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

   他跳楼的地方不高，自杀的方式却很古怪。他脱掉鞋子，将自己的衣服从上身反转、提起来蒙住自己的脸。更奇怪的是，他跳楼时，明明是一双大脚触地，一阵痉挛后就变成了头向地脚朝天，屁股翘起，白花花的肚子露在外面。

  他就这样卷曲在地上，无声无息，过了好一阵子，一个护士发现他。

  “有人自杀了------”发现他的那个护士是个小姑娘，尖声细气、大呼小叫起来。医院里一阵骚乱。

  几个保安把他的身体反转过来，发现他的嘴角正在流血，地上是一大摊殷红的血迹，衣服上到处都是。值班医生发现问题十分严重，立即叫了120将其送往市第一人民医院。

  事情惊动了院领导，好几个医生参与进来，一个上午时间，所有的病例资料补录齐全，当天就给他办理了出院手续。医生在与他父亲交流时，二话不说就给他们提供了需求的病例资料。后来,他父亲为他办理了精神二级残疾证，匆匆忙忙好几天。

  在市人民医院，医生翻来覆去给他检查，头部没有外伤，内脏没有破裂，一时半会找不到毛病。医生说，有的毛细血管破裂和一些神经上的损伤是可以被身体自动修复，检查不出来是正常的。

  不管有人无人，他都是文质彬彬的，一脸微笑。只有认真注视他的眼神时，那微笑就变得似是而非了；多看时，令人毛骨悚然。

  他是精神病院送来的病人，脑壳有问题。最让人不省心的还是他自杀的倾向。哦，不是倾向，是行为，而且出现了严重后果。谁愿意招惹这类人？这种病很可怕！越是害怕的，反而容易遇到。一旦得了这种病，自然能够享受很多优费政策和人情世故上的知见与待遇。哪个又愿意呢！

  病人没有出院的迹象，医院按部就班开展治疗，给他打一些生理盐水点滴和拿一些维生素吃片。

  他就这么呆在医院里，情绪稳定。再说，他住院是给了钱的；当然，这钱不是他的，精神病人，哪来的钱？钱，是精神病医院先期垫付的，说垫付，是因为，在最后，优抚人群的医药费用都是政府来买单，庞大的财政补贴，不是只给哪一个人。

  知根知底的人都同情他。他英俊高达，鼻梁挺拔，面带微笑，一副善颜。他的言行举止，温文文雅，慢条斯理。尽管，他生活在单亲家庭，但是，母亲很爱他。然而，大学期间，她的母亲却突然失踪了。那阵子，他正与一位银行行长的女儿热恋，已经有了三年。因为母亲的失踪，这事引起了女生的注意，开始怀疑他的遗传基因。他做了许多正常人的举动来证明自己人格和才华，最后，两人还是分了手。分手后，他在学业上更加勤奋，取得了法学和经济双学位，但是在找工作的问题上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他考了三年公务员，好几次都过了面试---政治审查，老是过不了关。

  二十八岁那年，他开始喝酒。喝起来，就不可收拾。染上酒瘾后，生活有些拖沓，行为也变得懒散，生活十分孤单，但在考试这件事上，没有放松过，只是结果不如人意。

  “如果，连一个公务员都考不上，他有何资格得到女友的爱。”最后，他认定：“女友的离开是自己的错！”

  他也尝试找了几份工作，但是，工厂里的人，很粗俗，没有哪一个公务员愿意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终究不是一条船上的人，所以，他没有继续坚持。到了后期，一人独处时，他常常哭泣，声音很小，叫饮泣，他自己都听不到。但是，考公务员这件事情，方向明确，分分秒秒没有耽搁。他不是那种临渴掘井之人，他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坚定的意志。

  慢慢的，他的经济匮乏起来，买酒的钱没有了。有时，一天就吃一个面包。但是，他始终坚持看书。事实上，他意志相当坚定，给人的感觉是病理性意志增强。到了三十岁，他花光了母亲遗留下来的所有财产，看起来，他还是不为吃穿发愁。继续看书，缝场必考。

  他是个聪明的人，读了许多时事政治和宗教、哲学书籍，他格外欣赏王阳明的思想“心外无物”。在他看来，只要坚持理想、行动，一定能够实现公务员的梦想。他苦读深耕各类书籍二十余年，生活尽管单一，内心却有雄兵百万。尤其是其在经济匮乏后期，开始大量研读一些心理学书籍，通宵达旦。他对三百余种精神疾病分类梳理和掌握，各类精神类药物了然于心。有时，他一个人“嘿嘿”地笑着。

  他父亲的国标舞跳得好，是八十年代一家食品厂的工人。在他三岁时，父亲与其母亲离婚后，与一些舞女混在一起，日子越过越穷。他从来不容许父亲踏进其房间半步。

  在警察和社区干部的干预下，父亲无可奈何地出现在他的房间里，开始履行监护人的责任。因为，街坊邻居都说他精神出了毛病。

  父亲原本是不相信的。他有完没完与父亲争吵，父亲越来越烦。有一天，父亲正坐在藤椅上看电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一手拽着酒瓶，一手提着菜刀，在他父亲转身时，正好看到蹑手蹑脚的他一把菜刀高高地举起---那个猥琐的身体像兔子一样从藤椅上窜了出去---与此同时，菜刀已重重地砍在椅子的后背---砍开了藤和椅。

  警察赶到现场时，他表现出顺从。为此，父亲大病一场，死活都不愿意再与他生活在一起。社区和警察根据他的意见，将其送到了省内一流的精神病医院。一位知名的女教授接诊了他。

  他痴迷地望着那位上了年纪的女医生，亲切地喊妈妈；还把他妈妈的身份证拿在手里，反复对比女医生的脸。女医生望着他身旁的警察，慈祥地摇了摇头，在诊断意见栏上签了名字。出门时，女教授嘱咐身边的助手和保安：把他放在第三病区独立病房。

  因为他当着医生的面吃药，不吵不闹，听话，集体活动时还唱一些正能量的歌。医生没有给他采取捆绑式治疗，或者什么电击、针刺之类的辅助疗法。后来，给他的药物也越来越少，他都按时服用。对于一些治疗情绪或者一些抑制精神兴奋的药物都按时服用，他的睡眠质量越来越好。

  他在第三病区独立病房舒舒服服呆了六十天。后来的情形有些不妙起来，超越了他的理性思考。

  每天早晨，他穿戴整洁，把胡子刮得精光，用肥皂把手洗得干干净净；在走廊上深深地呼吸三十六次，精神越来越好。他的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引起了一些女患者的注意：排队拿药，三餐用饭，集体活动等等，只要有女病人的地方，他都会受到异性的骚扰。于是，他的身边经常会多出一些保安。弄久了，都烦。时间越往后移，问题越严重。有时，他上厕所的过程中，突然窜出一个女病人，抱住就不松手，甩也甩不掉，他只能大喊大叫，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好些保安朝他这边跑过来。更有甚者，一些穿戴整齐的护士也心仪于他。这不是夸张。他的感知是慎密而清晰的。

  他住的是一个单间，医生、护士对他越好，他越是烦。还有一个希望与呆在这里也是背道而驰的：那就是“公务员”的考试。

  他的女朋友离开时，对他说：我知道你一切正常，而且很优秀，但，只有你考取公务员后，经过了政治上的严格审查，我才会确信。

  他是一个高材生，怎可能考不起公务员？只是，如果，现在出去了，吃什么呢？他早已身无分文。一个人的知识无论多么丰富，情操多么高尚，精神多么伟大，意志多么坚强，都是要吃饭的---很快，又一个成熟的想法形成了。

  在计划实施前，他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说：他要自杀，让父亲尽快到医院来，如果他死了，父亲就到医院领赔偿金，如果没死，医院一定会建议将他转院，这时，父亲就可以提出要求，拿到残疾证，到政府办理低保待遇，否则，父亲就什么也不管。事实上，他一直跟随母亲生活，父亲确实没有管他，母亲失踪后，他升格为户主---相当于一个孤儿。父亲的出现，都是万不得已的。此次，父亲接到电话后，风风火火赶往医院。医生说他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来。父亲心知肚明，没说什么，只是有些遗憾，拿起材料就走了。

  父亲拿到残疾证后，不久就成了低保对象户，除了儿子每月可以领取七百元生活费外，作为监护人的父亲每月也有六百五十元。在他儿子没有出院之前，又去跳国标舞了。虽然，父亲有七十好几了，身板子却是越来越好。

  医院最后诊断的结论是撞击性外力损伤了神经，与实际情况吻合。这与精神分裂症明显不同，可以不吃抑制精神类药物。他认同这个结果，乱七八糟的想法有所收敛，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独立病房继续治疗他的“神经性”头痛。所有的医生和护士对他和蔼可亲，包括熟悉他的病人。这里少有对立和冲突，更多的是理解和包容。他的眼神也是笑眯眯的，善待与他有缘之人。知道底细的人从不正视他的目光，那似是而非的眼神，容易心慌、高深莫测。

    时间一久，他习惯了这种生活。时而歌唱，心满意足，时而沉思，轻叹摇头。夜深人静时，他一人呆在病房里，神情木然、凄凉，像一个死人，无声无息；猛然间，他又像一头从沉睡中醒来的狮子，咆哮一声，伏案疾书，疯狂做题。打开试卷那一刻，他鼓起腮帮子，冷酷无情；考试一结束，他便摊开双掌，张开的嘴角，轻微抽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