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忆少小过年时

小时候，最盼过年。

当父亲挑着米去城里卖了，再从城里为我们买回新衣新帽香烛鞭炮，我就知道又要过年了。

每当腊月渐深，过年的气氛也就愈浓。我们一伙挨肩的男孩，整日价串东家、走西家，从村头到村尾，几乎每家都要跑个遍。遇上人家做炒米糖芝麻糖什么的，总少不了主人给的那几块滚热的、酥软的、最是新鲜的零嘴了。

村里最热闹的去处，还是够斤两的鱼儿被网上来之后就地分鱼的村东头拐子塘角。这时候唱主角的仍是我们一样大的孩子。老队长把做好的纸阄握在手心，对空中扬一扬，然后往围得只剩篾箩底见方的一小块空地上一扔，几十只黑里透红的小手即从人腿缝里各抓得一阄继而跑到人群外围，神秘兮兮地松开已被揉得皱巴巴的欣喜，然后提着竹篮，忙不迭地收拾起对号的几条胖头鱼。之后，再努力地平衡着身子，几步一歇往家里挪去。

一年最忙的时候，似乎都浓缩在了这岁末的几天。杀猪、宰羊，磨面、做豆腐，擦门板、刷墙，家家一律忙。大人们整日价在水跳板上就着水，手都洗得通红。

年三十。一大早，我和梅生几个就到十多华里远的小镇上去洗澡，回来已是午后。这时，家家都贴出了新门联，还听到远近村庄冷不丁三两声爆竹响。过不了多久，鞭炮声便连成了一片……

吃过年饭，照例眼巴巴地等着父亲分给我和弟妹们压岁钱——这是一年中最激动的光景。在这时，父亲总要掏出早就预备好的新钞，给我们几张一角二角纸币；接过哗哗作响的新钞，我们就都开溜。而父亲却总要忙着用醋去浇在烧得通红的旧犁头上，然后用火剪夹着从房里绕到每个角落，顿时屋内香烟萦绕……

那时奶奶常说，吃过年饭，小孩子是不能随便串门的。但腿脚儿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就都去拣人家燃放过的却没有爆炸的炮仗。记得，我们那时有一种“高明”的玩法：把没有燃爆的炮仗折裂丝连，压在另一未燃鞭炮一寸见长的药线上，点燃后既可看见“哧哧”冒烟的火花，又可听到燃爆的钝响。

最开心的时候，莫过于大年初一开“财门”了。我穿上新衣，漱洗完毕，就去拖着长过人头的鞭炮，点燃爆响，一爇连百，余响不绝。拉开门，从屋里到屋外，香烟缭绕。过后，该是燃放“轰地雷”（我们那时都这么叫的）。这种大炮仗威势极大，震天动地地响，且药芯极短，燃放时当然倍需胆量。这时候，来看热闹的人自然多起来：近处双手捂着耳朵的，远远地立在草垛边探着头的……直至哧哧然旋即应声“轰”地直蹿入云霄。这种程序是从大人们那里学的，似乎缘于助阵，抑或算是压轴罢；初二，初三，家家皆然，年年如是。

都说孩子盼过年，盼不就盼在两个字上——“吃”和“玩”。其实，大人们也都在过年的时候偷着乐。过完三天年，各地戏团，种种曲目，迎来了十里八乡的村民。村里的那座小小电影院几乎场场爆满。这种时候，吸烟是不禁止的，男人们喷云吐雾，有时还故意嚷着大嗓，洋腔怪调，大大咧咧的。女人们嗑着葵花子、蚕豆什么的——自家院子里种的，丝毫看不出奢侈的意思；三五个东家长、西家短地自在说笑。

出尽了风头的是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半大儿男孩，耍尽了难说上套数的杂牌儿功夫：桁梁上蹲着，窗棂上攀着，小小电影院里的每个旮旯都被搅扰得沸腾。

记得有一位卖棉花糖的顺三爷爷。那时，我们去电影院，每次都能遇见他。他总是坐在电影院门口，穿玄色棉袄棉裤，戴着厚厚的棉帽，帽子罩住了大半个凹陷瘦削的脸颊，只露着鼻孔呼出一道道白气。他用不着叫喊，我们都知道甜甜的棉花糖和那桩一毛钱就能做成的交易。

在我的记忆里，乡村最热闹的时候还是新正，年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