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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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回归故里的路上，车子似乎较一往慢了些，车辆也如实多了不少。这，兴许大都是回家祭祀先人的吧？中华民族古文化源远流长，“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的家训绵延不断，传承着中国古老的文明。“一年一清明，一岁一思念”。车子不急不缓的前行着，沉封的思绪涌上心头，父亲在世时的一些事儿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一生就我一个儿子，要说视儿为掌上明珠，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小的时候，要啥，父亲就给我买啥，吃啥，母亲就给我做啥，即是要天上的星星，父亲也要拿着高高的竹竿，站上高高的凳子，给我够够试试让我看看。尽管如此，父亲却常对母亲说：“咱就这么一个儿子，稀罕是当然的，可千万要记住，娇他吃、娇他穿、娇他花，不能娇他没样”。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是“没样”。记得在我五六岁光景的时候，家里来了几位客人，都是父亲在一起做木工活的一些师傅们。父亲倾尽所有、盛情款待人家，让母亲做了一大桌子的菜。菜摆上了桌，客人与父亲在院子里闲话还未入席。我便趁机爬上了椅子，站着用手抓起丸子啊肉啊的往嘴里塞。说来也巧，在我正很得意地想继续吃的时候，父亲竟神不知鬼不觉得走了进来。见状，他压低声音却分明是使了很大的劲在喊我，说是喊其实是在吼：“下来，怎么这么没样啊！”父亲脸色阴云密布、气势咄咄逼人……我哇的一声哭了，父亲一只胳膊夹着我，一只手捂着我的嘴，把我抱进厨房，扔到了火炕上。
以往每逢这种情况，母亲总会护着我的，可这次不知是她忙啊还是另有别的，母亲也没搭理我只管干她的活儿。我无助了，钻进被窝便呼呼的睡下了。待我醒来的时候，客人已经走了。父亲把我叫到已散的宴席前，那时的人不知为什么，酒是喝了不少，可菜是吃的不多的。桌上的菜仍是海海的。父亲问我你愿吃什么就让你娘给你回做什么，你若吃不了，再给你留着，我与你娘是不会吃的。你刚才的行为是叫做“没样的”。而后，又给我列举了许多“没样的”行为，如，吃饭时扒扒拉拉，挑肥拣瘦啊，串门走亲时猫瞧老鼠似的东瞅瞅、西瞧瞧、摸摸这、碰碰那啊，赶集时要这要那，不给买就撒泼打滚啊！等等、等等。
自那，我便知道了什么是“没样”，从此，就再也没做也不敢去做那些“没样”的事，更甭说那“没样”的人了。
父亲虽没有文化，可他却非常尊重那些有文化的人。他常说：“人，要有用处，钱，应有使出。可那些真正有用处的都是些有文化的人啊，睁眼瞎是不会派上大用场的”。”要想让孩子成才成功，就得让他念书，还得好好的念书才行”。的确，她老人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58年，我刚刚七虚岁，父亲就愿送我去学校读书，可七虚岁是不到入学年龄的。父亲说，七聪明、八糊涂啊！咱就要七岁上吧。（其实那时入学年龄要求不是很严格的）父亲教我说，老师问你几岁了，你就说八岁了，属什么的，就说属兔的。（实际我是属龙的）
开学那天，我身着母亲精心制作的一身崭新的蓝色服装，脚穿父亲新买来的回力球鞋。（那时能穿回力球鞋的孩子，也是屈指可数的）肩挎母亲亲手缝制的绣有荷花的蓝色书包，由叔哥带领，高高兴兴地走进了学校。
问我话的是一位姓曹的老师，他高高的个儿，红黑的脸堂，眉宇间透着善良。他的问话果不出父亲所料。我对答如流，毫无慌张和腼腆。问完话，他笑滋滋地端详了我一会儿便说，好吧，我领你找个位子去……于是，就开始了我的求学生涯。
我上学后，父亲年年两次诚心敬意的请老师吃饭，春节开学时，麦收过后。那时，请老师吃饭的家长真的是少之又少。父亲却不然，而是年年如此。他说，老师辛辛苦苦的给你教孩子，人家不派先生饭，也不要书修，请人家吃顿饭不是应该的嘛！……
谁料，上学不久就赶上了“大跃进”的岁月。“大兵团作战”搞得人心慌慌：青年突击队推着独轮小车离开了村庄，区政府统一调拨北上南下，运粮运煤去了；中壮年劳力整装待发，要参加“大兵团作战”；孩子们也要背乡离井去很远的地方读书。 这下父亲可真的慌了神，他怕我走失了回不了家，怕我荒废了学业，耽误了读书。于是几次找到老师咉求人家，你去哪里，就让我的孩子跟着你去哪里，并一再叮嘱人家到哪儿也要教孩子好好读书，并让老师给我写好家庭住址，让母亲连同几十元钱缝进了我的衣服里，并整天的教我，咱的家是山东省惠民县……直到我背得滚瓜烂熟。
“大跃进”过后，由于丰产没丰收，又加超前大食堂的折腾，1960、1961、1962年连续三年荒灾虫灾导致庄稼颗粒不收。老百姓已是穷的叮当响，好多人家都揭不开锅了。树皮、草根、地瓜蔓，皮鞋、皮鞭、皮套绳，一些牲畜都不吃的东西，竟成了填充肚皮，延续中华后裔子孙的救命稻草。
学校五六十个孩子饿得成了二十几个——十几个——五六个——两个，最后就只剩我一个学生了。父亲仍执意不让我退学，老师的办公桌对面坐着的，就是我这位他唯一的学生。老师的早饭，是一大碗的清水里飘着的几片煮熟了的地瓜干。可老师，依然很认真地教我算数，领我读课文。至今我还清清楚楚的记得老师教过我的歌颂“大跃进”的诗歌：“北去的风啊！你停一停，捎句口信到北京，见了毛主席先问好，亩打万斤有保证”……
难怪人们都说，我们这伙人是生不逢时的一代啊！真的，我们是走快了赶上倒霉，走慢了倒霉赶上。中学时代，又恰逢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四处串联、到处派仗、人人辩论。好多学生又陆陆续续地退学了。我也曾几次提出不上学了去生产队挣工分。可我父亲坚决不允，他老人家对我说，学校就是学校啊，打闹只是暂时的。他硬是让我背上窝窝头继续到二十里外的中学去“求学”。说来也巧，那时刚分来一位大学毕业的新老师，他初来乍到不在那派那帮。他很热情与我也很投缘。于是，他教我学毛主席诗词、写大字报、写批判稿、教我怎样辩论……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也算没有完全的荒废学业。写大字报，让我有了执软笔的勇气；写批判稿，奠定了我写作的基础；辩论，让我登台演讲不惧怕任何场合、任何人的在场……
高中毕业后又回到了家乡，当了乡村民办教师。学校是我走出去的那个学校，教室，也是我读过书的教室。这一切一切，都让我感到分外的亲切。我教的是复式班。一早到校、带早操、陪晨读、再上课。到回家吃早饭的时候，已是精疲力尽了。饭后食困，往往会睡一小会儿再去学校。父亲见状，责备我说：“不干就拉倒，干，就干出个样来让人家看看。象你这样吊儿郎当、懒得要命，咋配给人家当老师啊”。父亲的话，真的象学生作文里形容的那样：句句象小锤，敲击着我的心……打那，早饭后，再也没敢睡过食困觉。总是第一个到校，而后便伏案工作：备课、批改作业、攻读教学教研专著、撰写教学教研论文……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十余年的拼搏努力，我的教学成绩突飞猛进，镇上组织的小考大考，每每名列前茅；1977年调中学任教；1985年，我撰写的教学论文，在山东唯一的教育刊物《山东教育》发表，是我县教育史的首发，填补了我县教育史的一项空白；同年，被评为地区优秀教师（现在的市级）；1986年转为公办教师；而后，调镇教委任教研室主任，负责全镇的教学教研工作。至此，自己稍觉应了父亲的话，可算作“干出个样来了”。然而，我又深深的明白，诸多成绩的取得是没有离开过父亲的教诲与鞭策的啊！
父亲暮年的岁月里，他老人家又常对我说，我们老了后，你不论走到哪里？到时候开着小车来给我上上坟、烧烧纸就行啊！
那时，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小车，只有县级官员才能坐得上啊！听了父亲的话，我真的暗暗笑他迂，说真的也没把他说的话往心里去。可是，现实真的让我无地从容，我一退休儿子就在省城济南给我安了新家，把我与老伴接到了省城。并且年年都要驱车前往父亲的墓地，祭祀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现在想想，我的父亲，他老人家当年是多么的智慧、预言又是多么的深不可测啊！……
车子似乎有了些颠簸，待我缓过神来时，车子已穿过一片树林，来到了父亲的墓地。“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前子孙来？”我们下了车，儿子、儿媳为父母的坟头添培新土；孙儿拿着毛巾精心地擦拭着父亲的墓碑；我与老伴抚摸着父亲的墓碑，默默的念叨着：“爹、娘，你的孩子们又看你们来了……”
而后，我们一起跪拜在父母的坟前，焚纸燃香，祭奠父母的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