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兵败山海关”之谜

300多年来，人们把闯王李自成(1606--1645年)山海关迎战失利完全归罪于起义军斗志不强，纪律松弛，作战不力，吴三桂投降后金反戈一击等等，但真实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一些谜团有待我们一一揭秘。

1644年，注定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份，中国历史舞台上再一次上演了一场三方逐鹿，称霸天下的悲喜剧。没落的南明政权，新兴的起义军，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后金八旗军，李自成虽然民心所向，但政局不稳，残存的南明势力仍在抗争，后金八旗兵临山海关，在这三支不同的政治力量中，吴三桂是一枚重要的棋子，他所率领的“关宁铁骑”是明王朝最后的底牌，也是最后的一支精锐，谁能争取到这支武装力量，胜利的天平就会倾向谁。山海关之战，举足轻重，“八旗精兵”和关宁铁骑合兵一处，成为农民军自起义以来从未有过的败绩。

我们先看看“关宁铁骑”，这是明末组建的一支精锐骑兵部队，粮饷最高，待遇最好，装备最精，只有在关键时刻才使用，往往所向披靡，无而不胜。关宁铁骑兵力虽然不多、但战斗力相当强悍，是明末最精锐的部队，能与后金的八旗军正面交锋。“关”是指 山海关，“宁”指宁远，山海关、宁远、锦州等是明王朝抵御后金的重要防线，“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兵”，屯兵驻防，以逸待劳，这是当时的策略。在辽民中精选身体强壮者充实军队，同时也收留蒙古族骑兵，最初由祖大寿、满桂、赵率教等一大批辽东将领统领。后来由袁崇焕督办辽东军务，擅杀毛文龙，掌握了这支部队。最为著名的是关宁铁骑驰援北京，尽复关内四城的“遵永大捷”。但北京警报解除，崇祯将袁崇焕处死。同时将关宁铁骑一分为三，一部分归祖大寿指挥，一部分归吴三桂指挥，还有一部分被调进关内，镇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不久，祖大寿率领的关宁铁骑在与李自成的作战中全军覆灭，只剩下吴三桂所部。

再说后金八旗，后金八旗兵崛起于白山黑水，从茹毛饮血的蛮荒年代而来，一直以狩猎、游牧为生，保留着不畏虎豹，顶天立地的精神气概。他们不精于耕作，只能放牧牛羊，围栏狩猎。在他们看来，战争与狩猎的目的是一样的，其主要目的在于获取生活物资、生产资料。在冷兵器时代，狩猎和战争方式一样，都是骑马射箭，围追堵截。不同的是狩猎的对象是狼虫虎豹，战争是两军的较量。狩猎对于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与发动战争掠财物，抢美女，争地盘是一样的。狩猎是后金训练军队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是长期保持军队野性和战斗力的重要途径。狩猎不仅仅是为了猎得野生动物作为食物，在狩猎过程中，可以不断锤炼战斗力，直到清朝时期，甚至中后期，每年秋后，皇家贵族、八旗子弟都要远赴木兰围场狩猎，为的是磨砺精神，演练战法，此举相当于现在的军事演习。努尔哈赤雄才大略，丝毫没有豪门望族子弟们坐享安乐的思想，而是把打猎当成练兵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并以此作为实现他雄心壮志的手段。通过这样一种特有的活动，再经过努尔哈赤的组织编练，后金训练出了一支精干强悍的八旗军队，成为一支“威如雷霆，动若风发”的雄悍劲旅。

明朝覆亡后，保家卫国，抵御外辱的重任就落在农民起义军身上。当时关内的农民起义军，以李自成、张献忠两大部为首，都是在短短几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由于成千上万饥民的蜂拥加入，部队急剧扩展，成为一支支数量庞大的军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农民军驰骋中原，纵横关山，最后攻占北京，推翻了了明王朝。但是你要记住，锤炼一支部队不仅需要时间，而且还需要作战，尤其是大战、恶战，在这一方面，大部分貌似强大的农民军没有经历过，农民军大多由生活所迫的破产农民参加，参加起义时为的就是有一口饭吃，有一件衣服穿，这种得过且过，安于现状的生活很容易造成不愿吃苦，不愿训练，不想打仗，“三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是他们所期盼的。那时也没有什么思想政治工作，从而导致了整体战斗力的下降，失败是迟早的事。例如唐朝的黄巢起义，清朝的太平天国起义，这些在这短时间内参加起义军的破产农民，此前从未摸过刀枪，作战技能很难赶上那些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战争磨砺的明朝正规军队，更难以和经常狩猎，从小生长于马背之上能骑善射的八旗兵抗衡。对于一支军队，只有在与强敌的反复较量中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战斗力，农民军在内地与起义军对阵时由于民心所向，官军大多是一些作战不力，祸害百姓，搜刮有方的乌合之众，因而很容易打胜仗，而明朝的精兵大都在与后金作战的辽东前线，且多数为精骑兵，谓之“关宁铁骑”。这样一来，答案就揭晓了，貌似强大的农民起义军在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和八旗精兵的联合攻击下，焉有不败之理。

分析原因，在山海关大战中，“关宁铁骑”是以逸待劳，起义军是劳师远征，但即使是这样，关宁铁骑和李自成大军厮杀，吴三桂所部曾几度陷于被动，这说明起义军仍有顽强的战斗作风和高昂的战斗士气。但在起义军疲惫不堪之时，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的后金八旗终于出场了，首先出动的是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统领的正白旗和镶白旗的部队，数万劲骑突出两翼，向起义军发起冲击，后在统率多尔衮的指挥下，清军主力万马奔腾，滚滚而来，农民起义军是打过仗的，但这种全部由骑兵冲锋的阵势还是第一次见到，在强大的冲击之下，起义军很快全面溃败。除了吴三桂和多尔衮率领的剽悍军队联合进攻农民军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那就是兵力优势。在《清世祖实录》《明史》中对李自成亲征山海关有记载：“山海关之战，李自成亲自率领马步兵20万，自北山横亘至海列阵，辫发而甲的建州八旗兵和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合兵一处，冲击农民起义军，致使大顺军损失大帅十五人，死者数万，僵尸数十里，成为农民军自起义以来从未有过的败绩。”

至此看来，李自成是率领20万人参战，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明季北略》中说李自成率领大军四十万；但在顺治朝《东华录》中只说自成统兵十余万；《山海石河西义冢记》和《山海关志》考证李自成率军将近十万；在《明史纪事本末》又说自成率兵几万；在《东明闻见录•吴三桂纪略》和《四王合传》中说自成率兵六万东行。我们从李自成在西安建都以后领军进攻北京的军队总数以及留守山西一带驻防的总体情况看，李自成前往山海关参战的军队应该在六万到十万之间，如果加上前往参战支前的民工在内则有十几万之众，但超不过十五万，更不会有什么二十万和四十万之说，如此夸大数量是满清王朝为了贬低农民起义军不堪一击所编造的虚假数字。回过头来再看后金方面的军事部署，在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中载：“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而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 清世宗《上谕》载：“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这就是说清军全部投入山海关作战的部队也不过是十万之多。从而可以准确判断清军满、汉、蒙八旗籍的军人总数在十万上下，清军大规模入关是抱着志在必得的决心，加之和农民军第一次交手，多尔衮肯定不敢掉以轻心，因此调动倾国之兵是情理之中的事。吴三桂方面的明朝边防军“关宁铁骑”有人说是三万，也有人说是五万，在三万到五万之间比较准确，加上家眷、民工其他人丁总数在七到八万左右。

1643年（崇祯16年）3月进抵北京附近，文献记载，去年鼠疫已出现在这一带，只因冬天气温低，鼠疫传播变缓，三月春暖花开，万物复苏，跳蚤、飞虫、老鼠开始活跃，由此，大规模的鼠疫爆发。“贼过处皆大疫”，李自成大军自进京后就感染了鼠疫。同样是关宁铁骑和后金八旗为何没患鼠疫呢？欧洲人在研究14世纪鼠疫时发现，鼠疫主要经跳蚤传播，跳蚤讨厌马粪味，所以骑兵不易被鼠疫传染。众所周知，关宁铁骑和八旗军队由骑兵组成，所以传染鼠疫的很少。鼠疫蔓延军营，战斗力大减，甚至失去战斗力。鼠疫在当时无人了解、一旦传染，无法救治，死亡恐惧时刻笼罩着农民起义军。

从这些情况很容易看清双方参战军队的数量和质量之比，也就看清了孰强孰弱之态势，孰胜孰败之结果。曾目击山海关之战的朝鲜官员感叹“胡兵似倍于流贼”。由此可知，后金军队无论兵员数量还是整体素质，都远远超过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再加上吴三桂的军队，大顺军在兵员素质和战斗力上不占优势，在数量上也远不如敌人，再加上鼠疫横行，农民军在天时地利与人和中皆不如对手，从一开始起，李自成统军东进山海关抗击后金八旗军和吴三桂关宁铁骑就是一步险棋，但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可为而为之，是有极大风险的。李自成没有想到精锐的满蒙八旗主力会和吴三桂联合起来，也许他错误估计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历史没有也许，更没有如果，这一次，英雄输了，而且输得很惨，从此一蹶不振，屡战屡败，最终兵败九宫山，留下了千古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