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粮

前些天整理抽屉，翻出几张粮票，勾起了对旧事的回忆。

粮票是商品粮的“货币”表现，背面“说明”第三条写得很清楚：“三、本票系无价证券，严禁买卖、伪造和涂改，遗失不补。”但多年前，我的一个亲戚还是把粮票塞进自行车把套，冒着风险，跨区倒卖，从中牟利。

那时节，吃商品粮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在农民眼中，其难度无异于九天揽月。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我们队长华庆即担心他的户口咋往北京转；毛主席经常接见西哈努克，他又担心人家从柬埔寨来带的粮票够不够。华庆还给我们全村的大人小孩提出了奋斗目标：妇女们要努力生产，等生活条件好了，也学宋美龄，纺一会儿棉花吃块水果糖；男人们要多挣工分，将来也象毛主席那样，床前盘两锅，左边做糊辣汤，右边炸油馍；娃娃们好好念书，考上大学，吃商品粮。

要说吃商品粮的好处，头一条，每月能定额供给粮食，不至让人饿坏。

几十年前，我们老家还是生产队、大集体。村里人口多，土地薄，产量上不去。周围几个村，就我们村年人均吃粮标准（俗称“粮购点”）最低。我们家兄弟姊妹多，劳力少，年年交缺粮款。有一年我们队的粮购点是38斤，母亲分几趟把小麦扛回家，擦擦头上的汗，看看一群孩子，再瞅瞅几袋粮食，直想哭：“一个人一年38斤细粮，这是叫人查着麦籽儿吃哩！”邻居五叔，是生产队牛把式，家里有劳力，工分多，年年使余粮款，他家的饭食明显比我家好。每天一顿咸饭，五叔家是白面条，高粱面勾芡；我们家是芝麻叶咸包谷糁儿。渐渐听到风言风语：那高粱面，其实是生产队的牛料……。话一传出，队长每天早上亲自把牛料倒入牛屋水缸，彻底断了牛把式们的 “特殊待遇”。土地承包的第二年春上，五叔得场大病，出气多，进气少，喘个不停。五婶趴他耳根儿上，问还想见谁。五叔倒抽口气，断断续续地说：“就是想，再看…看…看看白馍！！”五婶含了泪，赶紧发面、蒸馍。几个时辰过去，就把一筛子白馍端到床前。五叔挣扎着看了一眼，见五婶蒸的馍和平时一样：白、大、热、虚，腾腾冒着热气；再转过头，看看床前一群儿孙，含笑去了。

商品粮不光能让人吃饱饭，还能解决就业问题。

只要是城镇户口，年龄一到，国家安排工作，成为公家人，衣食无忧。即使因某种原因不能安排，即便在城里卖个菜，也比在乡下种地强。老家县城兴隆街上有个二十多岁的男子，我们都喊他“尿儿哥”。“尿儿哥”患过小儿麻痹，落下后遗症，走路得拄双拐；八岁那年玩雷管，右手炸掉三个手指。但他是城镇户口，街面有房子，又会鼓捣两下手表、收音机，就在家开个修理部谋生。凭这条件，“尿儿哥”照样把马庄桥的“乡花”杜草儿娶到屋。改革开放后，手表、收音机之类渐渐淡出人们视线，两口子只得改行。“尿儿哥”做火烧馍，杜草儿卖卤肉。没有了田间的风吹日晒，三十多岁的杜草儿依然人面桃花，体态风骚，许多人为一睹芳容，成了店里的老主顾。

那时候，农村孩子想吃商品粮，到城里工作，路子只有两条。一是当兵提干。光参军不中，还得提干。城镇户口当兵，转业回来安排，农村户口则不行。二是升学。这引发出1977年恢复高考后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奇观。

我高中毕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记得临近高考前几天，我们正在教室复习，班主任党老师走进来，神色凝重地说：“同学们，这几天得抓紧，‘临阵磨枪，不利也光’。高考，是条分水岭！这辈子你是穿皮鞋，还是穿草鞋；吃白馍，还是吃窝窝（黑馍），就看这几天了！”父亲也说，咱农村孩子，没别的指望，就图换个购粮本儿！

购粮本是个宝贝，用它买白面，一斤一角七分七，这中间的巨额价差，都由各级财政承担。我国的户籍政策，按出生地将户口分为两种：农业和城镇。两者的转换非常微妙，由后者转为前者，是一种被迫、屈辱：右派下放，上山下乡，遣返原籍等等，都属此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些年城镇人口犯了法，公告末一条必定是：“注销城镇户口”。而由前者转为后者，则往往是奖励、是光荣。

终有一天，这光荣落到我家头上，时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父亲是1958年参加工作的师范生，上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直系亲属可以农转非。父亲到老家粮管所办手续，人家说，按规定，每转一人得再交一百五十斤粮食（粗粮一百斤，细粮五十斤）。看着父亲为难的样子，粮所一位周姓职工不无艳羡：“赶紧回去办吧！我干几十年还是亦工亦农，想转都没门儿！你们最后再给国家做一次贡献，以后就一劳永逸了！”

近几年，各地陆续出台政策，取消几十年不变的户籍制度，由此造成的子女升学、就业方面的种种障碍不复存在，这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变化。

感谢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