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上的“忙假”

1964年秋，我考进岑河中学。当年，每年除寒暑假之外，中国教育史上还有夏秋两季“忙假”，半月左右。江汉平原最忙时节是5月上旬，栽秧割麦两头忙；下半年是捡棉花。城镇学生集中由老师带队到附近乡下，我们乡下孩子则回乡。这个“忙假”大概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分田到户责任制。

白天赶麻雀

回家当天就跟生产队长汇报，向他上交了学校发给的忙假通知书，问要搞什么事。队里人都是我前辈，队长虽然不是我们肖家大姓，我仍按习惯取他后两字，乖巧地叫他“后九爹”。

第一年，他笑笑，摸摸脑壳，这点儿小孩子，能搞个么事呢？确实，12岁，又矮小，又精瘦。这个人当过黄市乡乡长，有些点子，说，赶麻雀子吧，麦田里成堆，这到了手的粮食，全被它们糟蹋了。

按队长吩咐，到仓库找了块耕田用的铁犁鼻耳，就是翻土用的稍有“波浪”的平板铁，吊在锄头把上，扛在肩上，落在胸前，用铁耖齿敲；而铁锄则远远地向后，形成吊车的长臂。当年，很多村小学甚至中学也敲这个作为铃声。

从仓库出发向麦田走，麦子已经金黄，太阳照着它，闪着金光。远处的金光宛若一直连到天上，整个天地都金晃晃的。当时有风，麦浪跟着摇，我就像躺在金晃晃的摇篮里。周边全是麻雀的世界，麻雀的乐园，好像不是在吃麦子，而是在赛讲话，赛唱歌，赛卖弄，赛炫耀；像电影院散了场，像幼儿园下了课，像早晨的菜市场，像几十年才见面的姥姥和姨妈。

那时候只有爱粮食恨“四害”的感情，没有闲情逸致，铁耖齿狠命敲下去，不过瘾，还要放开喉咙助威: “吙——”这一惊不打紧，一群麻雀腾地飞起来，像滚烫的锅里放入油而腾起青烟，像通红的火盆里泼点水暴起白气。那不是几十几百只，而是几千几万只，麻乎乎的一群，有时甚至能遮出一片荫凉。

那麻雀们并不逃跑很远，只在邻队的麦田扑下去，又开始它们的欢乐。不过，这边静下来了，听得到小麦炸节的声音，争相告诉你:“准备开镰吧，我们成熟了。”

还有布谷鸟在林子里一遍又一遍地预告：“豌豆巴果，栽秧割麦。”

晚上检查“清洁”“不清洁”

生产队会计有钢板蜡纸油印机，我在学校专门学了仿宋体和隶书，刻印，用红纸印“最清洁”，“清洁”，用黄纸印“不清洁”。早早吃了晚饭，就陆陆续续在大巷口集合。儿童团，红卫兵，什么组织也没有，那时人和心都是集体的；加上全肖家大台，就我一个初中生，我品性还好，跟着我不会玩坏；加上检查清洁是队委会支持的，是正事；还有一条很重要，所有中小学生一律没有家庭作业，所以很踊跃。我们差不多同龄的德清、生井、家亮、先华、先金、德翠、先菊、先香、生香，等等，大一岁两岁的生海、生银、后仁，小几岁的，都奔着纯朴的美好来了。

肖家大台太长，一百大几十户，一字排开，像一条长龙；还有朝北住的，还有横台；房子又大，前后两重加耳房、天井；早早开始，查不到一半，别人就关门睡觉了。没关系，第二天接着贴，接着念:“水缸装满，小心火烛！”

那个横台，就那么四五户人家，离我们大肖台恐怕有里把路，不过，我们都乐意去：同姓肖不能结婚，横台那里却有将来可以娶回的周姓姑娘……

月亮照得每个人都活蹦乱跳，可都不跳，因为路队里有女孩呀。那就唱歌，我教他们唱“打靶歌”，“日落西山红霞飞”，一遍两遍就会了。你今天想想看，没人强制，一支小人队伍，自觉地走在田埂上，像走在童话世界里。月亮柔柔地照着你，红霞不飞了，歌声在飞扬，还有什么在飞？——还有朴实的快乐的心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