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班岁月

夜班岁月

1995年9月20日，这个日子对我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正是在这一天，我跨进了报社的门槛，虽然开始时还只是个编外兼职校对，但已让我的原单位许多同事很是羡慕。

在这之前，我还真不知道出一张报纸竟有那么多道工序：采编、审签、划版、录入、校对、出胶片、制版、胶印，等等，而大多数工序是要在夜间完成，夜班自然成了报社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

因为起初我做的是兼职，所以也只能上夜班了。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到报社当校对员。学校距离报社有十几华里远，那时我骑自行车来回，单程需要个把钟头。夜班一般上到十一二点，下班后回到租住的地方，第二天天不亮骑车赶回学校上课，就这样足足坚持了一年多。

那段日子，我常常吃过晚饭后就往市里赶，风雨无阻。

记得，炎热天气的余威还没消去，我每天骑车到报社时已浑身湿透，用凉水冲把脸，趁其他人还没到我常常趴在桌子上小睡一会儿。晚上八点钟的样子，同事们陆续到岗，就都开始进入工作状态了。因为在读大学时有过校报编校经历，对校对工作我很快就上手了。

我的工作是担任每天日报一个版面的校对任务。最初，我和另一位同事负责的是副刊版。从机房拿到小样后，对着每一篇原稿一边看一边标出有错误的地方，包括错别字和标点符号、文法、图片、题花等之类错误。那时，报社激光照排中心启用时间不长，组版员在原稿录入时所出的差错较多，一篇千把字的稿件在小样中有时就能发现有几十处。

对报样（尤其是副刊版）的校对不像批改作文，需要我们有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史等学科的专业知识，即要做一个“杂家”。遇到一个人物名或一个典故，甚至一个字、一个词，都能让你琢磨半天。如果原稿字迹不清，作者引文出处不明，你就是翻遍字典、辞典，正误也难定夺。有一次，在一篇签发的原稿中有“床笫之乐”一词，而小样上被录入的却是“床第之乐”，我们起初怀疑原稿有错，翻阅字典、辞典也未找到“床第”与“床笫”这两个词条，最终还是在“笫”的条目下找到了“床笫”一词，这才印证原稿是正确的。

校对工作的基本程序是：第一步，对照小样初校。那时，编辑只在记者或通讯员的手写稿件上修改，稿件签发后是通过照排中心工作人员一篇一篇录入后排版的，我们负责校对的副刊版面签发的稿件多，字数多，疑难问题多。初校后对出现的差错所做的红色记号有时密密麻麻，然后把校样交给机房组版员修改。第二步，从机房取回修改后打印出的新样，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比红”（即看校样上的差错有没有被修改到位），如有漏改的，要重新标示出来，待二校结束后交组版员一并改正。第三步，二校经修改后打印出的版样，我们习惯上叫做“大样”，同样先要“比红”。然后每两人一组，一个拿着大样，一个对着原签发稿件一篇一篇通读，一个对着大样逐字逐句地审看，若发现新问题再做出记号，这一道工序俗称“唱稿”。这一环节发现的差错经组版员修改后打印出的版样叫做“清样”。“清样”交给科长核对标题，如没有发现问题，经科长签字确认后交由制版员出胶片。胶片制出后，最后一道程序叫“蒙胶片”。可别小看这最后一道程序，一点也马虎不得：一要看报样上原先圈出的差错是否改清，二要看所出胶片上的文字、图片等与原大样有否有错位，三要注意胶片本身有无质量问题。对于校对员来说，待这些都准确无误交给科长验收签字后，一个版面的校对任务才算基本完成。

有人说，校对工作是一份见不着阳光的工作。是的，夜班有时要工作到凌晨一两点直至通夜。最怕的是遇到重要会议或重大赛事等稿，而这又是常有的事。我那时一般每晚要工作到十一二点。

披着星光上班，踏着月光回家，常年风里来、雨里去。夜班带来的影响，不只在于打乱了一个人最不可缺少的睡眠，有时还让你成为生活中不近人情的人：家里若来了客人，如果你正在睡觉，客人也不情愿打搅；如果晚上陪客人吃饭，常常又要提前离席告辞。凡上过大夜班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白天即使补睡再长时间，起床后也总是觉得头昏沉沉的，更没有正常睡眠后人的精神状态好。谁说长期上大夜班对身体没有影响呢？！

二

兼职之初的年头，我有过三次租房经历。

最初，我和妻子带着当时才五岁的孩子在市区四处打听，后来在城南盆塘沿一带棚户区找到一处出租房，是一座砖木结构平房，在一条偏僻的支路旁，房东是一对七八十岁的老两口。对于租房，他们刚开始好像有些疑虑，但看着我们一家大小，在验看了我的身份证后还是同意签了租约，并让我预付了三个月房租。我被安排在紧靠路边的小格子间里住，里面局促到只够放一张小床，好在是一个单间，门又独立朝外，且正对着马路，进出谁也不干扰谁。

一到晚上，这条支路上黢黑一片，我还记得在这条坑坑洼洼的路上骑车曾摔倒过好几次。要是在刮风下雨的夜晚，一个人经过这段路往往越走越怕，好在这条路上有一家开夜市的小店。上夜班回来，吃点夜宵是常事，而店里的炒面又特对我的口味，我几乎每晚都要吃上一份用肉丝炒的那种，香味十足，时常也与我饿着的肚子每每配合得绝好。

房东老太太是个热心肠的人。白天，她常常将我的被褥拿出去晒晒，把我的床铺理得整整齐齐。夜里下班回来，我一躺上床全身就感到暖呼呼的。夏天，每次回来她已在我的房间点燃蚊香，一台旧式电风扇也预备着放在了我的床头。

忽然有一天，房东将我的床移到正屋前厅靠里间的披厦里（后来才知道，我原先租住的单间已被高价租给了一对开缝纫店的小夫妻）。披厦很小，几乎给一张小床与一张桌子挤满了，我每次要屈身才能上床，最大的不便却是进出必须经过正屋大门。大门用的是那种在里面横插的老式门闩，所以，下班回来房东须给我留门的。有一天夜里，老两口大概是忘了，我在门外用力叫喊半天也听不到屋里动静，我被关在了门外。后来，我只好打道回府，骑车回到家时让爱人大吃一惊。

这间披厦，阴暗简陋，蚊子奇多，蚊香通夜燃着似乎也起不了作用，我只好用被单裹着全身留着鼻孔出气，但夜里又燥热得厉害，终是无奈。最不能接受的是，老太太信佛，每天天没亮就起来烧香跪拜，嘴里念念有词，弄得屋里烟雾缭绕，从前厅飘过来的那浓烈的香烟难以忍受地呛人。接着，还雷打不动地播放佛教音乐磁带，把客厅里播音器的音量调得老大，而我这时恰恰睡意正浓，好像把她家里的我给忘了似的……

这样，在这里没住多长日子我决定离开了。

后来经朋友介绍，我到老城区东面的笆斗街一带租住。房主人是一位八旬老妪，是我一位朋友的朋友的妈妈。三间老式瓦房被院子里几棵高大的杨柳遮掩得严严实实，老人单住一间，她的侄子一家住两间。我的卧室在旁边由原先厨房改成的紧靠院门的单间小屋里，因为我只在晚上暂时居住，也没有别的要求，简陋就简陋吧。头几天，老妪每天晚上都记得给我留着门。有一天，我下夜班回来，只见院子的铁门被死死地锁上了。我站在院门外用力敲门，好长时间听不见屋里有人答应。后来是老妪的侄子给我开了门，并告诉我说他家老太太的耳朵不太好。

还有一回，我又遇到铁将军把门，这回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我只好骑车往回赶。在昏暗的巷口，拐弯时不料与另一个骑车的撞了个正着，好像夜行人都很理智似的，那一刻我们谁也没有埋怨谁，各自推着车走了。我心里只是责备起自己：怎不早配把院门钥匙呢？那一宿，我是趴在办公桌上睡到天亮的。

在这间租房里，我住了大约有半年，除了定时交房租，几乎很少能与老妪见到面。有一天，下夜班后我骑车回来，忽遇风雨大作，我只得在路边面摊躲雨。当雨点稍小后赶回租房，我一下懵了：从屋顶漏下的雨水将我的床单淋得透湿。我将被子掀起，用一捆旧报纸一张一张垫在床上，然后和衣躺着。迷迷糊糊中，只听见隔壁“噼噼啪啪”的响声一阵高过一阵，知道是老太太的侄子、侄媳又在吵架了。过了一会儿，又一阵狂风刮得院子里的杂物要飞出去似的，雨点打在窗子上“啪啪”作响……我的运真是背到了极点！

第二天，我决定搬离这里。

最后一次租房是和我的一个同事合租在老城区公署路。这是一处旧式公房，木结构带有天井，我们住的是二层阁楼。由于年代久远，老屋不堪重负似的，每次走在窄窄的木扶梯上都有一阵晃动的感觉。上楼时，“咚咚咚”的地板声在黑灯瞎火中叫你心里发麻。房门正和我一般高，进出我都要下意识地低下头，生怕被门框碰着。两张折叠式钢丝小床相对摆放着，中间只留着窄窄的过道。窗户似脸盆大小，圆形的；木制的窗框，一边铰链已脱落下来，用铁钉钉死在那里。一到刮大风的夜里，风吹得小楼摇摇欲坠似的。房东很少上楼的。有一天夜里，我在朦胧睡意中听到一阵“咚咚咚”的脚步声，原来是老板娘上楼来收要房租，她是怕我们起早就走了。

我们的门是从来不上锁的，虽然对面的阁楼里也住着人。我们每天晚归早离，住了已有数月，仍弄不清对门住的人的底细。但偶尔也遇见一两个浓妆入时的女人，有一回竟听得对面房间里男男女女的说笑声。

有一天夜里，我和同事被门外的吵闹声惊醒，当我们开灯看看究竟时，几个人已急匆匆地下楼去了。后来听人说，对门住的那个女人是一个做生意的外地人，那晚她与丈夫争吵得十分厉害，连派出所的人都被叫来了。

那一年冬天，奇冷。一天清早起来，窗外飘着雪花。老宅经不住风雪来袭似的，四处漏雪漏风，摇摇欲坠。听说，为了保护古城此地居民将要搬迁，但愿如此罢……

后来，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从此结束了租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