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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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孩子，没有太多机会接触科技，性格敏感多思。从小学开始，我就偏爱语文。由于偏科非常严重，比其他同学遭遇更多的不便。幸亏我碰上许多好老师，他们在我人生的一个个转折点上，为我点亮希望的灯，照耀了我的前程。
我读过近十来个班级，遇到几十位老师，也碰到过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幼年时期，我在县机关幼儿园度过了三年时光。我从小就早熟敏感多思。我们这个班级的王老师，是一个看上去很顺眼的圆脸庞大眼睛姑娘，高高的个子，是那种很洋派的气质。她扎两根黑油油的长辫子，俯身下来指点我们图画时，总有一根辫子垂到前面来，她抬起身时，把它扔回肩后去，印象特别深。她后来担任了这个幼儿园的园长。
我是和小表兄一起去的幼儿园，我们俩牵着手从所坦街的一座老式四合院出来，放学牵着手走回所坦街的家，现在我检查了一下手机地图，这段路，历时3分钟，行程224米，细细平平的石板路，要通过范大桥，会文里，拐过两个弯。拐弯处有一间小供销社。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的舅舅，是县毛社、服装社的书记兼厂长，所以我应该是乘了表兄的便船。后来多了个小表妹，随着我们一起上学放学。县城多少年来平安无事，静水无澜。和我们同桌的，是一对双胞胎男孩子，头发短短的，剃成锐角，他们家是在新街口卖开水的。后来我和住会文里的阿姨家表兄弟，提了开水瓶去他们家老虎灶打开水，把开水瓶放在喷嘴下，扭开开关，再在热气蒸腾当中，按上盖子，交了钱。一分钱两瓶他们照收不误，可能不认识我了，也有可能不得不装作不认识，其实客户都是街坊邻居，也不可能因为我是幼儿园同学而免费，实在是我想多了，开水的利润真的不高。他们吃饭用的八仙桌在开水锅炉的边上，上面一直盖着一个很大的竹编饭罩盖，看上去也是一大家子的吃阵。幼儿园的对面是县印刷厂，隔壁是城关中学，罢课闹革命，天天静悄悄的，印刷厂的业务看来开展得也不好，从小学的操场可以打开印刷厂的玻璃窗，扣住玻璃窗抖啊抖的，能把风烛残年的销子摇松，身体灵活的小伙伴从窗口爬进去，装了沉甸甸的两口袋铅字原路爬出来，到废品收购站卖了，到小商贩那里换来敲糖吃。后来就经常有糖贩放下担子在边上守株待兔，手指扣着糖刀糖锤，灵活地叮叮咚咚敲敲打打，现场办理铅字换敲糖的业务。
我母亲在离县城五公里的乡镇的一家大集体针织厂工作，我也随她到了区镇小学读书。我从小肠胃比较弱，吸收功能不好，导致贫血，营养不良，气血不足，脸色如白格纸，上课经常靠头靠脑要晕过去似的。到小学二年级时，语文兼班主任武老师实在不耐烦，说我不是读书的料。傍晚放学，我背着干瘪的书包回家，五分钟的路程我磨蹭了十五分钟，在墙根和大桥壁上一路贴回去，卡其布的小军装衣角蹭得油光光的。晚饭端了碗，我忍了又忍，终于还是委屈地把武老师的话学了一嘴。我父亲通的一声，一下子扔下碗筷，愤怒地冲出家门。我看着活蹦乱跳的两根筷子和不停旋转的饭碗，愣了半晌，脑袋瓜嗡嗡作响，闯祸了！我看见已经用得很旧的筷子，许多地方褪了色，油漆斑驳，放进嘴巴的那一头更加复杂，深深的色素都渗透进了筷体。母亲对我挤眉弄眼，意思叫我赶紧跟过去。我爬下吱扭作响的竹凳子，也顾不得屁股被凳子缝夹了肉，屁颠屁颠跟了出去。父亲已经迈步上了塘河大桥，直奔学校而去。武老师穿着洗得发白的家常衣服，从寝室摇着蒲扇提了竹椅到内操场纳凉，坐下来给怀中的孩子喂奶。父亲冲到她面前，愤怒地问，你是什么意思？谁的后代才是读书的料，工农子弟如果都不读书，不是世世代代都文盲了？武老师抱着她的孩子，抖着头，张口结舌，一句话也回答不了，脸色刷白，满脸雀斑加深加浓。门前襟已被乳汁渗透。当然我父亲拉开战争的帷幕，事后吃苦果是我的事情，武老师事后一直冷落我，冷眼相待，动不动就折腾我。在班主席“预备起”，同学们齐声朗读课文的间隙，她俯身到墙壁的直角处，把发胀的乳汁挤出去。课间我随着人流走过第一排课桌时，会看见倚在墙角的扫把簸箕上，有星星点点乳白色的痕迹。谁能体会一个孩子被老师冷落的心情，那是多么悲哀的事情，我知道老师不喜欢我。我现在还能想象得到她对我气恼的感觉。老师的脾气一直比较焦躁，动不动就爱发火训人。后来我长大了才听同学说她的生活很不顺利。读到第三学期时，可能是我偏科实在太厉害了，武老师把我留了级。
多年后，我母亲对我说，有一次在菜场碰到武老师，她询问我的近况，气闷闷地说，他爸怎么会是那么个脾气，我这一世人都没见过这样的人。我母亲只好为二十多年前丈夫发起的两个人的战争，连连向她道歉。后来去老家街道参加乡贤年会时，在昌金大酒店小电梯，碰到了过去在一个小组学习的胡同学，本来想视而不见，无奈电梯空间太小，实在逃避不开，我点了一下头，胡同学说志敏吗，好久不见，我也回答好久不见，她说，我们许多同学没有见面，组织一个同学会吧。我这个人见到漂亮的女同学就比较木讷，即使女同学也已不再年轻。我说好吧。我想起一位同桌的朝云，见见也罢。我一直懦弱，属于被男同学殴打欺负蹲在教室门口哭上一节课的那一类。只有朝云同学和我合得来，会和我说上几句。胡同学问了我的手机号码。几个星期以后，她联系我说同学会的若干事宜。我很想不去，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没有办法反悔。于是按时参加了同学会。进去摆着酒席的大厅，第一眼我就看见了武老师，她老了许多，头发都花白了，但是神采依然，皱着眉头看我。我有点小激动，凑过去憨厚地向她问安，她看了我一眼，只管和边上的同学继续他们的话题。我无聊地站了一会儿，想不出和她交流什么，忽然想到了我的名片，我就掏出名片递给她。她边说着话边接了过去，看了一下，说你现在是主任编辑，我儿子阿斤也是高级教师职称。她把名片还给我，走向边上的座位坐下来。她说，你阿爸是那个样子，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是气闷闷的。
我愣愣地站了一下，边上没有熟悉的人，我按照桌子上的名牌找了位置坐下，边上一位同学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惊喜地说，你是张朝云？他点头，对，你是谁？我说我是金志敏，他说，哦。接下来是静场，我们无话可谈。席间，座位这边的女同学悄声告诉我，朝云现在菜场门口踏三轮车，她去买菜时经常碰到，会邀请她坐车，说少收一两块车费，同学谁又愿意占他便宜，省他那两块劳力兑伙食的钱。但一出菜场就看见他坐在三轮车上等客，避都避不开，有时就从别的出口拐出去，不是不尴尬的。其实我也很尴尬，这类话题不宜讨论太多。席间不断有邻桌的同学来串桌敬酒，能鼓起勇气端着白酒葡萄酒走出来的同学，都属于豪放型的，仔细一认，大懵永福光进，都是揍过我的。认又不得，不认又不得，我随大流含笑站起来坐下去，端起杯子放下杯子，我没有喝酒的准备，为杯中的嫩黄色苹果汁，向几位熟悉的陌生人解释推辞了几次。坐了一会儿，百无聊赖，今天穿的新买的嫩黄色汗衫太短太小了，紧绷绷在身上很不舒服，就缩着身体找了个理由向老师告假，赶紧离开了餐厅。带过去的名片原封不动带回来，一张都没有分出去。
下一个班级的班主任郑斐斐老师，也是语文老师，她已经了解我非常严重的偏科，她对我比较严格，也非常关注，虽然我时时还有在教室门口哭上一节课的经历，但总算顺利完成小学课程，读了过渡班，进入初中。郑老师对我一直很是照顾，在母校109周年纪念活动时，要把我和其他几位同学报上去，成为校庆群星荟萃当中的一员，我有点踌躇，自问比较微弱，不敢跻身这一行列。老师在微信里鼓励我，你行的，一定能报上去。我们班可能是上光荣榜人数比较多的一个班级。我现在还在每个节日向她问安致意。我是一个感恩的人。
我的初中，是在小学内操场边上的二层楼里读的，我们六个班级，学校从中挑选了四十多人，留下来办了一个初中班。我其实很想离开小学。毕竟开始上初中，还留在小学读，有点穿旧裤子露出脚脖子的感觉。但是任课老师非常棒，学校挑选了年轻的中坚力量教我们。一天下课时，听得外面操场上有高音喇叭在轰轰烈烈，我赶紧和同学们跑出校门到操场上看热闹。我没想到的是，那警车上下来的是我的父亲。我愣在当场。父亲被带上了他当年威风凛凛端坐过的高台。他原来是这个区的公安特派员，又转任水上派出所所长，后来因为家庭负担太重，申请退了职，现在他的角色转换成反派。我挤到最前面，他和城关镇里的干部吵架，被带过去办学习班以后，我已经一年多没有看见他了。我发现他的眼睛很迷茫，好像什么也看不见。我特意挤到他跟前，想让他看见我，他的目光掠过我的身子，不知道望向了哪里。
我很悲痛地在台下听着高音喇叭叫出的他的姓名，还有一连串听不明白的词汇。上课铃声响了，我不知道该去上课还是要守着我的父亲。大会不知什么时候结束，没人给我做主。我只好拼命跑到学校里去，眼泪从我的脸下不断地挂下来，怎么忍也忍不住。我一把一把地抓眼泪却怎么也抓不干净。我不知道台上那些做主的人能否体会，这样的打击对一个才十三四岁的孩子该是如何的残酷。但我还没有怨恨别人的想法，我只是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活在这样屈辱的世界上。我甚至怀疑他们是故意拉他到这里来示众来作践不肯屈服的他。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要来这么一场闹剧。
我一路哭着到了教室，趴在课桌上流泪。我的班主任陈前老师，和她妹妹都是我大姐的初中同学。她把我叫出教室，靠在走廊的栏杆上，她说，你不要难过了，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知道他没有罪。即使他有罪，你是你，他是他，我们不会因此歧视你，你要放松些，放下包袱，认真学习，这才是你让你爸爸安心的办法。我不停点着头，我的眼泪还是不断地挂下来。陈前老师是我这一生的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她照亮了我的前程。后来我通过寄给各级部门的两百多封申诉信，终于把我父亲救出监狱，恢复党籍，拿回了退休工资。
我们的数理化老师是王润贤老师，他一直认为可以把我教出来，因为他觉得我一点都不傻，眼睛闪闪发亮。但是他最后也失望了，每逢上数理化课，我就神游四方。有一次我实在过意不去，就挖空心思找了一个物理公式叫住他问，他非常高兴，站到我课桌边，取下胡子苦口婆心来教我，他讲了半天，我还是坚持问，为什么标准大气压是76 cmHg柱，他愣了一下，轻叹一声说，这是科学家已经求证出来的，你没有必要在这上面花功夫了。我看得出他终于放弃了我。
后来我参加了县里组织的中学生作文比赛，题目是《一句话的启示》，当时对越反击战刚刚结束，我平时比较关心时事新闻，就把对越反击战当中涌现的英雄的事迹展开来，写进去，得了一个二等奖，由于一等奖空缺，我的姓名排在第一位。陈老师后来可能生孩子去了，来了个代课教体育的阮忠涛老师教我们语文，我认识他，他的父亲开消防轮，和我的父亲是你来我往的酒友。平时他喜欢叫我起来回答问题，我也很配合。一天上课时，他提问，谁知道有的放矢是什么意思。大家都默不作声，他指着我起来回答问题，我冲口而出，是有的放弃的意思。阮老师也就放弃了我。
我的初中两年乏善可陈。初中毕业以后，高中录取的大红榜公布在大桥头路亭下的影壁上。我在家里看书，来了区中学的教导主任缪殷老师，他是一位很有活力的教师，眼睛在眼镜后边滴溜溜转得很快。他后来当了校长。缪老师说，你看见门口的招生光荣榜了吗？我说还没有，贴出来了吗？他说，是啊，你偏科太严重了，语文分数很高，数学实在差劲，希望你尽量扭转过来。我唯唯诺诺。第一个学期，缪老师挑选我到学校学生会当宣传委员，天天站到椅子上，在学生宿舍围墙外写粉笔字出墙报。后来也是他推荐我入了共青团。
我的三个姐姐读书都还可以，尤其是大姐和二姐都是当班主席的，大姐还是红卫兵连连长。但我父亲退职以后，生活的重担放在了我母亲一个女人肩上，母亲的生活过得很不轻松。所以三个姐姐小学或初中毕业，就赶紧被带了家属工进工厂做工。母亲对我说，你能读多高就读多高，我们尽量培植你。如果读不起来我们也没有办法。
高中时的班主任是姜宗望老师，也是语文老师，数学是王慕勇老师。姜老师比较严肃，王老师天天笑嘻嘻的，一个人也能很快乐。他走路喜欢动弹手指头，我只跟他学会了走路动弹手指头。他们都是名师。王老师说，我一定能把金志敏教起来。到最后他的兴趣也在我这里败坏了，在我的身上，彻底证明了朽木不可雕的真实含义。
虽然天天上学，我的精神状况基本上处于神游状况，对不感兴趣的课程有时一般是打开后门一走了之。当时我们有位英语老师叫娄文涛，杭州知青，瑞安女婿，瘦高个子，戴副眼镜，特别喜欢坏坏地笑着，捉弄读书不认真的学生。
和我同桌的陈同学，现在温州港务公司工作的一位，黑黝黝的脸，小小的眼睛，憨厚的背部，比我还老实。娄老师指着我们，让说悄悄话的我们起来读单词，我的脸贴在桌子上不动，他无从逃遁，只好站了起来。
老师指着黑板上的单词问他，他刚才正津津有味地听我很有吸引力的话，当然也无从读起。于是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个圆圈，嘴里念着zoo，然后是眼睛、鼻子、嘴巴，然后有眼泪从眼睛里挂下来挂下来，老师很开心的样子。我的同桌站了一小会儿，坐下来时，我发现他的小眼睛里有泪花在闪烁了。我乘老师回头板书时偷偷打开后门溜走了。
我只是喜欢写作文。紧紧地抠着笔，紧张地在作文本子上写，谁也不能打扰我，怕稍微一停顿就什么都忘了。现在如果有我特别感兴趣的题材能够轮到我写的话，我还会兴奋得痉挛起来似的，可惜这样的题材和机会已经基本上不见了，所以我只能在这里自怜自哀。我的右手中指上端被顶出了一个疙瘩，到现在还硬硬的，一捏笔写字那疙瘩就自然会突出来疼起来，写久了生疼生疼的。我又一次留级了。老师安慰我说是希望我到下一个年级巩固成绩。我很想就此放弃学业，但是母亲还是劝告我最苦最难也要读下去。
下一个年级的语文薛尔棣老师是位老学究，喜欢用本地土话读唐诗，听起来特别朗朗上口。他很喜欢我，特别器重我。他是位好好先生，镇不住课堂纪律。往往自己叹一口气束手无措。这个班级的班主任叫池一五老师，也是赫赫有名的数学专家，听说是浙江大学调过来的，他说志敏的数学一定能够学起来的，人是灵的。我就不相信放下心思教，有谁是教不起来的。后来他也失望了。
高二时，换了位语文老师叫陈正寰，名气很大，脾气不小。上课一般戴顶草帽或鸭舌帽，视夏天或冬天轮换。说起写作文，我和他有一段回忆。那时，他刚刚接任我们班级语文教师。求成心切，暑假时便想过来给我们辅导一下，我那时非常孤独，少与同学往来，所以也没有人来通知我去学校预习。没有电视机，只有一只十几元钱买过来的淡黄色外壳的半导体收音机，就是在那里我知道了小说、散文、诗歌，认识了福楼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听见了秦腔、京韵大鼓、河北梆子，熟悉了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没有书可读，能看的都看了不下几十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我一般是站在三楼房间里看风景，说看风景，其实大半是想看人,因为没有风景可看。其实就是有风景，看多了也就那样，人却是变化无穷的，有动感的。
有时甚至我就那么孤独地站在房间当中，看着窗外。靠墙壁铺着一张叫两头端儿的单人床。我靠着床柱子，手拨得大梁上挂下来的电灯泡一摇一晃，很快时间就那么过去了。我当时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郁敏，忧郁而敏感的意思？到现在还时常让老婆挂在嘴边笑话，一不小心就惹得我满脸发热。因为后来没有将当年的青春期故事“毁尸灭迹”，一个不小心变成了事故，让她洞察了我的岁月痕迹。
楼下有人敲门，难得有人敲门。我奔下木板楼梯，轰轰隆隆作响。打开门，很叫我有些失望，一顶草帽，五官看起来比较严厉的一个中年男子。他不请自进，自己径直迈上三楼去，我傻乎乎地跟在后面，像到了别人家里似的。
他在小床沿上坐定，也不拿下草帽，对我说，我是你新来的语文老师，我叫陈正寰，同学们都已经去上课了，你为什么不去？我木讷地看着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只是还能想到去楼下烧了开水，泡了一杯茶给他。然后他坐着，我站着，无目的一圈圈解开缠绕在床柱子上的电灯拉绳。
他说，应大家的要求，暑假提前上课补习，你没听说过吗？我不知道哎，没人通知我。他说，听说你自我感觉很好啊。我说没有啊。很一般的，不是特别好。他哦了一声，四下打量了楼下的方位，说这地方不错，风大，像座炮楼。
我家当时不住这儿，而是住在这后面叫顶风坞的一个院子的楼上，这院子据说原是国民党将领陈诚一个近亲的大宅。再下去就没有更多的人家了，而现在再往下走几十里除了人家还是人家。后来我们家才向居委会要了这个牛棚拆建的矮屋住下。住几年后，建了这座位四面通风的三层两间楼房，说是楼房，其实真正面积不到一百平方米用了两千五百多块钱。当时人就说是名副其实的炮楼。我父亲说此楼以风扫地，风雅至极。
我所有的毛主席纪念章和连环画都是在建这房子时遗失的。父亲当时建这房屋用了两三千块钱，大都是朋友那里借来的，好久还还不了债务。门口的道坦也无法用水泥铺好，就那么用岩石铺着，矴步似的。当时永康的一位朋友黄柏松，给我父亲送来了一只非常大的近一米高的大公鸡过来，就那么顽强不屈地在岩石上跳着脚，出了非常多的血，在岩石间的水里荡漾开去。陈老师扭扭曲曲地走过矴步，回头对我说，明天，上学吧。我点头。
学校里除了我们班级，没有其他学生。操场空空荡荡的，空气非常燥热。陈老师没有取下他的草帽，宣布上课后，在黑板上写了“满招损”三个大字为题目，要我在第二节课下课时，交给他一篇作文，其他同学照样上课。
我趴在最后一排桌子，奋笔疾书。我很仔细认真地写着，我不想在新教师面前出洋相，于是在第一节课结束时，我把作文交给了他。也许是我的臣服让他异常满意，在第二节上课时，他非常开心满脸是笑地高声朗读了我的作文，发音相当夸张。我的配合带给他晴朗的心情。每次我的作文十几张纸，在教学楼的楼道里一溜贴过去示众。但我的各科成绩依然摇摇欲坠。
后来他对我还是比较欣赏的，因为不是特别顺利的生活养成了我善于察言观色的卑微性格。我一直对他很是配合。几年前，遇到他的外甥我的同学，问起陈老师的晚年，听说他后来中风了，后来去世了，一位有才华但是生活得不是很开心的老人。我默然。
我参加了两次高考。第一次名落孙山以后，母亲委托人让我去了城关一中文科复习班，每天县城上下，晚自修以后住在阿姨家。后来去了县中学的文科复习班。第二次高考，分数还是不高，被录取进了浙江省广播电视大学。期间，薛尔棣老师介绍我进农场中学教了两年初中语文。他的连襟在这个中学当校长。我在电大拿到了一个汉语言文学结业证书以后，考到了市里一家企业工作，这家企业和外资成立合资电子企业以后，我顺理成章进了合资企业工作，直至有一次在报纸上看见一则招考启事。在图书馆三楼大厅里，考了新闻和言论，写的是博物馆的一个文物拍卖事件。就这样考进了晚报，后来转到了日报社，工作之余考到党校专科、本科学习，在学校遇到班主任徐洪迪老师和张红军老师，他们带领我们顺利完成学业，拿到毕业证书，获得人生教益。
都说地球是圆的。我一直艰难地倾斜前进，我相信终有一天也会抵达自己的目标。无可奈何的我，只能如此勉励鞭策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