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最高兴的一天

1980年代，我和姐姐跟父亲在县城上学，她上高中，我上初中。每次放学回来，看到父亲不声不响，我俩就吓得不敢吱声儿。姐姐小声问我：“咱伯又生气了？”“嗯!”我不敢大声说话，依旧闷头吃饭。

那时父亲生气，大抵有两个原因。一是缺钱。母亲在乡下务农，父亲在外工作，谓之“一头沉”(相对双职工而言)。父亲既要干好工作，又要照应我们仨人在县城的生活，还要拿钱回家，把地种好。二是工作不顺。父亲是独子，师范毕业后参加工作，入党提干，一直走上坡路。年近五十，受子女拖累，自愿到教学一线，业务荒废多年，自然生疏，加之复杂的人际关系，常受莫名之气，烦恼的日子占多数。

然而1984年初夏的一天，父亲却出奇地高兴。

这天中午放学，我先到家，看到父亲办公桌上摆个崭新的“长江”牌收音机，里面正播放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岳飞传》。猛一下见到这宝贝，我迫不及待抢在手上，翻来覆去地看，舍不得放下。

父亲微笑着说出了这收音机的来历。这学期函授生交学费，剩了几十块钱，你小郭叔(父亲的同事)俺俩一商量，就这几个钱，也不能给学员办什么事儿，一人买台收音机，也算沾了公家的便宜。

其时父亲正用筷子搅锅，我一看，高兴坏了：案板上，放着一碗蒜汁儿，上面漂着香油花；钢精锅里，一团白花花的面条正上下翻滚，状若莲花。我问父亲：“伯，今天又不过节气，咋改善生活了？!”父亲忍不住笑了：“今天运气好!”

原来，父亲当天上午拿20多斤小麦去换面，称完麦子，过磅员对他说：“你先倒一布袋儿(一袋50斤)，我再给你称17斤半!”她大概想着，这人换面，再少也得拿几十斤麦子。她一定是误认为，父亲拿去的麦子是70多斤，得先倒一布袋儿，再加个零头儿—依常理，谁会拿20多斤麦子换面呢。她不知道，那时我们蒸馍只用一少半白面，其余红薯面，蒸出的馍黑而瓷；擀面条是一半白面，一半黄豆面，擀成的面条就有些糟。

我一看墙角，果然有一大布袋白面，忍不住笑了起来。父亲高兴地说：“往后天热了，不擀面条了，中午去换面条(每斤要给轧面铺3分钱加工费)，天天吃捞面!”多少年后，母亲对我说，你伯过日子不虑后，有米一顿，有柴一拢。父亲当年的举动，充分印证母亲的话是对的。

几十年过去，那天的情景历历在目。直到今天，我仍不想对这两件事做出任何评价。但我承认，父亲是个普通人。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他同所有人一样，生活得十分不易，也十分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