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常驻大使馆,常驻办事处,跨国家,跨省市。1967年,我15岁,矮瘦个子,竟常驻沙市收粪——红门路南端,丁家庄。现在这里早已高楼林立,不见形影,但地名仍在,故事仍在。
我们3人一班,每月一换:我和生井、先华;先金、德清、后仁。
我的线路是向北,到太师渊,穿小户,过小巷,再往西到黄家塘,专找猪圈。这一转完,两箢箕一担粪也就差不多了。如果迟了,就可能被别人抢先收了。如果天天抢先,别人天天落空,也就不再去了,那条线可能就是你的了。所以,“生意是熬出来的”。
太师渊边,黄家塘边,有些人家除了养猪,还有一小块菜地,他自己也要肥料,所以不准别人收,砌围墙,做木栅栏,上铁锁;其实那小菜地,施一次,可以管一年;即使再怎么防,很少可以拦住我们,加之他们当面阻止,哪有我们乡巴佬专业起得早?只是,千万不要被撞见。撞见了就要挨骂,我们只有陪不是,说再不来了,保证再不来了。口里这么说,心里却说,明天还要再早一点才行,才不被撞见。一般,天黑前还要去收一次。
最难受的时候,是挑着一担猪粪,从黄家塘到江汉电影院,再走北京路,全沙市最繁华地段,回红门路,沿途别人掩鼻而过。我是最怕羞的,因为他们讽刺我是什么知识分子。
也是,那时才走出岑河中学,全周黄公社也就5个,全庙兴大队也就3个。想想陈思宽,一回乡就当了大队赤脚医生,张长银一回乡就当了大队民办老师。唉!再看看人家沙市娃,帅男靓女,阔阔气气,高贵娇滴滴;再看看自己,破烂烂,脏兮兮,臭不可闻也。前世命中注定邪?非也。是什么毁了我们?那时就反反复复地背“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怀着强烈的自悲,破帽遮颜,逃回罗爷爷邓奶奶家,“躲进小屋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我们住家,茅草屋,两间,旁边带“偏厦子”,后面带“拖厦子”。“偏”“拖”,都是斜到地,都是穷,节约,边上再没有壁子。“偏厦子”前面是他们自己的锅灶,后面是我们的锅灶。我们住中间堂屋后面“拖厦子”,即神堂后面。
左边一间正房,两夫妻:老夫妻、小夫妻。老夫妻罗爷爷是搬运工人,50多岁,浑身是劲。儿子媳妇是新婚。草屋,草壁,两床之间没草,没芦席,就是床挨床,两纹帐,岂能隔住情世界?
没有电视、收音机的年代,都早早上床。有时前面先响,后面跟着响;有时后面先响,前面跟着响;有时同时爆发,赛着响。那个木床,质量也特差,或者说是赛松了。起初是“吱呀吱呀”地响,后来是“吱嘎吱嘎”地响,再后来是“吱呀呀”“吱嘎嘎”地响。时急,时缓,时高潮,时悠扬……那时,沙市街上也这般贫穷饥饿!也这般原始自然!
夜晚听了“人间神曲”“人生曲交响乐”,我的常住大使们便自然而然地多了一个固定程序——睡午觉。剩下大块大块的闲工夫,只可惜没有书读。我在舅舅家曾翻到一本,一夜读完。第二天吐的涎水,喷的鼻涕,全是黑的。
我找本村唯一有书的俊墨哥借了些书看。其中一本《三国演义》,像宝贝,看了又看,整整看了3遍。熏爷说,读了《三国》奸心大,读了《水浒》胆子大,读了《西游记》说神话,读了《红楼》爱女娃。我并不为了奸心大,确实没别的书可换,那书也确实百看不厌,故事引人,扣人心弦;人物生动,活灵活现,神乎其神:叫你拍案叫绝,叫你五体投地……
我翘着二郎腿,读得津津有味,还拍腿击节,暗暗叫好。新媳妇问我看什么书,我把书递给她。她一看就说:“好书。看完了借我看。”我们都叫她庆玉姐,白白净净,高高挑挑,温和,亲切,一笑还两酒窝;借书那天似乎更美,更亲切。
那回,我在沙市人面前第一次抬起了头,伸直了腰。沙市人也这般饥饿!也这般渴求书籍!此后,看她在院子里捧着《三国》,我就自豪:这书是我的哩!是俊墨哥借我的哩!
两星期后,庆玉姐对我说:“迟几天还你,他也要看。”他是她丈夫司法哥。此后,看他在院子里捧着《三国》我就自豪:这书是我的哩!是俊墨哥借我的哩!司法哥严肃,内向,很少言语,但那段时间对我们都格外和气,不再耸着鼻子蔑视我们。我们平时本身就比较会迎合主人,讨好主人,才不被人嫌,不被人厌;借书以后,我这个小乡巴佬,收粪娃,似乎长高了一丁点儿,猪牛粪中又多了点书香味儿。
后来我当了大队民办老师,再后来又进了城。有一回俊墨哥去城里碰见,我那时尚未站稳脚跟,还在艰难创业,打码头,小屋,黑屋,水货屋。但我很感激俊墨哥把我当人,借书给我;我拿出学生送的最好酒,再三举杯敬他。拿出学生送的最好烟,硬塞进他荷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