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我的老师

欣闻母校河池学院（原名河池师专）七十大寿，心中十分欢喜，虽然离开母校已经37年了，但是每每同学之间聊天、大小聚会，基本上都是对母校的怀念，对老师的近况进行关注，母校就像一根记忆的绳子把我们的心都栓得紧紧的。成长路上，母校、老师们、同学们，几乎成为我内心深处的珍藏品，让我爱不释手，倍加珍惜。

母校坐落在宜州区的龙江桥边，素有“剑（见）桥”大学之美称。如今，走进母校，目睹的是更多的变迁，旧貌换新颜了，想找到从前的模样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我发现，母校所经历的时间越久，积淀就越丰厚，呈现出来的越加美丽婀娜，岁月的年轮越是加大，母校越是精彩纷呈，丝毫没有苍老的迹象。高楼群、精致花园、绿色草坪、茂盛的古树、幽雅的步道、矗立的石碑、醒目的校训、新增的标志性建筑物、宽敞的运动场，还有龙江边的码头，以及耸立的石林等等，都让一个个离开母校多年的学子感到心花怒放，耳目一新，感慨万千。

我知道，刚入学的时候，我就像一张白纸，上面一个字也没有，一点墨迹也找不到，一切从零开始。三年的学习生涯，母校赐予了一个崭新的自我，我的老师，我的同学都给我树立了榜样。

1982年9月的某一天，我成为母校的一员。

那天，父亲早早就从乡下送我到县城的汽车站，骑的是一辆老旧拼凑的自行车，我的行李就是一口小木箱，一个装了红薯的塑料袋，我乘坐了都安至宜州（当时叫宜山）的班车，从早上7点多到下午4点多，班车一直在颠簸的砂路上行驶，车窗外飞满了灰尘，倘若车窗没有关好，灰尘便从车窗吹进车里，很多人会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露出两只无奈的眼睛。那时的班车非常地老旧，上坡的时候只能挂一档，慢腾腾地，像一个老太太在走路，几乎是挪动前进。我记得父亲在车站买了两个包子塞给了我，我说先不吃了吧，因为我怕晕车，吃得太饱会吐出来，那就等于白吃，纯属浪费，我把两个包子放到塑料袋里。班车就像一头老牛，中午过了三刻，我们终于到了一个渡口，司机说中午在渡口用餐，我跟着大家一起下了车，跟着大伙去找吃的，我没有吃包子，或者红薯，我想留到学校当作晚餐吧。不过，午餐如果在小炒店吃快餐要花五块钱，所以我就在路边店吃了一碗米粉，带了几丁肉沫。过了半个多小时，司机吃好了，朝着大伙吆喝一声，上车啦！大家都急忙挤上车，我也回到自己的座位。然后，班车启动，继续沿着蜿蜒的砂路爬行。吃了米粉之后，肚子似乎是饱了，不过晕车的程度却加大，我忍住，我装着闭上眼睛睡觉，把嘴巴闭上，挺住，别把刚吃的米粉吐出来，这是我的信念，我巴望班车尽快到站，就像盼望米粉尽快被我的胃消化掉。结果，班车到站了，幸好我没有呕吐，可是换乘三马车到了学校之后，情况就有了反常，我还是忍不住呕吐了。我跑到校门外的一处僻静的地方，悄悄地解决，那时的狼狈样子真的难以形容，呕吐之后，我变得一塌糊涂，就像患了一场大病，浑身疲惫不堪，人似乎要散架了。

报到的时候，班主任黎远方老师一眼就认出我来，还叫出了我的名字，我特别惊讶，傻笑起来。接着，学长们带我们到了宿舍，他们还帮我们抬着箱子。晚上大家安顿之后，我并没有出去溜达，第二天上午，大家到了教室，黎老师开始安排座位，交代各种注意事项，从此，我们班就有了一个新番号叫“中文八二”。

求学路上，三年的时光就像电影一样很快闪过，不过，我始终觉得老师们、同学们都在给我鼓励，给我温暖。三年的学习生涯，除了在教室里听老师们上课，在饭堂里打饭，在宿舍里睡觉，在宿舍的走廊弹我的吉他，我跑得最多的还是学校的图书馆，那里有很多藏书，比高中时代看到的图书馆更大，书更多，读书，读书，我向往那些稀奇而珍贵的课外书，特别是小说。于是，我办了借书证，每一周我都会借一本小说来读，哪怕读完了依然记不住很多的故事情节，依然会淡忘一些小说里的细节，但是，我还是认真阅读，那毕竟是免费的文化大餐啊！

写作老师李果河上课很风趣、幽默，有瘾头，我算是最喜欢听的了。为此，我也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文学社的名字叫新笛，很清新、很秀气，师兄田湘、凡一平以及我的同学向逖、田代琳（就是现在的著名作家、广西文联主席、广西作协主席，笔名东西）、谢雄、韦上焕等等都是我十分敬佩和羡慕的。我记住李老师所说的格言：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从此，我阅读了很多的名著，也开始悄悄地写作，那时不是写小说，而是写诗歌，诗歌的创作耗时短，一天之内可以完成，写小说除了花太多的时间，而且烧脑，虚构故事太难了，小说篇幅长，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无法估量。当然，有时也写一些散文，应付一下写作课的作业。一切都从零开始，那时，我并不敢向报社投稿，更不敢向文学刊物投稿，我只是羡慕那些发表作品的师兄、同学，把他们当作我的老师，甚至是努力学习的榜样，暗暗地模仿、效法，领悟。我把自己的习作锁在抽屉里，不敢拿出来让同学们知道，写作成为写秘密日记一样被我藏得严严实实的。

拿到母校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父亲就告诉我，今后要当老师了，必须学会当老师的本事，比如讲话，比如写字，等等，父亲历来是我最尊重的，他的话对于我就是真理，我不敢当耳旁风。在母校学习的三年时间里，我开始改变自己少言寡语的性格，我还要学好普通话，教书的各种方法和能力。

我们班的女生共九个人，来自天南地北。当时，赵丽芳老师教我们现代汉语，每天早读都教我们汉语拼音（高中时我还没有正式学汉语拼音），我的很多语音大多是得益于几位同学的帮助，李小东、陈越惠、杨瑛、孔祥富、胡少芳、杨桦等等，他们就像老师一样，每一次发现我讲普通话不大标准就帮我矫正，然后，我立马回去对照现代汉语词典，记住拼音，记住读法，久而久之，我的口音变得有些靠谱了，而那本现代汉语词典却几乎被我翻烂了。

记得一次班级的晚会，要求每个宿舍都要出两个节目，我们宿舍六个人，除了出一个小组唱之外，剩下的节目按照宿舍的规定，采用猜码来定第二个节目，一句话，输了的人就出第二个节目。我们宿舍共六个人，刘光杰、吴海良、黄祖兴、孔祥富、田代琳和我，循环比赛，经过一番拼杀，结果，我输了，最后输给个子跟我差不多的田代琳。田代琳这个名字在公布宿舍人员名单时我还以为是一个女的，谁知道一见面还是一个小个子，我们宿舍就我们俩各自最小，原以为我的码可以赢他，却不知道刚出手我就被他抓了码，我又傻笑起来——那时，我哪里知道猜码。无奈之下我只能认栽了，后来，我找到一首歌，歌名就是《可爱的中国》里的插曲，那歌曲我听过，男中音的，但还没有真正唱过。于是，我每天中午就去教室里练歌，开始只是哼歌，后来放开嗓子唱起来，可以说，歌曲的每一句词我都查过词典，读音都请教过我的几个同学。幸好，我初中、高中时代很少讲话，包括壮话、都安流行的安阳话，学了汉语拼音，对于一些声母的读音还是能分清并读准。练习一段时间，我的胆子慢慢壮了——那次晚会，我唱得很认真，声音粗犷，咬字吐音都过得去，算是顺利完成吧。可能是天生的音质吧，我这个“男中音”一下子被全班人认可了，从此，我们班、或者是中文科的晚会都有我独唱的份儿，我当然继续努力了，出洋相的事情不能发生，这是我的新机遇，也是新挑战。唱着唱着，我的自信来了。1984年我报名参加宜山县首届业余歌手大奖赛，居然意外地获得第三名，那时，我唱的歌叫《梦驼铃》。

毕业的时候，我有幸参加统一分配，就是可以选择市直单位，黎老师私下征求了我的意见，我一阵激动，黎老师对我真的太好了。巴马籍的同学韦锋、段自干跟我关系很铁，他们极力推荐巴马民族师范学校，说去了那里更好玩。他们是我的好友，巴马民师的名头也响亮，比那些玻璃钢厂、德胜铝厂、雅脉钢铁厂等等子弟中学好多了。我私底下以为厂矿的子弟是调皮捣蛋的多，师范的学生应该很好教。于是，我跟班主任黎老师说去巴马民师，他立马答应，还说我的选择十分正确。

到了巴马民师之后，我曾经回到母校几次，一般都是假期。每次去母校主要还是去看看班主任黎老师，算是汇报也好，感恩也罢，总之，每次去见黎老师都有很多话要说吧。

有一次，黎老师特意把我留宿，我说不好吧，我还是去旅社开房。那时我领了工资，住上一两晚旅社还是可以应付的。黎老师坚持不让我去住旅社，他说要住他家，晚上可以聊天。黎老师的爱人黄阿姨对我很好，他的两个儿子也很好玩，我还陪他们去龙江边游泳呢。晚上，黎老师却叫我跟他睡，我又说不大好，这样太对不起黄阿姨了。他却带着幽默的口吻对我说，没事的，我们都老夫老妻了，分开一个晚上不碍事，哈哈——我又傻笑一下，词穷了，心软了。

当晚，我和黎老师在床上聊了很久。他关心我的教学，过问了巴马的情况，我一五一十地汇报，他问我有女朋友了吗？我答不上来，支支吾吾地搪塞几句之后，就干脆说，过两年再说吧，事业无成，何谈成家？黎老师问我是否还写作，我说写，我告诉他我久不久都在河池日报发表一些豆腐块的文章，特别是散文诗、寓言等等，他很高兴，鼓励我继续写作。我心中一股热血沸腾起来，这样的鼓励是我期盼的，非常温暖，非常振奋人心。聊着聊着，居然超过了凌晨两点了，黎老师说先睡觉，明天再聊。那一夜，我心里一直不平静，我觉得黎老师就像我的父亲，一直鼓励我，呵护我，支持我。

2009年底，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潮湿的记忆》出版了。那时，黎老师已经调到桂林教育学院工作。没有联系电话，很多话只能憋在心里。过了几年，我听同学黎桃说黎老师病了，我心里十分焦虑。有一天，我终于有机会出差桂林，于是，索性找到黎老师的家庭电话，拨打过去的时候，是黄阿姨接的电话，我说我来桂林出差，想去看看黎老师。黄阿姨告诉我一个地址，我导航过去，没有多久，终于到了黎老师的家。那时，我拎一袋水果，还有我的小说，我想送我的拙著给黎老师留个纪念，也算是一种汇报吧。当时，黎老师听觉不好，说话更不行，所以我们的交谈就是一张白纸，在纸上轮流写字，写着写着，我发现自己的内心在替恩师惋惜，恩师的头发已经斑白了，眼睛依然有神，他看着我的时候，那种神情似乎还有在母校时的内涵，我发现他的手在写字的时候有点抖动，写得很缓慢，很吃力。我不知道怎么安慰恩师，我的眼睛渐渐润湿了。

2015年8月，“中文八二”毕业三十年聚会在宜州举行，历时四天。班里参加的人数比在南宁乡村大世界的聚会（毕业二十年）多，聚会在宜州、在母校驻地进行，意义自然更加凸显，参加的同学第一次超过三十位，有的同学迟来半天，没有关系，来了就好嘛。聚会是老同学见面，聊天，叙旧，见见老师，走走母校，把记忆拉回从前，多么惬意的聚会。那时，我们去学校打一场篮球，专程去医院探望恩师韦启良老师，还有卧病的邓望鸿老师，去学校的新图书馆参观，特意去刘三姐故乡、去以前郊游的河边烧烤，白天邀请在学校的银建军、罗之勇、韦秋桐、李果河、钟纪新、唐建等等领导、老师一起照相、共进晚餐，晚上，回到酒店，在KTV嗨歌，陈士心拿来他的果场的龙眼让大家吃，我拿了都安名酿——“宏慧黄酒”让大家品尝。东西主席拿了自己的新力作签名、赠送给老师、同学们，我也效仿东西，拿出自己的拙著《潮湿的记忆》送给老师、同学们，并且特别声明了一句，这个书不一定是佳作，但却是我花了三年时间的心血写下的，36万多字呢。这次赠送师友，只是一种汇报，哪怕是很肤浅的。李果河老师倒是鼓励我继续创作，写出更多的作品。我说，一定谨遵教诲，继续创作，不辜负母校，不辜负老师们的期望。

“中文八二”里除了才华横溢的作家东西，还有作家覃克参、覃波和我，特别是在教育战线上出类拔萃的特级教师冯碧红，班里有一半同学当了校长、老师，培养更多的人才，有商场的大佬郑学强，每个同学的事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每个同学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有所建树，我觉得，“中文八二”这个番号无愧于母校，无愧于老师。

从此，我的笔耕更加勤奋，恩师的教诲时时提醒着我。直到2018年1月，我调到县文联当主席，就像一种回归，我成了所谓的“专业”搞文艺事业的人了。我时刻提醒自己，继续写作，像老师们培养我一样，扶持文学新人，培养更多的作家苗子。后来，我借助《民族文学》都安创作基地和自己创办的“翠屏文学沙龙”平台，在全县邀请更多的文学名家（其中包括著名作家东西）来讲课，通过举办更多的文学讲座，开展各种文学活动，不断壮大文艺队伍，成立各个文艺协会，把队伍建设、阵地建设和精品推介作为己任，让都安的文学强县称号继续保持下去。继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把《三月三》都安创作基地也建立起来，为广大文友们提供更多的成长平台，都安文学的氛围更加浓厚。

2019年1月，我有幸去鲁迅文学院学习，虽然只有两周的时间，但是学到的东西却十分丰富和珍贵；2020年2月，我的中篇小说《五棵老树》在国家级刊物《民族文学》发表，之后，陆续在各类报刊发表小说、散文等等，先后被《民族文学》杂志社邀请去参加呼伦贝尔、延边等地的文学实践活动；2021年6月，我先后被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我想，所有的这一切都离不开母校的培养，离不开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离不开各位文友的鼓励和支持，遗憾的是我的恩师黎远方老师却在几年前不幸病逝——我想，如果黎老师泉下有知现在的我，他一定感到欣慰，一定会露出幸福的微笑。

今年是母校七十大寿，我拿什么去庆祝？作为“中文八二”的一员，母校的庆典是我最关心的、最在乎的。我想，我们只有拿出更优异的成绩才能向母校的庆典献一份好礼，才能向老师们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最后，衷心祝愿我的母校越办越好！祝愿我的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