痒无比。由于没有得到及时处置，便灌满脓汁、疼痛难忍，晚上无法安然入睡。病情一拖再拖，右脸颧骨部位一个脓包越肿越大、越鼓越高，使得整个面部扭曲变形，也影响到了右眼视力。父母实在没有办法，为了省钱便带我到邻村一个李姓“赤脚医生”那里诊治。这个医生毫无诊疗经验，也没有专业医疗设备，认为把皮下深处发炎灌脓的毛囊头挑出来，再做一些消炎处理就好了。便找来一根织毛衣用的铁钎，用煤油灯烧红做一个简单消毒，便直接捅进我右脸的脓疱里拨弄。结果，不仅没有医好，还造成我右脸伤口大面积感染。父母也不好意思怪他，只好四处筹钱把我送到大忠桥区医院治疗。最后，我身上的疖疮全部治好了，但是右脸因为治疗方式不当，留下一道永久的疤痕。
这道疤痕，让我差点失去当兵的机会。同村有个孩子一起参加招兵体检，左脸也有个伤疤，没有被批准入伍。他的家长看到我脸上也有疤痕，却被录取了，非常不服气。便找来一个高音喇叭，在体检现场大声喊叫：“不公平！不公平！别人身上有伤疤可以批准入伍，凭什么我家小孩就不行？”无奈，乡武装部长只好亲自出面向他解释，部队招兵文化水平要求是初中以上学历，人家高中文化程度，你孩子小学都没有毕业，当然不能录取。这位家长听了，不好再辩驳，只好悻悻作罢。这道疤痕，也使我几次与做部队首长家乘龙快婿的机会失之交臂。军校毕业到部队工作不久，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埋头写稿，突然来了位肩扛大校军衔的女军官，围着我前后左右地仔细打量，然后与我的领导窃窃私语几句，就有些失望地离开了。事后，领导告诉我：这位女大校是五号首长的太太，正在为他们家女儿物色对象，听说我们这里分来你这个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高材生，特意过来考察你的。领导还特意详细询问了我脸上这道疤痕的来历，当我把事情的原委道出，领导连连摇头：“有点可惜了，有点可惜了。”但是，我自始至终也没有觉得可惜，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靠天靠地靠别人，永远不如靠自己踏实安心。
实行包干到户以后，我们家的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父亲得到平反，被召回乡政府企业办工作，每月可以领到几十元工资，家里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土地按人头分到各自然户，大家的劳动积极性得到极大激发，各家各户精耕细作，粮食产量逐年增收，不再有吃不饱饭的情况。国家放开政策限制，允许农民自主发展副业生产。勤劳的母亲在带领大家精心耕种的同时，在自家田间地头开出一片片菜地，种植了各种各样的时令蔬菜，饲养了大批的家禽牲畜。母亲还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卖部，从县城批发一些副食品、小商品回来，零售卖给邻里乡亲，赚些差价补贴家用。有一次，村里放露天电影，颇有些商业头脑的父亲觉得，弄一些瓜子花生之类的零食到电影场卖，说不定很畅销。便炒了一些瓜籽，用旧报纸包成十份，定价一毛钱一份，让姐姐和我拿到现场去卖。我们带着瓜籽来到电影场，生性腼腆的姐姐磨磨蹭蹭半天，始终也不敢开口。便捣鼓着让我来叫卖：“巧合（注：我的乳名），你嗓子大些，你来喊。”我也感到很不好意思，又极力地跟姐姐推脱：“你是姐姐，年龄大些，你喊嘛。”就这样，我们姐弟俩你推我、我推你，到电影散场，谁也没敢开口叫卖。最后，十包瓜籽剩下五双，又被带回家里。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哥到了该结婚的年纪。经三婶牵线，大哥与三婶娘家肖家村镇大屋村李家的秧秀相识。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了解，很快把婚事确定下来。父母非常开心，压力也随之而来：给大哥大嫂完婚，把他们俩口子安顿好，便成了家庭当前的头等大事。家里原有的几间瓦房明显不够住了，父母充分发挥我们家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农闲时间带领大家挖土方、打地基、制砖瓦，很快在老房子旁边兴建起两间土砖平房。然后，父母买来一批木材，请邻村的木匠打制一批桌椅橱柜。又买来一批面料，请来当裁缝的姑妈缝制一些被褥衣裳，终于把大哥大嫂的婚事安排妥当。大哥大嫂成婚不久，父母就给他们另立炉灶、分家单过。
没过两年，二哥又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父亲的远房表弟、本村五组的邓重虎，与我们家刚好相反，育有五个女儿一个儿子，且刚好与我家兄妹年龄相仿。一次喝酒，父亲半开玩笑地提出，要与他结儿女亲家。未曾想，远房表叔邓重虎也正有此意，当即便决定把自己的二女儿玉香介绍给二哥。两个年轻人经过交往，感觉很投缘，不久就定下终身。于是，安顿好二哥二嫂，又成为摆在父母面临的紧迫问题。父母在村外的牛栏山申请到一块宅基地，又像移山愚公一样，带领我们业余饭后开挖土方、平整土地，自建土窑、烧制砖瓦。很快，又一栋两层六间的红砖瓦房拔地而起。父母腾出两间给二哥二嫂办完婚事，又将他们俩口子分家单过。
又过了两三年，三哥与堂婶家的外甥女、隔壁五星村莫家的玉仙定下婚事。此前，三哥在父亲的安排下，已经去区办煤矿上了几年班，已经有了一笔不少的积蓄。父母又贴补了一些资金，资助三哥在牛栏山新建房子的旁边又建起一座二层三间小洋楼，扶持三哥三嫂也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
到上世纪90年代初，父母肩头的担子才稍稍轻了些。四哥1985年考上师范学校，1988年回到乡中学当了老师，基本不再需要父母的扶助。我1991年高考落榜，但是不久就当兵入伍，之后便考上军校长期留在了部队，彻底走出了父母的视线。姐姐在我当兵不久后出嫁，自然也不再需要父母操什么心。
身上的担子和压力轻了，母亲便在我当兵的第二年，把自己的几亩田地分给三个在家务农的哥哥，跟随父亲去了乡政府生活。农忙时节，偶尔帮忙照看一下年幼的三哥家孩子映秋和姐姐家孩子双申，才得享几分自在清闲和天伦之乐。1995年父亲退休，母亲又跟随父亲回到老家休养。
（四）
我们家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父母对我们兄妹的教育却从来没有缺失。至今仍然让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小时候父母给我们兄妹制定的“十条家规”。
“十条家规”具体内容，随着年代久远，已经记得不太完整了，印象中大抵有“不浪费粮食”、“不顶撞父母”、“尊敬师长”等日常行为规范的内容要求。父亲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把“十条家规”誊写好，张贴在饭桌旁边的空墙上。我们兄妹谁要是犯了错，就会被罚跪在“十条家规”前，逐条进行对照检查，找准并大声读出自己的过错，作出保证不再重犯。其他人则在一旁接受警示教育，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重犯类似错误。我家“十条家规”的故事声名远播，家乡的《祁阳报》曾经专门进行了采访报道。
父亲是“十条家规”的谋划制定者，母亲则是“十条家规”的坚定执行者。小时候我与四哥的一次冲突，至今还记忆犹新。我饭量大，吃得多、长得胖，被哥哥姐姐们赠送一个“地主”的外号。意思就是，我干活不多、吃得不少，像旧社会的地主一样，剥削了大家的劳动。有些音乐天赋的四哥，便自娱自乐、自编自唱一首《周翠丽胖婆，嫁给王巧合》”的儿歌嘲弄我。周翠丽是村里的一名下放女知青，长得五大三粗、腰肥膀圆，二十好几还没有找到结婚对象。那时候，二十多岁尚未婚嫁，绝对是妥妥的“大龄剩女”了。虽然我是个未满十岁的孩子，却对大龄、肥胖的异性有着天然的反感和排斥。我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打击，便手里抓了根棍子，追撵着四哥要打他。结果，被母亲看到了：“弟弟竟敢追着哥哥打，这还了得？”母亲将我抓到，一顿麻辣荆条侍候，并把我拧到“十条家规”前，让我面壁思过、检讨反思。待我承认错误，向四哥赔礼道歉，表态不再重犯后，才算翻篇过去。
年少的我顽皮捣蛋，没少挨父母的胖揍，我也曾经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过抗争和反叛。我的三叔是一名小学教师，家里育有两女一男三个孩子，他们家从来不打骂孩子，教育方式温和很多，让我很有些艳羡。我曾经天真地以为，父母经常这样揍我，肯定是家里男孩子太多，不懂得珍惜。有一次，当我再一次犯错被母亲揍过以后，便撒丫子跑到三叔家里，提出让自己到他们家做儿子，让他们家小芳到我家做女儿的幼稚想法。三叔三婶故意逗我：“好呀，只要你爸妈同意，我们也没有意见。”我觉得，三叔三婶这样说肯定是同意了。父母经常这样揍我，绝对是不喜欢我，如果真的要换，肯定也不会不舍得的。当即便喧宾夺主地拽拉着小芳要往门外撵：“这里现在是我的家，你不要在这里了，快回到你自己家里去！”结果，小芳被我弄得哇哇大哭，三叔三婶哭笑不得。
父母对我们要求严格，自己也身体力行给我们作表率。对待邻居老人，父母就像对待亲生父母一样敬重，他们家有什么大事、重活，不用招呼父母都会主动去帮忙。村里有个叫满妹仔的五保户，无儿无女、孤苦伶仃。我每次从外面摸鱼回来，母亲都会分出来一些，让我给她送去；农忙时节，邻居老九叔三岁多的孩子贻红无人照顾，家里的耕牛也无人看管，找到母亲：“嫂子，能否麻烦你帮个忙，让我们家贻红跟着王巧合去放牛？”爽快的母亲二话没说，一口应允。当时我也才七八岁，放好自己家的那头牛都不容易，这下交给我两头牛，还要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可把我害惨了。贻红年纪小，走平路都慢悠悠的，山路更加走不稳，一路上只能背着他。两头牛凑到一起也不老实，到了山上就发疯似地乱跑。我只好背着贻红，一路小跑地紧跟在后面。生怕把牛跑丢了，或者糟蹋了别人的庄稼，回去挨母亲的责骂。到太阳落山傍晚来临，我把贻红和两头牛弄回家里，差点累得虚脱。第二天一大早，老九叔照例又把贻红和耕牛交到我手里。一直到我去外地读初中，小贻红都是我忠实的放牛伙伴。
父母良好的家庭教育，也使得我们这个家庭书墨飘香、人才辈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湘南农村，每个家庭都以自己家孩子能够吃“国家粮”、捧上“铁饭碗”为荣。国家恢复高考前，只有家庭成份好的孩子，才有被推荐上学深造的机会。受父亲被打倒的影响，三个年长一点的哥哥都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很早就辍学回家，跟随父母挣工分养家、替父母分忧了。父亲自平反回镇政府工作后，四哥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光荣的小学教师，吃上了“国家粮”；我虽然高中毕业以三分之差名落孙山，但从军入伍后以全系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素有“军中北大”美誉的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成为一名革命军官；之后，大哥家孩子长龙、四哥家孩子王希等多名晚辈又相继考上大学，毕业后都谋得一份体面的体制内工作。
（五）
虽然父母在我们小时候订立“十条家规”，教育我们不能顶撞父母长辈。但是我这辈子，还真有过一次对顶撞母亲、对她大发雷霆的事情，至今记忆犹新，令我终生难忘。
1991年底，我体检合格被批准应征入伍。出发前一天晚上，家里来了几个亲戚朋友，跟我壮行送别。
父亲安排三哥到门前的池塘里捉了一条大草鱼，母亲逮了自己喂养的一只鸡和一只鸭，又到自家菜地里拔了蔬菜。四道大菜招待他们。我负责下厨炒菜。
我做好第一道菜，还没有端上桌。大哥家孩子长龙、王虎，二哥家孩子王蔚、王春，打着手电、端着米饭蹭菜来了。
母亲平时就非常疼爱这帮孙子孙女。在她的默许下，客人们还没有上桌，孩子们就开始夹菜吃。待我第二道菜上桌，第一道菜已经被吃得差不多了。当我把全部四道菜做好端上来，桌子上已经有两道菜干盘现底，桌面是一遍狼藉。
看到这种情况，我特别生气，把他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你们还懂不懂礼貌？就不能等到大家都坐上桌再吃吗？”母亲对我训斥他们也非常不满，随口怼了我一句：“又不是吃你的，你有什么资格教训他们？你自己还吃着我的呢。”
我听了母亲的话，更加火冒三丈。重重地放下端在手中的第四道菜，大吼一声：“你们吃，我不吃了！”气冲冲地径直出了大门。屋外的台阶上，放了一个盛满水的铁桶，我还嫌不解气，抬起一脚，就把跟前的铁桶狠狠地踢了出去。
铁桶被踢出十几米远，被踢的一面深深地陷了进去。踢完铁桶，我还跟母亲赌咒发誓：“你放心，我以后再也不吃你的了。如果我到部队后混不出个名堂，我就是“交郎”（注：湖南祁阳方言“当上门女婿”）到别个屋里，也不回到你杉木冲（注：老家村庄名）来了！”
这个被我踢坏的铁桶，父亲一直没有修复，也没有舍得扔掉。被他收了起来，放在老屋二楼的角落里。每当我情绪冲动、管控不了自己的情绪时，父亲就会提及这个铁桶的故事，把它作为教育我遇事要克制冷静的实物教材。
母亲的话，的确深深刺痛了我。但是，我打心底从来没有生过她的气，也没有怪罪过她，反而对她充满感激之情。在后来数十年的人生历程中，也让我越来越明白：当我们自己羽翼未丰，也确实没有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努力上进、不懈奋斗，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足够优秀。
三十多年过去，这个铁桶始终激励着我，让我时刻保持清醒，不敢懈怠，砥砺前行。自从入伍到部队后，我的人生轨迹的确没有再驻留在老家杉木冲那个旮旯里。我从陕西武功空军某高炮团政治处新闻报道员起步，经过两年多的蛰伏和砺炼，考入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大学毕业后，先后辗转黑龙江、北京、广州等各地空军部队从事军事新闻报道工作。2011年，转业到地方政府部门工作。
也就是从入伍当兵起，我就逐渐成为了父母的骄傲，成为他们平时与人聊天频率最高的话题和谈资。父母与人唠家常，经常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到我身上，“我家王巧合最近入党了”、“我家王巧合今年荣立了三等功”等，言语间充满着骄傲和自豪。2003年，我出版了新闻作品集《加油，为中国空军的腾飞》。父亲信中一再嘱咐，一定要多寄些给他，送给他的好友们做纪念。我给他寄了满满两大箱200余本，他还嫌不够。逢人便派送一本，一脸自豪地说：“这是我家王巧合写的书，送你一本纪念。”首批200多本书，很快被他一送而光，这年我探家归队的时候，还再三叮嘱我回去再补寄一些给他。2012年，父亲脑血栓复发离世。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书桌上还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摞没有送出的书。
母亲为我引以自豪的，还有我跑马拉松的经历。有一段时间，我因为平时应酬多，长期缺乏体育锻炼，体重一度剧增至205斤，身体各种指标严重超标，健康状况每况日下。2016年7月，我开始通过跑步来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经过多年坚持和努力，体重减到140多斤，跑步能力也得到显著提升。四年时间完成半马1300多个，全马100多个，跑步里程达到环地球一周40076公里，全马PB达到2小时58分，相继获得广州市100公里超级马拉松冠军、环西洞庭湖123公里国际超级马拉松第6名，参加全程马拉松比赛100余场，完赛奖牌挂满整整一面墙。母亲看到我坚持不懈的恒心和毅力，感到既自豪又心疼：“你太狠（注：湖南祁阳方言“厉害”）了，还是要适当注意一点，莫太下米（注：湖南祁阳方言“努力”）了。”
2018年12月，接母亲来广州玩，恰逢我要参加广州黄埔马拉松比赛。母亲特意提出，到现场观看比赛，给我加油助威。马拉松比赛7点30分开始，我预计自己三小时左右完赛，特意叮嘱妻子：“你们不要太早过去，10点半前到终点等我就行了。”母亲兴奋得很，不到六点就起床了，一个人在房间走来走去，焦急地等待着。七点多，妻子陪母亲吃过早餐，便带她打车去赛场。路上，年老体虚的母亲有点晕车，吐得出租车上到处都是。妻子劝母亲，如果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去了。母亲说，等下就好了，还是去看看吧。硬是坚持来到比赛终点等我。10点30多分，我在母亲的注视下到达终点、跑完全程。母亲看到寒风里穿着短裤背心，却又跑得满头大汗、浑身湿透的我，不住地啧啧称赞，连连竖起大拇指。
我把完赛奖牌挂到母亲脖子上，想让她也感受一下胜利的喜悦与自豪。母亲开心极了，仔细地用手抚摸着奖牌，笑得一直没合拢嘴。在妻子提议下，我和胸戴奖牌的母亲合了个影，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个开心、美好的瞬间。母亲返回老家时，特意叮嘱我把那张马拉松比赛的现场合影放大一张，装裱好给她带走。如今，这张照片还悬挂在母亲住房客厅里。这张照片，承载着母亲的几多自豪、几多欢乐。
（六）
承欢膝下，是每个父母的美好期愿。望子成龙，却又让这个期愿充满变数。我们在父母期待的眼神里，人生道路越走越远、越飞越高，却又把父母滞留在原地，疏于对他们的照顾。对我们这些从军报国的游子，更是这样。军人忠孝两难全，入伍到陕西，上学到南京，毕业到黑龙江和北京等地工作时，我还是个没有结婚的毛头小伙，住的是集体宿舍，没有条件接父母到部队玩。每年只有在国庆、春节等时间较长的假期，回家乡探望父母。
1999年初，我从北京调到广州。然后相继结婚、生子、买房，有了自己温暖稳固的小家。除了假期回乡探望之外，我和妻子每年都会接父母来广州玩几次。他们每次来广州，都玩得很不安心，住不了几天，就吵着要回去。主要是他们在老家劳动惯了，突然让他们闲下手来，感觉很不习惯。另外，我们平时都要上班，只有双休日才有时间陪他们。我们去上班时，他们只能呆在家里看看电视打发时间。偶尔下楼与其他老人聊聊天，也没有其他什么娱乐活动。而且，母亲对扑克、字牌、麻将之类的娱乐活动非常抵触，自己一辈子没沾过，也见不得别人在她面前玩。我曾经多次劝她：“老年人适当打打牌，可以锻炼锻炼脑子，对预防老年痴呆有好处。”她却反怼我一句：“我有那个闲工夫，去做点其他有益处的事情不好吗？”
有一次，我接父母来广州玩。父亲在家里待着实在无聊，便忍不住跑到楼下和同一小区里的其他老人玩起了扑克牌——双升级。他们本来玩的是不带赌钱、纯属消遣娱乐的扑克，母亲在二楼我家阳台上看到了，便大声叫唤父亲：“莫打了，快回来了，那个牌打起有什么益处嘛？”最后，父亲不好抹母亲的面子，只好悻悻地扔下手中的纸牌，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中。没过几天，父亲待得实在无趣，便让我给他买了车票，送他回了老家。
2012年父亲去世后，母亲来广州玩更加不安心了。母亲不会说普通话，我所住小区没有老乡可以串门，除了我和妻子下班回家陪她说说家乡话外，平时连一个陪她说话的人也没有。我们家大门后来还安装了指纹锁，想给母亲录个指纹，可是母亲操劳一生，十个手指的指纹早就磨光，根本无法录进去，进出家门也很不方便。此外，母亲不会使用电视遥控器，平时喜欢看的中央七台戏曲频道和河南卫视的“梨园春”栏目，需要我们每天上班出门前帮她调好才行。如果她不小心按错按键，就不知道如何再次打开。母亲没呆上几天，又吵着要走：“还是回到老家舒服自在，你这里像坐牢一样，还是送我回去吧。”最后，实在拗不过她，只好抽空把她送回老家。但是，回去没多久，又在电话里提出让我接她到广州玩。其实，父亲去世以后，母亲落单没了伴，在哪里都是孤独的。
2016年夏天，我们又一次接母亲来广州玩。她突然跟我说：我这辈子还没有坐过飞机，能不能带我去坐一坐飞机？我和妻子当即决定，休几天年假，陪母亲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坐飞机去厦门旅游。母亲特别兴奋、开心，毕竟这是她此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飞行之旅”。那天，我们买的晚上七点的机票。原计划九点多钟到厦门，十点多钟到宾馆住下，第二天便可开开心心地游玩。可是，计划没赶上变化，飞机因为气象原因晚点。起飞时间一推再推，到深夜十二点还没有动静。母亲习惯了早睡早起，晚上一般不到十点就睡了，早上不到六点就起床了。飞机晚点，让习惯了早睡早起的她焦躁不安，隔几分钟就问我一次：“飞机来了没有？怎么还不出发呢？”我说：“飞机晚点是很正常的事，我们耐心等吧。”问了多次，也没有等到登机的消息，母亲非常懊恼，沮丧地说：“早晓得是这个样子，就不跟你们出来了。”
凌晨一点多，飞机终于起飞。到达厦门，已是凌晨三点多。待我们到宾馆洗漱完睡下，已经是凌晨五点了。我迷迷糊糊地躺在宾馆的床上，还没有完全睡着，妻子就把我推醒：“你听，老娘好像在宾馆走廊里到处敲门找你。”我赶紧麻利地穿上衣服，打开房门观看。发现母亲在宾馆走廊里，用家乡话大声地喊着我的乳名，逐个房间地敲门。原来，天已经大亮，母亲睡不着了，想找我陪她出去走走。可是，她又记不清我和妻子住哪间房了，只好逐个房间敲门找我们。我赶紧叫住母亲，并一个劲地向一些正在开门探看情况的住客赔礼道歉。然后，返身跟妻子说了声：“你们先睡，我陪妈妈到外面大街上转转，带她吃点东西。你们睡醒了再给我打电话。”然后，顶着浓浓的倦意，陪母亲到大街上转悠去了。
大致是2019年下半年以后，姐姐就多次在电话里告诉我，母亲已经患上老年痴呆症了。刚刚说过的话，刚刚做过的事，一转身就忘得一干二净。去镇上赶墟（注：湖南祁阳方言“赶集”），买了一大堆东西，放在家里常常忘了吃。有一次出门，竟然找不着家了。后来我才听说，那次母亲去姐姐家串门，想抄近道从对面的山头上翻过去。可到了山上，犯迷糊了，一个人在山里七转八转，快到天黑了还没有走出去，弄得满脸土灰、浑身湿透。幸好被一个路过的邻居发现，把她领回了家，才避免更危险的事情发生。
听到这种情况，我不敢再接母亲到广州玩了。因为我觉得，广州街道路况复杂，如果没有人天天陪着母亲，自己一个人出去就有可能走失。我和妻子都是上班一族，平时哪里有时间陪她，如果把母亲走丢了，对其他兄妹也不好交代。我想，这种情况下，以后只能在节假日多回去看望和陪伴她了。
2020年1月底，全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为防止疫情扩散，各地纷纷实施禁止人口流动的疫情防控政策。老家政府陆续发来的短信、小视频，劝止我们这些异地游子返乡省亲，甚至还听说有人回乡未及时进行健康申报，导致疫情扩散，被拘留或判刑。别说平时和双休日，即使春节、清明这样的重要节日，我们也回不去了，只能隔三岔五给母亲打打电话。如果有侄子侄女在她身边，我们就打开手机视频，看看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聊慰我们对她的思念之苦。其实，母亲自从患上老年痴呆以后，我们每次给她打电话，她也不一定能够分得清楚是谁打的，也可能过一会就忘记了这个电话。或许在外人看来，这是在做无用功。但是，我们能够清楚感知到，母亲每次接到电话，是非常开心快乐的，即使她过后忘记了电话内容，至少可以改善她的不良情绪，减轻她内心的孤独寂寞。
就这样，一场疫情把我与母亲阻隔在湘粤两地，一连三年未能团聚。
（七）
2023年1月底，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全面放开，恢复了人口正常自由流动，人们又可以像疫前一样正常出行。
春节假期即将来临，我和妻子没有多想就果断作出决定：回老家陪母亲过年，弥补一下疫情这几年对母亲疏于照料的愧疚和歉意。我和妻子还特意休了几天年假，也没有把回乡过节的消息告诉任何家乡的亲友、同学，专心专意陪陪母亲。
腊月二十七，我们驱车500多公里，从广州回到了梦萦魂牵的家乡，终于见到了久别三年、日思夜想的老母亲。那一刻，母亲心里甭提有多高兴。母亲已经记不得我的乳名，但是她心里清楚，是她在广州工作的“满崽”（注：湖南祁阳方言“小儿子”）回来陪她过年了。家里来了客人，或每逢有人从家门口经过，不管我认不认识对方，或者对方熟不熟悉我，都兴奋地向人介绍：“这是我在广州工作的那个满崽嘛。”言语中依然充满着自豪和骄傲。
母亲最大的爱好，是到镇上赶墟。每月尾数逢三六九的日子，是老家三口塘镇赶墟的日子。母亲前些年没有患上痴呆症的时候，经常一大早就拎着一个藤篮去镇上赶墟。从家里到镇上，三公里路程，母亲除下雨天坐车外，其他时间都是走路去、走路回。母亲走起路来，动作麻利、健步如飞，年轻人都不一定能跟得上她。到了墟场，她要从东头逛到西头，又要从南头逛到北头，几乎要逛遍市场每个角落。见到熟人，就停下来寒暄几句。见到想买的东西，就停下来侃价。侃好了价格，又要精挑细选半天。一路聊过去、侃过去、选过去，不到中午十二点不会返家。得了老年痴呆后，哥哥嫂嫂们怕她一个人出去犯迷糊回不来，就不许她去赶墟了。
母亲的另一个爱好，是去二十公里外的县城玩。四哥四嫂很早就在县城买了房子，早些年母亲健康时，他们隔三岔五都会接母亲到县城玩几天。我们每次回老家看望母亲，也会开车带她到县城玩。母亲到县城玩，也就是逛逛市场、逛逛超市。她对大街上、超市里每一样商品都特别感兴趣，这个看看、那个摸摸，看了商品标价，却又舍不得买，止不住的咂嘴感叹：“现在的东西怎么那么贵噢。”你若执意要买给她，却又极力地阻止：“花那个冤枉钱干嘛呀。”最后，她几乎逛遍了所有大街，什么也没有买。我们只好偷偷买下她感兴趣的东西，悄悄放进她的橱柜里。
这次回来陪母亲过年，自然少不了陪她逛县城和到镇上赶墟。回家当天，我和妻子把行李刚卸下，就跟母亲说：“妈妈，等下我们带你去县城玩，顺便置办一些年货物资。”母亲一听说要带她去县城玩，顿时开心得像个孩子，转身回到屋里拿了个平时赶墟的藤篮，动作麻利地登上了我的车。
十来分钟车程，就到了县城。这次回来过节时间长，一日三餐要安排好，我们首先来到王府坪农贸市场，准备采买一些肉类和蔬菜。我让妻子在车上等，我陪母亲去买东西。母亲本来就喜欢赶墟，挑菜砍价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我想试试母亲的痴呆病情到底有多严重，便让她来挑菜、砍价，我负责买单付款就是。母亲在买菜过程中，可一点也不糊涂。同样的菜品，哪个质量好，哪个质量差，她心里门清得很，还不时转过头向我传授选菜的经验。砍起价来，经验还是那么老道，价格40元一斤的羊肉，硬生生被她砍到了35元。菜贩子对她竖起大拇指：“这个老太太厉害！”但是，我们买完菜回到车上，母亲对在车上等待的妻子不认识了，指着她偷偷问我：“这个女的是哪个？”我啼笑皆非、无言以对，心头泛起一阵莫名的酸楚。
买好肉菜，我们又来到万联超市采买糖果、干货和水果。我还是采取老办法，让母亲自己挑选商品。母亲还是像以前一样动作熟练，在超市里糖果、干货和水果区，这挑挑、那选选。标明可以免费品尝的，她捡起一些放嘴里尝尝。确定要买的，就到旁边找个塑料袋，精挑细选着往里装。母亲平时节俭惯了，舍不得让我们多花钱，确定要买的东西，每次都买那么一点点。我劝她：“多买一点，过年要吃的东西多，不要舍不得。”母亲连连咂嘴：“啧啧，这些东西都太贵了，买多了吃不完浪费了。”买完单出超市的时候，我和妻子看到有个摊位卖棉鞋，考虑到天气寒冷，打算给她买一双。母亲连连阻止：“不要买，不要买，我屋里有好多双，莫花那个钱了。”我和妻子劝了半天，才勉强同意买下。回到家，母亲让我把采买的东西搬下来，全部放到她的橱柜里。第二天起床，母亲专门过来问我：“柜子里那么多东西，是哪个拿来的？”昨天带她去县城逛街的事情，在她脑子里已经全部清零了。
腊月二十九，我们又开车带母亲去镇上赶墟。第二天就是春节，墟场上车水马龙、人山人海，我跟在母亲后面，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梭。母亲对墟场每一个角落都非常熟悉，一路走一路不停地向我介绍，这个是“雷永德超市”，那个是“席文国饭店”，如数家珍、了若指掌。母亲一般都在熟悉的档口买东西，对那些她熟悉的、长期在墟场做生意摊贩，仿佛已经印刻在脑子里了似的，一个也没有叫错名字。在墟场里，母亲还遇到一个近二十多年没见的熟人，竟然还特意挤过去，跟她热情地打招呼、唠家常。事后还给我介绍：“这个女人的老公和你爸爸是同事嘛，以前我跟你爸爸在乡政府住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聊天的，后来你爸爸退休就没有见到了。”母亲的表现令我惊叹，也让我难以置信，一个老年痴呆病人，连自己的子女都叫不出名字了，竟然对一个多年不见的邻居，印象还那么深刻。即将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鱼摊卖的鲤鱼很新鲜，五元钱一条，便擅做主张买了八条，40元钱。可把母亲心疼坏了，一个劲地责怪我：“这个鲤鱼有什么好吃的？白给我都不要，还五块钱一条呢。还是你这个“刨火子”（注：湖南祁阳方言“不懂行”）的钱好骗一些。”
大年三十这天，二嫂跟我说：“今年我们家王蔚一家在广西他岳母家过年，要不把你三哥、四哥和姐姐几家叫上，大家在我家里一起陪老娘过个年，怎么样？”我欣然应允。大哥家孩子王虎今年刚在广东中山买了房子，按照习俗要在新房里过一个年，他们一家也没回老家过年。我们回到老家过年的五个兄妹，一起陪母亲过个热闹年，母亲肯定最开心了。于是，我把这些天陪母亲逛街采购的物资全部搬到二哥家，又去镇上采购一批烟花鞭炮，筹划着把过年气氛搞得更加热闹、隆重些。除夕，自然是我和四哥主厨，姐姐、嫂嫂们打下手。大家七手八脚，很快就做好一桌丰盛美味的菜肴。开饭的时候，鞭炮响起、烟花绽放，大家品着佳肴，喝着美酒，唠着家常，母亲在满堂儿孙陪伴下，开开心心地度过她此生最后一个春节。
大年初三，小舅妈和表妹幼艺从长沙回老家。小舅妈是母亲的“闺蜜”，平素关系非常要好。这几年，小舅妈在省城给幼艺看管孩子，回老家的时间比较少。前些年母亲身体好的时候，小舅妈会让幼艺接母亲去长沙小住几天。小舅妈这次回来，我作为晚辈，肯定要给她拜年的，两个“老闺蜜”自然也要见上一面。我和幼艺合计，决定带他们到老家的网红旅游基地——油茶基地长塘水库游玩。母亲懵懵懂懂地，中午在表姐家跟小舅妈同一张桌子吃饭，竟然没有把她认出来。饭后去长塘水库时，小舅妈故意逗她：“你认不认得赵月英（注：舅妈的名字）嘞？”母亲说：“认得呀，她是我屋里老弟媳妇嘛。”小舅妈说：“我就是赵月英呀。”母亲将信将疑，一脸疑惑。小舅妈摘下自己的帽子，让母亲一顿仔细端详。待了好一会儿，母亲终于把小舅妈认了出来，一脸不好意思地和她抱在一起。当晚，为了让两个“老闺蜜”多待一会，我把母亲留下，一个人回去了。
大年初六，我和妻子要返回广州上班。与母亲告别，母亲很有些不舍，守在我已经启动的车子旁边，久久不愿离开。几次敲下车窗，反复地问我：“你晓不晓得我的电话号码的嘞？你有空就多给我打电话嘛。”我说：“晓得的，一周给你打一个，可不可以？”母亲说：“反正你有空就打嘛。”等我应允了，她才缓缓地退到一边，让我摇上车窗、开车离去。
（八）
正月初十，我回到广州上班的第五天。二哥和姐姐突然来电话，说母亲在洗澡时摔倒受伤。原来，正月初十那天，外甥双申的女儿嘉颖十岁生日，在家里搞烧烤，特意接了母亲去吃。母亲平素没吃过烧烤，感觉味道很好，就忍不住多吃了一些。可能是上了年纪消化不好，母亲当场就吐了自己一身。外甥媳妇小莫只好赶紧开车送她回去休息，车上也被吐得一踏糊涂。
母亲平时就爱干净，一身秽物哪里安得了身？待身体感觉稍好一些，便自己动手烧水洗澡。大家吃完中饭回来看望她，任凭怎么敲门、呼喊，都没人答应。破门而入，发现母亲穿着棉衣坐在浴盆里，浴盆里放满了水，水冰冷冰冷的，全身衣服都已经湿透。母亲一声不哼地，双手在水里不停地划动，想起身又起不来的样子，冻得瑟瑟发抖。大家赶紧七手八脚地把她抱到床上，脱下她被水浸湿的衣服，擦干身体上的冷水，并给她捂上一层厚厚的被子。等了好一会，母亲才缓过神来，身体开始恢复知觉，嘴里“哼哼”喊疼。仔细检查，发现母亲的右大腿肿得奇大无比，乌紫乌紫的，已经不能自由活动了。大家开始以为，母亲右大腿被浴盆坚硬的边沿给顶骨折了，便请了老家小有名气的土郎中来诊治。连续治疗了几天，一直不见好转。
因为春节前休完了年假，开工后手头积压事情较多，不好继续请事假。母亲出事后的第三天，星期五。考虑到接下来有两天双休，我便提前两个小时下班，买好一张下午四点的高铁票回了老家。傍晚七点多，终于见到病床上的母亲。我问她：“妈妈，你感到哪里不舒服？”她什么也没说，就是嘴里直“哼哼”。姐姐告诉我，妈妈右大腿肿起好大一个包，身子已经完全动弹不得，翻个身都要我们帮助才能完成。但是，这几天神志比以前清醒了，痴呆症状好像轻了许多，能够跟她“同频”说话了。
这几天来，一直是姐姐和二嫂在侍候。考虑到自己平时照料母亲少，决定自己亲自服侍她两天，周日回广州时再交给她们服侍。照顾母亲还真不轻松，白天母亲睡着的时间多，大家也还可以帮一把，倒不是太难。到了晚上，尤其是凌晨大家都睡下以后，母亲就不安宁了。可能是疼痛发作，整晚喊疼睡不着。母亲有严重的糖尿病，容易口干，隔几分钟就喊着要水喝。给她喝了水，尿又特别多，不到半小时就要上一次厕所。要喝水问题不大，倒杯热水插个吸管可以让她自己吸。上厕所就不太好办了，因为母亲完全不能动弹，要抱到床边坐便器上坐下，帮她解开衣裤拉。上完厕所，又要帮她擦干净身子，穿好衣裤，再抱到床上躺下。母亲虽然个子不高，但有些肥胖，至少有110斤。一个人把她抱上抱下，没有其他人帮助和配合，还真很难吃得消。连续照顾母亲两天，两天没合过眼。
星期天下午，我买好高铁票准备返回广州。到病床前跟母亲告别：“妈妈，你好好休息养病，我要回去上班了。你不要多想，身体会很快好起来的。等养好伤，身体恢复好了，我们再接你去广州玩。”母亲不知是随口一说，还是冥冥中感知自己的生命将到尽头，竟然黯然神伤地回应一句：“好的，你走吧，我等下也走了。”我鼻子一酸，泪水又夺眶而出。仔细回想，这应该是母亲去世前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因为一周后回来再见到母亲，她已经不能说话。这句话，应该是母亲临终前跟我的正式告别。
又过了四天，我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务。接到从深圳赶回老家服侍母亲的大哥的电话：“老弟，妈妈可能不行了，两天没吃东西了，也说不出话了。你们要做好准备，尽快赶回来见最后一面。”我们家孩子晨骁正处于高考冲刺阶段，我们怕干扰了他的学习，便决定瞒着他，把他一人留在广州。我和妻子买好当天的高铁票，再次回到老家。此时看到的母亲，与上周我回来服侍她时的情况又完全不一样了，脸色腊黄、气息微弱、目光无神，双手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胸口，任凭我们怎么呼喊她，都没有什么回应了。
当天晚上，我们安排外甥双申、侄子映秋值守。我一再嘱咐：“你们千万不要睡着了，有什么情况马上通知我们。”凌晨二时许，那条突然来家的小乳狗便狂吠不止，双申和映秋赶紧赶到床前，看到情况十分危急，便一一通知大家赶来。凌晨五时许，母亲与世长辞，与我们阴阳两隔。
母亲去世后，大哥跟我商量，选哪一天出殡。我掏出手机查阅了一下老黄历，觉得2月14日比较合适。因为，老黄历上显示，这天“宜动土、安葬”。另外，2月14日是西方情人节，母亲去世前不也说想念父亲了，一再交代姐姐给父亲烧纸钱。不如，我们就浪漫一点，选择西方情人节这天送她上山，让她与自己阔别十一年的老伴团聚。大哥和其他几个哥哥都表示同意。
母亲的墓地，是父亲去世数年后，我们兄弟几个为父亲树碑时，预留好的合葬墓地。当初，我们兄弟几个作出让父母合葬的决定时，母亲是有些抵触和反对的。她说：“我可不想和他葬在一起，在生的时候和他争吵、打闹了一辈子，死后我还是想图个清静。”母亲这番话，似乎带有跟父亲赌气的意味。毕竟，母亲在她自己的男人、我的父亲面前，永远都是一个小女人。偶尔跟自己心爱的男人撒个娇、赌个气或耍耍性子，是天下所有女人的特质和天性，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我们轻易相信了她，将她与父亲分开安葬，反而可能曲解了她的本意。事实上，当我们把让她和父亲合葬的决定付诸行动时，母亲也没有再多说什么。甚至在合碑落成的时候，她还跟着我们去察看了自己的墓地，没有表示出半点的反对和不开心。
按照老家的传统习俗，母亲的丧事隆重风光地操办了三天。2月14日，农历正月廿四，在震耳欲聋的鼓乐鞭炮声里，在悲痛哀伤的满堂子孙和亲戚朋友的护送下，母亲的灵柩被送到父亲墓地旁边安葬。同甘共苦一辈子、天人两隔十一年的母亲与父亲，在西方情人节这天在山上再度聚首，终于在天堂重逢。
2012年父亲去世时，我常常悲伤得不能自已。一个人独处时，脑子里经常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父亲的身影，不知不觉地鼻子一酸、泪眼婆娑。我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才走出悲伤的情绪，走出对父亲的想念。如今，母亲故去与父亲在天堂团聚，反倒有些释怀。
母亲与父亲风雨同舟一起走过50余载，历尽艰辛共同撑起这个家，贫苦岁月彼此搀扶、不离不弃，平凡日子守望相伴、相濡以沫，阴阳两隔心有灵犀、惺惺相惜。相比文学作品里那些相敬如宾、琴瑟和鸣、举案齐眉遥远而虚无的爱情传说，我觉得，母亲与父亲的故事更加朴实、更加凄美，更加具有沧桑感和烟火味，令我深深地感动。这种感动，也让母亲去世带给我的悲伤淡然了许多。尽管在母亲葬礼的闭殓环节，当我们瞻仰完母亲的遗容，棺材盖子即将被永久地封闭时，我的情绪瞬间崩溃，恸哭失声、呼天抢地，悲痛无以复加。但是，时间尚未过去一个年头，我就在这里心情平静、一脸淡然地写着对母亲的回忆，心中已然少了些许悲痛与惋伤。
父母留给我太多的回忆与思念，让我有着太多的不舍和依恋。我想乞求苍天，让他们长命百岁、永远不老，我能永远沐浴在他们的荫佑和庇护里。我也想向老天祈愿，来世还能做他们的孩子，以弥补这辈子对他们疏于照料的愧疚与亏欠。可命不由我、无力逆天。唯有两行热泪，一声叹息，哀思绵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