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不知不觉，我敬重而又平凡、对我人生成长影响至深的父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十二年。

这十二年里，我一直想着要写点什么，表达对他的思念与怀念。却一直忙忙碌碌、浑浑噩噩，没有付诸行动。忙的时候，的确是没有时间。闲的时候，却又没有心境。就这样，一拖再拖，弹指一挥，就是十二年。

今年清明，回乡祭扫。父亲墓碑上镶嵌的遗像，令我想起明代黄公辅《拜父亲遗像》：“四十年前问视频，堂前今拜舞斑人。仪容恍惚庭趋似，诗礼依稀面命真。子职七朝惭禄养，天恩三世赖丝纶。劬劳报答情何限，一颂椒花一怅神”。这首诗，印合了我当时的心境，也勾起我对父亲的无限哀思和追忆。于是，凭着脑海里的记忆碎片，写下这篇回忆父亲的文章，抒发浓烈悲切的思父之情。

（一）

我的父亲去世于2012年6月20日。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凌晨五点多，习惯早起的我正在洗手间洗漱。手机铃声突然急促地响起。

我拿起手机扫了一眼，是四哥的来电。我在猜想：四哥这么早来电，会有什么急事呢？心里狐疑地迅速按下接听键。

电话那头，是四哥撕心裂肺的哭喊：“爸爸走了，爸爸没了！”我一下子愣在那里，不知如何作答。泣不成声的四哥，没等我开口说话，很快挂断了电话。

那一刻，我脑子里“轰”地一下，像一声惊雷炸响，山崩地裂的感觉。整个脑袋里懵懵的，思绪一片空白。待我回过神来，泪水便禁不住地夺眶而出，头不自觉地往墙壁上撞，咚咚地作响。

这种抓狂，是强烈的悲痛。年届四十，一直生活在父母双全、幸福美满的生活状态里。父母生育我们兄妹六个，我排行最小。我们在父母的庇荫下，一直享受着那种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般心境。在物质贫乏、极度艰苦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没有分田到户，一家八口的口粮全部依靠父母的劳动工分分得。我们六个兄妹，大一点的帮父母下地干农活，小一点的摸鱼虾、抓伙食、扯猪草。日子过得虽然清苦，留下的却尽是美好的记忆。

后来，实行联产承包分田到户。家里日子好过了，哥哥姐姐们相继结婚成家，我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八口之家衍生成几十口。每年春节，父亲都要把一家四代几十口拢到一起过春节。除夕之夜，父母跟我们六个兄妹一桌，嫂子妯娌们和稍年长些的侄子一桌，其他晚辈们一两桌，开开心心、热热闹闹、乐意融融。父亲走了，这种日子或许也将划上句号。

这种抓狂，是深深的自责。1975年夏季，村里修建知青安置点，父亲受委派去大忠桥区采购木材。返程时，为了节省几毛钱乘坐公共汽车的车费，父亲就趴在堆满木材的卡车上。满载的卡车在尽是坎坷、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驶，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上下剧烈颠簸。路过离家一公里远的邻村时，父亲一时疏忽，被上下剧烈抖动的木材掀抛到半空中，又重重砸回地面，当场昏死过去，没有了呼吸。附近的村民闻讯赶来，七手八脚地将父亲抬到旁边的青石板上，然后差人去我家报信。母亲得知消息，拖儿携女地带着我们，一路哭号着赶来，命硬的父亲在我们的恸哭声中奇迹般地苏醒过来。后来，父亲被送到附近大忠桥区医院救治，伤愈后又重新返回劳动岗位。父亲从此落下较为严重的后遗症，隔三岔五旧伤复发、疼痛难忍。

我幼时顽皮，不喜劳动，经常打尽主意偷懒，被哥哥姐姐赠送一个“地主”的绰号，意思是我干活不多、饭量不少，像旧社会的地主一样，剥削了他们的劳动。炎炎夏日，一家人下地收割稻子，干得挥汗如雨、热火朝天。我为了躲避劳动，趁大家都在埋头干活，就试着用镰刀将自己的手指割上一刀，顿时鲜血直冒。父亲见了，心疼得要命，立即让我洗脚上岸，去村子对面黄公岭上守小煤窑。于是，整个“双抢”时节，父母和哥哥姐姐们在田里起早摸黒劳动，我则躺在小煤窑搭建的简易草蓬里，惬意地吹着凉风看书睡觉。

我小的时候皮肤感染疮毒，身上常发多处疖疮，伤口溃烂、脓血直流。当时医疗条件十分有限，我的病情久治不见愈合，几乎危及生命。父亲背着我，几乎访遍全县各镇名医，四处讨要治疗偏方，终于将我从死亡线拉回。最后，还是导致我右脸破了相，留下一道一寸多长的疤痕。多年过去，父亲还在自责没及时给我治疗，内心深感愧歉不已。1991年我高考失利落榜，在冷水滩四中复读时，一次高烧41度，几乎陷入昏迷状态。父亲焦急地彻夜守在我床前，我高烧不退，他不敢入睡。

其实，父亲除了早年受伤留下的病痛，年届五十后就查出高血压、脑血栓、冠心病等一堆心血管疾病，自己时刻备着复方丹参片、降压药、救心丸等急救药物。我们习惯性地享受着父母给我们的关爱，对父母身体状况的关心少之又少、微无其微。父亲终于在他七十岁那年，脑血栓突发，落下身体半瘫、行动不便、出入拄拐的后遗症。

这种抓狂，是内心的愧疚。十二岁，我离开父母去大忠桥区中学读书。后来，又考到祁阳县陶铸中学读高中。高考落榜后，我在冷水滩四中复读期间应征入伍。从一名战士考入南京政治学院读书，毕业后在部队一干就是二十几年。转业后，又留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广州，一直没有尽到陪伴和照顾父母的责任。虽然提干成家以后，有了自己的“小窝”，每年都会接父母到身边小住一段，可每次父亲待不到半个月，就吵着要我买车票送他回家。

虽说军人忠孝难两全，但哪个父母养儿都是为了防老。其实，父亲三个月前就已经病痛发作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时日不多，想把我们六个子女从外地都召回去。我听到召唤，匆匆带着妻儿回来了。听在医院服侍父亲的四嫂说，有一天喂父亲吃西瓜，西瓜在他嘴里到第二天都没有咽下。我通过自己的观察判断，始终觉得父亲神志还算清楚，就没有引起重视。刚好那几天，母亲正和父亲闹意见，我还以为是父亲是耍小孩子脾气，故意躲到医院来图个清静。由于单位事情多，我等父亲出院并安排好后续事情，我们一家又匆匆返回了广州。

回到广州，又因琐事拖累，直到父亲去世前，才只通过一次电话。而且，那次接电话，信号不太好，身边也有点吵，我没看清楚电话号码就接了。电话那头嗡嗡嗡地，我一句也没有听清，也没有分辨出来父亲的声音。到最后要挂电话时，才得空问了一句：“你是哪位呀？”父亲有些生气地回答：“我是你老子！”我才明白过来是父亲的来电。本想再跟他多聊几句，问候一下他的身体状况，他气呼呼地撂下一句“我没什么事，你去忙你的吧！”就立即挂断了电话。我不知如何是好，傻傻的愣在那里，半天没回过神来。

父亲前几天还在跟我生气闹意见，而今说走就走了。悲痛、自责、愧疚同时涌上心头，令我感觉自己是天下最不孝之人。那一刻，我真想给自己插上翅膀，马上飞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飞回到父亲的病床前。我一定要用手去探一探父亲的鼻息，摸一摸父亲的脉搏，感受一下父亲的体温。因为，我始终不相信，虽然平时不苟言笑，内心却装满慈爱的父亲，怎么可能还没等到自己最疼爱、最引以为骄傲的儿子回去，就撒手人寰了呢？

还在睡梦中的妻儿，被我的哭声吵醒，开始起床收拾行李。等上班时间回单位请假，已经来不及了。我掏出手机，立即拨通了领导的电话，将情况向领导报告，并简单移交了手头的紧要工作，便开始作回家准备。

我研究了一下最快赶回老家的方案。早晨这个点，没有直达的高铁，只有那种普通绿皮火车。坐这种车回去，至少十个小时才能到家，太慢了。坐大巴车，班次倒是很多，即使马不停蹄赶路，也要十多个小时。如果碰上堵车，到家时间更是未知数。最快赶回家的办法，就是坐高铁到衡阳，让老家亲友开车到衡阳来接。这样，五个小时内就可以到家。

决定以后，我们就提着行李、牵着孩子往广州南站赶。到达广州南站售票处，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顾不上身后一片埋怨，我一身大汗地插队挤到售票窗前，终于买到一趟最快发往衡阳的高铁票。

（二）

在风驰电掣的高铁上，极度悲痛、归心似箭的我，无心观赏窗外一飘而过、稍纵即逝的风景。脑子里像过电影一般，回想起了父亲平凡又崎岖的一生。

父亲出生于1935年生6月。小时候就经常听他自己讲，他的父亲、我的祖父做过旧社会的保长，可惜只活了42岁就去世了。祖父去世时，身为长子的父亲刚满九岁，排行第二的姑妈才六岁，排行第三的二叔才4岁，三叔还是“遗腹子”，怀在祖母肚子里。为协助中年丧夫、裹着“三寸金莲”小脚的祖母挑起生活重担，正上第三年私塾的父亲，只得被迫辍了学，外出务工挣钱养家。从此，父亲便尝尽人间苦楚。

起初，父亲在自己担任衡阳报社社长的叔父（注：我爷爷的弟弟）介绍下，在衡阳当了一名报童，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号外！号外”，满大街地追着行人叫卖报纸。后来，父亲稍稍年长一些，为了多挣些工资，又换了份报纸排版工作。在此期间，父亲患上痢疾，由于无钱治病，导致病情越拖越重。上厕所时，肛门被一古脑地拉了出来，险些丢掉性命。

报社微薄的收入，还是难以满足孤儿寡母一家五口日常生活开销。十三岁那年，父亲从衡阳又回到老家，到黄公岭上一个私人煤窑里当了一名煤矿工人。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清理矿井积水，方便其他采矿工挖掘煤炭。每天一早，年幼的父亲背着一个木桶，佝偻着矮小瘦弱的身子，匍匐爬行到上千米深的矿井里，将矿井底下的积水一勺勺舀进水桶，然后背到矿井外面倒掉。一个装满积水的木桶，比父亲自己的身体还重，一天要背着水桶井上井下爬行多个来回，手掌肩膀被磨得尽是血泡水泡。经常是这边旧伤未好，那边新伤又增，瘦弱的肩膀被弄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好多次痛晕在矿井里。

新中国成立后，苦难的父亲终于迎来命运的春天。由于上过三年私塾，有些文化功底，人又踏实肯干，父亲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和引导下加入治平乡农民协会，投身到新中国火热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十七岁，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提拔为治平乡农协主席，前程一片阳光灿烂。十九岁时，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从军入伍热潮风起，父亲一腔热血应征入伍，到南京空军某部当了一名通讯兵。在部队革命大熔炉里，父亲如饥似渴自学文化，自觉砺练组织才干，很快被任命为司务长，负责管理连队后勤工作，并确定为干部培养苗子。很可惜，不久部队兴起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些家庭出身成份不好的士兵纷纷被清退。父亲因为爷爷做过保长的那段历史，不仅痛失提干资格，还被遣送回了老家。

从部队回乡之初，父亲凭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突出的组织才能，仍旧一次次被委以重任。先是受命创办栗林乡农民中学，在只有一纸校长任命、办学经费紧缺的情况下，父亲带领全校师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一穷二白的乡农民中学，办成全县数一数二的样板学校。后来，又受命分别创办乡煤矿和胶泥矿。他率领一帮民众勘探矿源、建设厂房、开掘矿井，为发展乡村集体经济立下汗马功劳。

文化大革命兴起后，父亲被彻底赶回农村劳动。父亲一辈子不事农桑，根本不会犁田耙田、割稻插秧的基本农活，村里只好安排他干些管理账目、采办物资和公差勤务等跑腿打杂活儿。每天的劳动，和其他下地干活的成年男性一样，按十个工分计算口粮。苦闷失意的父亲没有消沉，用坚毅和信念和强烈的责任，同我的母亲一道苦苦撑起我们庞大的八口家庭。

1979年，父亲得到平反，重返乡政府工作，被任命为乡企业办主任，此后便一直到从事兴办乡镇企业、发展集体经济的工作。回乡里第一年，就跑遍全乡所有自然村，调研摸查全乡自然资源情况，因地制宜兴办企业，创办工矿企业十余家，实现财政创收数十万元。此后，全乡企业数量连年实现大幅增长，财税收入逐年呈几何倍数递增。至1995年，父亲年届花甲告老还乡，全乡兴办的大小企业数量达到近百家，生产总值突破千万元。

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大才子”。写得一手好字，文章也写得非常出色，吹拉弹唱、织箩编筐，样样都十分精通在行。儿时的记忆里，十里八乡谁家有红白喜事、重大庆典，都会请父亲去帮忙写对子、作文章。乡邻每遇不公，若要诉诸法律，都要请父亲拟写诉状。邻里之间起了矛盾纠纷，夫妻之间发生拌嘴打架，也都要找父亲评判事理，断明是非。

父亲拉二胡，堪称专业水准。小时候，夏季里天气闷热得心烦气橾、无法入睡。每天晚饭过后，父亲便让我们抬张大凉床，搬几把竹椅放到屋后的大凉树下。一家人就聚在一起，摇着蒲扇乘凉，拉家常聊天，心情是那么舒坦快乐，世界是那么安静祥和。父亲心情好时，就会兴致大发，命我们取来他那把心爱的二胡，开始为我们即兴演奏几首自己最拿手的《二泉映月》、《赛马》等曲儿。我们或躺在凉床上，或坐在竹椅上，安静陶醉地聆听着父亲悠扬婉转的二胡琴声，很快就进入甜蜜的梦乡。

七十岁那年中风以后，父亲就宅家写起了“小说”。父亲的“小说”，其实都是自己曲折一生的回忆整理。父亲写“小说”，都是用毛笔正揩字体撰写。先用铅笔尺子在白纸上画好行格，然后用毛笔把内容工工整整誊写在稿纸上。每写一本，就按照古籍线装本的装订方法，用改锥和麻绳把“小说”装订好，再有板有眼地画上封面和插图，就跟古籍书店里售卖的书籍一样。父亲从未想过将自己的“小说”公开发表，就主打一个自娱自乐、消遣时光。至他去世前，父亲已经写了厚厚十余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我们一本也没舍得烧掉，全部被我的侄子们争相拿走珍藏，这应该是父亲留给子孙们的、比金银财宝还要珍贵万分的财富。

父亲对我们兄妹的教育非常严格。家乡的县报，曾经专门报道过父亲给我们订立《十条家规》的故事，至今还被一些知情的人们称道传颂。《十条家规》，是父亲对我们小时候日常行为的一些规范和要求。父亲用毛笔将家规内容誊写在一张大白纸上，贴在饭桌旁边的空墙上。我们兄妹若有触犯，就要被罚跪在《十条家规》前，自我反省面壁思过，其他人则要在一旁接受警示教育，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我们兄妹个个正气满满、心地善良、长幼有序、团结礼让。

有一次，四哥被安排打猪草。因为贪玩，到天黑时还没有完成任务。四哥怕没完成任务挨父母的责骂，便趁人不备，偷偷溜到隔壁生产队的草籽地里，割了一些草籽垫在篮底充数。结果，被人发现了。隔壁生产队队长一路紧追，追到了我家里。队长先对犯了错误的四哥一顿训斥之后，又对正处于人生低谷、极度失意苦闷的父亲好一顿指责。父亲二话没说，当场抄起一根木棍，照着四哥的屁股一顿好打。四哥的屁股被揍得青一块、紫一块，左腿差点被打断，接连几天没能下得床来。

父亲生性耿直，说话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溜须拍马的事儿坚决不干。父亲返回乡政府工作后，乡镇企业办得红红火火，经济效益蒸蒸日上。一位乡领导趁机“捞油水”，隔三岔五找些发票让父亲报销。父亲没有因为他是领导就网开一面，不合规定的开支，一个子儿也不给报。最终招致这位领导的憎恨和报复，在父亲退休核算工龄时，这位领导授意将父亲被打倒的时间不计入工龄，使父亲少领了数千元退休安置金。父亲气愤不过，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结果不了了之。这成为父亲至死都没有解开的一个心结。

父亲不抽烟、不好赌，唯独喜好喝酒。对喝酒的嗜好，父亲有个幽默风趣的解释：我祖母葬在“榛子口”，她的后代哪有不喝酒的？在湘南农村，“榛子”是蒸馏、生产米酒的工具，呈圆筒形，下粗上细。每年农闲，家家户户都要酿制几坛酒糟。要将酒糟里的酒精分离出来，变成可饮用的米酒，就要用到“榛子”。蒸馏生产米酒时，先支起一口大锅，将酒糟倒进锅里，锅上放置一个“榛子”，“榛子”上又安放一个冷却用的小锅。将这些装置全部用湿面条密封好，就用大火熬煮酒糟。酒糟里的酒精和水分经熬煮加热形成水蒸汽，充斥到密闭的“榛子”里。水蒸汽接触到冷却锅里的冷水，就又变成液体。这些液体通过“榛子”内部的收集装置，从一侧的导口引流出来，便得到平时饮用的米酒。我曾祖母安葬的地方，地势险要，外形酷似“榛子”。坟地正下方有一眼泉水井，一年四季清澈见底、水流不断，且冬热夏凉、甘甜可口，好似从“榛子”里蒸馏出来、源源不断的米酒，遂被形象地取名“榛子口”。

曹操诗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我想，在那个苦难年代里，喝酒或许是父亲赖以排解压力、祛除忧愁的一种主要方式和途径，不然怎会对酒爱得那么浓烈、执著和深沉？父亲的酒量究竟有多大，我不得而知。很多人说，我父亲可以从早晨一直喝到晚上，也不会喝醉。反正从我记事起，就没有见到父亲醉过。而且，父亲喝酒非常有品，酒前酒后始终头脑清醒、处事稳重、谦恭有礼，从未有过借酒撒野的事情，也从未因酒误事。

因为喝酒，父亲落下严重的心血管病。70岁那年终于导致脑血栓发作，落下左半边身体半瘫的后遗症。父亲就在中风以后，还戒不了酒，反复在母亲跟前絮叨：不喝点酒，吃啥都没有胃口。母亲拗不过他，只好特准他每餐只喝半斤，还专门给他买了个刚好半斤容量的搪瓷口杯。为能够尽量多喝一点，父亲斟酒的时候玩起了心思：先故意将酒倒满，似乎要溢出的样子。然后以溢出来浪费太可惜为由，便凑过头去抿上一口。抿多了酒杯又空出一截，然后又再次斟满。如此循环往复，母亲限定的每顿半斤，结果变成八两有余。

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我的叔叔们、兄弟们及晚辈们，个个喜好喝酒，且个个都是高手。几乎都有一两斤米酒的酒量，且酒风豪爽大气，敬酒主动左右出击，别人敬酒来者不拒，拼起酒来从不认输。因为全家个个喜好喝酒，不管是物质贫乏的过去，还是生活已经富足的现在，我们家的每年除夕，哪怕年夜饭不很丰盛，酒还是任饮管够的。至今，在我们老家方圆十里，还在广泛流传着我们家过年将酒缸搬到饭桌前的豪放饮酒故事。

（三）

父亲不管身处顺境逆境，始终对党忠诚、矢志不渝。从小就向我们灌输，要爱党爱国爱家，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参军入伍后，不管是在新兵连，到军校深造，还是分到部队工作后，父亲的家信总会嘱咐几句：毛主席让我翻身解放，邓小平让我沉冤得雪，我们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本；一定要好好学习、尽心尽职工作，绝不能做对国家、对党不利的事情。父亲殷切的嘱咐，如同一盏明灯，永远照亮着我前行的道路。参加工作30余年，我也始终心无旁鹜，笃定前行，兢兢业业，无怨无悔，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松劲。

父亲一身正气，敢做敢当。在父亲最落魄失意的年代，有人死死掐住他的脖子，让他跪下低头认罪。执拗倔强的父亲始终高昂着颈脖，紧绷着膝盖，坚决不肯跪下。他说：“我可以跪天跪地跪父母，你们想让我下跪，不可能。”父亲的倔强，招来变本加厉的毒打，这些人取下自己的鞋子，用坚硬的鞋底狠狠抽打父亲的脸。父亲的的脸庞，顿时被扇出一道道鲜红的血印，鲜血顺着嘴角流了一地，没喊过一声痛，也没有表示屈服。

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小偷潜入邻居家行窃。万赖俱寂的午夜，一声“抓小偷！”的惊叫突然从隔壁传来，年幼的我们吓得头皮发麻，全身缩进被窝里瑟瑟发抖。朦朦胧胧中，我听到父亲“嗖”地一骨碌爬起，操起扁担就冲了出去。在距离村子一里地外的林子里，小偷被父亲摁住，并被扭送乡派出所。事后，母亲对父亲好一顿责备：“咋那么傻，小偷在暗处，你在明处，万一他动了刀子，你怎么办？”父亲说：“情急之下，哪管得了那么多？再说，偷到我的眼皮底下了，我哪有不管的道理？”

有段时间，老家兴起一股赌博歪风。父亲对赌博深恶痛绝，生怕我们被影响，参与了赌博，每天晚餐饭桌上，都反复给我们敲警钟：“人沾上了赌博就废了，再大的家产也会败光，你们千万不能碰，也不要去凑那个热闹围观！”其他人聚众赌博，若是被父亲撞见，父亲都会出面加以阻止。若遇公开顶撞，父亲会没收赌具，报派出所处理。那些好赌之人对父亲惧怕万分，如若路上碰到，就像耗子见了猫似的，绕道而行。赌博中，若有人大叫一声“王伐秦（注：父亲的名字）来了！”顿时惊恐万分，赶快收拾赌具，作鸟兽散。

父亲心系集体，大公无私。上世纪80年代初，老家村子几百口人，没有一口水井。村里人生活用水，要到两三公里外的山塘井里去挑。为解决全村人吃水问题，父亲首先带头捐出一百多元，然后挨家挨户分头做工作。在父亲的带领发动下，全村上百户人家你家出五块、我家出十块，终于凑齐一千多元打井经费，在村子正前方的空地里打出一口十米多深的压水井。村里人吃水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再也不用大老远跑到邻村挑水吃了。

改革开放初期，从老家村子通往村前柏油公路，只有一条窄小的田埂路。一到下雨，泥泞不堪、湿滑不已，经常有人滑跌到田里。大家宁愿雨天受苦，谁也不愿牵头去修。父亲召集我们一家人说：“力气用不尽，井水挑不干。别人不愿修，就我们一家来修。”每天下午，父亲从乡政府回到家里，就带领我们兄妹到村子对面的乌龟山上采挖砂石。然后肩挑手抬，将砂石运回铺路。粗大的砂石用来拓宽道路路基，细碎的砂石用来硬化平整路面。在父亲带领下，我们一家人用时两个多月，终于铺设出一条两米宽、三百米长的砂石路。下雨天，村里人走在这条道路上，再也不受泥泞之苦了。

父亲精打细算，勤俭持家。还没有分田到户时，全家八大口的口粮，全靠他和母亲每天十八分的工分分得，经常吃了上顿、没了下顿。为填饱一家人的肚子，父亲自己动手制造“擂子”（注：一种碾制糙米的工具）。父亲砍来竹子，用竹棍篾条编出“擂子”框架，然后带领我们从野外捡来牛粪，跟石灰合匀后填充进去。很快，一个碾制糙米的“擂子”大功告成。别人家吃的都是碾米机加工出来的精米，脱掉了谷糠和米粒表层粗皮，口感精细、软糯香甜。“擂子”加工出来的“糙米”，只脱掉了谷糠，保留了米粒表层粗皮，出米率比“精米”高出20%多，口感要粗糙很多。就这样，我们一家八口靠着父亲制作的“擂子”碾制糙米，度过一个艰苦年代。

分田到户以后，为改善家庭经济条件，赚些闲钱补贴家用，父亲做起了小生意。利用去县城办事的机会，从县城批发一些油盐酱醋、糖果花生等日用品，存放在家里的橱柜里。村子里谁家缺什么，不用跑到外面去买，从我家里就可以买到，且价格比外面便宜。父亲创办的简易“小卖部”，方便了乡邻乡亲，也增加了我们家的收入。有一次，村里放露天电影。父亲觉得，电影场上零食肯定好卖。便炒了十包葵花瓜籽，让我和姐姐拿到电影场去卖。我们姐弟俩天生性格腼腆，在陌生人面前说话都会面红耳赤，根本没有胆量现场吆喝。到了电影场，姐弟俩抱着瓜籽，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敢开口叫卖。直到电影放完、人群散场，一包也没有卖掉。带去十包瓜籽，最后剩下五双，又被全部带回家里。

父亲心胸宽广，为人和善。那个年代，在湘南农村，多男丁家庭一般比较强势，同村其他家庭都不敢惹。虽然我家男丁多，却从未有过以强凌弱的事情。与人产生矛盾，即使道理在我们这方，父亲也会让我们宽容忍让。有次二哥去镇里赶集，遭到邻村一个无赖的无故暴打。我们听闻消息，个个义愤填膺，想去教训一下对方。父亲断然喝止：“你们谁敢去，我就揍谁！这样打来打去，能解决什么问题？事情搞大了，更加不好收场。”最后，父亲将事情交乡派出所处理。同村另一家族，见我们家族人丁兴旺、人才辈出，认为可能是祖坟“风水好”。他家一位老人去世时，不打招呼就直接葬到我们家族祖坟上方。这在老家农村算是奇耻大辱，一位同族长辈气愤不过，便瞒着我父亲召集年轻一辈去阻止对方下葬，结果引发两个家族间的械斗。父亲得知情况，严厉批评了带头的长辈：“我就不相信什么风水。都是村集体的山林地，他们非要葬，就让他们葬好了。”

2007年，从事民间礼仪服务的三哥，受到隔壁茅竹镇一位唐姓镇干部酒后欺凌。人被打伤，吃饭的家当锁呐也被折断。父亲自己从镇干部岗位上退休，觉得这个晚辈太缺乏素质修养，不应该干这些嚣张跋扈、欺压百姓的事情，一气之下便想去会会他。我正巧探亲在家，父亲行动不方便，就让我和在镇中学当英语老师的四哥陪他前去。到达唐某家后，未见着唐某，只有他父亲一人在家吃饭。唐某父亲跟父亲年龄相仿，一脸凶狠的样子，一看也不是善茬。可能是怕我们找他儿子麻烦，影响他儿子唐某的前程，玩起诬陷耍赖的把戏。他默不作声地站起身来，扬起自己手中的饭碗就往地上砸，迅速从地上捡起一块瓷片，往自己的脸上割，紧接着又将头往墙上咚咚一通猛撞。做完这一切，扯着一张嗓门大喊：“快来看啊，解放军打人了！”

我顿时明白过来，他是专门冲着我来的。意思就是，如果我父亲找他儿子麻烦，他就给我制造一些麻烦。反正没有监控，说是被我打的，我也百口难辩。我当即赶快掏出随身携带的数码相机，对着这个老头录像，并赶紧让四哥报警。警察尚未赶到，唐某的亲友听闻喊叫已经赶来了。见到我在录像，便纷纷抄起扁担锄头，将我团团围住。并趁我不留神，一把夺过我的相机，狠狠地摔在地上，当场摔得稀碎。没有了相机录像，身边又有人帮腔，唐某父亲变得肆无忌惮。冲进厨房抄起一把炒菜锅铲，就朝我头上挥了过来。我下意识用手一挡，左臂顿时被砍出一道伤口，当时鲜血如注。老头正准备挥第二下，镇派出所警察赶到，立即制止了老头的行为，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随后，我被警车送往县人民医院。左臂伤口长一寸多，差点伤及经脉，治疗半月才痊愈出院。在镇政府工作和唐某，与镇派出所领导关系比较要好，在处理时镇派出所领导有意偏袒，竟然以无证据证明为由，不支持我的陈述意见，坚持按照打架斗殴处理。

我气愤不过，便想将此事向部队报告，请求部队派人处理。父亲怕事态再次扩大，影响了我在部队的成长进步，坚决予以制止既悲痛又自责地说：“这事都怪我考虑不周，让你受了伤痛连累。我们还是算了，就当被疯狗畜生咬了。”

（四）

我们乘坐的高铁，经过两个半小时飞驰，于中午一时许到达衡阳。接站的亲友早已等候在出站口，没有朴互问候，没有寒暄招呼，亲友一把接过我们的行李，引领我们一路小跑走向停放的汽车旁边。亲友刚将我们的行李安放好，就招呼我们赶快上车。

早上接到噩耗，一家人没用早餐就出发了。列车上，大家也没有心思吃东西，此刻早已饥肠辘辘。亲友关心地问我：“要不要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再走？”我说：“还是等回到家里后再说吧。”于是，我们迅速钻进汽车，又马不停蹄赶路。

又经过一小时高速飞奔，中午二时左右汽车终于驶入老家三口塘镇地界。我迫切地摇下车窗，向着家的方向张望。随着距离一步步接近家里，耳畔传来的锣鼓、锁呐、鞭炮声，由隐隐约约变得越来越清晰。空气中鞭炮燃放后的硫黄硝烟味，也由淡淡的变得越来越浓。我知道，这些锣鼓、锁呐和鞭炮声，都是从家里传来的。我的悲伤，也随着锣鼓、锁呐、鞭炮声由远及近，随着硫黄硝烟味渐渐浓烈，也在逐渐地变浓加深。

车子终于在家门口停了下来。车门尚未打开，哥哥姐姐们痛哭着迎了上来。他们的悲痛再次将我强烈的感染，我的脑子又轰地一下，瞬间变得麻木和茫然。嘴唇嗫嚅颤抖着，想跟他们说点什么，却又不知说什么好。鼻子里不自觉地一酸，眼泪像开闸的洪水喷涌而出。

我没有理会身后的妻儿，一个人迅速冲到父亲的棺材前，对着摆放在供桌上父亲的遗像，“咚”地一声跪了下来。满怀愧意地大声哭喊着：“爸爸，我回来了，我来晚了，你不孝的儿子巧合对不住你。”随即，“咚咚咚”连叩三个响头。头撞击地面用力过猛，一颗尖锐的碎石扎进我的额头里，一股鲜血顿时涌了出来。

待我祭祀完毕，主事的三叔走上前来，将我从地上搀起，并叫人找来创口贴，处理我额上的伤口。我跟三叔说，可不可以打开棺材，让我看看父亲的遗容。三叔略带责备地说：“蠢子，这怎么能行？逝者入材后，是不能随意打开的。这样随意打开，就是对逝者的不尊敬。你要想看，只有到闭殓前遗体告别时候了。”我只好作罢。

其实，从广州出发时，我在电话里也向三叔提出过等我回家才让父亲遗体入材的想法。因为，上一次见到父亲，是三个多月前父亲脑血栓再度发作住院时。那个时候，父亲虽然病容憔悴，但是声音尚且洪亮，精神依然矍烁，说话思路清晰。我始终不相信，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那时还活生生的父亲，怎么会说走就走了呢？三叔没有应允，向我解释说：“用老家习俗讲，人去世以后，遗体放在床上太久，会显得冷清，也会被笑话‘躺冷床板’，不吉利。另外，夏天气温高，遗体腐化快，不适宜在外面放置太久。”三叔没有同意我的请求，很快就安排将父亲遗体入了材。为防止遗体腐化太快，还专门从镇上租了一个制冷棺罩，罩在父亲的棺材上。

供桌上的遗像里，父亲一脸严肃，庄严肃穆。父亲平素不苟言笑，也很难让人看到他的情绪变化。“苦瓜连根苦，甜瓜彻蒂甜”，苦水泡大的人，再大的波澜也难以在他的内心泛起涟漪。父亲虽然表情严肃，让我们兄妹六个感受到的，却是火热的关心和浓烈的慈爱。父亲的心里，始终装着他的妻子孩子。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父亲宁愿自己饿着肚子，也要让我们吃饱穿暖。自己的衣服洗得已经发黄泛白，袖口都已经磨烂，每年春节也要省出钱来，给我们兄妹每人添置一身新衣。为了治愈我的皮肤病顽症，哪怕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依然背着我访遍各地名医。四哥幼时有尿床的毛病，久治不愈没少让父母头疼。一次，父亲打听到吃燕窝治疗尿床效果较好的偏方，不管价格多贵也要买来给四哥治病。

父亲遗像前，两支点燃的香烛火苗一闪一闪，我总觉得那是父亲注视我的眼睛。以前，每次从部队回来探望他，他注视我的眼睛都透着光芒，眼神里是欢喜，是自豪，是慈爱。即使在三个月前他病情发作再度住院，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当我从外地赶到他的床前，他的眼神好像突然又有了光泽。如今，父亲的眼神已经定格在他的遗像里，定格在我的想象和回忆里。

父亲为迎接自己去世这一天的到来，也是作了些准备的。遗像是他自己选定的，他趁自己还能下床拄拐走动的时候，从我多年前给他拍摄的照片里，挑选了这张他自己觉得最满意的照片，送到镇上“莫德生照像馆”放大冲印并裱装好，放在自己书房角落里。他还趁自己思维清晰、书写灵便的时候，撰写了自己葬礼上的家祭，用毛笔正楷抄写装订好，交代三哥保管，一再嘱咐三哥：他的葬礼上就使用这篇家祭文章。父亲的祭文，没有过份宣传自己历经的苦难，对自己的评价低调而谦逊，对子孙的嘱咐情真而意切。父亲自己还察看好了去世后将要安葬的地方，在他上次生病住院的一天深夜，由我和大哥在床前陪护打点他时，反复向我们交代，他去世后不要埋在家族墓园里，一定要埋在某个地方。父亲甚至还准备了自己葬礼上要用到的用品和物资。应该可以看出，父亲对待死亡，是极其淡然从容的。或许，在他的心里，死亡不过就是一场不再见面的人生告别。只是他走得太急，跟他告别的人中缺少了我，这已经成了我心中永远的伤痛。

祭拜完毕，走进父亲居住的房间。房间里已经空空如也，遵照老家风俗习惯，父亲生前睡过的床和用过的一些物品已经被清走烧掉，屋前那个还在冒着青烟的火堆应该就是这些物品。屋墙上，依然张挂着父亲用毛笔隶体抄写的两则《朱子治家格言》：“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儿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施人之惠勿念，受人之恩勿忘”。这是父亲极力推崇，身体力行的两则治家格言，蕴含着父亲的人生信条和治家智慧，小时候父亲制定的《十条家规》，无不显现这两则格言的思想光辉。

父亲爱好学习，也极其重视教育。父亲有句顺口溜经常挂在嘴边：“养崽不读书，等于养个猪”。在他被打倒的年代，国家尚未恢复高考，上大学靠推荐保送。三个年长的哥哥，因为父亲的历史，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很早就辍学回家帮助父母劳动。改革开放后，父亲得到平反，教育趋向公平，父亲常向我们宣讲他的“教育政策”：“你们只要学习成绩好，考到哪里我就送到哪里，哪怕花再多的钱，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你们读下去。”

四哥初一初二，在乡中学走读。从家到学校，五六里地距离，每天蒙蒙亮就得起床去上学。起初，村里同龄孩子多，大家上学结伴同行。后来，同龄孩子纷纷辍学，四哥上学没伴了，独自摸黑去上学，心里感到很害怕，便产生了辍学回家的想法。这天清晨，四哥又是一个人步行去上学，没过几分钟就折返回家了。父亲问：“你怎么不去上学了呢？”四哥带着哭腔怯怯地说：“路上我看到一个半边脑袋鬼，我不去上学了。”父亲是个无神论者，不相信这世上有鬼，他明白四哥肯定是撒谎。便让四哥前方带路，自己跟在后边去找。四哥带着父亲，在上学必经的那个坟地里转悠半天，什么也没有找到，只好道出独自上学孤单害怕的实情。

四哥学习成绩优异，就这样辍学难免有些可惜。为了让他安心学习，父亲四处托人，将他转入大忠桥区中学，在校寄宿学习。四哥学习安心了，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最后考入祁阳县师范学校。在我们村，从初中直接考入师范学校的，四哥是头一个。四哥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回到三口塘乡中学，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老师。

三叔尚未出生就失去父亲（注：我的爷爷），一家五口在祖母带领下，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朝不保夕。作为家中长子长兄，父亲即使自己外出挣钱养家再苦再累，也要将三叔送到学堂读书。在父亲的教育培养下，三叔饱读诗书、才学过人，成长为镇中学校长。改革开放后，我们这一代先后有六人通过读书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吃上“国家粮”。我的晚辈们，有的当老师，教书育人备受尊敬，有的自办企业当老板，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所有这些，都是与父亲重视教育的家风分不开的。

父亲的书桌上，生前读过的书本报刊，用过的笔墨纸砚，依旧摆放在那里。父亲一生钟爱学习，到去世前还一直保持着每天读书看报的生活习惯。每年回去探望他，问父亲有些什么需求。他所提的要求，全都是些让我帮他买书、买笔墨纸砚之类的事情，因为家乡交通信息闭塞，很多东西不好买到。这些年，父亲托我买的书籍，至少100本以上，甚至四大名著、《资治通鉴》等史料小说，也要让我帮他买来仔细研读。此外，他每年还自费订阅《人民日报》《湖南日报》等10余种报刊杂志。

父亲读书，从来不是一目十行、囫囵吞枣、走马观花。给他买的每一本书，他都会细细地读、慢慢地品，读到精彩或感触深刻的句子，便会用本子抄录下来。看过的旧报纸，他绝对不会让母亲用来包糖果，或者当废品卖掉。旧报纸上的一些精彩文章，或实用生活小妙招，他还都要用剪刀剪下来，然后像个补鞋匠一样，一篇篇分门别类地粘贴到不同的本子上。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就拿出这些剪报本翻阅，从中查找解决灵感、方法和思路。这些年，他摘抄的读书笔记和剪报本，有厚厚的几十本，摞起来半米多高。

在父亲堆积如山的书本里，一本《康熙大辞典》特别醒目。那是父亲组织第七次族谱修订时，让我从广州寄给他的。2008年，父亲受一位在外地任县委书记的本家所托，牵头组织王氏家族第七次族谱修订工作。父亲给我来电话，说想要一本《康熙大辞典》。我二话没说，当即就跑到广州天河购书中心，从茫茫书海中找到这本《康熙大辞典》，给父亲寄了过去。这本《康熙大辞典》并不便宜，一本六百多块，差不多是我半月工资。父亲收到，甭提有多开心。我跟父亲说，既然是修谱用的工具书，应该在修谱经费里报销。父亲坚决不允：“修谱族谱本来就经费有限，而且这本书以后还可以自己用，就不要在这里报销了。你也是王家的子孙，这点买书的钱，就当是你对修订族谱工作的赞助支持了。”

历时两年多时间，父亲拄着拐杖、拖着病腿，走遍我们这支王氏家族所有繁衍迁徙的地方，甚至还去了江西、四川等地，终于摸清我们家族的发展脉络，完成族谱修订。族谱修订工作结束经费结算时，有人想趁机捞一把，找些无关发票来报销。父亲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并带头不取一分报酬。

父亲的床边，那台老得掉牙的旧彩电还在。父亲每天用它收看《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观看喜欢的电视连续剧《封神榜》和《神医喜来乐》。这台电视机是父亲十多个年前从二舅家买来的，买来时就已在二舅家使用了多个年头。父亲怕买个新的花钱太多，就把二舅家淘汰的旧彩电给买了下来。

这台彩电虽然已经非常老旧，父亲仍然把它当个宝似的，隔三五天就要用酒精擦拭一遍，生怕沾多了灰，影响了它的使用寿命。电视机毕竟有了年头，隔三岔五故障频出，父亲就到镇上找人来修，修好后又接着使用。大侄子长龙湖南师大毕业后，在株洲九方中学当了化学老师。看到爷爷的电视机实在太旧，就买了台新大屏幕液晶彩电送给爷爷。但是，父亲一直没舍得用，把它安装在饭厅的墙上，直到去世也没用过几次。

没有送到父亲最后一程，我总想为父亲做点什么，弥补一下自己的愧歉之情，也好让自己心安一些。我跟主事的三叔说，父亲七十七岁去世，在我们老家也算“喜丧”。他在我们老家这十里八乡，也是个德高望重的知名人物。他和我的母亲，一起将我们兄妹六个抚养教育长大，辛苦操劳了一辈子，没享到什么福份，丧事一定要办体面些。我们兄弟五个决定，将父亲遗体停放五天，适当提高丧事标准规格。为了表达我们的个人心意，我跟妻子一合计，又另外出钱雇请了一些渔鼓、乐队、舞狮等搞气氛的班子，在葬礼上热闹助兴。

在我们老家，还有个守灵的习俗。丧事举办期间，每天晚上逝者的灵棺前要有子女、亲属时刻值守，在一旁添烛加火、焚烧纸钱，保持香火不断，场面不冷清。我主动跟哥哥嫂嫂们提出，父亲在生时我陪伴他时间少，在他的丧事这几天，就由我来给他守灵吧。

主动提出为父亲守灵，我主要出于两个想法。的确，我自高中毕业后当兵入伍，就离开父母远行，之后未再回到父母身边，未能尽到陪伴服侍之孝。在父亲登山入土前的这几天晚上，我想一直守护在他的身边，弥补一下自己对他未尽为子之孝的愧欠，这是非常应该也是非常值得的。另外，我的内心里到现在还没有接受父亲突然离世的这个现实，到此时我还天真地以为，父亲可能是太累睡着了，或者只是短暂的休克昏迷，在冰棺冷气刺激下，或许会苏醒过来。我要日夜守护在旁边，期待父亲一觉醒来的奇迹出现。

自从回到家里的第一天，直至五天后送父亲出殡上山，我愣是连续四个晚上没有合眼，日夜守护在父亲的灵柩旁。

我也终究没有等到父亲突然醒来的奇迹出现。父亲的这一觉，的确再也没有醒来。他是永远地睡着了，离我们远去了。

（五）

父亲的葬礼热热闹闹地举办了四天。第五天，是父亲出殡的日子。

按照老家习俗，逝者出殡上山前，通常要举行一个追悼仪式。追悼仪式结束，就是闭殓。让亲人们最后瞻仰一次逝者的遗容，然后将棺材永久牢固地密闭好。最后，在震耳欲聋的鼓乐声中，在地动山摇的铳炮声里，披麻戴孝的亲人们护送逝者的棺材，到山上的墓坑里安葬。

根据葬礼议程的安排，司仪要我们五兄弟推选出一个代表在葬礼上颂读祭文。哥哥们觉得我读书最多，一致推举由我来颂读。

为颂读好父亲去世前自己撰写的那篇祭文，我反复研读了多遍。按说祭文这种体例的文章，应该由别人写的，毕竟自己评价自己，说得太好有自吹之嫌，说得太差又少了那么些追思缅怀、歌功颂德的味道。父亲自己撰写的这篇祭文，尽是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回顾反思，没有歌功颂德，也没有表扬赞美。一生低调谦虚的父亲，也不可能把自己写得那么完美无缺。我想，如果我能把它颂读好，应该也是可以弥补一下这方面的不足的，也可以使父亲的葬礼显得更加庄重和体面一些。

但结果事与愿违。在颂读祭文的过程中，极度悲伤的情绪始终左右着我，令我几度情不自禁、语塞哽咽、掩面哭泣。祭文颂读得悲悲切切、磕磕巴巴、断断续续，几次差点无法坚持下去，哪里还有体面庄重的意味？世上自己最亲最爱的亲人去世，谁又能思维清晰、淡定从容地把它颂读好呢？

家祭过后，哀乐停顿，鞭炮响起，进入到闭殓环节。在我们全体亲人充满期待的注视下，棺材盖子被徐徐打开。父亲的遗容，终于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急切地扑上前去，围趴到父亲棺材边沿，嘶哑的嗓门呼喊着：“我可怜的爸爸呀，您怎么能抛下我们就这样走了？”刚刚才止住的泪水，又便像雨点一样滴落下来。姐姐捶胸顿足、呼天抢地，一边哭还一边用头撞击棺材，差点晕了过去。

回家五天来，心心念念想见到的父亲，此刻终于见到了。透过朦胧的泪眼，我仔细端详着狭窄棺材里躺着的父亲的面容。父亲的头发、眉毛和胡须上尽是霜花，紧闭着双眼，神态安详，嘴唇微张，脸色腊黄，就像睡着了一样，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在棺罩制冷装置的作用下，本来宽阔饱满的面庞，已经变得瘦削干瘪，本来高大伟岸的身材，也变得瘦削矮小。父亲静静地躺在那里，任凭我们怎么哭喊、怎么呼唤，他再也听不到了。

我似乎发现，父亲的右手臂稍稍抬起，手掌微微张开，似乎要抬起与人握手的样子。我觉得，我应该要跟他——这个送我来到这个世界、扶我走上人生坦途、无私忘我关爱家人，在我心目中最伟岸高大的男人，来一个长情的握手永别。我毫不犹豫地伸出双手，握住了父亲已经冻得僵硬冰冷的右手掌。父亲的手，虽然已经没有了温度和弹性，但是摸着它，让我感受到的，却是一辈子的感激与温情。它拥抱过我，疼爱过我，教训过我，抚慰过我，我愿意就这样久久捉住它，哪怕到下一辈子，也不愿意松开。可是，从今天开始，十几分钟以后，棺材盖子一合上，这双手我将再也摸不到了。这次没有体温传递、没有言语交流、没有情感互动的见面，就是我们此生父子缘份的了断，就是我们父子在这个世界的永别。世界上那个最在意我、关爱我、包容我、欣赏我的男人，永远地离去了。

听人说，逝者嘴唇张开，或许是有遗愿未了。此刻，我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听四哥四嫂说，父亲走得安详，临终时没有任何托付交代。我觉得，父亲此生，还是有一些未了心愿的。只是这些心愿他没来得及说，或许已经释怀，不屑于再说罢了。父亲此生命运多舛、饱经风霜，的确有着太多的挫折和遗憾。童年丧父，尝遍天下疾苦。少年得志，却入军队服役。政治运动，痛失提干资格。遣送回乡，屡遭政治批斗。返镇工作，又为奸人所害。我觉得，父亲此生，最难以释怀的事情，应该有三个：

之一就是，参军以后因阶级运动痛失提干资格。这或许不能成为父亲难以释怀的遗憾，顶多算他的人生无奈。毕竟那是时代之殇，在建国初期政治至上的非常时期，为了扎稳国家统治根基，或许需要一场这样的政治运动。在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面前，每个人都是汪洋大海的一片浮萍，谁也无法决定和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听之任之，随波逐流。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流露过在这件事情上的懊恼和后悔，也从未评价过那个时代的公平与对错。

但是，我能清楚感觉到，父亲把自己的一腔理想抱负和家国情怀，全部寄托到我身上了的。1991年底，我报名参军并获准入伍。出发赴部队时的那一幕，至今还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那天，父亲、母亲和四哥等人到县武装部送我。汽车启动的那一刻，我摇下车窗跟他们告别。父亲紧随着缓缓移动的汽车，一路小跑着向我再三叮嘱：“巧合（注：我的乳名），到部队一定要好好干，一定要把我失去的夺回来！”

当时，我没有忍住，眼泪夺眶而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离开父母远行，就像一只羽翼将丰的鸟儿，即将展翅飞往浩瀚的天空。这眼泪，既有初次离开父母、脱离父母庇护的恐惧与感伤，也有对自己人生漫漫前路未卜的无奈与迷茫。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一生刚毅坚强的父亲，眼眶里全是泪水，说话的声音带着颤巍。“把我失去的夺回来！”这对于父亲，是对即将远行的孩子一个朴实无华的期望和嘱托，其中也饱含着他对自己命运多舛、壮志未酬的不甘和托付。父亲这个不可推脱的重托，也支撑起我对自己漫漫人生路必须坚守的人生态度和抉择。

之后，在部队服役的数十年里，当我面对困难动摇退缩、颓废懈怠时，父亲那句“把我失去的夺回来”，就会在我耳边清晰地响起，让我时刻警醒、不敢停歇、奋勇前行。最终，我也没有让父亲失望，入伍第一年就被选调到团政治处任新闻报道员，第二年光荣地加入共产党，第三年以全系第二名成绩考入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深造。军校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空军发祥地 “东北老航校”所在地——黑龙江牡丹江某空军部队工作。随后，又选调报社工作。上世纪90年代末，又从报社调入广空机关工作。2003年，出版个人新闻作品集《加油，为中国空军的腾飞》。我的新闻作品集出版后，父亲向我要了满满两箱，并让我签好名字，逢人便派送一本，自豪地向人介绍：“这是我家巧合写的书”。骄傲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之二就是，从镇政府退休时，被别人算计，未享受到应有的退休待遇。退休初期，父亲对这件事情是很有些想不通的。我知道，父亲想不通，不单单是为了多拿那几百元退休工资，只是希望组织上能给个公正地评价与认可。他从未抱怨自己在那个错乱年代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但是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不仅得不到补偿、道歉和安慰，又被无故地挨上一巴掌，父亲的内心一时难以接受。

恰恰是，那些理想坚定、对党忠诚的老同志，对待这些政治待遇，如同自己的羽毛一样爱惜，甚至重过自己的生命。父亲难以接受这件事情，其实也不难理解。但是，随着退休时间久远，乐观、宽容、豁达的父亲寄情翰墨书海，经营阡陌农桑，看淡荣辱得失，更加超凡脱俗，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计较与抱怨。

之三就是，父亲生育我们兄妹六个，仅有四哥一家人给他送终。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父母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兄妹六个拉扯喂养长大，着实吃了不少苦头。改革开放后，六个儿女相继长大成人，他们又扶助子女结婚生子、成家立业。父亲和母亲像喜鹊衔枝筑巢一样，帮助一个个子女衔砖接瓦、建设新家，每一个孩子都被他们安排得圆圆满满、妥妥帖帖。

有了孙辈以后，父母又忙着侍弄孙辈。大侄子长龙自小身体瘦弱，患有“血小板减少”顽症怪疾。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声，隔三岔五鼻血不止。每次发病，父亲和母亲像丢了魂似的，扔下手中活计，就心急火燎、马不停蹄地抱到县城救治。为治好长龙的怪病，父亲四处打听治疗偏方。一次，打听到一道“吃生花生米包衣可治血小板减少”的偏方，便立马从县城买来一袋生花生，让我们全家一有空就帮忙剥取生花生米包衣。待孙子们长大，父亲已经彻底老了，还经常担心这个、挂念那个，恨不得把每个儿孙都护在跟前，照顾妥帖。

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父母的帮衬与照料，各自为小家忙碌奔波，却疏于对父母的陪伴、关心与照料。父亲去世前三个月，第一次病发住院，四哥四嫂住在县城，全部仰仗他们照料。我们几个在外地工作或务工，虽然得知消息匆匆赶了回去，只是帮忙照顾了两三天，待父亲病情稍稍稳定，就又返回工作岗位。二哥事务繁忙，没有请到假，就给父亲打了个电话问候。父亲在通话中，带着些生气和抱怨：“你那么忙，就不用回来看我了，等我死了办丧事的时候，你再回来也是一样的！”

三个月后，父亲再次病发去世。其实，父亲去世前一天，三哥和四哥就已经告诉我：“爸爸可能不行了，现在已经插上氧气管了，你要尽量早点回来。”我以为父亲至少还可以撑一两天，不会那么快就走的，没有予以足够重视，总想着等第二天一家人回单位和学校各自把假请好了再赶回去。结果，没等到第二天天亮，父亲就撒手人寰走了。如果当天晚上动身赶回，就不会有这个未能为父亲送终尽孝的遗憾。父亲临终前，守护在他床前的，只有四哥、四嫂和他们的孩子王希。在家的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在听闻消息赶往父亲病床前的路上，父亲就带着遗憾走了。

我想，要说遗憾，这应该是父亲最大的遗憾了。我深感后悔，我问心有愧，我非常感谢又非常羡慕四哥一家。他们尽到了自己的孝道，问心无愧又无比幸运。父亲有生之年，给了我们兄妹六人每人一份平等的关爱，在天之灵也会给我们每人一份平等的护佑。我愿把父亲给我的那份，分给其他兄妹一些，以表达自己没能给父亲送终的愧疚，和对其他兄妹陪伴父母、代我行孝的感激。

“请亲人们赶快瞻仰完毕，下面将进行闭殓。”司仪的催促，让我的思绪再度回到现实。一个奇怪的想法，突然从我的脑子里冒出：把自己手上佩戴的那块从美国带回来的手表送给父亲，弥补一下自己未能为父送终的遗憾吧。我没有多想，迅速摘下左手上佩戴的那块手表，仔细地套在父亲坚硬冰冷的左手上。心中默念着：“爸爸，你安息吧！请原谅我没有为你送终尽孝，但愿用这只带着我体温的手表，陪伴你走上去往天国的路！”

在我们眷恋不舍的哭泣声中，父亲棺材的盖子，被徐徐地合上。棺材与盖子的接合处，被浇上木乳胶，棺材被牢固地封闭。父亲就此与我们永别，他那严肃却又慈祥、正直却又善良的面容，从此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中，定格在我们的回忆里。

父亲是村里党龄最长的党员，一辈子不相信迷信风水。可在他去世前三个月的那次住院，父亲迷迷糊糊、断断续续地向陪护在病床前的大哥和我交代，去世后就把他葬在村集体山林某处偏僻幽静、绿树环抱、背风朝阳的地方。大哥遵照父亲的遗嘱，在人迹罕至、荆棘丛生的山林里寻找许久，才找到父亲所说的那个地方。

父亲为集体事业奔波一世，为儿女幸福操劳一生，实在是太辛苦了。或许，他真的需要一个远离喧嚣、远离纷争、远离风雨、僻静幽深的地方，好好地静一静。

带着自己的遗憾，带着我们的思念，父亲长眠在他自己选定的那块墓地里。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悲伤，绵绵的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