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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恒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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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8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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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最高兴的一天

1980年代,我和姐姐跟父亲在县城上学,她上高中,我上初中。每次放学回来,看到父亲不声不响,我俩就吓得不敢吱声儿。姐姐小声问我:“咱伯又生气了?”“嗯!”我不敢大声说话,依旧闷头吃饭。

那时父亲生气,大抵有两个原因。一是缺钱。母亲在乡下务农,父亲在外工作,谓之“一头沉”(相对双职工而言)。父亲既要干好工作,又要照应我们仨人在县城的生活,还要拿钱回家,把地种好。二是工作不顺。父亲是独子,师范毕业后参加工作,入党提干,一直走上坡路。年近五十,受子女拖累,自愿到教学一线,业务荒废多年,自然生疏,加之复杂的人际关系,常受莫名之气,烦恼的日子占多数。

然而1984年初夏的一天,父亲却出奇地高兴。

这天中午放学,我先到家,看到父亲办公桌上摆个崭新的“长江”牌收音机,里面正播放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岳飞传》。猛一下见到这宝贝,我迫不及待抢在手上,翻来覆去地看,舍不得放下。

父亲微笑着说出了这收音机的来历。这学期函授生交学费,剩了几十块钱,你小郭叔(父亲的同事)俺俩一商量,就这几个钱,也不能给学员办什么事儿,一人买台收音机,也算沾了公家的便宜。

其时父亲正用筷子搅锅,我一看,高兴坏了:案板上,放着一碗蒜汁儿,上面漂着香油花;钢精锅里,一团白花花的面条正上下翻滚,状若莲花。我问父亲:“伯,今天又不过节气,咋改善生活了?!”父亲忍不住笑了:“今天运气好!”

原来,父亲当天上午拿20多斤小麦去换面,称完麦子,过磅员对他说:“你先倒一布袋儿(一袋50斤),我再给你称17斤半!”她大概想着,这人换面,再少也得拿几十斤麦子。她一定是误认为,父亲拿去的麦子是70多斤,得先倒一布袋儿,再加个零头儿—依常理,谁会拿20多斤麦子换面呢。她不知道,那时我们蒸馍只用一少半白面,其余红薯面,蒸出的馍黑而瓷;擀面条是一半白面,一半黄豆面,擀成的面条就有些糟。

我一看墙角,果然有一大布袋白面,忍不住笑了起来。父亲高兴地说:“往后天热了,不擀面条了,中午去换面条(每斤要给轧面铺3分钱加工费),天天吃捞面!”多少年后,母亲对我说,你伯过日子不虑后,有米一顿,有柴一拢。父亲当年的举动,充分印证母亲的话是对的。

几十年过去,那天的情景历历在目。直到今天,我仍不想对这两件事做出任何评价。但我承认,父亲是个普通人。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他同所有人一样,生活得十分不易,也十分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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