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不多的杂书期刊,至少已读过十遍。我站在二楼窗边,看着火辣辣的白地发呆。有人敲门。我扑通扑通跑下楼梯,打开门,一个男人低着头,映入我眼帘的,是一顶草帽。
“你找谁?”
“我找你。”他抬起头,是张陌生的脸,五官周正,鼻梁挺直,唇角紧闭,给人一种刚毅的印象。他身体精壮,正打算推门不请自进。我不想放生人进来,侧身拦住他:“你是谁?”
“我叫张衡,是你国高的先生。”他操一口清朗的南京口音。
“可我不认识你。”
“我教你国文,是学堂刚聘的先生。听说你很骄傲,特地上门拜访你,亲身体会一下,看你骄傲到什么程度。”
我知道,对我很好的彭先生,摇头晃脑用方言普及唐诗宋词,善良到被学生欺负的老学究,回乡去了。
“你误会了,我一点都不骄傲。”
到了楼上,我请他到木椅上就坐,自己坐到床杠上。想了想,我又跑下楼去,给他烧水泡茶。上来时,我看到他站在窗边,嘴角紧闭,凝神望着楼下的农村景色,米黄色府绸香港衫在风中纷飞。令我奇怪的是,在室内这么久,他依然戴着那顶草帽,帽檐低低压到眉尖。
“你家很有想法,四面开窗,八方来风。”
“是家父懒惰,希望以风扫地。”
“看来令尊大有名士之风,超脱。”
我没接话,不讨论我父亲有没有名士风。我问:“张先生你今天来,有事吗?”
“是这样的,国高请我过来,教你们国文,我要突击培训。全班同学,就差你一个人没到位。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是抗拒我吗?”
“我没什么看法,更没有抗拒你。没人联系我而已,我和同学没有交往。”
他不再纠缠,换了个话题:“你对国文怎么想?”
“没怎么想,我没什么脑子。”
他大笑,又戛然而止:“有意思,你是第一个对我说自己没脑子的,别的学生,只想对我表现出他们如何有脑子。”
“好吧,我比较傻。”
“作为农村国高生,你要跳过龙门,才能改变命运,否则你只能到点结婚,或在门口摆个小摊度日。”
早婚是不可能早婚的,那太遥远。我爹还说给我娶妾呢,信他才怪。
“我说自己没脑子,是有原因的,我偏科太厉害,王先生,池先生,林先生,李先生,没一个人不说自己能教好我,最后他们都失望放弃,我是他们教育生涯的败笔。”
他再次放声大笑,又很快收声。他是个看上去爽朗的人,但显然心情阴郁。在他收敛笑容时,我看见他眼角的阴鸷,让我望而生畏。凭我有限的阅历,我判断,这是淬过火的狠角色。他是那种对抗型的性格,让我产生不了亲切感。彭先生和我,就很有眼缘,一见如故。
第二天,我乖乖去补课,虽然对暑假要补课,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他站在讲台边讲课,依然低低压着草帽,手里夹着一支粉笔在挥舞,像夹着一支烟。
“你迟到一刻钟。”他看看墙上的挂钟。
他停止讲话,给我造成足够的压迫感。我解释说:“家里没钟表。”然后往后排走去,他叫住我,说:“是没把先生当回事吧。来,乔休君,给你一个作文题,限你两堂课内完成。”
我有些愤怒,但随之涌起万丈豪气:“不用,一堂课交给你。”
他竖起大拇指:“好,有魄力。”
他嘴角有白沫。我到座位上坐下。他写三个字,占据了半个黑板:满招损。加书名号时,粉笔叽叽喳喳很响亮。
“这是给你一个人的题目。”
“好,我按时完成。”
他在上课,我埋头写作文。引经据典,旁敲侧击。那一刻异常兴奋,文思泉涌。我避开锋芒,在谦受益上下功夫。边写边自我陶醉,或许我是一个竞技型选手,只是没被挖掘而已。自鸣钟在我耳边咔嚓咔嚓,越来越响,干扰着我的思维。布谷鸟出来报信时,我收了尾,踩着下课钟点,把作文簿交给张先生。我平时性格很温和,但面对别人的鄙视,却越战越勇。他很高兴,似乎为能驯服我而欣慰。同窗们围着我像看西洋镜。我不知道我的形象,会演变到这个程度。平时,我是个隐身人。十分钟过去,我忐忑不安进入教室,张先生以梅花鹿般纯良的眼光,一路迎接我,然后又一路目送我坐下,后半程是我的感觉,人有潜意识,只是没被开发出来。我脊梁骨有触感,能感觉到他目光的炽热。他以开放式的朗诵法,语气上扬,朗读我的作文。并且夹叙夹议,加点评足足一刻钟。显然他很满意,否则以他吝啬的性格,绝对不会为一篇作文,如此表扬人。他满意的是我的配合。下课后,他端着浆糊瓶,在走廊上,把十二张作文纸,一张张端端正正,贴在墙壁上,然后回课堂拿红墨水笔,去墙上画个长框。装饰完墙壁,他很满意,啧啧出声,似乎觉得自己过来接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那是我黯淡人生的高光时节。
我们知道外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但又似乎是遥远的事,偶然也有散兵游勇三三两两跑过,但如惊弓之鸟。被骚扰到的人家,稍微给点吃的东西就溜走了。江南小城似世外桃源,人们有时也谈论战事,但仍然不紧不慢地过自己的日子。张先生过来后的时间里,乏善可陈。我没有更明显的进步,他也没有给予我更多的关怀,这过程,只不过是为彭张先生的衔接,做一次切割。我的英文、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依然大部分不及格。国文,尤其是作文,在同窗学友中遥遥领先。张先生划出的红框,一直是我的自留地。我很少去张先生那里套近乎。我木讷,腼腆,害羞,自卑。见先生就说不出话,别管是哪一门功课的先生。屡战屡败的成绩,让我度日如年,我真的听不懂。只有作文课,使我痉挛,兴奋,幸福。其它每节课,包括摸底考试,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掐着时间,祈祷分分秒秒尽快过去,回去好看我的闲书。我的考试,又将铩羽而归。去张先生那边的,基本上是女同学。他很有异性缘,侃侃而谈,永远正确的观点和个性,非常吸引情窦初开的女生。在同窗心目中,他的宿舍就是神殿,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高不可攀。甚至就连稳重的班主任赵建先生,也时常对他露出少女般的羞涩。晚自修时,班主席命我去张先生的宿舍,拿回批改好的作文簿。她手指头勾成紫砂壶耳朵状,另一只手掐着腰肢,酸溜溜对我说:“去你的国文先生那里,把我们的作文簿拿回来。”
我走过轰隆隆震动的木楼板走廊,迈进单身汉的房间。我比较单纯,没来得及细想,后知后觉,他是大家的先生,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先生。门虚掩着,房间里光线昏暗,充满新鲜汗味和变馊汗味,荷尔蒙十足,夹杂着浓重烟草味。房间还算清洁,但堆积如山的书和本子,过多占据空间,便使住宿功能演变为办公功能。房间用条灰色门帘隔开。在外间,我看见挂在墙钉上的草帽。平时更替草帽的呢帽,则在桌子上搁着。天气变冷,张先生有时也会戴呢帽,那种高高的黑呢帽。宿舍没有看见他,也没有找到我们的作文簿。我便掀起灰色门帘,我发现,他两条胳膊支在桌上,站着看作文,没戴老花镜。听见声响,他转过头来。因常年不见阳光,他的额头显得惨白,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一边刺着“逃”字,一边刺着“兵”字。字迹已经暗淡,但勉强能够辨认。他虎目圆睁如铜铃,厉声训斥我:“谁让你进来的!”
这是至今他对我说过最重的话,吼声是从喉管迸发出来的。班主席和张先生,显然没有衔接好。我是否踩入一个陷阱?我张嘴结舌,被变故搞得晕头转向。我不知道会遭遇如此强烈的暴击。一位国文先生,额头刻着这样的字样,居然能够登堂入室,进入高中学府教书育人。这是我一刹那的觉悟,毕竟我是前警察的儿子,受过十几年教育。现在,我终于领悟,张先生为何自始至终,戴着草帽或呢帽。即便做运动,即便与师生拍毕业合影。他应邀坐在前排,也始终没有摘下草帽,帽子那么突兀地显现在照片上,很有可能流芳百世,在保存良好的前提下。我转身想跑。我担心暴尸当下,害怕我细如麻秆的脖子,被从后边一把折断,我相信以他苍劲有力的胳膊,实施这场杀戮易如反掌。说不定还要毁尸灭迹。我想冲出去举报。在我跨出门框前,他如苍老了十岁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坐下吧,你听我解释。”
我停下脚步,如木偶似的转过身来,但我垂下眼睛,不敢面对他,我能想象他的凶神恶煞。他让我坐到单人床上,我宁愿站着。他在光头上摩挲几下,干燥的喉咙,发出沙哑的声音。他换成我们的家乡土语,生疏地说:“对你说这些,到底有没有危险……我年轻时,曾投笔从戎。当时,我算是我们村世世代代,最有出息的人。我考取县中,又怀着满腔热血,去投考黄埔军校。一切都很顺利。我和出色的女同学结婚。她毕业于燕京大学,在南京教书,性格强悍能干。我热衷仕途,要成为将军、元帅,做站在前排的人,不肯服输。一时上头,给我带来灭顶之灾。而当时,我却以为我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都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我这才知道,同学心目中,这尊曾经光芒万丈的神,原来老家离我们不远。许多东西只可远观不可近亵。我竟有些失望。他叹气道:“没有靠山是成功不了的,任何地方都一样,我军校毕业后,一直在低阶军官位置上原地踏步。后来上抗日前线,打了几年,日寇投降了。我们又和解放军内战,逐渐从兵强马壮,打到溃不成军。我们同僚中,可能有地下中共党员,经常向我们传播攻心思想。我们逐渐从厌战到反战,越来越看不惯将领的腐败堕落,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在为自己捞钱,为自己前途打算,根本不顾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死活。一次兵败后,我是被压在尸体堆里,才逃过一劫。我心灰意冷,在他们打扫战场前的时间差,暗下决心,悄悄翻滚入青纱帐,等待战事平息,我才悄悄离开。我打算跑回家乡,另谋出路。身边的金圆券不值钱,我在经过一个农庄时,用一块袁大头,换来百姓衣物,乔装打扮,打算蒙混过关。我知道多年读书,多年征战,气质已经自然形成。打扮成老百姓,是不协调的,遇到明眼人,稍微注意一下就能看清。但我思乡心切,还是铤而走险。才过了几道哨卡,我就因额头留有戴久大盖帽的痕迹,被宪兵队擒获。可能为儆效尤,他们没有当场枪毙我,而是在我额头,用刺刀血淋淋地划下‘逃兵’二字,每天绑着我在哨卡示众。可能命不该绝,在我被关进监狱后,随着一次小规模暴动,我逃出生天,潜回家乡,见到日思夜想的妻子父母家人。南京不平安,我妻子也已早早逃回乡下。后来风声越来越紧,我在地窖躲藏了一段时间,一天忍无可忍,悄悄溜出来喘个气,才知道保长陪他们上门追查时,我妻子太书生气,稍微申辩几句,就被抓走了。依她特别要强的心气,即使没有怀孕、生病,也很难苟且偷生。我非常担心她,但一筹莫展,无可奈何。”
原来张先生经历如此悲惨,我这人幼稚,轻易就相信别人的说法。他见我神情紧张,大气不敢喘,发出呵呵两声苦笑,自我解嘲:“我去码头扛过麻包,拉过板车,大轮子那种,装满麻包压过石板路,会隆隆作响的那种宽轮大车。一介书生,身无长物,但仍然吃不饱饭,我后来鼓动劳工们和工头斗,争取更多福利,结果被老板辞退。幸亏我认识几个字,后来经人介绍,得以到私立村小谋得教职,谋生糊口。教书慢慢有了名气,被叫到高小、县中代课,校董欣赏我,而我也需要巴结人,才能活下去,和他处得不错。我躲躲闪闪,苟且偷生。我得等我妻子出来,才能做一些事情。”
我点头,表示见过拉板车的情景。我想象张先生拉板车的样子,看来胳膊上的腱子肉,就是这么来的。我外婆家后院,我的小伙伴阿奇,一家五口全是搬运社的,身体强健,道都横着走的。我的思维跳回他额头的字,讷讷地说:“难怪,你从不摘帽子。”
“是啊,我担心吓着别人,担心出事。在本地,除了我家人外,你是第一个看见这两字的人。”
何其荣幸。
“后来,家里接到监狱来信通知,去领我妻子的骸骨。我听释放的女狱友来串门说,当局认为我妻有通共嫌疑,但抓不住证据。她在里边受尽折磨,双臂被吊在牢房的梁上,脚尖离地皮三寸远,就是不让她踩着地。狱友看不过去,经常伸出自己的脚板,垫在她的脚底,减轻她的痛苦。她开始还呻吟,后来连呻吟都没了。最终她坚持不下去,在里边去世了。这在兵荒马乱时节,是常有的事。我的等待盼望都落空。终于到可以领骸骨的时候了。我和我娘隔山过水,来到县监狱。我不敢露面,一个狱卒带着我娘,去监狱边的山坡看墓地,我在暗地里远远追随。标志已经很模糊,狱卒凭着记忆,指给我娘看我妻子埋的野地,前面插一块木牌,表示这里埋着的谁谁。一段时间里,饿死病死自杀的,都埋在相近的地方。他离开后,我挖开土坟,很快认出她来,她人高马大,骸骨也特别粗大。我蹲在那里起不来,哭了很久。娘陪着我抹眼泪,看我哭一阵子,说天快黑了,劝我收拾起来离开。我随身带去一只木头箱子,木头的,外边很粗糙,一不小心,就会被毛刺割手。我用麻绳捆好木箱,拿旧被单当包袱皮包好,肩在背后扛回来。回家途中,上车下船,我都轻声提醒,到海口了,到潮坡了,一路呼唤她的灵魂,寸步不离跟上我的行程。她被埋在张家祖坟,也算叶落归根。她死了,我不能死,我要替她一起活,活出两个人的精彩。”
我看见他乌紫的嘴唇在不停颤抖。他说:“我就像躲在地底下的老鼠,躲躲藏藏,战战兢兢活着。乡下城里,我不停在各校转来转去,只要稍微暴露,就得离开课堂。”
他的眼睛,在昏暗中闪闪发亮。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种凭空说出大天来的人。他有倾诉的欲望,好不容易逮到听讲的人。他沙哑的嗓子,描述出一副苍凉的感觉,我被深深震慑,紧握着拳头,手掌心汗津津的。我这人特别心软,见不得别人伤心,看他红着眼圈,便打岔道:“你额头的字,有没有办法去除?”
“目前好像还没有。”
“打算去除吗?”
“当然。这是我心头的痛。本地医院,估计还没办法。我是黑户,去不了县外。”
“我们校董知道这事吗?”
“知道我的历史,可能不知道额上的字。”
他声音很苦涩,还是噼里啪啦说话。房间很大,门开着,走廊很空,过堂风发出呜呜响声。他想要压住这个声音,不断倾诉。他和风也要较劲。想起我沉默寡言的父亲,每天说不到两句话。而张先生却很会表达。一个习惯把事埋在心里,一个能够滔滔不绝说出来。但他们之间有共同点,那就是都活得特别累,像负重的老牛,喘不过气。我忽然同情心大盛,打算力所能及帮帮他:“我伯伯是医生,可惜是消化科专业,过年回来,我问问他?”
他眼睛一下亮起来:“好啊,什么时候见见。”
这次交谈,让我有不堪承受之重。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离开,让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日子照样过,课照样上。外在性格上,他是一个很强大的人。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表面上始终没有太多显露。只是我感觉到,他眉心的皱纹更深。在南京做消化科医生的伯伯,过年回来时,我告诉他张先生的问题。他沉吟道:“应该可以解决,如果张先生有时间,可以见面商量一下。我再回南京帮忙打听,有没有好的方法。就近也应该可以做,但是你又害怕见人。”
怕人多嘴杂,伯伯和他,在下塘头僻静处见面,我负责站岗放哨。我的机警,为他们的会面,增添地下帮派接头的意味。在大好阳光下,张先生摘下他的帽子,神情仿佛还有点腼腆,看上去,不再那么凶神恶煞了。他异常惨白的额头,如剥壳鸡蛋一样娇嫩,有几根青筋,在皮肤下隐隐跳动。乔医生研究过他额头的字,虽然心里也有些忐忑,但毕竟是大城市医生,见过世面,他清了一下嗓子:“本来我不想揽事,乔休求我帮忙,我来想办法吧。有位要好的皮肤科朋友,是我们邻近老乡,我让他请探亲假过来吧,给你在乡诊所,安排做个手术。问题应该不大。”
张先生像等待审判,听见结果喜出望外,眼里流露出孩子般的天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无法想象,一个人的眼神,在几种表情中,可以如此无缝切换。他对我这个学生的态度,也表现得过分亲昵。或许做给我伯伯看,表示彼此相当近乎。听我伯伯说话时,他特意耸起肩膀,笑容里透出一丝辛酸。我觉得他反应过当。见我盯着他看,他又赶紧牵动肌肉,露出八颗牙冲我发笑,唯恐我不爽似的。但我来不及消化他的热情,也没及时呼应他的笑,他就马上收起脸来,唯恐自己多错付几分。他再三再四扬手,目送我伯伯远去,已经不见影踪,他笑容里还带着一丝谄媚。我暗地叹气,谦卑、敏感,才是他的本真。课堂上的自信和骄傲,都不过是职业化伪装,活得多累。
我发现张先生活跃许多,课堂上妙语连珠,口若悬河。他的眼光更多地关照到我,这令我惶恐惊栗,我不习惯站到聚光灯下。班主席特别敏感,她的眼睛,时不时在我和张先生身上打转,嘴角笑容渐盛。晚上同学集中改考卷时,班主席脱口而出:“乔休作文又快满分。”
我在边上,佯装没听见她娇滴滴的声音,麻木地继续改卷。张先生轻咳一声:“这次作文,我普遍给打高分,我很满意。”
这算不算雅贿?
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期待,和男同学也亲近很多。本来他对男生,存在本能的排斥,尤其是有身体接触的项目。他对运动邀请向来拒绝,居然同意参加露天篮球赛。生龙活虎,运球,长传,投篮。两分,三分。陶醉于女生的欢呼喝彩。乐极生悲,一阵大风刮来,他的草帽在风中脱落,他大吃一惊,赶紧去按草帽,草帽已经越跑越远。顽皮的风娃娃,捉弄着倒霉的家伙。现场一片安静,所有在场的人,都看见那两个字,即使一时没有看见,也被边上的人交头接耳送信息,于是秘密众人皆知。看见操场上时隐时现的光头,弯下又站起,却始终追不上,那草帽异常活泼,翩跹漫舞。我不由得加额叹息。张先生的草帽,最终还是追上,不过握在学堂校董手里。平时游荡在各走廊的周校董,保持着他的严肃谦和。他把草帽递给张先生,还冲张先生微笑一下,他是个礼贤下士的人。他一定清清楚楚地,看见张先生额头的字。张先生故作镇定,谢过周校董,双方友好握手。他把帽子扣在头上,按了又按,用手背擦着汗,顺着过道,镇定地往宿舍走去,他心里有点慌乱,连衣服放在篮球架下都忘记拿走。周校董转过身来,眼神意味深长,盯着张先生的身影消失在夹竹桃背后。
伯伯是个热心人,这一点我特别像他,这是家族基因遗传。他从南京写信过来,让我告诉张先生,皮肤科医生同意到小镇来,为张先生动手术,但需要这边乡诊所出具证明,表示邀请该医生过来讲学,做示范手术,以便万一出问题时,有个退路。南京名师来开诊做讲座,是小镇的光荣。但联系开证明这些事,该由张先生去操作才名副其实,我一个学生,师出无名。作为教师,他找家长办事不成问题。我这才想起,几天没看见张先生。找不到张先生,去他的宿舍敲门,也无人应答。我问了赵先生,她说张先生请事假。我想可能是心理问题。我到处打听,居然惊动我们班同学里,他的侄子侄女,说是奶奶去世了。我跟了他们过去,坐内河木板轮,到邻镇他家老宅找他。我编造的理由是,在南京的我伯伯,有要紧事需要通知他。张先生的侄儿侄女没多想,应该是把他们的关联,归结于可能是老同学。我也好奇地问起额头的字,他们搪塞几句,没有更多表露。张家老宅很热闹。我一眼看见他的标志性草帽。他眼睛炯炯有神,正与人交谈,处于亢奋状态。见到我,惊讶一闪而过,但马上加以掩饰。我胡思乱想,他祭奠母亲时,应该需要摘下帽子。他站起来,走向我。我告诉他,我伯伯的消息。他问我:“信带来了吗?”
我抿紧嘴唇,过来时,我显然忘了这点,信上有对我家其他事项的谈论,虽然不大,但也秘不宜宣。我找理由搪塞:“你放心吧,我看得清楚。”
他表示同意,没进一步深究,我告别他出来。手术在半个月后进行。那天是周日,我向家里人说明,去诊所候着。手术按时开展,门户忽开忽关,人员跑进跑出,处于紧张气氛中。事后我才知道,张先生是过敏体质,麻醉师缺乏临床操作,经验严重不足,手忙脚乱,差点出状况。我想象张先生在手术台上,一惊一乍的样子。并非幸灾乐祸,况且这事与我有关。张先生侥幸迈过鬼门关。他被推出来时,没有亲友迎候,我左顾右盼,我是唯一守望者。过后,皮肤科医生出来了,伯伯亲随其后,脸色苍白,还没从惊吓中挣脱。我问伯伯:“有事?”
他啼笑皆非:“没事了。”
他欲言又止,和小年轻说事,兴趣不大。他摆摆手,表示一边歇着去。在病房里,张先生始终处于酣睡中,两天两夜没醒过来,呼噜打得地动山摇。他是把缺的觉都补回来吗?伯伯心急如焚,和同事进进出出,观察动静。万一出事,那就是万劫不复,还连带害了要好同事。张先生耽误的功课,让隔壁班的黄先生代课。我在课堂上也心神不宁,抱怨自己多事,但愿没给伯伯和他同事揽祸。好不容易,张先生清醒过来了,已经一周过去。谢天谢地。张先生总算回来上课了。同学们不清楚张先生去了哪里,但对他的回归还是相当期待的,他是个受欢迎的教师。他喜欢给学生讲进步思想,讲各地的见闻,讲人生哲理,同学们似懂非懂,但成绩提高非常明显,年轻人习惯尊崇前卫的思想。他也习惯了这里的氛围。而黥面一事,一时间,成为寝室卧谈的主要话题,大部分同学表示理解、同情。热爱古文的小学究,已经完成一篇篇议论文。小部分同学两耳不闻窗外事。也难免有教师原来嫉妒他的,现在有了鄙视的谈资,他的社会评价值,自然直线下降。背后议论种种,对张先生的心情,似乎没有太大影响。他带着欢欣的情绪,脚步轻盈,哼着小曲进教室。表面上看,他的心态是坚强的,况且,有期待在前方等候。其间,他偶然拿下帽子,可见额头的方块白纱布,橡皮膏呈十字型粘住。而后几天,敷料改成单薄的橡皮膏,揭幕日近。他的喜悦与日俱增,妙语连珠,出口成章。同学情绪深受感染,课堂天天欢声笑语。
半个月后,他不再拿下草帽,情绪一落千丈。四十分钟里,没有一丝笑意,一下课就走。学生蒙在鼓里,惊弓之鸟似的,担心殃及池鱼。我则深感不妙,难道出了意外的转折?没达到预期目的?疤痕比恶意字样的后果更甚?是在同学中传播进步思想,被抓住把柄?还是周校董那日所见,东窗事发?但这与我无关,怎么怪罪于我,成年人的思维,不可理喻。人的触觉很敏感。我发现他开始找茬,即使我数理化成绩垫底,是众所周知的秘密,依然成为一次次攻击我的理由。他并非班主任,可以不管其它科目的成绩。我也的确没有恃才放旷,恃宠生娇,而是更加小心翼翼地,把存在感降到最低,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胡思乱想,惶惶不可终日,明显惹马蜂窝了,我何其无辜。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我想到升米恩斗米仇。我感觉他有针对性地寻衅,他和我钉头对铁头。难道我成了碍眼的存在,他要撵走我?是否他认为,如果不是我给了他希望,他韬光养晦,就不会有暴露的一天?但天可怜见,并非我毁他的希望。是风,是该死的风。下课溜达时,我终于发现症结所在,学生宿舍墙外的招贴栏,贴着一张安民告示,大意为,兹有外聘代课教师张衡先生,因违反有关校规,现予以辞退处理,勒令即日离校,云云。
我回到教室,见张先生靠着窗口贪婪吸烟。上课铃声响过,他掐着烟蒂,在窗台上,磳得星火风中纷飞。他手指带着书页颤抖,老烟嗓子很干涩:“同学们,平时的课外读本,我都给大家介绍福楼拜尔的作品,今天我要讲述《最后一课》,是法国作家阿·都德的短篇小说,由胡适之先生一九一二年介绍到中国,是我临时增加的。这也是我在本校上的最后一课。我们能走到一起,教学相长,是师生缘分,希望我们好说好散。你们长大成人后,要懂得道理,古诗讲得好,满招损,谦受益。”
又绕回来了,我怎么了?真过分。这就是俗话说的,猪儿娘死了怨糠吧。整节课我都惶恐,心神不宁,耳朵嗡嗡直响。黄昏了,肚子饿得要命,先生还在拖堂,我这人很奇怪,越紧张越饥饿,肚子叽里咕噜叫,我有低血糖。前排女生的长辫子,垂在我桌面拖来拖去,我下意识地把它折了一折,恍惚中这是一根天津大麻花。我一下子打个激灵,预感有事发生。偶然抬头看黑板,便触及他的微红眼睛,我赶紧伏在女生背后。越怕事越有事,他叫女生起来朗读。她发出一声尖叫,我才意识到,焦虑中,我用圆珠笔把她的长辫子,别在我的桌板洞孔里。小姑娘的头颅,承受了几十斤的负担,她痛哭流涕。张先生绷着脸,指头枪瞄着我,似有一条无形的钢丝,牵着我起来认错。
“你行为不端。”
我不敢抬头,他会怎样对待我?拍案叫骂?墙角罚站?拎到走廊外?我垂头丧气站起来。我已服输,他很欣慰,忘记叫女生朗读,让她安静下来,自己回头板书。不料课堂一阵哄笑,他转过头来,大家鸦雀无声。这就是墙倒众人推。他找不到目标,看同学眼神的焦点在我,认为我又作怪,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把满腔烈火倾泻到我身上。他冲过来要拉我出去,他胳膊颤抖,气急败坏,蛮力很大,手指把我掐出青紫。我也心头火起,抠住课桌,和桌子成为联合体,他一时无法撼动,我和桌子六条脚在地面拖动,发出咕咕声响,一直挪动到走道上去。他又把我往里面凑,桌子和我,又一起移动进去。师生在不屈不挠的斗争。我眼眶紧缩,我不能认输;他的心智已经崩溃,眼睛通红,忽然俯下身子,提起我的小腿,将我掀出窗口。在掉出窗外那一刻,我看见他的眼神,冷酷如冰,都没看我一眼,走向讲台继续上课。疯了疯了。我自由落体,听见闹哄哄的教室,一下子安静下来。剧烈运动毕竟罕见,同学被吓到,静悄悄地。靠窗坐的,有几个胆大点,想探头探脑,又不敢大声,压低了声音吼:“掉下去了,掉下去了。”
我听见我心乱如捣鼓。我从地里爬起,拍打臀部的泥痕。张先生出现在窗口,探头往昏暗里看,亮了灯的教室传出朗读声:“韩麦尔先生见了我,很温和地说,快坐好,小弗朗士,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不等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