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参加工作的单位,是地区直属企业,规格很高,里面有不少资历很深的老干部,老方就是其中一个。
说起来,老方还是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共事两年多,他才离休。
离休后的老方和我住前后排,走路、吃饭、上厕所,经常碰见。有一回,厂里负责离退工作的一名工作人员下班,顺便拐到老方家里,给他送本《老人春秋》杂志,外加他当月的工资。我一看,好家伙,老方一月的工资是我的三倍。我那时年轻,不知轻重,立马就来一句:“方科长,你这啥也不干,整天坐家里,一个月发四百多,看个杂志还有人送手里。你可怪美啊!”听到这话,老方并不生气,反倒很自豪:“那—老干部,待遇问题!”
老方十五岁参加工作,是老革命,他有一套自己的处世方法。上世纪七十年代,厂里有个小唐,东北某军事院校毕业,曾写过一篇政论文章,投到一家级别很高的杂志社,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发表。后来导向变了,清理这家杂志社时,发现了小唐投去的稿件。这时离投稿时已经过去多年,文章的立场当然是有问题的。上面一查,很快找到小唐,将其定为受管教干部,低人一等。有一回老方下班,要往生活区拿块木板,让小唐帮忙抬。小唐也是个犟筋:“你自己用,自己拿!”这下触怒了老方,立时气不打一处来:“咋了?!你是受管教干部,还怪不听话哩?”小唐也不示弱:“我是受管教干部不假,你虽然不受管教,但还是‘土包子’干部!”老方是工农干部出身,从小没上过学,参加工作后勉强识得几个字,文化水平底,是他的“软肋”。小唐这下戳到他的痛处,老方当场气个半死,三顿都没有吃饭。
按理说,一块木板,能有多重,老方也搁不住让人抬;话说回来,即使小唐抬了,也累不坏。但这都不重要,最关键的,是两人有“前因”。前些年,小唐被定为受管教干部,一时人见人躲,生怕粘住。厂里规定,受管教干部不能离开革命群众视线,需要二十四小时监管,而且受监管期间,不能回家,家人半年可以来探望一次。那时候,小唐30多岁,他妻子周灵在镇上卫生院上班,是单位“一枝花”。可怜两人相隔咫尺,却远如天涯,和牛郎织女差不多。话说有一天周灵前来探望,厂里安排老方监视。老方是个原则极强的人,从吃罢晚饭开始,老方、小唐、周灵三人对坐,一直到熬到天亮,周灵才无奈离去。后来有人打趣老方:“人家小两口相见,你坐那里不嫌碍事?”老方说:“我只管尽职尽责,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
比起小唐,我还是很听老方话的。有一回,我们科室开民主生活会,大家轮流发言,逐个作自我批评。老方是领导,最后讲。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严格要求,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的那样,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比如我吧,参加工作几十年,没有占公家一点儿便宜,说句实在的,我连单位一个信封儿都没有用过!”参加我们民主生活会的厂领导听了老方的话,非常激动,特别表扬老方,说他作为老干部,处处发挥模范作用,大家要向他学习。开完会,老方让我稍等一下。过了半个多小时,见厂区人走得差不多了,老方说:“你去仓库扛卷儿油毡,送到我家,我回去搭个鸡笼! ”
对厂领导里的新贵,老方很看不上眼。我们单位离市区远,厂里只有两台吉普车,是给主要领导乘坐的,其他副职,坐的机会不多。有时地区通知开会,需要副职参加,他们大都不愿意坐班车,认为这样掉了身份。有一次,有个副厂长到市里开会,竟让厂里的救火车来回跑一百多公里送他。听到这件事,老方极为愤慨:“现在有些领导,年纪不大,职务不高,架子不小哇!到城里开个会,没车,不去呀!我参加革命那时候,深更半夜,区长派我出去,不管天气热冷,刮风下雨,大枪一背,立马就走,还提啥条件?!”老方说的,应该是真的,因为他刚参加工作时,是给区长当通讯员。
老方的去世,很让人意外。这年夏天,他嘴角上长了一个白泡,多方医治,不见好转。无奈老方把情况给厂里离退办说了,希望能到城里大医院检查一下。厂领导非常重视,说老方是离休干部,各项待遇一定要落实到位。过了两天,厂里小车终于有空儿,由离退办工作人员跟着,送老方到市区一家大医院诊治。临走时,领导特意交待,老方年纪大、资历深,要体现组织关怀,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安排到高干病房。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老方是血液方面的病,眼下没有生命危险,按他当前的身体状况和现在的医疗条件,活个两年没有问题。消息传到厂里,想到老方去日不多,厂长、书记都很重视,亲自去医院看望,随后是厂里中层去看,象我这样的小年轻,也结伴去了一次,最后连老方在城里工作的、多年不见的老同志也去了。原本老方进了医院,精神很好,医生也嘱托他,只要配合治疗,没有大碍。可住进医院后,接二连三的事儿让老方心里直打鼓:首先是组织安排他住进高干病房,接着连续一、二十天,不断有人来看,弄得他心惊胆颤。他想,这病要是不严重,领导会这样重视,会有这么多人来看望?!连病带怕,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不到一月,终于不治。
送老方那天,我去得很早,见灵堂没人,就问一名老同志:“老方在哪儿?”对方说:“在冰柜里。”按当时国家的殡葬政策,干部必须火化,否则抚恤金、丧葬费等都不能解决。本来,老方出身农家,传统思想占上风,按他生前愿望,是不想火化的。他的三个儿子也答应他,百年之后,土葬老家。老方去世后,厂领导征求家人意见,三个儿子却异口同声:国家推行火化政策,我爸是离休干部,更得带头—实际上,三人仔细盘算过,要是给老方土葬,他们都得出钱;要是火化,都能分钱。
老方走后,大家说起他的旧事,褒贬不一。谈到他最终的归宿,都骂他三个儿子不是东西,可骂归骂,最后认识却一致:老方最后火化,仍然是待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