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有人在喊你吴师傅!
这是心的呼喊,随着时长旷日持久,这种叫声在内心深处就更加真切。是啊,迟到的寻找,似山冈中曼妙的雾霭蒙蒙眬眬,最终化成了幻影,他在幻影里,我在幻影外,有种“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的心境。
我叫唤的师傅姓吴,是70年代背馍上高中时学校工宣队成员。那时,从校长到学生都这么叫他,到如今我都不知道他的全称姓名。工宣队,是“文革”期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主要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参与学校领导工作。选派的工宣队员都是产业工人(家庭出身好)、党员、有文化,老中青三结合,没有派性。我们学校工宣队,是驻地非常有规模的军工厂派来的,共两人,除了吴师傅还有位非常严肃的干部身份成员。吴师傅主要负责学校的宣传工作,另一位经常出入校领导办公室,平时与学生很少接触也就陌生了,而吴师傅负责的学校宣传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活跃在学生当中。七七年恢复高考后,工宣队的吴师傅他们撤出学校,回到了军工厂,从那以后,在一次他们工厂驻地参观反击右倾翻案风漫画展时,与全班同学见过他一面,后来再也没见过他。
当年的高中,学生被分成了文艺、农建、农机、农技等专业班。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稀里糊涂分到了文艺班。初中毕业时,上高中除了学习成绩排名还要学校推荐,记得我班同村的女同学,在公社张贴的上高中红榜中,没有找到自己名字,就写了大纸报,贴在红榜高中学生名单的旁边,引起村里人议论纷纷。大纸报的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揭发班主任不公“十问为什么”,因我的名字已在红榜名单中,在村里上上下下碰见她,我反倒觉得有些难为情,好像我顶替了她没上成高中。我这位同村的女同学,尽管贴了大纸报,最终还是没有上成高中。
我所在的高一文艺班,注定要接替高二文艺班挑起学校文艺宣传的大梁。在一次学校进行诗歌朗诵比赛时,我在报纸上选了一首诗参赛,却意外的获得了一等奖。比赛结束后,我很快被安排到了学校广播站,与同级的一位女同学成了搭档,周内中午进行播放稿件。这期间我开始与吴师傅近距离接触,每天早晨从他那取回审改完的广播稿,上早自习进行熟悉念稿子。别的同学早自习朗读的都是课文,而我朗读的全是通信稿。现在想来,因为有了爱好,竟毫无顾忌耽误自己的学习,一门心思配合吴师傅进行宣传,单纯得似一张通透的白纸,无任何杂尘污染。就这样,我在高中开始了广播员事务。学校开运动会、大型活动及通知通告我和女同学都要负责学校广播。记得一次大型活动,为了烘托气氛,稿件是高二语文老师写的诗朗诵,气贯长虹,振奋人心。开头四句是我与女同学的齐声诵读,我就小声说“一二”开始,虽然声音小,但还是被扩音器传出了大喇叭,活动结束后,班里同学见了我都喊“一二,一二……”,别提那时有多难以为颜,羞愧得面红耳赤。实际上我到现在有些字发音都不准确,不知道我那非标准的“醋溜普通话”,怎么就成了百里挑一的广播员,真是筷子里挑旗干,吴师傅也没怎么纠正我,如今想来真是贻笑大方了。
有一次,校长见我打水路过他门口,叫住我先表扬了我广播的声色很好,让我好好锻炼,从发展看毕业以后可考虑考县里戏团去唱秦腔。他说县戏剧团里有个姓刘的台柱子演员,音色高又亮,老百姓都喜欢他,你以后一定能赶上他,让我先好好广播肯定有出息。我当时还真没弄清校长给我说那些话的真正含义,只是觉得校长能与我一个学生谈话就很兴致了。如今想来,当学校广播员与唱戏好像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在用嗓子方法上大相径庭,到如今我也不会唱秦腔,先天性的中低音嗓子根本无法把秦腔吼得震聋欲耳,在黄土高坡上伴着尘土高高飞扬。
人就是这样,单纯到什么都没想,也就没有了当时播音有些字发音不准的羞愧及能否像校长说的那样长成唱秦腔名角的狂妄。天天仍旧在广播里读着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快乐着,充实着,读着眼前的书,做着能做好的事,甚至从未想过日后从事什么职业。正是因为这种幼稚,背馍读书那些年,我享受着无忧无虑的愉悦,童年的记忆都定格在了存储所有的美好。
吴师傅到学校后,还亲自成立了学校演出队,组织有文艺特长的学生早晚或双休日时间排练节目。吴师傅是个部队退伍军人,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一年前复员后安排在了这个军工厂,还是个单身职工呢。他在学校没有双休日,节假日,除了回军工厂办事,基本上都在学校待着,有很多时间和精力创作排练文艺节目。他在部队的大熔炉里不但练就了根正苗红,还长成了说拉弹唱样样精通的特长。特别是打竹板那才叫一绝,我学了很长时间也没学会,心想他被选派到学校当工宣队员,可真是知人善任了。我被吴师傅选到演出队后,先是与我当广播员搭档女同学报幕,后又担任长征组歌的领唱、说对口词、跳新疆舞、当演出队副队长,协助他的工作。70年代男女同学还是羞于接触,一般互相间不主动搭讪,否则会有同学背后说谁谁在搞对象。吴师傅让我们几个男同学跳舞,那可是学校以前少有的事,从初中到高中看到的都是女同学在跳舞,让我们几个男孩子跳舞个个害臊扭扭捏捏不好好跳。后来,吴师傅拿出了看家本领亲自出马带头跳,这样才使舞蹈《新疆亚克西》练习到了能演出水平。快到演出前,他安排大家回家背馍时每人剪一撮生产队马尾巴毛,在他办公室用两根细铁丝把马尾毛均匀的拧在上面,折叠成小圆形修剪后夹在鼻子上,就成了活灵活现翘着的八字胡。穿上他从军工厂借回来的新疆舞蹈演出服及皮靴,演出时观看的学生们打着口哨尖叫着鼓掌,也不知道是鼓的是倒掌还是正掌,下台后我像做了贼似的赶快跑去脱了演出服。双休日回家背馍,我家邻居同上高中的同学跑到我家,他惊喜的叫着婶婶,激动地笑着对我母亲说他看见我跳舞了,平时没看出我还会跳舞,那新疆老头亚克西舞蹈把他笑得快断了气。我看了一眼母亲红着脸就跑掉了,母亲后来也没再提我跳舞的事,她知道我是个羞脸子。
吴师傅每次借演出服回厂,都要带上我们几个能背能扛的男同学。回厂后,他不急于去借服装,而是领着我们到他的上班车间去转一圈。军工厂是个保密非常严格的单位,没有他带我们根本就进不去。进了车间,先要接受安检,外衣套上白大褂后,再跟着他进入车间。车间工人们见他回来了都在热情的与他打着招呼,走到一个女工车间,一个中年女工喊着“吴师傅,回来了?”吴师傅也笑着大声应着“回来了!”,而那名中年女工也不问带着这些学生干什么来了,急忙转头喊一个叫红丽的女工,“红丽,你看吴师傅回来了!”,那个叫红丽的女工也没应声和任何举动,因我们站在一字排女工的对面,只见吴师傅红红的脸笑着远远地向前方看过去,对面却平静得没有一点异常及动静,我们后来谁也不知道那群女工里叫红丽的究竟是那个,心想年轻的吴师傅肯定正在热恋当中,那些女工里肯定有吴师傅朝思暮想正在追求的心仪美丽女郎。
一次,吴师傅安排与我说对口词的同学到他办公室排练,脱词后开始排动作表情等细节,他给我们正在指导动作时有人来叫说校长找他,走时他交代我们俩自己继续练习他导的动作表情,我们俩练着练着因表演动作争执起来,最后扭打在一起。我的同学稍瘦于我让我压在地上没控制住情绪,用拳头打破了鼻子,地下血流了一大堆,有同学跑去叫回了吴师傅,我也害怕起来,心想吴师傅回来后不但会批评我,说不定学校因我打架还会给处分。吴师傅回来后,让我们站好,一个一个狠狠的点名批评,说能打到一起两个人都有错误,都出去站在外面好好反省,过了一会,他把我们俩叫回到办公室,并让我们俩互相道歉,转身面对面握手言和,接着继续排练。后来,与我说对口词的同学也没再怪罪我,我们还像以前一样积极的在演出队唱歌跳舞说对口词。我上高二第二学期吴师傅他们工宣队撤出学校后,我们班在县机械厂实习,教育局组织去砖厂慰问演出找到班主任让出节目,班主任就找到我们俩问能演什么,我和说对口词的同学选了吴师傅给我们排的对口词,来人审查后说行就演这个。吴师傅教给我们这些文艺特长,在后来各自的生活工作中增添了不一样的本领和快乐。
我背馍上学的年代,生活在“十年动乱”时期,当时受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影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我们经常要写大纸报开展斗私批修。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经济建设影响下,经常参加兴修水利、梯田及校办农场劳动,遇到干旱天气口粮不接,读书的日子夏天长绿毛,冬天晒石头的馒头也难以保障。而生活在吴师傅成立学校演出队的日子,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过雪山草地》、《红星照我去战斗》、《北京颂歌》等歌曲,我的心情愉悦,优美的旋律,鼓舞了我积极的人生态度,在那些艰辛里,练就了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意志。想想我如今能长成对祖国和人民有用的人,多亏了那些年背馍读书的苦日子,它激发了我日夜刻苦读书,心向远方闯出大山,放飞绝色异彩的梦想。
每当想起背馍上学那些年,就想起了给予我快乐及文艺特长的吴师傅,感恩的劲吹促使我寻找的冲动,这种想见在极尽的岁月中显得倾情迫切。于是,在一个灰度的天色里,我走进军工厂驻地,四处打探吴师傅的下落,说不出他的姓名全称只能描述年龄、长相、口音、文艺特长、进住过学校工宣队时的相貌等,终于在军工厂一个办公室,一位女中年职员肯定地说她知道我要找的吴师傅。她说,老同志你来晚了!你找的吴师傅三年前就因癌症去世了,生前是我们厂副厂长。我顿时有些诧异难以接受,感伤的浊泪顺流而下。吴师傅地道的江苏口音,见谁都乐观开朗的笑脸顿时浮现在眼前,我在心里一遍遍问自己,这么一个积极乐观的人,怎么能得上这种病,走得这么急?而且不再有华丽转身熟悉粲然的一笑,成为陌路两阴阳。
我仍旧不甘心,心想肯定是那位女中年人搞错了,信息有误。后来的日子里,我试图在高中同学、朋友圈以及能想到与他有联系的人去寻找他,最终仍杳无音信,我固执的想那天他定会突然出现在我们曾经熟悉的场景里。我感叹人生的无常,我自责自己从军暮年归来迟到的寻找,在总以为来得及或以后再说的拖沓中,往事已成过往,一去不复返。
吴师傅——有人在喊你,你听到了吗?我在一眼的期待中,期盼着那熟知的身影和笑容,守候着背馍读书那些年曾经有过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