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

前几天从解放路走，无意间看到一座民国建筑，上写太古车糖公司。该公司1911年成立，主营美孚石油和进口白糖，南阳人叫它白糖公司。看着这座沧桑建筑，勾起我关于糖的记忆。

七十年代，无论我们买白糖、黄糖、黑糖，都需要糖票。那时买糖，主要是走亲访友，作为礼品。当时在农村，这类重要生活用品供应渠道只能到一个地方—合作社，是镇上供销社设在我们大队的门市部。里面的两个营业员，一个姓张，一个姓段，原来都是挑货郎担子游乡的单干户。天赐良机，为整合资源、理顺市场，一下子变为供销社正式职工，端上国家饭碗，成了老百姓梦寐以求的公家人。用作礼品的糖包，包起来很有技术。糖包呈四棱锥形，一包一斤，浅黄色火纸包裹，上面放张红纸条，用纸捻的绳子捆紧，上小下大，不漏不洒，放到桌面，稳稳当当。当时情况，白糖少，黑糖多。后来我上初中，遇到一位地理老师，很博学。讲到中美洲时，他说，我们早些年吃的像黑泥儿的糖，就是飘洋过海，从古巴进口的。现在终于明白，古巴是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地处热带，种甘蔗，生产糖。我国广东、广西也种甘蔗，但当时制糖技术低，产量少。那时春节走亲戚，糠是主要礼品，家家户户都能收到很多包，整整齐齐摆到堂屋条几上，也是一道风景。平日里，糖就很少了。家里来了客，我妈给客人倒水，用小勺子从糖包里挖些糖，放到茶碗里一搅，那水立时就变成黄色，弥漫着甜香。有时打开糖包，见糖已经很少，就连粘着糖粒的包装纸也撕下来，泡进茶碗，抱歉地说：“糖不多了，凑合着喝点吧!”客人忙摆手：“不要紧，这就怪好!”话语中带着理解。

我们那里习俗，大人外出回来，要给小孩“捎包儿”，捎的东西，少不了糖块。一些在外面干事的人回乡，衣服口袋一边装香烟，一边装糖块。碰到大人，递根香烟；见到小孩，随手从口袋摸出一两个糖块，这孩子马上满脸喜色地跑了。这番做派，在当年是极有面子的事。我少年时期，吃过很多中药，极苦的那种。喝完药后，父亲会让我吃个糖块。其实糖纸早已剥开，里面是个圆圆的糖球，糖纸上画的，是冒着白烟的火车头。一位姓卫的同学，我们初中时经常一块儿上下学。县城瓷器街南头东北角，供销社开个规模颇大的商店，里面卖一种软糖，个头儿比核桃略小，外面滚一层白沙糖，用彩色玻璃纸包成金鱼儿形状，香甜耐嚼，五分钱一个。我那时囊中羞涩，卫同学虽比我强些，每次也只能买一块。经常是他买了糖，一分为二，一路细细品尝。我参加工作后，有一回卫同学手紧，找我借五百元钱，如今已经过去三十年，一直未还。后来我想，单单念及少年时共嚼一块糖的情谊，决定永不再提卫同学欠钱的事。

物以稀为贵。糖这么紧缺，人们就想法找替代品。首先是甜杆儿。说是甜杆儿，说白了就是正抽穗的包谷杆。一棵包谷只能结一两个棒子，是农人的口粮，折包谷杆当甜杆儿吃，大人是极力反对的。只有馋嘴的小孩子，偷偷折着吃，有时被包谷杆皮儿割破嘴，顺嘴流血，还一个劲儿嚼。再就是甘蔗。春节去舅爷家走亲戚，临走，表娘往我手里塞五毛压岁钱，我假装客气，故意不接—我知道，即使不接，表娘也会硬装我口袋里的。果不其然，表娘见我不接，顺手装进我的棉袄口袋，又在上面按一下说：“拿好，别叫掉了，走到社红路口买甘蔗吃!”当时的物价，五毛钱能买五根甘蔗。这甘蔗大多是从湖北拉来的，至于后来我们吃到的锨把粗的黑皮甘蔗，是交通便利后，从两广拉到中原地区的。

上小学时，老师给我们出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和雷锋叔叔比童年》。全班学生都不知道咋写，老师就一句一句教：“雷锋叔叔生在万恶的旧社会，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们则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是在蜜糖缸里长大的。”其实，上初中前，我不光没有吃过蜂蜜，连黑、白糖也很少吃。哪像如今的孩子，糖块对他们没有任何吸引力。我觉得，该让他们吃点苦，才知道啥叫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