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母生我一天,就“惨产风”去了,呼天抢地,阴风惨惨,惨不忍睹……
养母生第一个孩子丢了,伤心惨目,悲痛欲绝……
我,被抱到庙兴村肖家台养母这里做了儿子。我一来,后面又陆陆续续生了六个,母亲仍然特别喜欢我,到哪里走亲戚都只带我一个。我是长子,懂事最早。
多胎时代,荆楚民谚说:“会做鞋的先纳底,会养人的先养女。”可母亲前面几个都是儿子,只在最后才生了一个姑娘。儿子个个长得像石墩子一样,如狼似虎,毛里毛糙。衣服鞋子脏得快,破得快,要赶紧洗刷,赶紧做,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全家10人,6个孩子,只有父母俩加奶奶半个劳力。饥荒年代,孩子都半大糙子,抢着吃。当时样样都按劳力工分,可怜我们粮食少,吃不够;布票少,穿不够;年年超支,按手印,没有哪一年分过一分钱。
晴天,雨天,天气两个样,母亲就是两个样。
天晴要老老实实守纪律,要忙不迭地拼命挣工分,整个人就像气吹起来的皮球,硬硬梆梆,鼓鼓胀胀。天一下雨,母亲赶紧抢收集体稻场上的粮食棉花,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收屋檐下的衣服。事暂时拼完了,气就消了,球就瘪了,劲就没了,昂扬的精神就崩溃了,平日积积攒攒的病就都拱出来了,头就捆起来了。
起初还坐在大门边最亮的位置,旁边放一个装针线布片的篮子,缝补衣裳。缝着,补着,眉越皱越紧,脸越蜡越黄,最后哼哼唧唧起来,捶脑壳,打肩膀,捏腿子,抠腰肌,似乎浑身上下有万千个虫子在爬咬。实在,实在,撑不住了,才东倒西歪,瞌睡起来。马上一赳,惊醒,问,炎方,是不是上工了……
我家乡那时的中年妇女几乎都像我母亲一样,一到雨天就捆袱子(现在叫毛巾),但我母亲的袱子里捆着的苦痛格外多。母亲袱子里捆得更多的不是儿多母苦,而是心病。袱子捆着母亲的头,同时也捆着我的心。
为了一大家人吃穿,父亲总认为自己有些天赋,总不甘心,总不安分,总想在外面跑点小生意,赚点小钱,过得不比别人差。所以总成另类,总多年“走麦城”……这些最丑最踏头的事,害得全家人像蹲地窑,像泡水缸,阴森森,冷冰冰,见不得天日,比人矮八尺。
我读小学时,上学放学路上,就有人跟着背后喊“打倒生康”,我农民父亲居然也要“打倒”。我无脸又无力还击,更没有地缝钻,只有赶快悄悄消逝……
幼稚无知的孩子尚且这样,懂事觉悟的大人更不用说。母亲在生产队里怎么逃?怎么熬?母亲更自悲,觉得干部的老婆、大社员的老婆,有人捧,有人抬,有人围着转,个个有说有笑,笑嘻嘻,笑哈哈。别人高兴,可自悲的母亲,觉得都是在笑自己。我母亲越想越孤单,一个人埋头做事,不敢伸腰,不敢抬头,不敢吐气,只觉头有千斤重,即使是打麦子,割谷子,像火烧一样的大热天,也捆着袱子,拼命干活。
全家共用的一条洗脸袱子,像黄土高原上粗犷的敲打安塞腰鼓的男子头上的围巾,但绝没有那么白净,那么松飘。这是洗旧了洗脏了没有肥皂搓的黑袱子,扎扎实实地捆着。捆着两张蜡黄的脸,捆着一双紧皱的眉。莫非袱子里有万千条毒蛇在吐着信子?有万千头狮子老虎在撕咬?……
所以,晴天母亲拼命做事,雨天就专门生病。看医生要到镇上去,没时间,更没钱;不“倒床”是不去的,要去都是哭着,喊着,抬着。现在,我经过市中心医院,那里进出的人看不出是有病的,个个红光满面,人人气宇轩昂。
现在是有钱就有病,过去是没钱也就没有病。下雨天,本是上帝恩赐,阴阳平衡,滋润万物,惠泽人类;可母亲,当年和母亲一样的农村中年妇女,却用来休养生息,专门生病。
那就躺着吧,袱子捆着吧,镇痛,止疼,喝点开水。再侈奢一点,喝几口姜汤水,发热,流汗,稍微轻松些了。太阳一出红彤彤,扛起锄头又上工。
自然就这么循环,中华民族曾这样拼命奋进。
后来,我请老奶奶老父母来城里吃饭,请他们坐上席,聚会,五代同堂,合影留念。虽然已是隆冬时节,阴雨连绵,冷冷飕飕的,却没见了母亲头上捆着的袱子,我捆着的心也早已舒展开来。
我起立,和兄弟媳妇子侄们,向老奶奶老父母敬酒。子侄媳妇们都孝顺,共同举杯。我还带头磕头。老人笑嘻嘻地说:沾党的光,沾你们光。
老父母现已双双90,正有尊严地快乐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