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苏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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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凌云
让我怦然心动，要写这篇文章的，是他们都出生在二十世纪初的温州，他们是同学，是文友，是患难之交，是革命同志，他们从瓯江南岸起步，心怀赤诚，把生命慷慨地投向一种精神追求。
我说的他们，是九叶诗人、评论家、剧作家唐湜，诗人、学者、翻译家赵瑞蕻，诗人莫洛，作家林斤澜，温州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胡景瑊。他们在青春年少时的经历和心路历程，没有被流年湮没，反而给我们一种适逢其会的美感。
一
让我先从唐湜说起。那是1934年夏秋之交的一天，唐湜早早地吃过早餐，告别家人，只身从温州城东郊杨府山的唐宅出发，沿着河岸走了一段路后，又穿街过巷，匆匆赶往坐落在温州城区仓桥的浙江省立温州中学，他已成为这所学校的新生，要去注册入学。
那年唐湜还只有十四岁，他快步走了两个小时，到了仓桥，这里傍山临湖，环境清幽，一派秀丽风光，唐湜才放慢了脚步。山是满目青翠的松台山，湖是碧波轻漾的九山湖，山光水影，交相辉映，真是学生们读书的最佳处。在绿树蓊郁中，青砖灰瓦的学校已在唐湜眼前，校门口悬挂着“道义之门”的横匾，显得庄严肃穆。
唐湜走进了学校，见到老师都恭恭敬敬鞠一躬，还用国语清脆地叫一声：“老师好。”这是小学老师教会他的。他还见到了校长张镐，年龄不大，一副能干的样子。唐湜缴了学费和校服费，就可以到教室了。温州中学是当时温州的最高学府，能进入这所学校读书的学生有一种自豪感。
温州中学创办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校园颇有规模，建有多栋楼房，还修筑了回廊、小亭、假山、池塘。唐湜的教室在校园里的春草池边，这是纪念晋代诗人谢灵运取的名，谢灵运在温州任太守期间，写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名句。池塘里小桥流水，荷花肥肥的叶子舒卷有声，盛开着簇簇艳丽的花朵，池塘四周零星栽着几棵垂柳，这里时而清静，时而响起朗朗的读书声。
温州中学多任校长开风气之先，领时代之新，践行“数诗交融，文理兼长”的教育理念，并且多方力聘名师，因此，一批文化名流汇集在这里执教。温州中学课程正规，新风蔚然，大批学生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学校里充溢着自由民主的学风，同学间传阅《新生》《读书生活》等进步刊物，学生自治会学术股主编的校刊《明天》，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校园里还辟有“民主墙”，学生有什么建议、意见，或者写了什么文学作品、对时局的评论，都可以贴在上面，内容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吸引了许多师生驻足阅读。莘莘学子们正是从这里开始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各个领域大放光彩。
到了新学校，照例会认识一批新同学，唐湜给《明天》投稿时，认识了就读高中部的赵瑞蕻、莫洛和胡景瑊。那一年，赵瑞蕻读高三，莫洛、胡景瑊读高一，他们学习成绩优异，热爱文学，激情如火，锋芒毕露，深得唐湜钦佩；而唐湜已经写出了优美的诗歌，显露出逼人的才气，深得这几位学长赏识。云从龙，风从虎，他们的心灵产生了诗意的碰撞，意气相投，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学。
学校在山旁水边，每度中午散学时，唐湜、赵瑞蕻、莫洛和胡景瑊，像鸟掠晴空一样，一起飞到山上水边去，去欣赏大自然的景致，去认识大自然的美好。他们学会了幻想，学会了思索，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看待一切新鲜的事情，新鲜的东西。他们面前的路慢慢开阔起来，但他们似乎还得有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二
课余，唐湜还经常找赵瑞蕻、莫洛、胡景瑊谈何其芳、冰心的作品，一起读巴金、茅盾的小说。他们呼吸到清新的空气，机体中流动着新鲜的血液。这一群朝气蓬勃，充满理想信念的青年才俊，就这样频繁交往，在往后的岁月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他们中，赵瑞蕻年龄稍大。1932年夏天，十七岁的赵瑞蕻在温州中学从初中部升入高中部，不久，就被学校推选为学生自治会学术股长，创办并主编综合性校刊《明天》。
莫洛和胡景瑊是同年考进温州中学初中部的，成为同班同学，时间是1930年夏天；他俩也同时升入该校高中部，仍然是同班同学，时间是1934年夏天。在高一下学期，胡景瑊被学校推选为学生自治会学术股长，主编《明天》，赵瑞蕻和同学马大恢、柳泽萃为编辑。他们更重视杂志的政治性，拥有了一批固定作者，如莫洛和唐湜。
周日或节假日，赵瑞蕻、莫洛、胡景瑊、唐湜等好友，往往相约一起去瓯江边走走。瓯江上有长长的、首尾相连的竹筏队和木排队，借助江流涌进江边的木材市场；耸着烟囱的大轮船吐着黑烟，慢悠悠地进港、出港；瓯江上最多的是两头尖尖、形似蚱蜢的木船，称为舴艋船，船头张开白帆，船公持篙把桨伫立于船尾。这种船轻巧灵便、舱深耐载，顺流而下或溯江前行，遇浅水用篙，遇深水用桨，顺风则扬起白帆。
江岸边这几位年轻学子触景生情，不由得背诵起古诗来。唐湜吟诵的是李清照的《武陵春》，“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莫洛朗诵陆游的《瓯江遇险转安》，“溪流乱石似牛毛，两过狂澜势转豪。寄语河公莫作戏，从来忠信任风涛。”赵瑞蕻朗诵了北宋温州知州杨蟠的《咏温州》，“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连街陌，山似屏帷绕画楼。”胡景瑊却高声唱起极富瓯越特色的《拉纤歌》：“日头出冬呵，嗨哟！肩头硬梆呵，嗨哟！一步一挺呵，嗨哟！拔滩轻松呵，嗨哟！”胡景瑊歌声未落，三位好友接上去齐唱：“兄弟们耶，嘿哟！加油干，嘿哟！水急滩险我不怕耶，管他肩头破，嘿哟！兄弟们耶，嘿哟！”
他们一边欢唱，一边沿着江岸向东走，观赏旖旎的江岸风光，而远处间或传来的轮船汽笛声，总显得那么悠扬、沧桑，并富有质感。沿岸边大小不一的船只聚合在大小不一的码头，各色人物、各类物资，在这里集来散去，散去集来。人间的世俗和冷暖，脸上的喜怒和哀乐，便在船上和码头间流转与交融。在凉凉的江风中，这些温州学子关注到这里多有“船上人家”，船夫强健，皮肤皆为古铜色；船娘能干，总把船舱里的铺板擦得溜光滑亮。他们把柴米油盐和生活用品备在船上，在船里进餐、涤物、做买卖。船上的大姑娘更是一道风景，每到傍晚，就在船尾裸身洗澡，夕阳的暖辉照在她们赤褐而丰满的胴体上，极具美感。
就这样，他们走出校门，走出温州老城墙，走出“象牙塔”，走进社会与民众的生活，走进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他们来到了温州城东，这里有一座海坦山，为登临望江绝佳处，向北可遥望江心屿，向东可看瓯江入海口，向南可鸟瞰温州城，山上有南宋思想家叶适之墓，山顶有杨府殿。瓯江岸边的安澜亭在海坦山北麓，在温州家喻户晓。安澜亭旁边的安澜码头，总有一些肩挑手提的小商小贩，叫卖声此起彼伏。一些小商贩还走街串巷，摇起拨浪鼓卖针头线脑。一些混迹于码头的“烂粒”（温州话，相当于无业游民的意思），在白道黑道边上走，江风里来、江水里去，给自己的人生增添了几多传奇的色彩。他们把这一切发现都写进诗文里，如赵瑞蕻写下了《雷雨》和《爝火》，这是他现存最早的两首诗歌；胡景瑊写下了现实题材的短篇小说《小国民》和《小城之北》，这也是他现存最早的两篇小说。
三
1935年5月的某一天，有俩人从丽水青田来到温州，找到胡景瑊、莫洛等学生。他们说自己刚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但依然要走革命的道路，建议温州中学学生自治会要多开展活动，最好成立读书会，把进步的同学组织起来。还说：中国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有出路。他俩闪烁着智慧的目光，洋溢着自信的笑容，还带有几分神秘的色彩。
温州中学是进步思潮的大本营，当时在学校执教的国文老师陈逸人宣扬科学民主，提倡白话文；国文老师许志行与毛泽东交往密切，追求革命理想，注重社会实践；英文老师夏翼天教学生西方文论和法国文学，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
待那两位神秘人物告辞后，胡景瑊、莫洛立即把有关情况向陈逸人、许志行和夏翼天汇报。在夏翼天的安排下，几位师生于一个星期天，以开展课外活动为名，一起到瓯江横渡码头，乘坐舢板船渡江去江心屿，讨论成立进步学生组织的事宜。
江心屿四面环江，东西两塔对峙，亭阁翼然，古木参天，被称为“瓯江蓬莱”。师生们这一次来，围坐在一片沙滩上，他们看瓯潮涨落，讨论声也随着潮声起起伏伏。几位老师分别发言，他们先分析了国内形势，战乱不止，民生凋敝，内忧外患的中国深陷灾难的深渊；胡景瑊、赵瑞蕻、莫洛、唐湜等也发表了意见，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革命理论，要办好学生刊物《明天》，刊发抗日救国文章。江风凉爽高阳和煦，他们漫谈时事吐露心声。他们去江心屿的时候，朝霞满天，回程的时候，江阔风清。
在几位老师的指导下，胡景瑊、赵瑞蕻、莫洛、唐湜、马大恢、柳泽萃等经过商量，达成一致意见，成立进步社团，由赵瑞蕻牵头。赵瑞蕻就组织了野火读书会，取名“野火”，即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意，来点燃温州青少年心中的革命火种。他们选择课余时间，秘密地在学校的伙房里聚会，阅读救亡刊物《大众生活》《中流》和在新文化运动中影响很大的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语丝》等，也一起阅读德国作家施托姆的《茵梦湖》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等。这些书刊被当局列入“禁书名单”，平时就暗藏在厨工的宿舍里。厨工来自农村，虽不识字，但支持学生的爱国活动，十分可靠。野火读书会唤起了许多学生关注社会、参与革命的热情，汇聚了越来越多的学生，会员发展到六十多人。赵瑞蕻起草《野火宣言》和《工作纲领》，印成小册子进行分发；莫洛、胡景瑊组织同学学习、研讨新文化；唐湜撰写抗日救国文章，编辑每周一期的《野火壁报》，在学校张贴，后来改为油印发行。他们关心民族兴亡，纵论天下大势，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野火读书会会员中林斤澜年龄最小，却是积极的参与者。
当时林斤澜还只有十二岁，刚刚考入温州中学初中部，他虽然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但入学不久，便被作为初一段代表参与《明天》的编辑。那年，《明天》由高中部二年级学生莫洛负责。那年夏天，赵瑞蕻高中毕业了，年轻的心飞向了远方，他考入上海的一所私立大学——大夏大学，读中文系。
四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日本侵略军侵犯华北地区。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要求政府保全中国领土完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史称“一二•九运动”。北平学联迅速给温州中学学生自治会寄来“快邮代电”，通报了有关情况。
胡景瑊、莫洛、唐湜、林斤澜等以野火读书会为核心，联合温州瓯海中学（今温州第四中学）、联立初级中学（今温州第二中学）的学生，成立温州学生联合救国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同学们抛下书本，携起手来，进行罢课罢考，他们高举旗帜，手持标语，呼喊口号，举行大小集会，上街游行演说，响应“一二•九运动”。12月17日下午，游行示威再次进行，队伍来到国民党专员公署，递交了请愿书，要求政府对日绝交和出兵抗日。野火读书会还印刷了大量内容通俗的小传单，分发给市民和郊区农民。还编印刊物和小册子，排演活剧，宣传抗战，抵制日货。温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瓯江浪涛，汹涌澎湃。翌年1月3日，一千多学生、二千多工人和二千多市民，在温州城区钟楼附近集合后，来到当局政府大院门口，再次要求政府采取抗日行动。
1月10日，云层密布，寒风袭人，大雪将要压城而来。这一天，校方接受当局旨意，贴出布告，开除胡景瑊、莫洛的学籍。同学们看到布告后义愤填膺，集中在礼堂开会，抗议学校决定。保安大队包围了礼堂，抓捕胡景瑊、莫洛，在同学们的掩护下，他们顺利脱身。学校又贴出布告，退学二十四名学生，其中有唐湜。
温州不少社会名流纷纷站出来为进步学生说话，为逮捕、退学学生奔走交涉。浩大的声势迫使当局不得不有所顾忌，最终收回成命，同意被退学的学生回校读书，把胡景瑊、莫洛驱逐出温州。
1936年1月18日，广济轮驶离了瓯江码头，驶出了温州湾，前往上海。胡景瑊站在甲板上，久久地凝望大海，海面上溟溟濛濛，云雾浓重，海浪不断地扑向广济轮，掀起一道道雪白的泡沫。
两天后，莫洛也逃亡上海，他站在轮船上回望家乡，很想说一声“再见”，但话到嘴边又忍了下去。
五
大上海给温州学子是不尽的新奇，那各式各样的大楼，那光秃秃的梧桐树，那安静窄小的弄堂，那外滩的风，多么湿冷，那些发迹的上海人，过着精致的好日子，上海就是一个传奇。
胡景瑊流亡到上海，找到在民立女中教书的母亲姚平子，母亲并没有把儿子留在身边、给他一个温暖的避难所，而是介绍他到革命学者胡愈之主编的《月报》工作，担任资料员和编辑。莫洛找到了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学的堂兄马公愚，他在堂兄的帮助下到上海民光中学读书。
在上海求学的赵瑞蕻得知胡景瑊、莫洛在上海，很是高兴，取得联系后，又开始碰头、聚会，并会同了在国立暨南大学读书的柳泽萃等，在上海成立了野火读书会，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建立了关系。
在温州中学，师生们迫于当局压力，野火读书会改名读书会，《明天》停刊，爱国学生在更加艰苦的条件下分散秘密活动。野火读书会和学生运动让唐湜确立了心灵方向，1936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炮声，牵动着成千上万青年学子的心，他们勇敢地走在抗战的前列。那年8月初，在上海的胡景瑊、赵瑞蕻和莫洛都收到来自家乡的信函，内容相同，很简单：“店中生意兴隆，缺少伙计，请介绍几个人来。”根据当时的抗日战争形势，他们一看便明白，旋即收拾行装，踏上了归家的路途。
8月的温州，烈日炎炎，鸟语蝉鸣。胡景瑊、赵瑞蕻、莫洛与唐湜、林斤澜汇合。此时温州中学校长已被撤换，张镐因开除进步学生，引起社会舆论的谴责和学生家长的联名控告，当局迫于压力，决定温州中学校长由杨成勋担任。杨成勋系湖南人，是演员白杨与作家杨沫的哥哥。
这一批有志青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在温州籀园图书馆酝酿并发起成立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简称战青团）。8月21日，战青团在温州中学附属小学举行成立大会，产生了由胡景瑊、赵瑞蕻、莫洛等十一人组成的干事会，团员约五十多人，骨干力量是温州中学读书会会员和“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一部分回乡度假的大学生也积极加入。就在那几天，莫洛、胡景瑊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战青团的团员们以一种与国家民族同生死、共患难的英雄气概，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担负起宣传、救护、检查敌货和除奸反谍等任务。战青团慰问当地驻军，广泛联系各界青年，通过出墙报、印传单、编画刊、办画展、设立书报阅览室、开展街头演讲、歌咏等多种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温州的抗日救亡运动顿时蓬勃掀起。
战青团要翻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一书，唐湜主动担负起此项任务，所需经费一时无法解决，唐湜向思想开明的祖父求助，祖父不遗余力给予资助。唐湜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他置身于战青团的各种活动中，也感受到集体的力量。
10月19日，战青团组织召开“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会后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赵瑞蕻进行了演讲，吸引了一大批渴骥奔泉的热血青年，他在演讲时身穿白色西装，被称之为“黑暗中的一道白光”。
峥嵘岁月里，战青团队伍迅速扩大，很快发展到上千人。办公地点从温州市区康乐坊一栋三层小白楼到墨池坊布业公所，再到康乐坊濂昌钱庄，场地越搬越大。到了1938年夏季，团员又吸收了温州中学、联立初级中学、温州瓯海中学等校学生，发展到八千五百多人。战青团还设立了读书室，林斤澜把自己订阅的进步刊物都捐了出来。战青团还设组织、宣传、服务、作战四个分部，联合教育、文化等部门和各学校，建立学生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团体，成员共有七万多人，成为当时浙南地区影响最广、规模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把抗日救亡宣传搞得震天响。
1937年夏秋之交，初中毕业的唐湜担心自己被学校退过学，不利于在温州中学升高中，就在好友的介绍下，前往宁波中学就读。那年初秋的某一天早晨，唐湜坐轮船去宁波，他第一次走出温州。耀眼的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撒入海面，唐湜手扶船舷，看见天空中海鸥在展翅飞翔，他也想飞翔，更想把命运之舵，牢牢握在自己的掌心。
那年10月底，赵瑞蕻也背起行囊，含泪作别亲友，坐船到达丽水，转道金华，再到南昌，前往长沙，经甄别考试转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读书。不久，该校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六
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依然是战青团最主要的工作。战青团先后编辑出版了大量报刊，如《战时导报》《联合》《先锋》等，发行量数以万计，凝聚着许多战青团团员的心血与汗水。胡景瑊和莫洛负责约稿、编辑、邮寄等大量工作，每天黄昏过后，明月临窗，他们都要在哔剥作响的灯烛前忙碌着，胸中激荡着激情与热流。胡景瑊和莫洛还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才华，他们的文章不仅发表在战青团的报刊上，还给国民党永嘉县党部的机关报《浙瓯日报》写时事述评“每周评论”，宣传抗日救亡思想。
话剧公演是战青团宣传工作的主要形式，也是战青团反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宣传形式。战青团组建演剧队，这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用火焰般不灭的激情，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卢沟桥之战》《古城的怒吼》等剧目，莫洛和林斤澜经常扮演剧中的主角，在这独具魅力的话剧上倾注了热情，演得投入，引发观众共鸣；在市区五马街中央大戏院的上演，几乎场场爆满，观众有学生，也有群众，大家观看时情绪激昂，剧目演至高潮时，全场齐声高喊“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
演剧队还送戏下乡。莫洛和林斤澜带着队员们早早就在安澜码头搭乘小火轮（即小轮船）渡过瓯江，到楠溪江流域的岩头、枫林、五尺、表山等山区巡回演出，甚至深入到偏远的小村落。演剧队实行军事化纪律，吃饭、睡觉都不找群众的麻烦，再艰苦也自己解决。冬天里山区下雨、下雪是常事，他们都坚持演出，欣慰的是，每场演出，台下的观众都挤得满满的。队员们演出结束踩着冰凌和积雪唧嘎唧嘎地去祠堂里睡觉，稻草垫底，上铺草席。他们在磨砺与锤炼中不断成长。
然而，国民党当局多次勒令战青团解散，中共地下党考虑到国民党反共手段极其残酷，在温州已有多名党员被逮捕，为了减少革命力量的损失，提出将战青团成员进行转移。于是，战青团部分党员和干部转移到农村，团员中的骨干力量分散到工会、农会、妇女会、政工队等组织中去。战青团虽然被迫解散，但播撒下的爱国种子，已经在瓯江两岸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937年10月，中共永嘉（温州）青年支部成立，胡景瑊为支部委员。面对日寇疯狂侵略，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胡景瑊在温州西楠溪开始了他游击战争的生涯。西楠溪是一个群山连亘、峰峦险峻、溪流湍急的地区，这里的山民具有一种倔强、刚直、英勇的性格，胡景瑊从一名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
莫洛受党组织安排，到温州瑞安韩田小学教书，转入地下工作，两年后离开温州，到皖南（在安徽省，现已撤销行政区）参加新四军。
1937年年底，在宁波读书的唐湜听到瓯江口外的黄大岙岛已被日舰盘踞，作为攻击温州的根据地；在中国众多港口一一陷落后，日军把炮口瞄准东南沿海的天然良港温州港。灾难就要来临家乡，唐湜心急如焚，他仿佛看到烈火和浓烟在温州焚烧蔓延，吞噬一切：生命、心血、财富和希望。他没有心思在宁波上学了，告别那里的老师和同学回到温州，得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要在平阳开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为浙江培养革命干部。唐湜正苦于报国无门，这机会难得，就找林斤澜商量，想动员林斤澜一同参加抗日救亡干部学校。
此时林斤澜还只有十四岁，却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已在报纸上看到招募抗日干校学员的广告，认为当前形势下，奔赴抗战一线是进步知识分子最直接的选择。
唐湜和林斤澜先坐小火轮，再爬山走夜路，在晨光熹微时到达平阳县山门镇凤岭山头，成为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学员，满怀爱国的热情投笔从戎。
大山深处的早春，时有阴雨，寒风刺骨，唐湜、林斤澜与两百来名学员夜以继日地学习，非常刻苦。他们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激情里，在冷风冷雨中孕育胜利的曙光。
关于唐湜、赵瑞蕻、莫洛、林斤澜、胡景瑊的故事，还可以继续写下去，他们的生命，像瓯江一样蜿蜒曲折，宽广丰富，奔腾向前。而他们的风华正茂、书生意气和赤子之心，让我心动不已，也凭了一颗拳拳之心，写下了以上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