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所在村里有一群来自大城市的知青,一位姓夏的女知青来自上海,她的长相我现在实在记不住是什么模样,只是印象里长得很白净,她常常去我家,和大姐很好,大姐让我称呼她叫夏大姐。因此,我和大姐经常一同去夏大姐宿舍玩,每次到夏大姐那里,都看见她手里捧着一本书在油灯下阅读。当时,我好奇地扫视着夏大姐的住处,只见房间内摆放特别简单:一张双层单人床,一张小方桌,两把小竹椅。床的上层放了一个用木板钉起来的大木箱,里面装有满满一箱子书。我随手翻了一下夏大姐放在小方桌上的一本《童年》,一口气看了几页后就对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我大胆地向夏大姐提出借书回家看看的想法。我用一个周日的功夫,读完了高尔基的《童年》,我被书中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了,感受自己就是阿廖沙,《童年》讲述的就是我的童年,就是我自己的人和事。
当我读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读着,读着,保尔那坚毅的脸庞,仿佛就在我的眼前。他,一个普通战士,竟有钢铁般的意志,这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他,鼓舞他前进呢?直到现在,保尔的影子时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他鼓励我要像他一样做一个坚强勇敢的人,生活中一点小小的困难没什么大不了,只要勇敢地面对,你会发现,原来自己是有毅力的,保尔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正是从那时候起,我一有闲暇,就去夏大姐那里借来一些苏俄文学作品阅读,任凭自己沉浸在书的海洋里。记得那时上学时读的是《老三篇》,晚上就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看,常常是半夜三更被父母发现后,将手电筒和书都收去了。家里看不了,就在学校里将书放在课桌肚里躲着看。一次上课时,高老师巡视到我的座位旁,将正在看得津津有味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收了去,后来发现没有“黄毒”,又归还给我了。
1979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我有幸考上大学,那时的我正值人生青春时代,我常常被屠格涅夫那几部语言优美、饱含激情的小说所吸引。当我读了《罗亭》,书中女主角娜达说:爱的悲剧是无“报偿的爱,”这句话就时刻在我耳边响起。《前夜》中的叶莲娜,为爱一个异国人,保加利亚的爱国人士英沙罗夫而煎熬得心慌意乱。在一家门廊中躲雨,碰上一个求乞的老太婆,叶莲娜急于救济她而又身无分文,就掏出了自己仅有的一块小手绢,倒让那个老太婆对她怜悯了。这是多么善良的姑娘,怪不得俄罗斯评论家埋怨作者,一个俄罗斯的好姑娘怎么爱上一个保加利亚人。
说来我真是和苏俄名著有缘。1998年我有幸随团参加中俄经贸洽谈会,会后主办方邀请我们媒体记者去俄罗斯一个叫波罗金诺的地方参观,这就是列夫·托尔斯泰在巨著《战争与和平》中写过,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歌中赞扬过,被怀古情愫点燃的我沿着《战争与和平》的轨迹,拜访了这片浴血战场。
从莫斯科出城125公里,一片开阔坦荡的原野豁然出现在我眼前,路旁的暗红色花岗岩纪念碑提醒我们,脚下就是波罗金诺,200多年前,俄罗斯人在这里击败了侵略者拿破仑,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就是这场惨烈的战役为背景创作而成的。在波罗金诺原野中央最大的战争纪念碑后面,有一座用黑色的铸铁杆围起的墓,铸铁的墓碑上巴格拉季昂的名字似乎倾诉着惨烈的往事,我们参观时,不断有俄罗斯人加入追思的行列中,有白发老人,也有几岁的孩童。他们低声交谈,生怕惊扰了安息的英灵。
在纪念碑前方的战争博物馆中,墙上铁牌写着:“1867年9月26日至27日,列夫·托尔斯泰在此居住”。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创作于1863年至1869年,1867年来此小住的托尔斯泰究竟在这小屋中体味到了什么,书里写下了什么,恐怕只能从《战争与和平》中一窥究竟了。
在我的人生中,苏俄名著在心中形成了一种情结,它是一种不仅超越了功利动机,甚至也超越了文学意义的精神寄托。正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著名戏剧评论家及俄罗斯文学翻译家童道明所说:俄罗斯经典作品里有一种向“上的精神,能让今天的人产生共鸣。这些经典的文章,在物质时代依然能够触动我们,让我们发现精神上缺少的东西。比如,契科夫一百多年前的作品,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理解,因为他的作品讲出了人类想变得更好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