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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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鹏
曾经沉寂落后的商洛，有多少年被历史遗忘。一九八零年春天，似乎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商洛花鼓戏《屠夫状元》应运而生。该戏剧以具有商洛地方文化特色的花鼓戏为表演的艺术形式，融入了经过精心改编的民间历史故事，拍摄成同名电影。此电影一经上影，一炮走红，风靡全国。
商洛花鼓戏剧本《屠夫状元》是由商洛编剧刘安民等老一辈集体创作，并据此拍摄而成的同名商洛花鼓戏曲电影《屠夫状元》，该剧如春雷惊蛰，唤醒了商洛文艺勃发的春天，让商洛成为了中国文学版图不可或缺的艺术园地。此后涌现出以贾平凹、京夫、陈彦等为代表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商洛地域文化特色的领军式商洛作家群。他们引领商洛乡土文学走上了一条披荆斩棘的东征之路，使商洛文艺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性发展局面。《屠夫状元》一炮走红，理所应当成为商洛的第一张名片。
商洛花鼓戏曲电影《屠夫状元》的巨大成功，得益于编剧对弘扬人性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道德值的认同和开掘，寄托着底层劳动人民美好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剧情充分运用对比手法，体现了不同人物的身份背景、理想追求、性格命运和人生际遇；在剧情场境设置、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也进行了对比烘托，形成强烈的思想反差和艺术冲击力，直击受众的心灵痛点和道德观点，引发观众思想情感强烈的冲突和精神心理的共鸣，从而启发观众（读者）做出正确的道德价值判断和立场认知选择。剧中人物形象典型饱满，鲜活灵动；避免了人物塑造的样板化、脸谱化。每个人物极具生活气息和个性色彩，很符合每个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生存土壤。剧情中每个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都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泥土气息。剧情通过复杂的矛盾斗争，充分展示人物的精神和灵魂，让人物活脱脱植入受众的心灵世界，让受众的思想得以滋养，品格得以淬炼，并引发人生深刻的思考和理性抉择。
该剧戏曲语言是将商洛方言和典雅的戏曲语言巧妙融合，形成一种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平白有趣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极具生活化、个性化，根植生活，很接地气，有强烈的生活气息，深受百姓喜爱。剧作者对商洛方言进行了合理改造运用，丰富了商洛方言的内涵张力和表现力，这样的语言能够凸显人物的个性和心灵世界。
《屠夫状元》的主角胡山，雪路搭救了要进京赶考饥寒交迫几近暴毙风雪的党金龙（为躲避奸贼赶尽杀绝，赶考时改名为朱文进），在人生危难之中两人义结金兰。党金龙（朱文进）考中状元，却惧怕权势威慑，又因贪恋功名富贵，还想攀龙附凤，达官显贵，他毅然放弃复仇的使命和为官的社会责任，最终委身于奸贼（仇人）杨猎（与朱文进有杀父之仇，贵及太师），却与救命恩人胡山反目成仇。逃脱奸贼杨猎追杀的党金龙之母携女进京寻子，党金龙为隐瞒身份，争执中却被儿子推搡落入灞河，幸遇胡山搭救，认作干妈。随后，胡山又救了与母亲失散、欲投河自尽的党金龙之妹党凤英，使其母女得以团聚尽享人间天伦之乐。
胡三孤苦伶仃，自商洛逃难到京城长安，他凭忠厚善良立身，勤苦屠猪为业，却因救人危难、善良守正、嫉恶如仇，成就了自己的幸福人生。剧情明暗两条线索并行交织暗合，演绎出封建朝廷权力内部正与邪，世俗社会善恶两大阵营斗争的社会主题。忠臣之后党金龙为逃脱奸贼杨猎追杀，改名换姓为朱文进，他学儒术身中状元却丧尽天良，道德沦丧。读书人朱文进（原名党金龙）以读书作为进阶官场的敲门砖，投机官场，认贼作父，恩将仇报，助讨为虐；他颠倒是非，弑母弃妹，暴露出虚伪、凶残、阴险的丑恶人性；考得状元，却黄钟毁弃，贱踏儒学之核心价值，仁义不存，礼智尽失，失信无道。而身份屠夫的胡三，生性纯真忠厚正直、淳朴勤劳热诚，虽目不识丁，却能嫉恶如仇、扬善惩恶、匡扶正义，肩负重塑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伦理秩序，完成社会和人生使命，实现了个人命运的突转和肩负道德理想的使命。剧作通过鲜明对比，集中体现出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和社会核心价值。剧情借胡山之口讽刺了封建主流价值的虚伪和封建官场的丑恶机诈。编剧以巧遇和偶然性将忠奸善恶的争斗推向高潮，人物形象鲜明饱满，矛盾冲突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人物的唱念作打幽默讽趣机智。无论是胡三语言的风趣达理，还是党家母女的典雅别致，都体现了编剧对人物身份个性精准地把握，整个剧情起悬念迭生，一波三折，人物对白完全生活化、世俗化，个性化。这都体出作者对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文化精髓的把握，对底层人民群众心理世界喜怒哀乐的深刻体察和精微准确的表达，凸显出编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通透深刻的社会知觉能力。他能深入生活，浓缩生活典型场景，能精准地刻画人物性格，把握人物性格发展逻辑，善于在复杂激烈的矛盾冲突出展现人物的个性品质，塑造出的典型人物成为经典，活在人民大众心中。
总之，《屠夫状元》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给后来文学实践者以直观具体的写作启示。《屠夫状元》创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经典，它的溢出效应影响广泛而深远。这部剧作的确成为商洛人的一张名片，确实值得细看深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