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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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个男人从龙头山半山腰悬崖的水利修建工地滚下……
“向书记——拐啦，出事了！向书记——拐啦！”龙头山传出数百民工惊天动地的呼喊声。干活的民工们慌忙丢下手中的工具，呼天喊地从工地沿山间小路往坡底脚跑去……
“向书记肯定没命了，这一坡滚下去起码500米！”
“哎呀，连早饭也莫吃啊，当饿死鬼啊！”
当民工们议论纷纷跑到山脚底时，从山坡悬崖滚下的那人却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人们吃惊地打量着他，大声问道：“向书记，莫得事吧？”那人摸摸头后定了定神说：“莫得事，莫得事……”几个民工上前扶住他，把他扶到山脚下村子的工程修建指挥部……他到指挥部办公室，喝了一大碗开水，使劲地摇几下头说：“莫得事,莫得事，老天保佑，我还要到工地上去……”
从龙头山滚下那人就是我爹。
爹休息片刻，又上龙头山宜居大堰修建工地，与民工一道汗流浃背地打石头干重活。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人无半点特殊：“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作为负责水利工程修建工地的书记，理所当然是几百民工的主心骨。因为这个工程是当年县上的一个献礼工程，要献给共和国1964年的国庆节。
时间是1964年夏天，我还没出生。时值酉阳县委、政府号召全县人民学习“红旗渠”精神，组织上千人修建样板工程宜居大堰，在龙头山悬崖峭壁上修一条水渠，把山腰龙洞的水引到宜居公社各大队灌溉农田和人畜饮水。由丁市区委组织民工大队，从全区十个公社抽调一批社员组成民工修建。爹被抽调到宜居大堰修建工地担任支部书记。
爹在龙头山逃过了人生的死亡一劫。龙头山地处渝东南边陲的武陵山区酉阳县宜居乡境内，海拔1600余米，是酉阳县第二高山，也是武陵山第二高峰，东接阿蓬江，西望龚滩、贵州沿河，历史上曾与佛教名山梵净山齐名。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龙头山香客逾万，不乏来自百多里以外的贵州、湖南、湖北的香客。龙头山被当地人称为神山。爹后来对我们说，头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菩萨抱着他飞……这个梦让他变得迷信，每年菩萨生日，他就要烧几张纸，悄悄完“完愿”。
有人考证过，从爹摔下的山腰到他着地的山底脚，足有500米。而爹一点也没伤着，确实是一大奇迹。爹每次回忆起此事，都显得很淡定，仿佛那件事情与他无关。也许他还是心有余悸，但生活中久经磨难的爹至少比我更有承受力。
爹没出么子事，却吓坏了家里人，当爹从宜居大堰工地摔下的消息传到我家，我的婆——一个没有名字的小脚老太婆哭得死去活来，啥也没想就拉着娘到宜居看我爹。当时娘正怀着我，听说爹在工地上出了事，焦急得一天没吃饭，和婆连夜步行赶往宜居……那时，区乡之间还没通公路。
我家乡石桥村，小地名叫蛇盘溪，一个200多人的寨子。蛇盘溪生产队住冉、向姓两族人家。冉家人丁兴旺。而我家住的地方叫向家岭，隔蛇盘溪一杆烟时间，对面是铺子乡凉水井。向家岭住着稀稀拉拉几户人家。顾名思义，向家岭的人都姓向，同一个祖先，以前向家人口少，常遭其他姓氏欺负，到我公那一代人，向家人也开始发迹，同辈的每家都盘有两个儿子。时有向家脑子冉家腿子之说。公在民国政府当差，任酉阳保安中队队长。其实冉、向两个家族长期和睦相处，相互开亲，彼此成沾亲带故的亲戚。
我公也死得早。爹四岁时，生刀骨病（骨髓炎）的公离职回家养病，因病痛难熬，只好吃鸦片镇痛，一年把时间将家里100余担稻田抽去十之八九。公死时，家里只剩下10担田与5挑土，假如当年我公没生病败家，那么肯定我家田地就不会卖掉、当掉，父辈们的日子就不会那么艰苦，但解放后我家就可能划成地主，难逃批斗的厄运。公虽是一个败家子，但就因他生病难忍而吃鸦片，才让我们一家人解放之后根红苗正，父辈才会有出去工作的可能。比如我表祖婆家的儿子张进凡伯伯，解放前夕他在外地读大学，他多次写信给当乡长的爹将家中田土悉数卖掉，却被他爹天天骂成败家子……解放后，他爹被划成地主，被人民政府枪毙……张进凡伯伯作为学生参加“青干班”（解放初的学生干部），却被当地人告到了省里，然后被抓回，因在酉阳读高中时与一个地下党同学有过节，解放初期他那同学在县里掌权，给他判刑20年，直到1980年落实政策揭掉全国所有地富反坏右的帽子，他才被释放回乡。
婆与娘一天一夜赶到宜居。一见到正在工地劳动的爹，婆跑过去抱住爹大哭：“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娘，我不是好好的……哭么子！”爹好像啥也没有发生，乐呵呵地安慰着婆。
婆是一个典型的善人，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相邻亲朋。当时，她已经是64岁的老人，风尘仆仆地从老家赶到宜居大堰工地为见爹一面。婆是1901年生的人，她自己不知道具体年份，只知道“庚子赔款”那年出生，可见 “庚子赔款”在当时普通人们心中留下的印象深刻，连不识字的婆也知道清朝“庚子赔款”。她称国民党统治时期叫“伪政府”。上世纪70年代，有几个从新疆逃来的犯人，路过我们家里时，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婆就把家里仅有的几斤米煮给他们吃。临走时，那几个逃犯给了婆半斤新疆粮票。直到我到县城读高中时，婆对我说：“给你点粮票！”我接过一看，新疆粮票，就问婆：“您的粮票是咋来的？”婆说：“是煮饭给几个从外地回来的人吃得的。”我告诉婆：“您被骗了，那几个可能是从新疆出逃的犯人。”婆说：“他们也哄我这个老太婆啊！”
娘站在旁边流着眼泪对爹说：“要是你出了事，叫我们几娘母啷个办啊？”
“我不是没出事吗？狗日的！”爹瞪一眼娘说。那时，娘正怀着我。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她和婆来看爹的时候，把姐撂给大伯娘。
“妈，你们惊惊乍乍来干么子，我又莫出么子事！”爹倒宽慰起婆。
见爹相安无事，婆与娘在工地上吃了午饭后又急匆匆赶回家。因为娘挂牵着四岁多还不能行走的姐姐。姐姐也是出生于庚子年，她比婆小一轮甲子。姐姐出生，正赶上难关，娘没奶水，姐姐也就摊上“饿饭”，导致严重营养不足。据说姐姐几次生病危在旦夕，被爹娘摊在小屋的破席子上，准备抱上山埋……婆几次把姐姐抱在自己心窝里，让姐姐慢慢缓过来了。家人都说姐姐是婆捡回的一条命。
二
爹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第三个年头的农历2月15日，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爹5岁那年，我的公去世。一个原本在当地殷实的家庭迅速衰败，贫穷得剩下几亩薄田，但好强的小脚婆依然颤抖着支撑风雨飘摇的家。爹和他的兄妹们成为“寡丁子”。当时大伯还在上学，虽然大伯过继给大公家，但大婆也喜欢抽大烟，她把祖宗留下的田产败得精光。实际上大伯还是住婆家，而处于中间地位的爹除照看妹妹外，还要干一些家务。
为维持一家人生存，婆开始做点小买卖：把当地一些家庭纺的棉纱背到附近乡场去叫卖，换回一点油盐。懂事的爹在家帮忙看牛喂猪。家乡有句谚语叫“从小看大”。邻居们都说，爹将来一定是很勤快之人，而对我大伯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大伯从小就不大干活，成天拿着一本书在家里晃来晃去，见家里鼎锅倒下也不扶一下，从小两兄弟形成鲜明的对比。公还在世时就定下让大伯读书。当时婆也认识到一个家庭必须要有一个人读书，才能支撑门面不受别人欺负。家里从小就看好大伯，而不看好爹。虽然大伯过继给大公家，仍然是公婆送他读书，公不在人世之后，好强的婆也没让大伯停学，仍然让他继续读书。
爹只是象征性地在保国民小读了两年的书。婆在世的时候常说，爹不喜欢读书，常到家下面的岩洞里去玩，逃学。真实原因是从小就懂事的爹，以逃学的方式减轻婆的负担。兄弟俩的学费要六块大洋，而婆挣六块大洋需要一年。懂事的爹故意逃学，好让婆不送他去上学，在家里帮助婆干活：比如打柴、打猪草、喂猪、看牛。爹从小就是一个干农活的好手。亲戚与邻居都预言，爹将来是一个当农民的好把式。
爹从小就是一个不怕事的“天棒崽儿”。大伯成人之后，保长就打起我家的主意，因为以前他与我公有过节，公死后，家里已失去了顶梁柱，寡母孤儿成为他敲诈的对象。有人给婆支了风（透露了消息），婆就把大伯支到贵州的一个亲戚家“躲壮丁”。那个时候，成年男子都不愿当兵，不少人去大山里躲壮丁。有的人甚至残忍地自残，用菜刀或斧头砍掉自己右手的食指，逃避当兵。我家的亲戚中就有好几个这样的人。小时候，我不懂事，就打破砂锅纹（问）到底，问为什么一双手只有九个指头，那些亲戚只能说被万恶的国民党把他们的手指拿去了。当时我不懂，后来才知道是咋回事。保长带着乡丁到向家岭，没见到大伯，保长就指使人将婆绑在院子里的橙子树上，要婆交人，说是蒋委员长的指示。婆没办法，只有向保长辩解：“大儿子悄悄把家里仅有的几块钱拿着到外面做生意去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个地方。再说，他已经不是我的儿子了，早抱给他大伯家了，你去找他大伯要人啊！”大公已经撒手人寰，去找一个死人要人，岂不是白日说梦话？保长知道，婆在忽悠他。
“黄寡妇，你甭兜圈子，我还不知道你那根花花肠子，骗我，莫得门！”保长根本就不听婆辩解，用马鞭子抽打了几下婆，两个孃孃吓得哭爹喊娘。爹看到自己的娘奄奄一息，就站出来对保长说：“放了我妈，把我绑上，让我妈去把大哥找回来，让他跟你们去当兵！”
保长见一个不到十二岁的孩子发话，只好应承：“向黄氏，我放你一马，就听你小儿子的，你马上去把你的大儿子找回来，不然，你的小儿子就没有命了！千万别跑，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婆姓黄，除了自己的小名以外没大名，解放后土改，政府才给她取一个名字黄伍。因为她在娘家排行第五，便给她取一个具有排序性质的名字。
爹主动出面替婆受罪，当人质绑在橙子树上。婆被放下来之后缓了一口气，就离家外出，她没去找大伯，而是气喘吁吁跑到张家山找当区长的表叔公。表叔公二话没说赶忙骑马和婆到向家岭，拿着连枪（手枪）向保长发难：“狗日的龟儿子，如果以后还敢欺负向家的孤儿寡母，老子的枪就不认人!”保长看到这个架势，吓得大气不敢出，人在人情在！确实大大出乎保长意料。公虽以前在政府做事，但已去世好几年……保长想就是抓不到我大伯，也要让我婆出血，当时我家还有几担吊起龙王就不干的烂水田。见到区长气势汹汹，真枪实弹，保长只好悻悻地溜了。从此，我家相安无事。因为我家有当官的亲戚罩着……婆却说：“癞子门面三种客，瘸的跛的都交得。”这与公、婆的平时为人有很大关系。亲戚朋友之间患难才见真情。后来，当我们那些在国民党当官的亲戚落难从外面悄悄到我家时，婆就冒着很大的风险管他们吃喝。婆常说：“人生三节草，不知哪节好，三穷三富不到老！”我那不识字的婆也懂得人生的辩证法。
爹停学后，常跟着他娘赶转转场。有时还到百里外的龚滩码头背盐巴。龚滩是川黔边乌江上一个古码头， “钱龚滩货龙潭”的 “钱龚滩”就是指的这码头……很早以前，川盐就从涪陵用木船运到龚滩，兴起十几家盐号，然后就让背脚子从龚滩盐号人工分散运输到川黔各地……于是不少穷苦人家的人就去当背脚子背盐巴。爹从十二岁就去龚滩背盐巴，开始从30斤背起，到了十五岁已经能够背到80斤了。而大伯去背了一回盐巴，在乌江边的黑獭堡场下的木叶溪洗澡，盐巴被人偷走了，婆用了三年时间才还清大伯不小心落下的这笔债务，其中也还有爹背盐巴的酬劳。后来，婆就不让大伯去背盐了，而爹从十二岁起就开始到龚滩背盐，往返了上百趟，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岔子，把盐巴看得很紧。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大胆的人，別人自然也不敢贸然打他的主意。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这句话在爹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家庭的变故让爹从少年时期就开始知道生存不易，就开始勤恳做事，踏实干活。然而在那个时代，无论爹如何辛苦，仍然无法让一个破败的家庭振兴。
三
爹是十五岁与娘成的家。时间是1948年农历腊月初八。正是家乡匪患兴起谣言流传年代，特别是流传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没文化的婆不能明辨是非，见不少家庭子女纷纷娶嫁，婆也慌了，就去和我嘎婆她二姐商量，要她的独生女儿嫁给爹，婆的二姐二话没说，两个十五岁的孩子在自家娘的包办下草草成家。当时我家乡流行“亲上加亲”与“血表亲”，大人根本没考虑后代如何优生繁衍，大多数人则是“像翻书一样翻一页算一页”。作为单人独手的婆当然也具有这种普遍的从众心理。
爹娶娘大喜之日，爹连一件出客衣也没有，只好找当地的大户人家借一套衣服，穿一天，婚期一过，就赶忙拿去还别人。后来，爹看到我们几兄弟十几岁还不知事，常常用这句话冲我们吼：“你几爷子还不知事，老子十五岁就开始当家为人！”他把早婚当成自己在孩子中炫耀的资本。其实我们就不懂为什么两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就当家为人。只能怪那个时候。娘后来对我们说，当时她还是在家里踢鸡毛毽的女孩子，大人叫她成家就成家了。
爹和娘一成家，爹就带着娘开始到老家后山躲壮丁，十天半月才悄悄回家拿粮食和蔬菜。那时候，一般家庭已吃不起油盐，只是清水菜饭。当时吃的盐是巴盐——一种固体盐块。婆是当地比较“存得实”的人，我们知事之后，婆屋里还有一坨巴盐，常常放在菜里滚一转，就捞起来放在一个大土罐里，据说当时爹悄悄在婆那块巴盐上敲一小块拿上山去。如果碰上好运气，就会在山里用棕丝做的漏子套到一只斑鸠或野鸡，爹和娘就会打一回牙祭，是刚成家的小两口难得的佳肴美味。后来爹对我们说起这事，脸上呈现出一种无法读懂的表情。家乡躲壮丁的地方叫洞湾，就是半崖上有一个洞，有一条小路上到洞口下面，用人工绳梯吊上去，洞里留下当地不少人右手的食指。而爹和娘却躲在洞湾下面的一个小洞里，爹少年时手脚麻利，娘就是他背进洞的。
爹老是坐在洞口望着湿漉漉的大山发懵，啥时才是尽头？每隔一场爹回家拿一些菜粮。有时还从婆的鸡蛋罐里悄悄拿几个鸡蛋，那恐怕是他与娘在大山里躲壮丁时最好的享受。
这样惊恐的日子在山洞躲了十月零一天。
1949年10月，家乡谣传共产党已经取得天下，酉阳乡下传言酉阳保安大队中队长唐建勋率部下反水，抓了县长……乡下开始人心惶惶，他们不知共产党来了究竟咋样？事实上，酉阳于1949年11月10宣布解放，当时通讯不畅，传到乡下时人们还将信将疑。
爹偶然一次下山，改变了他的一生。爹下山，在我家屋后一个叫牛滚凼的地方，见站着一排穿黄衣服的人，爹战战兢兢走过去，为首的一个长官见我爹，用半生半熟的普通话问：“小鬼，你是本地人吗？”
爹心惊胆战地听着似懂非懂的普通话，点点头。他生怕自己遇到抓壮丁的国民党军队。
队伍为首当官的仿佛看出爹的心思，和蔼地对爹说：“不要怕，小鬼，我们是解放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为你们分土地而来的！”
爹停下，两眼茫然看着这支穿着黄军装的队伍。
“小鬼，等一下，这里到火光咋走？”对方客气地问爹。
“这里到火光不远，经过石桥，到麻布坨，往山坡上走5里就是火光村。”对火光村爹显然十分熟悉。保长就住火光寨子。爹还不知道，解放军去抓保长左天玉。
“你能不能给我们带带路？给你一块大洋！”当官的征询爹。
“好！不过，你们说话一定要算数啊！”爹沉思一下才小心翼翼回答。爹想，带一回路就得一块大洋，天下掉下的一块馅饼。
“小鬼，先给你大洋，你再带路！”当官的从身上掏出一块大洋递给爹，爹拿着大洋掂了掂，仔细看了看，吹了一下，放在裤包里，然后就带着队伍上路了。
不到两小时爹就把解放军带到火光。解放军一到火光就打听左保长住处，随即包围保长家院子。喊了几声左保长，左天玉一出门，两个军人上面将他按倒在地，用绳子将他牢牢捆上，押着往回走。一见解放军捆住左保长，爹的复仇心马上涌动，跑过去打了保长两耳光：“狗日的，你也有今天！你还记得我的娘——向家岭那个被吊在橙子树上的寡母子吗？”
“小鬼，解放军抓他是去区上审判，你不能打他，人民政府会给你报仇！”解放军中那个当官的拍拍爹的肩膀说。
爹点头停手，狠狠瞪保长几眼。他一看解放军抓保长，一颗悬着的心也就着了地。解放军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青面獠牙，是吃人不眨眼的魔鬼。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此时，爹恍然大悟。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长官，我参加你们队伍行不？”爹问。
“好啊，小鬼，当解放军为天下穷人！让普天下的穷人当家做主。但当解放军要准备吃苦啊。”当官的笑着回答爹。
“我不怕吃苦。我躲壮丁一年呢！”爹答非所问。
“你还在躲壮丁啊？”
“就是啊，我们穷人没办法，只有跑进大山躲着。左保长说，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男的抓去当壮丁，女的抓去给共匪当老婆……寨子很多人躲进大山不敢回家。”爹像竹筒倒豆子般地说。
“那是国民党和土匪造谣，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当官的给我爹说。“小鬼，你去把你们当地躲藏在大山的人们喊回家。共产党解放他们来了，共产党不抓丁，不派款，还给穷人分土地，让穷人翻身做主人！”爹听着似懂非懂的话，点点头。“莫得问题，今天我回去就去喊他们回家。”
爹带着解放军往回走，到了我家后面的大路。
爹请解放军去我家喝开水，解放军也没推辞。离家几十步远，爹就大声叫婆：“妈，快烧开水，解放军来了！”婆见爹领着几十个穿黄军装的军人，心头忐忑：咋把队伍往屋里带啊？真不知死活？
“妈，解放军是为我们这干人打天下的，现在全国都解放了！”爹打消他娘的顾虑说。
“大军长官，快往屋里坐，快往屋里坐。”婆连忙招呼着解放军。
“大嫂，我们不叫长官，是叫同志。”一个解放军解释着。
“同志，好，叫同志，我是大老粗，叫错了，请包涵！”婆说。
“这是我们马连长！”一个战士向婆介绍领头的军人。
这时，爹才知道当官的是马连长。后来爹谈起他的经历，总是说，那次下山改变了他的人生。
“马连长，你领着队伍来我们穷乡旮旯，你们辛苦了！”婆说。
“我们为穷人打天下，应该的，大嫂！”马连长向婆行了一个军礼。
“不敢不敢！”婆胆战心惊地回答。
婆在灶台烧了开水，又用甑子蒸饭。婆见曾敲诈她的保长被捆着，她开始隐约明白解放军确实是为穷人，国民党队伍，咋会抓保长？婆心里反复琢磨。
“你家小鬼很勇敢，今天给我们带了路。”马连长对婆夸爹。
“小娃子还不懂事。”婆含含糊糊地说。
“大嫂，你家小鬼很懂事，今天帮解放军大忙。带我们抓反动保长！解放军在区里了解左保长干尽坏事，民愤很大，抓他去接受人民政府审判！”
“感谢军爷！”我那不识字的小脚婆反应敏感。她以前听说过共产党、贺龙在酉阳南腰界帮穷人。婆看一眼捆着的左保长，真想撕咬他一口。婆有涵养，在大军面前，她不会失格。
解放军喝水吃饭后，押着左保长回丁市。临走时，还给婆一块大洋作伙食费。婆咋也不收，但马连长说：“大嫂，这是我们解放军的规矩，你不收就是让我违纪。”马连长好说歹说，婆才勉强收下这块带着体温的大洋。
“小鬼，你今天一定要把老乡们叫回家，共产党来了，天下已经太平了！”马连长喊爹到一边说。
“一定一定。”爹说。
“最近几天你来区上找我啊！我给你安排工作！”
“要得！”爹按捺不住高兴。
刚送走解放军，爹就上山把娘接回家，然后到后山大路上，敲起家里的那面破锣喊道：“父老乡亲们，快回家吧，解放军来了……把左保长抓了……”
听到爹的喊声，在山上躲壮丁和土匪的青壮年纷纷回家。大家嚷着要爹给他们讲有关解放军的故事。爹吹起了牛皮：“解放军与国民党不同，解放军是我们穷人的队伍，他们抓了左保长，听说要敲他的沙罐……”
“你真看见解放军抓了左保长？”冉岁模大爷有些质疑。
“啷个不是，还是我带解放军去抓的呢！”爹白一眼岁模大爷说。
“我三毛还会吹牛皮铛铛啊！”
“你狗日的来狗屎运了！”岁模大爷笑着说爹。
“来啥子狗屎运啊？”爹不解地问。
“你给解放军带路，解放军来了一定有你的好处！”
“那有可能啊……马连长喊我这几天去一趟区上！”
“那你还不去？说不定要你当保长呢！”
“我咋会当保长呢？”爹自言自语。
第二天一早，爹步行30里小路去区上。丁市是一个小场，百余户人家的小镇，还缺水，但丁市区公所设在这里，以前爹常和他娘到丁市赶转转场。多年后，到南方去打工的丁市小青年，对外面姑娘吹牛自己是重庆丁市人而吹动女方芳心，姑娘们随着打工娃到丁市才意识自己已经上当受骗。
爹到丁市，发觉变了，看到街道一些铺面挂起以前过年才挂的红灯笼，到处贴满标语：“解放军为天下穷人！”“热烈欢迎解放军进军丁市区！”“热烈庆祝丁市区人民政府成立！”看到这些标语，爹明显地感到社会真要变天啦。
爹在街上问了问，得知解放军已在丁市成立人民政府，区公所就设在旧区公所内。爹走到区公所门口，见荷枪实弹站岗的解放军。爹直往里面走，被一个站岗的解放军拦住：“小鬼，干什么？”
“解放军马连长叫我找他！”爹一点也不胆怯。
“真是马连长找你？”另一个站岗的解放军问。
“就是，前些天我给他们带路，他叫我今天我到区上找他。”爹解释着。
“小鬼，我带你去见马区长。昨天成立人民政府，马连长被选为区长。”一个战士给爹解释着，马上领着爹到马区长的办公室。
“马区长，这个小鬼说你叫他来的？”
马区长点点头：“小鬼，你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马连长叫我来我肯定来啊！”
“小鬼，有胆量，你好大年纪啦？”
“十六岁，翻年就十七岁！”
“也该是大人啦。”
“我去年就当家了啦！”
“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你有没有胆量和勇气？”
“当然有，我就是来投靠解放军的！”
“小鬼，欢迎你，坐下谈谈！”
“马连长，我已经按你的要求，把躲在山里的人都喊回了家！”年轻的爹抓住机会还知邀功求赏。
“小鬼，从现在起，你就是解放军的人啦，你们当地要建立农会，让你来担任领导，你有没有胆量和信心？”
“有！当然有啊！”爹信誓旦旦地说。
马连长打量了一下爹：“共产党就喜欢你这样敢说敢当的人，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向，我叫向垂坤。“爹回答一点也不夹尾。
“好，小向，你就带着几个解放军回你的家乡去，发动群众，尽快建立农会。”
“要得，我一定要为新政府尽力干事！”爹信誓旦旦回答。
爹被马区长看上。马区长经过对爹的几句问话，知道爹是一个有胆量的人，是一棵可以培养的好苗子，一年后，马区长和另外一个何姓干部一道，介绍爹入党。爹与马连长的一次偶遇，彻底改变爹的一段人生。如没遇到马连长，爹不可能17岁就走上革命道路，17岁就当上家乡的农会主席。显然，人生有很多难以解释的机缘。
爹当天晚上就带着6个解放军赶回向家岭。吃了晚饭，就领着解放军到本村大塘池我娘的娘家。爹去的目的是动员他的大舅子也是他的大姨表哥谢光奇，一同发动农民组建农会。当时我大舅舅也在躲壮丁。在亲戚中，我大舅比较老实，也有点胆识。他还读过几年保国民小学，有文化。一想到要成立农会，爹首先想到就是他的大舅子。
大塘池在我们老家后面的大山上，要经何家、申家两个寨子，然后沿着斜坡往上走一段路。爹带着解放军打着灯笼火把到大塘池。一进寨子，狗声四起，寨民纷纷把头伸出门外看究竟……
“大姨孃，大姨孃，大哥在家没？”爹大声喊。
“三毛，出么子事？”我嘎婆也就是爹的大姨妈兼丈母娘在门口打探。
“大姨孃，大好事啊，共产党……解放军来了！”
“你不是说么子瞎话啊？”嘎婆将信将疑地问。
“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啷个是好事？”嘎婆看着拿着火把的爹大声呵斥，“天落下来了……你还以为是毛盖系系断了（不知天高地厚）……”
“大姨孃，我真带着共产党解放军来了，以前是国民党造共产党的谣，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为我们穷人翻身来了！”爹指着他身后的解放军说。“大姨孃，你看他们是红眉毛绿眼睛吗？”
“三毛你个背时鬼，你不知天高地厚啊？咋把当兵的往家领啊？”嘎婆不听爹解释。
“整个中国都解放了，共产党来了，不抓丁派款，你还不相信啊？”爹反复给嘎婆解释。
“大娘，不要误会，我们解放军是人民的队伍！”解放军孟排长给嘎婆解释。“你看我们是来抓丁的吗？是小向同志带我们到你们这里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把地主老财的土地分给你们！”
嘎婆仔细打量着来人——那些穿着黄色衣服的军人，一点也不像乡公所乡丁那样凶神恶煞。嘎婆迟疑一会让他们进屋，叫爹一行人坐上火铺烤火。
“大姨孃，大哥在哪？我专门找他成立农会！”
嘎婆没说话，而是到后屋的红苕洞子上敲了几下，大舅从洞里钻出，走到铺跟前。
“大哥，你这是？”
大舅笑而不答，在桐油灯下吃惊地看着那几个军人，内心害怕来抓他当兵。
“大哥，你还不知道？全国都解放了，到处成立人民政府。我们村也要成立农会，我带着解放军和你商量这事！”爹给大舅解释。
大舅舅听到爹一通解释，他的顾虑才打消。
石桥村农民在爹与大舅的发动下，成立关木乡的第一个农会。谁也想不到发动者竟然是两个小青年。
四
1950年3月，家乡成立关木乡人民政府。爹当乡武装队长，即现在的乡人武部长。一个只有17 岁的人当政府工作人员也就是当下的公务员，按照目前规定，爹是未成年人，连当公务员的资格都不够。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像爹这样参加革命的人比比皆是。当时毛泽东题词的刘胡兰加入共产党才15岁，爹还比她大两岁呢！
乡政府一共4人，一个书记，一个乡长，一个武装队长，还有一个文书兼任好几个职务。关木政府人员我家占一半，大舅当乡长，爹当武装队长。爹说当时党委书记叫何中科，一个眼睛里掺不得半点沙子很原则的共产党干部，平常对同志很热情，如你工作出现纰漏，他肯定要把你批评哭。当时主要工作是土改与清匪反霸，因而乡里最重要的职位是武装队长。解放不久，国民党顽固分子及土匪蠢蠢欲动。上级给乡政府工作人员都配了枪。爹常背着一支中正式步枪，配有15发子弹。当时酉阳地区土匪十分活跃，土匪头目陈铨被国民党任命为川黔湘鄂反共救国军总司令，有20000余人枪。曾在1950年夏扬言占领酉阳县城。酉阳是一个夹在山沟的小县城。民国时期，是行政公署的所在地。由于剿匪需要，解放初期曾建立酉阳地区，此前酉阳由陈家控制。陈蒿生与陈铨为争夺国大代表而同室操戈。屁大一个县城，设有专署，还有县政府，当时驻军只有军分区的警卫连。酉阳县城告急，不少刚参加革命的人只顾眼前利益，纷纷退出成立不久的人民政府。爹也面临他人生第一次考验。但是他没退却，他说：“该死卵朝天，不死就过年！”爹抱着革命到底的决心，每天坚持到乡政府上班。十几岁的爹比一般成年人胆大，马区长几次表扬爹是一个革命坚定的好干部……
匪首陈铨攻打酉阳前夕，酉阳政府迁移319线的古镇龙潭。龙潭和龚滩一起称为酉阳名镇，“钱龚滩货龙潭”之“货龙潭”就是此地，在当时是四川名镇也是当今重庆十大名镇之一，曾称武陵山区的小香港。同时，龙潭地灵人杰：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赵世炎出生眉苏河边的赵家院子，同盟会的早期会员王勃山和他的女儿瞿秋白第一任夫人王剑虹也出生此地王家大院。陈铨扬言要拿下龙潭，彻底解决酉阳的共产党。如果土匪一旦攻占龙潭，就断了酉阳物资补给。
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在乡政府上班的爹，神经高度紧张，常睁眼睡觉。白天参加清匪，晚上还组织民兵保卫乡政府。当时农民不像文学作品中的农民那般觉悟，一有风吹草动，首先想的是自家安危，而年少的爹还要给本地农民打气，十几岁的孩子给成年人做工作，现在看来，实在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没半点虚构。
不久，解放军95团从重庆赶来酉阳剿匪，酉阳局面才得以改变。爹作为武装队长，参与地方剿匪。陈铨队伍逃到贵州沿河黄土，爹曾带关木乡的几个民兵抓到土匪中队长黄四，从贵州押回四川。路上，匪首见领头的爹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半大人，耍横不走，企图拖延时间，等待同伙救他，爹也想到土匪的意图。爹叫几个民兵拖着走，拖了一天一夜，才到沿河官舟。
“向队长，这个狗日的土匪不走了，他想坏事。”一个冉姓民兵说。
“再拖一会，看看再说。”爹回答。
“我们也很疲乏了，要是土匪追来咋办？”另一个民兵说。
“杀了他！”又一个民兵说。
几个民兵说得爹没了主张。同行三个民兵都比他年纪大，如他再坚持自己想法，肯定要被他们责难。爹心头很清楚这点，他沉默着。共产党人宽大俘虏，如擅自杀土匪头目会被上级追查。爹虽还没成年，但他有些成熟的想法。
“向队长，你说啷个办？”民兵们异口同声问。
“杀了他！”
“杀我？狗日的敢！”土匪头目嚎叫。
“狗日的还说老子真不敢杀你！杀了他！”爹被匪首这句话激怒。
几个民兵面面相觑，想不到一向稳沉的爹说出这句话。
“好！就杀了他！”冉姓民兵举起马刀，朝黄匪颈子砍去，连续砍几刀砍下了黄姓土匪的头颅。
“做任何事都应该思前想后，千万不要受别人日弄。”也许这是爹的经验之谈。
爹后来对我说，他被人日弄（骗）了，冉姓民兵与黄匪有家仇，日弄我爹下令杀黄匪。
爹带着几个民兵把土匪的人头挑到区上。爹去见马区长时撒了谎：“黄匪在逃跑的过程中被我们击毙，由于在贵州，路途远，只有砍下他的脑壳带来！”这是爹人生历程中第一次向他的上级撒谎，是他人生中唯一次撒谎。马区长根本没想到爹撒谎，相反还表扬爹：“小向，你做得很对，对土匪就应该这样！”特殊年代，枪毙人根本不用法院审判，只要区长签字就可。黄某抓到区上，逃不过敲沙罐。因此没人去追究匪首被砍头的真相。
马区长认为爹的革命立场坚定：一是爹在土匪动乱面前，毫不退缩积极坚持工作；二是爹开始学习，一般文件也能领会，而且字越写越好；三是贫困家庭的受苦子女。于是，爹作为区上重点培养对象。那时，培养干部不看文凭和资历，而看出身与参加工作的态度。
1951年7月1日，爹被马区长与何书记介绍入党，成为区上最年轻的党员。他入党时间比我大舅还早一年。爹入党宣誓之后向领导表态：“为党的工作，就是上皂角树，我也要爬上去！”
抗美援朝中期，爹曾向县武装部申请参军入朝。婆听说之后，就一个人跑到区上找马区长闹，不准爹去参军。因为她只有一个儿子，大儿子已过继给别人。爹就被婆的吵闹没当成兵，一辈子很后悔。和他当时一起去报名参军的一个老乡，后来在部队当师长，有年回乡探亲，专门到我家感谢爹：“向队长，当年不是你动员我去当兵，我哪里有今天！”爹苦笑着说：“当年要不是我娘拉我的后腿，我也去当了兵！说不定我也当了军官！”
“如果你去当了兵，你的职位可能比我高！”爹只一声叹息。人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偶然的一次选择，就会导致人生结局截然不同。
上世纪50年代初期，爹走过他人生青春。娘在50 年代生了三个姐姐，都由于没爹的照顾与缺医少药而夭折。在爹的人生历程中是很不完美的。婆常常到乡上去说爹：“三毛啊，老祖宗说，无后为大！不要一天只知道干革命工作！”婆虽明事理，但传宗接代的意识牢牢地主宰着她的行为。爹是一个孝道之人，他当然知道婆的内心想法。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爹参与建立“红专学校”。同时，也参加大跃进的建设，把当地成片森林砍来炼钢铁。当时提倡“超英赶美”，年轻的爹只有响应党的号召，把我们当地关木山、毛盖岭的森林彻底砍光。当时这里是一片上千顷的原始森林。老辈人说，原来的森林是鸡都钻不进的森林。爹当时还以为是搞建设，而没有想到毁掉了上千年的森林，给当地造成了自然灾害。后来森林下面的田土全被大水冲走了。很多年后，爹才明白当年自己干了多么愚蠢的事。他说：“要是那些森林留到现在该多好啊！”若干年后他说这话时眼里闪烁着泪光。
人民公社建立，是爹人生的转折点。爹被组织任命为万木（由关木改名）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大舅舅当了社长，一位姓陈的当党委书记。“三面红旗”在万木公社高举——乌江河畔的万木公社和全国各地一样放起“卫星”，粮食亩产上万斤，仿佛共产主义社会指日可待。爹对共产党的目标深信不疑，万木公社也出现了万斤田，不少大队把不是别丘田的稻谷搬到同一丘田，让上级领导参观。同时，农民把炊具都上缴大队办大食堂，每户人家的房子上再也看不到炊烟，到处写满 “吃饭不要钱！”“大食堂万岁！”“人们公社万岁”等大字标语。
大队食堂开始还能勉强应付，但不到半年，万木公社不少大队食堂面临断炊。于是人民公社就倡议一平二调，让有粮食的大队支援缺粮的大队。人民公社也出现前所未有的矛盾。党委书记陈某仍在放卫星，说万木公社粮食不仅自给有余，还要支持其他公社。我家乡石桥大队已没粮食，婆与娘在吃稻米糠壳，爹每天晚上把他在公社食堂的饭打送回家给婆与娘吃。因为娘已怀上我苦命的姐姐——后来我唯一活下来的姐姐。
爹开始对公社的“大食堂”产生了怀疑。1960年春天，大食堂已难以为继，爹建议召开公社党委会议研究解决全公社群众生活问题。所谓党委会议，其实也就是三个人的会议。党委书记陈某，副书记兼任社长的大舅以及我爹。在会议上，党委陈书记大谈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遇到的是暂时困难，社会主义绝对不会饿死人！就是饿死人，万木公社也调出粮食接济其他公社。会议焦点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陈书记，你去各大队看看就知道，比如红光大队就饿死了几个人。”爹说。
“小向，请你不要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不允许你污蔑，我们公社还要争取腾出更多粮食支持其他公社！”
“陈书记，你还有没有点人性？我们万木公社不少社员都没饭吃了，你还要支持别的公社？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共产党讲究实事求是，你咋能够这样？”爹站起来发起他的犟牛脾气。
“小向，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反对社会主义和人民公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下级服从上级。”陈书记也站起来，横眉冷对着爹。
“狗日的陈书记，请你不要给老子戴帽子，我说的是真话，不相信。你自己去各大队看看！”爹没被党委书记高压低头，据理力争。
“我不是给你戴帽子，而是你丧失共产党人的原则，与党委唱反调，挑战社会主义制度！”党委书记越说越离谱。
一直坐着的大舅似乎闻到了火药味，他站起来调停：“你们两个都冷静考虑一下，党的政策要坚持，群众利益也要兼顾。”
“我们是召开党委会议，讨论万木公社7000多人的生命问题，不是唱高调，陈书记，你要为公社饿死的社员负责！”
“小向，你要为你今天说的话负责！”
“我不怕，就是杀头我也顶住！”
“你是不是要走向党的反面，与党对着干？”
“我不是与党对着干，而是为党的利益！”
“你太狂妄了！”
“狗日的你才太狂妄！不要动不动就给老子扣帽子，是开党委会讨论群众生活！”
“我要向上级汇报，停你的职！”
“停职就停职！只有千年百姓，没有千年的官！”爹吼道。
“你看我能不能处理你啊！”党委书记声嘶力竭。
“除非你杀我的头，否则我还是要说真话，万木公社没粮食可外调了，首先要保证本公社社员的基本生活。”爹也放起海话。
“我说外调就要外调，看你能咋样？”党委书记也不肯向下属低头。
“狗日你陈某人敢外调粮食，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爹像一头发怒的狮子，猛地扑向党委办公室墙上取下挂着的中正式步枪，拉动枪栓，对着陈某，陈某也从办公桌拿起一把二十响驳壳枪对准爹。
一场万木公社党委的内讧一触即发。
顿时，一直坐着的大舅感到事态严重，赶忙站在爹与党委书记之间。“你们都把枪放下……一个党委书记，一个党委副书记，还有没有党性原则？……要开枪你们就先朝我开枪。”爹和党委书记两人听到公社社长厉声呵斥，似乎清醒，两人同时都把举起的枪放下，让万木公社党委内部曾发生的一场血战化险为夷。爹回忆起他那次冲动，他说：“我的方法确实不对，但我不那样做，不知万木公社有多少人饿死。我一点也不后悔！”从爹发飙之后，万木公社再没将仅有的几万斤粮食外调，让一些断炊的大队燃起几天炊烟。
第二天一早，爹就卷起铺盖，回了老家向家岭。
第三天，爹被他的入党介绍人何中科叫到区上说道：“小向，一切以党的事业为重。不要使个人脾气，今后还可考虑再回单位工作。”
“何书记，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利益，人民都活不下去了，我做那个官还有啥意义啊？”爹毫不隐瞒自己观点。
“困难是暂时的，灾荒年成不可避免。”
“我看有些灾荒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我把你调到另外一个公社去如何？”
“哪里也不去，我就回我老家去，如果组织上还认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就让我回老家去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去家乡想想办法，尽量少死人！”爹推心置腹地说。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人，他首先想到自己的家乡，个人本位主义思想难免。
“看来，我也做不好你的工作，我就满足你的要求，让你回大队当支部书记！”
“何书记，我在哪塔都是为党工作，共产党人没有职务高低。我一定要让家乡人民活出来！”爹信誓旦旦地说。
“好，小向，啥时候想通了，还可以回以前的岗位！”何书记给爹留了后话。几年后，何书记，一个老革命在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自杀，他被一群戴着红套子的人强行挂着牌子批斗，在一个漆黑的晚上吊死在县委大院的小树上。当听到何书记死的消息，爹从家里步行到酉阳县城看望，但他却没见到自己老上级最后一面，因为何书记是酉阳最大资本主义当权派，而戴红袖章的人说他是自绝于人民……尸体草草埋掉。
爹回家乡当大队支部书记。他在大队群众大会上暗示，大家可以搞一点自留地，开荒种一点杂粮。爹也在为自家着想，当时大伯在外地教书，伯妈和几个堂姐堂哥还有婆，娘、姐姐等人生存都很严峻。爹用自己在公社剩下的几十斤粮票买些豌豆种子，分发给生产队一些社员。
月亮田地，爹和娘就在后山森林中空隙地上，挥舞着锄头，翻挖荒地，播种属于他们自己的粮食。五月之后，爹与娘的辛苦换来收获。“灾荒之后那年年成非常好，我们种了一坡的豌豆，收入了十几背篼！”后来，爹谈起与娘种豌豆，总是乐呵呵地笑着。
在爹的默许与带领下，当地父老乡亲都在偏僻的坡上干起私活，种上豌豆与胡豆等小季作物。每年春夏青黄不接的季节，乡亲们就到坡上采摘豌豆与胡豆充饥，度过他们生命中最为艰难的岁月。他们艰难的日子里，因为有爹的引领，才让他们蹒跚地走了过来。
爹一回家乡，就解散了大队食堂，同时，扩大群众的自留地，发动大家去山上挖蕨根，然后做成蕨根粉，也发动群众到大山中打红籽，用石碓舂成粉与野菜一块做成粑粑吃。很多年后，当地人充满感激：“感谢向支书，如果没有他来想办法，可能全大队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如果我当年不回来，根本就没有你们！”爹后来自豪地对我们说。
现在，我终于理解爹当时的选择。相对几百上千人的性命而言，放弃他个人的工作回乡救人，却是无法比拟。
五
人最珍贵的记忆应该是童年。我在两岁就有懵懂记忆。当时我们大队已经开始斗“走资派”。爹被红卫兵抓到大队部。召开革命群众斗争大会斗我爹，我是被娘背着去开会的。爹的胸前挎一个大牌子，我当时不知道写的什么字，后来才知道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时候，我不知道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什么涵义，一个农村的支部书记也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很多年后我仍百思不得其解。
当有人数落爹的罪状时，娘一个健步冲上去，狠狠地从爹的身上扯下纸牌子：“各位群众，你们说我老公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如果他是走资本主义，是哪个最早在石桥发动群众成立的农会？是哪个最早把解放军带到我们这里？放你娘的狗屁，他是走资派！”娘吼了几声，像一只母老虎一样，从台子上拉下爹，然后牵着我，就回到了家里。当时不知娘从哪里来的勇气。一些社员跟着起哄：“瞎了你们几爷子的狗眼！向书记咋是走资派？”在场的那几个红卫兵莫名其妙，悻悻地看着娘把爹从批斗会场劫走。
“如果当年不是你，那几爷子早就饿死了，现在莫得良心，起坏心整你！”娘义愤填膺地对爹说。批斗爹的某人，过难关时差一点饿死了，爹给他五毛钱一斤粮票救了他一命。娘从会场上拉下爹的场景在我两岁心头留下永远的烙印。
娘把爹从批斗会场拉回家之后，再也没有红卫兵找爹的麻烦。娘说爹：“你就是一个运动员，运动来了斗你，运动去了又用你！”
小时候，我听到一些人斗争爹，说我爹在某家吃了一杯水，在哪家吃了一个包谷粑什么的，占了贫下中农的小便宜。爹回家，我就反复问爹：“爹，你真的吃了别人的包谷粑啦？喝了别人的水啦？是不是？”
爹笑而不答，娘和二孃都骂我：“狗日的，你也还要斗争你爹？”
后来我才听娘讲，说是那些红卫兵无聊，找不到爹走资本主义的把柄，就把爹当年驻队的吃了一些农民的饭什么的拿来支吾。娘说：“你爹从来不让别人吃亏，他吃了别人一个红苕，他就千方百计给点其他的东西补上，那些农民主要是转移话题！”
在我没出生之前爹与娘之间关系曾出现隐性裂痕。原因是我娘一连生四个姐姐。三个姐姐我都没见过。尽管爹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仍在他脑海残存。四姐是灾荒年成生的苦命人，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还只会拉着我的包片学走路。我出生之后，爹娘奇迹般同心经营家庭，因为他们对未来生活有了盼头。
我是家里第一个儿子。一家人把我当宝贝。干农活时，爹总是用条背带把我背在身上，我有一种骑在马上起伏的感觉，被爹厚实地成天驮着。
幼时我好吃。听娘说我满周岁，在我面前放着书笔、鸡蛋、粑粑，看我拿啥，对我未来进行一种人生的预测，而我拿了鸡蛋，大人都说我将来好吃。幼时我最快活时刻，就是爹帮一些农民家阉割小猪之后拿回两个肉蛋蛋。我好奇地问：“爹，拿的啥东西？”爹说：“是猪卵子！”爹笑着在猪卵子上切开一个口子，蘸上食盐，用菜叶子包着放在火堆上烧一会，掏出来给我吃。这是我小时梦寐以求的美味，不亚于当下小孩朝思暮想的肯德基。每次爹外出回家，我就吵着叫爹要猪卵子，他就笑着对我说：“听话！明天爹骟猪，给你拿两个猪卵子……”听到爹这么说，我就会停止哭闹。小时我认为爹外出会给我带好吃的猪卵子。当我受委屈哭得收不了场时，爹就哄我：“不哭了，爹明天拿猪卵子给你吃！你再哭，爹就不给你拿了！”听爹说这话，我再伤心也不会哭。如果说猪卵子在当年乡下小孩心中属于诱人的食物，那么牛卵子更是他们难得的佳肴。三岁那年婆给生产队喂一头公牛，生产队长领来一个骟牛匠，把牛捆在我家门外的橙子树上，用刀割出两个牛卵子，被爹切成片炒给我吃，我吃得意犹未尽。我多次央求爹：“我们以后多望几头公牛，多有一些牛卵子吃啊！”爹看着我笑笑说：“狗日的，你想得很美！哪里天天有这样的好事！”可是，当年婆养了一头小公牛，我们当地人叫骚牯崽，当时我就渴望骚牯崽快点长大，我好吃牛卵子，每天，我就帮婆到山坡上打草，婆还表扬我说，我家剑波变勤快啦，其实她不知道我心头的小算盘。大约半年之后，生产队长领着骟牛匠到我们家，我非常高兴，又有吃牛卵子啦，可是这次，我没有上次那样的幸运，骟牛匠、生产队长和其他几个社员一起将骚牯崽捆在我家院子的那颗橙子树上，用锤子锤击牛卵子20几次，牛在哞哞地叫着，我看到牛的那个地方在流血，一滴一滴地流在地上，骟牛匠说了几句“又大又肯长”之类的话之后，就用一包面面药给流着血滴的牛卵子敷上，叫婆注意牛的伤处，不要让水打湿。
骟牛匠和大人们就把解开牛走啦。
婆就把牛牵到牛圈里，我看着被牵走的牛，无语，真想找那骟牛匠算账。我去用手指蘸着地上还有余温的牛血，失望地流出泪水。后来，我才知道，骟牛分为开骟与锤骟，开骟就是从牛的生殖器中取出睾丸，而锤骟就是将睾丸用锤子打碎……我家的骚牯崽被锤骟了，我当时非常痛恨那骟牛匠，让我半年的等待化为乌有。一顿美味在骟牛匠的锤子声中无形的消失了，让幼小的我曾经在梦中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口水。
山里孩子很少吃到山外水果。我们吃得最多的是茶泡和牛奶子。茶泡是油茶树上结的果实，每年春夏之交，老家土边田坎的茶树长一些红白相间的果实，那就是茶泡，酸甜而脆的滋味。当时家乡不少人家喂不起猪，吃不起猪油，吃的就是生产队里自家榨的茶油。而按现在营养标准却是吃的是天然而又降血脂的茶油。牛奶子是武陵山区的一种野生水果，每年的农历四月间成熟，像牛奶子的乳头形状，有淡黄、青黄、红黄几种颜色，味儿甜酸甜酸。吃时很合口，一不注意就吃得放不下嘴，几天吃不下别的食物。很小时，爹和娘常上山给我们打牛奶子吃。而我知事之后，牛奶子成熟的季节，我就邀约小伙伴们上坡打牛奶子，用桐子叶子包着拿回家，吃得牙齿都败了……为此，常常挨爹几声激烈的呵斥：“狗日的，吃东西都要知饱足啊！”
大人喜赶场，细娃想过年！黑獭堡场已由原先五天一场调整到十天一场。我和姐姐最希望爹或婆去赶场，给我们带几个酥食或泡粑。小孩家，根本不知道家里有没有钱，反正只知道吃。有时爹赶场回家，见他没给我们买粑粑，我就吵着爹要，爹就说：“乌江发大水了，沿河下来卖粑粑的人全淹死了！”于是，我和姐姐就只有失望，为什么乌江会发大水呢？我反复自言自语。又有几次爹去赶场，没给我们买粑粑，我又要，爹又说：“卖粑粑的人都死了！”我很失望，卖粑粑的人都死了，意味着今后就不可能再吃粑粑。有次我对三大爷家的咪毛说：“我爹说卖粑粑的人死了，莫得卖的！”咪毛和我一样大，他说昨天赶场他爹给他买了泡粑，我不相信，咪毛说：“那是你爹哄你！”我才不相信爹会哄我。晚上我问爹：“爹，咪毛说三大爷昨天给他买了泡粑，他说卖粑粑的人没死啊！”爹听我说这话，看了一眼娘，他们彼此笑笑。他一本正经地说：“爹还会哄你不？二场我去看那些卖粑粑的活了没？他们活了，爹一定给你买！”此时我对爹的话深信不疑。后来知道，卖粑粑的人死了是特殊时代不少父母哄小孩常用的托词，包含父母无奈的生活元素。生产队集体劳动，一天值一两毛钱，买几个粑粑相当耗费一天出工的工分。
小时候，我和普通乡下儿童一样，最盼望过年。“红萝卜，咪咪甜，看到看要过年，又放火炮又煮朒（肉），又吃葵花又好耍……”这是我童年唱的儿歌，当地不少大人小孩都这样唱。记得有一年过年，爹给我买一个红白相间的花皮球。像过年的包子大小，打在地上一抛抛的，我爱不释手，连睡觉也抱在怀里。当大人去生产队铲田坎时，我好奇地用菜刀切开，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我一切开见皮球瘪了，我就哭了，哭得很伤心。等婆和爹娘回家，见我的花皮球破了，我还在哭，他们就笑我：“傻小子，只有你才干出这傻事来！”二孃常拿这件事笑我，二孃本不是我们家庭成员，是大伯在黔江马喇湖教书带回家的一个孤女，与我们同姓，因没爹娘，当教师的大伯将她带回老家，本来要和大伯娘住一起，但伯娘是半边户，又有几个堂哥堂姐，二姑只好和爹妈做一家人，认我爹当哥，给我们当二孃。走亲戚串人户，二孃总是带着我。后来二孃用她挖中药材卖的钱又给我买了一个和原先一模一样的花皮球。她再三嘱咐我不要再切开，球里装的是气，气跑掉就不再抛了。我长大之后，明白自己小时做过多么令人忍俊不禁的傻事。
六
我的出生，完全改变我家以前不太和谐的生存氛围。如果说在我没出生之前，爹娘之间还常有些思想摩擦的话，那么我的出生给一个失望的家庭带来希望。从此，爹与娘就再也没大吵大闹。我是家里第一个继承香火的人。
爹每次到外面开会回来，总是用菜叶子包着一两片肉，放在火上烤热给我吃。见我吃得津津有味，爹的脸上露出自得的笑容。那是爹口不吃舌不吞给他的儿子吃。
一场运动波及到我们生产队。坡上生产队的粮食没人秋收，我和娘到地里拾苞谷黄豆之类的粮食，有时，娘还会在山上烧起火，放几抓黄豆角在火上，噼噼啪啪炸响之后，从火堆里捡烧熟的黄豆给我吃，很香很脆，我至今仍也找不到恰当词汇表达其滋味。
1968年秋，我们家里来了很多人，分别是贵州沿河指挥部与司令部两个派性的人。一帮人由我的姑爷带到家里，姑爷是贵州沿河综合厂工人，他们的组织叫指挥部，20几人，主要是他们厂的工人，到我家之后，在我家的楼上打地铺，吃住在我们家里。从那时起，我家就开始用甑子蒸饭，我婆与娘忙得不亦乐乎。爹主要负责给他们采购粮食。指挥部工人都有贵州粮票，爹就和我家堂哥去黑獭堡的贵州粮站给他们买口粮。每五天就要去一次。没过几天，堂孃（堂姑）翠娥在晚上带着几个人又到我家，属于沿河司令部的，他们为躲避红卫兵的批斗，找我的堂孃帮忙，悄悄来到我家躲批斗。指挥部和司令部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派，而在我们家里，在爹的调解之下却能相安无事，后来他们还成为好朋友。那时，张伯伯很喜欢我，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张珍祥，是沿河城关区委书记。爹叫我喊他张伯伯。同时还有一个叫张建汉的伯伯，他是沿河副县长，后来当沿河县长。他们两人都打成沿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理人，被红卫兵挂着牌子游街，受不了皮肉之苦，悄悄逃离沿河，半年之后，司令部的人们陆续回去，因为他们都被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委会。不久，指挥部的人也相继离开我家。
爹在文革中是靠边站的人，他也常面临着被批斗，但他还能保护那两派躲避的人，确实需要一种勇气与胆识。爹说：“癞子门前三种客，瘸的跛的都交得！”他和不同阶层的人都处得好关系。
张伯伯与爹成了好朋友。张伯伯恢复工作当沿河农工委主任，就接我们一家老小到他家去玩。他家在沿河县城郊张家坝，离县城不到十分钟时间。我第一次到沿河是爹和我一块去张伯伯家。我第一次坐汽划子，从黑獭到沿河船票1毛5分钱。从那时起，我就有一个梦想，长大之后开汽划子，戴盘盘帽和穿着白色的水手衣服。
张伯伯与爹友谊深厚。张伯伯教育我们晚辈之间交往要保持与他们老一辈一样。我第一次坐汽车也在沿河，张伯伯去乡下开会，把我带在吉普车上。回家之后，我曾向几个堂弟们炫耀，我坐了张伯伯的小包车（吉普车），让他们羡慕得直瞪眼。
幼年，爹给我取名剑波，源于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英雄少剑波，具有一种典型的政治语境。
张伯伯常逗我：“剑波，剑波，张伯伯将来一定要给你找一个好媳妇！”当时我不知媳妇内涵，我说：“我要表姐！”
“要得，剑波要哪个，张伯伯就去给你找，就是将来张伯伯老了，杵着大烟杆也要吃你的喜酒，看你结姑娘！”但张伯伯终究还是没有吃到我的喜酒，1976年去天津小津庄参观学习时，归途中遭遇唐山大地震，魂散他乡。
爹一说到张伯伯就哽咽。张伯伯当上县革委会副主任不久，专门到万木公社协商，准备把我爹调到沿河的乌江航运分局当书记，但万木公社书记却使出杀手锏说：“向支书是老共产党员，我们公社党委重用他！”爹的最后一次可能走出家乡的机会就这样悄然流逝。
那时节，我看到大人用稻草搓绳子，我也学大人们搓。“噗噗噗！”我吐了一泡口水，又继续搓。然后将绳子去爹身上绑：“走资派，不老实！”大人们都看着我笑，那时就模仿革命群众斗走资派动作，现在想起非常可笑。
“狗日的，你还要绑你爹！”爹骂道。
“我我！”我说。“你是走资派！”
“狗日的，你知道啥子是走资派！别胡乱说！”
“童言无忌！”婆常见此场面就打圆场。
二孃常和娘捡拾生产队遗留地里的黄豆，见她们提着黄豆回家，我就说：“你们偷生产队的粮食！”
“狗日的，我们做菜豆腐，看你吃不吃？你还说偷不偷？”二孃常骂我。
我只是顽皮地笑着跑开了。到晚上，吃菜豆腐时，我吃一碗又一碗，那时乡下孩子，吃菜豆腐实在是一种享受，无法用童年的话语表达，只有一个劲地吃，吃得肚子胀痛了，还依依不舍端着碗，不肯放下。
“狗日的剑波，你不是说我们是偷的吗？狗日的你还敢吃！”二孃看着我的吃相，假装要抢我的碗，这时，我总是一言不发，尽管埋头狼吞虎咽地吃菜豆腐。
在我朦胧的记忆中，小时我被爹狠狠打过一回，“叫你吃，叫你吃！”原因是我喝二弟临死前喝剩下的糖水。我二弟四清生病，想吃糖水，爹到大队开证明去公社供销社买了半斤红糖。二弟是1966年春出生，小我一岁，娘生二弟正是“四清”时期，爹也给他取一个时代语境的名字。他一岁半生病离开人世。当时公社医院已无人上班，只好在家请土医生医治二弟，可终究没挽回二弟性命。
爹怕我的魂魄被二弟的小鬼勾走，还专门请一个土老师给我“杀铧”喊魂，烧纸钱送牛王菩萨。我不知道大人的具体意思，但我知道，一定是为我……我不知事喝一口糖水给一家人造成一个可怕的阴影，多年我不喝糖水就与此事有关。
糖在那年月可是属于十分奇缺的供应物资，是一般人家的奢侈品。每人只有过年时才供应三两，作为生活在农村的人而言，过年时，才用红糖芝麻包糯米包子。否则就是生病与有贵客才冲糖水。当然也少不了我们孩子。家有客人冲糖水时，给我和姐姐的有区别，我碗里的糖肯定比姐姐碗多点。到了读书年龄，爹没送姐姐读书， 1971年我上小学，姐姐还在家里看牛。此事被张伯伯知道后，把爹叫沿河上了一堂政治课：“坤，你是共产党员，咋还重男轻女，再困难也要送碧鲜（姐姐名字）读书，不然我要亲自到你们家去闹！”因受到张伯伯的批评，爹才勉强送姐姐上小学，姐姐读一年级时，也是13岁了，而我已上三年级。姐姐对爹娘不送她读书颇有怨言，她出生在难关时期，本身不幸，而又不让她读书，不亚于伤口上撒盐。姐姐读书的成绩不错，虽然大脑发育比较迟，但她不笨，成绩在班上常常是前几名。后来三弟和四弟相继出生，她帮娘带两个弟弟，后来娘当上大队妇女队长，经常外出开会，带弟弟的活就自然落在姐姐肩上。很多年后爹才说：“对不起碧鲜，没让她好好读书！”姐姐说：“过去就过去了，说起来也没意思了！”但我知道姐姐的心头永远对爹有一种说不出的成见。姐姐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子，她不会有伟人般宽广的胸怀。
1972年夏天，我患上一场大病，原因是我在去麻布坨（楠木小学）上学的路上，跑累了在吊颈岩路边的水井里喝水，得了水急病（结核病）。从我们家到麻布坨，得走10里左右的小路，当时我只有7 岁，常走着去上学。一年级，有时二孃还送我到学校，到了二年级，我就和高年级娃子们一道上学。常是跑跑停停，一次，我渴了，就埋下头在路边的小水塘喝几口水。我开始咳过不停，同时发烧不退。娘起初还以为我患了感冒，请几个土医生用几个民间土方子，不但没见效果，相反越来越严重，娘就带信给在公社岩石厂的爹，说我生了病。当时，公社办五小企业，爹就被任命公社岩石厂书记，具体负责构元大队三角庄和石元大队何家沟两个矿区。每天他在这两个矿区之间来回往返。爹从公社岩石厂回家，冲娘发一通火：“崽子病怎么严重才给我说，还不想办法就要拖死啦！”
第二天一早，爹就背着我到黑獭医院看病。黑獭堡是一个很闹热的乡场，位于乌江东岸边上，一脚踏两省。一直以来，黑獭堡赶农历的五、十，五天一场。同一条街上，一边贵州，另一边四川（现在是重庆），一家人兄弟之间也可能属于不同省份。但黑獭堡却是当地物资集散地，赶场天街道上成千上万的人拥挤着。在黑獭堡公社医院没看出什么名堂（问题），爹心里很急，儿子生病着急的永远是自己的爹娘。
爹决定把家里的一头母猪卖了，送我到酉阳县城看病。我一个表孃（表姑）秋香孃（冉从学）在酉阳县人民医院当护士。爹就背着我去丁市区，然后乘班车去县城。这是我第一次到县城。县城当时在我这个乡下娃子心中很神圣。酉阳是古代州府所在地，而且还是中国土家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当时县城很小，一家人吃啥东西，全城人都会闻到味道。县城一家有事，大家不请自来帮忙，延续着农耕时代的土家习俗。以前还有土司衙门，可惜在“文革”期间被当成“四旧”毁掉了。这是我第一次坐班车，尽管我咳得很厉害，但我还是充满着好奇，在车上东张西望，同车人都说细娃不装病。爹到县医院门诊部询问表姑的科室，然后带着我去表孃的科室，对表孃说了我的病情。表孃就带爹去缴费，送我去照了光（放射）。之后医生就给我开了很多药，嘱咐爹让我住一段时间的院。当时住院要200元钱，爹身上只180元，急得六神无主。表孃说：“二哥，笔群的病住不住院也没大关系，慢性病，最少要打一年半针，吃一年半药。弄不好还要影响他一辈子的智力！”爹就叫表孃帮忙在医院给开链霉素针剂和异烟肼等药物，第二天一早，就背着我赶车回家。鉴于我的一次过失，家里的一头母猪得到的钱就无声无息地进入医院的账户。
在县城，我第一次吃到大肉面，所谓大肉面也就是面条上面飘着几片肥肉，红红的辣椒汤弥漫着诱人的香味，在我的味觉里反复萦绕。
回家之后，我就开始了漫长的医治，吃药倒不要紧，主要是打针，从来没打过针的我十分怕惧。刚退下裤子，我吓得一阵阵惊叫，死活都不肯打针。爹在我屁股上狠狠拍了一巴掌说：“狗日的，不要怕，每打一针，老子就给你五分钱！”
见爹的架势，我就不敢吱声了。打针便没想象的那么可怕，只是像小虫咬了一下。
爹请生产队冉瑞月咪公给我打针。冉瑞月是一个年轻人，虽然年纪比较小，但在当地冉姓里辈分高，爹得叫他咪爷，有时也叫老伙计。但是他始终叫爹向支书。那时瑞月咪公家生活比较困难，常在我家吃早晚两餐饭。每天很准时，一年半早晚从没出差错。一方面出于感恩，过难关爹曾送他家三斤粮票，救过他们一家人的命。另一方面吃饭，自从爹从公社回家之后，我家就没缺过粮。我家住得单村，周围有很多空地，爹和娘种一些五谷杂粮，每年家里多少还有一点余粮，生产队不少人都受过我家接济。后来，我长大之后，说话感谢瑞月咪公，他说：“我不是给你打针，我那一年半的饭咋吃啊！”也许是发自他内心的实在话。那时，生产队有一个叫土狗崽的小孩，因吃树皮草根，拉不出屎，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爹见了，主动给了他们家一升米熬稀饭吃，后来孩子却奇迹般地好了，那家人至今还对我家充满感激，只要我家干啥活，一家人就会主动帮忙，那孩子他爹说：“要永远感谢向家，特别是三公！”
我患水急病，爹娘为我开小灶，所谓小灶就是用茶罐给我煨米饭和鸡蛋。炖蛋用点猪油与鸡蛋调匀之后放锅里蒸。姐姐和弟弟很郁闷，他们见我吃好的，常带着不满的目光：“还是生病好，顿顿吃鸡蛋！”结核病除吃药打针治疗之外，还要跟上营养，每天吃一个鸡蛋。
爹听别人说，水急病人要常到树下呼吸新鲜空气，每天一早，他就叫我起床，到家院子的橙子树下做深呼吸，有时我实在不想起床，他就把我包上衣服，抱到橙子树下做深呼吸。
“要经常注意呼吸新鲜空气，你的病才好得快！”
“知道啦！”我也希望自己的病早些康复，与同伴们上山砍柴、放牛，才可以去黑獭赶场，才可以去沿河张伯伯家玩，一个生病的孩子总有自己的梦想。
那年月，我做梦都想吃刀板肉。如此享受只有过年或过端午时才可能遇上。刀板肉就是腊肉煮熟之后，放在刀板上切成为小块，手拿着吃。现在想来，别有一番风味，甚至还有一些流口水。过年或端午，我和姐弟们守在灶后面的刀板前，盯着娘切着刚从锅里捞出散发出香味的腊肉，娘常给我们每人一小块，吃得我们发馋，我们仍看着不想离开，爹见我们的神情对娘说：“啥时候也是吃，就给他们吃够吧！”于是，娘就恨了我们几眼，给我们每人又拿几块。当年肉很珍贵，一般家庭杀不起猪，即使杀个猪，其中一半也要交给公社食品站，只是到过年，才供应每人半斤肉。那个时候，食品站杀猪的员工很牛气，当时还出现 “中共万木食品站”的笑话，一个食品站杀猪的站长，在黑獭堡场上贴出 “中共万木食品站”通告让人笑话很久。我们大队一个周姓社员娘生病想吃肉，没办法，只好悄悄将家里的一只半大猪杀了给他娘吃，不知是被谁告到公社，而被武装民兵押着被挂上私宰毛猪纸牌子，在黑獭堡场上游街。还是爹出面找公社田书记说情，才得以释放回家。寨民们都说爹是一个良心人，爱给乡里乡亲做好事。爹和娘也很为难，一年也就三五十斤肉，熬油，还要招待客人，爹是大队干部，常有公社干部到我家，也需要接待，娘恨不得把一块肉分成三块吃。
我经过一年半打针吃药，到贵州沿河县医院复查，复查结果完全盖化，我的“水急病”彻底治愈。差不多压在爹心头两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生过啥大病。儿女是爹娘的冤家，花的是爹娘钱财！爹和娘常常对我们说。
父母身上好安钱，儿女身上好安钱！这是爹常说的一句话。后来爹生病，我送他去医院治疗，看到我花不少钱，他用一种自责的口吻说：“又给你们添负担了！”这时，我就说：“你不是说父母身上好安钱，儿女身上好安钱吗？那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上世纪70 年代初，农村一般家庭生活过得巴紧，一旦家人生病，便是雪上加霜。但我家在爹和娘的同心协力之下，没落下任何债账，还“丰衣足食”地度了过来。
爹在岩石厂还不到两年，民工对他有口皆碑。铺子沙湾溪一个背矿的李姓民工，从生产队出来做“副业”，在矿上背了一年半矿石，也就是从三角庄和何家沟背到乌江边的黑獭堡，每天两趟来回6、70里，100斤1.块5毛钱。李姓民工不小心将他背半年矿石的票弄掉了，哭着找到爹，爹就到会计那儿帮他查，终于查到帮他要回血汗钱。至今那李姓民工作古，但他后代还对我爹感恩戴德。逢年过节到我家走动。他儿子说，如果我爹当时不把他爹半年的血汗钱讨回，他爹就交不起生产队的“副业”款，他们一家人就分不到粮食，很可能家里的生活就要受到煎熬，日子更会艰难。他们家弟兄姊妹很多，日子过得很巴紧。他们子子孙孙都会念叨我爹。
爹被公社安排到岩石（多晶硅）厂当书记，源于爹与邻近贵州沿河县领导关系不错，因当年沿河县来函要把爹的组织关系转到沿河航运分局工作。万木公社领导不答应，说是要重用爹。公社办企业需要运输，而万木公社当时还没通公路，只有走乌江航运，因此爹就成为香饽饽。常到沿河航运分局联系船只，还到重庆、武汉等一些大城市出差。那是爹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后来他一讲到他到岩石厂当书记历史，总是一脸自豪。他没贪污厂里一分钱，另一个副厂长却因为贪污500块钱被判刑坐牢。
当年，大队经常开斗争大会，生产队有一个地主，是我们本家，和爹同辈分，我们叫歪二爷。地主是他爹，他爹去世之后，他就成为我们大队的斗争对象，每次开会，议程第一项就是把恶霸地主向某某拉上台来，让广大贫下中农诉苦。有时，还要喊一些“打到地主分子某某”的口号。看到大人们斗地主，我也就组织一些小伙伴跟着大人学斗地主，斗争歪二爷家的碧娥妹妹，常把她吓得大声豪哭，她跑去找我娘告状。因她三妹鲜娥喊我爹娘干爹干妈。我常被爹骂得狗血喷头：“碧饿妹妹咋是地主？地主也只是她公！以后再吓她哈我打死你！”有次我还被爹打老一耳光。
我被爹打之后，就准备报复碧娥妹妹，组织生产队的几个同班同学，用旧报纸写几幅歪歪斜斜的“打到恶霸地主向某某！”“向某的女儿破坏社会主义！”的标语：贴在生产队仓库板壁上……一些社员见后就告诉我爹，我被爹叫回家跪下，要我承认错，我始终没认错，又被爹狠狠地教训一顿：“狗日的以后还坏，老子打死你！她老爹老妈是地主，关她啥事？”
“娃儿家不懂事，不知不识，童言无忌，不要打他！”这次还是歪二伯娘到我家给我解了围。当时我咋也想不明白，爹为什么要袒护地主子女。后来爹对我说，他小时受到歪二伯伯的爹关照。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不能忘本！”爹说。我终于明白当年我爹为啥要庇护歪二伯伯家几姊妹。
多年后，我遇到碧娥妹妹，顿生忏悔。
七
1974年秋天，爹从岩石厂回生产队劳动。爹在岩石厂正干得有声有色，公社某书记红眼，从中插一脚，组织几波人查爹的账，一无所获。爹十分气愤，还去公社骂了一通那书记，差点和那书记打了架。
爹气愤愤地说：“老子真想打死你狗日的！”
爹离开岩石厂之后，那领导亲戚当书记和厂长，到沿河联系船只，沿河航运分局根本不买他的账，等到乌江边矿石堆积如山，运不出去，岩石厂就此黄了。很多人说：“要是还是坤哥继续搞岩石厂，肯定起叫（红火）了。”当岩石厂快黄时，公社书记又找爹去挑“重担”，爹断然拒绝：“老子又不是尿桶，随你们来回搬动，要就用，不要就丢掉！”爹的几句话让那位党委书记无话可说。
生产队“发扬铁姑娘精神”修“大寨田”，山坡上，到处用石灰写着“农业学大寨”，蛇盘溪就把本地具有象征意义的蛇堡挖成平地，人造“万斤大田”。后来又在王家屋基修大寨田。我病刚好不久，爹叫我周日到王家屋基干活，我成为农田修建工地上最小的劳动力，不少社员说我爹够狠心，把一个几岁娃儿喊去劳动。开始说什么我也不去……爹狠狠骂我一顿：“狗日的，劳动锻炼一下，对你今后有好处！”
刚到工地劳动头几天，我十分恼恨爹，别家像我这么大的孩子还在家里玩，而我却被爹强制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每天1.5个工分。成年男劳力10分，妇女8分。我眼里常含着泪水不情愿地在工地抱着小石头，甭提我当时咋恨爹，回家我就冲弟弟们发火，如家里只我一个男孩，爹就不会让我去生产队劳动。1968年家里添二弟委权，他是大队成立革命委员会那天出生，爹也给他取了一个时代语境的名字。1973年又添小弟建权，出生于建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时期。我就成儿子中的老大，自然失去了爹娘的宠爱，出头椽子先遭烂。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爹当时真正用意。
我在生产队修大寨田期间，我每天带着少午（午饭），当时不少人平常两顿饭也捉襟见肘，不用说吃三餐。不少人吃野菜，吃稀饭，成天饥肠辘辘。挖葛根堆舂成碎片，从掏出粉汁，做成葛根粉充饥，也有一些社员晚上到坡上挖蕨根做蕨粑吃，面黄肌瘦。有天晚上，我陪娘去生产队开社员大会，有一个叫书珍姑婆的老人，给我一块黑糊糊的蕨儿粑，我吃了一口发苦就丢在地上，娘狠狠地打我一个刮子，骂我：“大家都吃得，你二气（讲究）个啥！”然后捡起强迫我吃下去，我只好硬着头皮吃，吃得我两眼直流泪。而我每天中午吃着黄白（大米与苞谷面）相间的干饭，爹去坡上捡些草木柴火，用铁皮缸煨着，发出阵阵香味，让不少停工休息的社员们馋得直流口水。这是不少家庭过年才能吃到的伙食，而成我每天的少午。当地人说少午少午就是过舞，也就是很简单，随便吃一点应付，多数人当时根本没吃少午的可能与习惯。
“你看人家向支书家笔群，吃的啥伙食！那才是人过的日子！”不少社员私下议论。很多人看我吃午饭，却在想着自己的生活，仿佛我们之间的生活有一道无形的鸿沟。当时我为尽量少干活，我吃少午总是磨蹭着，慢慢吃，好像在品尝什么人间美味。我的心里在抵制爹，故意慢慢吃午饭，以一种无声的行为反抗。其他大人知道我还是一个小孩，根本不和我计较。我干不干活，也没人说三道四，一个只有几岁小崽崽，到劳动工地上干活不易，何况我每天还要多少抱些石头。
多年后，我专程到我少时劳动的王家屋基，昔日山堡已变为一丘大田，田里长着绿油油的水稻，像很多年前我写的一行行诗歌发表在很有分量的刊物。在这里，我开始写出我人生第一行幼稚的诗歌，尽管是爹强行给我命的题写作。
有时爹在工地也吼我几句，原因是我常去解手。他毫不客气地骂我：“懒牛懒马屎尿多！狗日的！快干活！”爹越骂我就越慢慢走，我心想什么时候，这大田修好了就好。因为爹说，只要大田修好之后，我就解放了！爹是日哄我的，从我一参加生产队劳动，只要放假，我都要参加集体劳动，工分由最初的1.5分干到8分，一直到1981年集体劳动解散前夕——我高中毕业之后。高中假期参加劳动，我还为我是半劳动力曾与娘抗争，娘是生产队长，她怕别人对她有看法，不敢贸然提出给我加工分。生产队收苞谷，一般妇女背小背，而我已背中背了，还是半劳动力（5分），在一个叫沙坡的地方，大家都背得满了，还有一些苞谷没人背，娘看见我的背篼还可加上，我横竖不干说：“我是半劳力，我不背，除非给我加了工分，我才背！”
“你的翅膀硬了！娘的话也不听了！”娘冲我发火。
“不是我不听你的话，而是一份劳力一份代价！”我顶了娘的嘴。
娘发火抓起苞谷砸向我。几个社员拖住劝娘说：“谢队长，你家笔群不该半劳力了，你看他背的背篼，比一般妇女的大！至少也该拿妇女工分了！”
“既然大家说你该拿妇女工分，你就拿吧，把剩余的苞谷背回生产队仓库坝子！”娘沉默了一会才对我说。
我抗争工分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娘回家对我说：“我不好给你提加工分，如果我主动提，社员们会说我当干部私心重！”
娘对爹说我争工分的举动，爹不但没骂我，相反还肯定了我：“狗日的长大了，男人就是要像你那样……”
大寨田还没修结束，又兴起“兴修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家乡又兴起“学大寨赶昔阳，努力建设新酉阳！”的热潮，各大队相继成立基建连，爹到大队基建连当书记。修建本地的石桥水库，石桥水库原名当门沟，位于两座小山之间的石桥大队和石元大队交界处，爹和其他民工一起吃住都在工地。尽管工地离家只5里路程，但他很少回家，他把工地当成自己的家。他向公社下了战书，决心4个月修好石桥水库。我有一次到石桥水库的建设工地，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劳动号子此起彼伏……爹在工地与社员们一起打夯，拖动压坝机，干得热火朝天。
爹在水库建设工地三个月之后才回一趟家，一见我们姐弟清瘦，便朝娘发一通火：“狗日的婆娘，我把几个娃子交给你，你却把他们喂成为毛头狮子，再穷也不要穷娃子！”娘见爹发火，沉默了好一会才说：“我又不是啥子前娘后道，还亏待他们几爷子？”
“你看你就是前娘后道，把我的几个娃子养成哪样？”
当晚，娘就给我们几个孩子改善伙食，炒腊肉，还打了几个鸡蛋。从那时起，我和姐弟都滋生同样的想法，盼望爹常回家吃饭。因为有爹在家的日子，娘就会煮好东西给我们吃。
娘平常比较节约，爹没在家，夏天是四季豆煮洋芋，秋天是苞谷豆腐，冬天是荞面和着萝卜丝煮。有年秋天，娘为了节约粮食，做了几盆苞谷豆腐，我和姐弟们约好，大家不吃她做的苞谷豆腐，娘一个人吃了四五天也没吃完，后来长霉坏掉了。多年后一家人在一起谈到那件事，娘还怪我：“还不是你在作怪，害娘吃那么久的苞谷豆腐，还烂掉不少啊！”娘平常对家里口粮精打细算计划开支，“吃不穷穿不穷，不会打算辈子穷！”是娘的口头禅。我错怪了娘，让自己孩子过上好日子是每个娘永远不变的生命哲学。
爹知道娘是一个比较节约的人，怕娘在生活上亏欠我们几个子女，常常不定期回家，如果看见我们还是吃洋芋荞面，就会对娘瞪眼。娘明白爹的意图，把我家的主食改成“两糙饭”，用苞谷面与大米和着煮，先用鼎锅把米煮开，再放上苞谷面，用筷子和均匀，然后放在火塘边慢慢煨熟。是当时农村比较富裕的家庭才能吃上的主食。三十几年之后，我回家仍喜欢吃娘做的“两糙饭”。
那年月，娘的心都划烂了。爹是干部，她也是生产队干部。公社干部到大队检查工作常到我家吃饭，娘为不让爹在外面丢脸，打肿脸面充胖子，把家里头的好吃的食物悉数待客，而我们几孩子却吃粗粮。每回有公社干部到我家时，我们就不高兴，因为那些干部坐在桌子边吃饭，而我们几个小孩则是娘舀一碗菜饭就端起站着吃。如果碰到好心的干部，还可能在桌上给我们挑一点好菜，而有些干部在我家吃饭，却无视我们小孩存在，自顾着吃。姐姐说：“以后他来的话，我们就说大人没有在家！”
1974年冬天，婆在熬皮油时——皮油就是棬籽的白皮榨的油，主要是用来做化工原料，当时也被当地的农民当成食用油——我和姐姐去把火铺炕上的腊肉割了一小块，叫婆炸酥肉给我们吃，娘回家发现了，我和姐姐吃了笋子炒肉（竹鞭子打人）。爹回家后，听娘说这件事，吼了娘：“肯定是你这婆娘皮薄了几个娃子！娃子馐了，咋不这样？”爹当天就叫娘给我们煮肉吃，让我们吃够。爹就是天，爹回家，我们几个孩子的舌尖就有味道。
1974年的冬天，爹在水库工地指挥拉压坝机时，被拉着的压坝机，不小心压在左腿上，骨头破碎。娘听说之后，去水库工地嚎啕大哭，我和姐姐也是在放学的路上听说之后去了水库工地，爹已经被人送到区里医院。我们哭着要到丁市区医院去看爹，大人们不让，工地上一个公社副书记陈伯伯给我们说：“娃儿们，要听话，你爹一定会站起来的！公社千方百计地找医生给他治疗，今后公社就是你们的家，放心，毛主席和党不会让共产党的功臣吃苦的。”但我和姐姐还是一个劲地哭，爹站不起来了，倒下的不是日子，倒下的是我们家的主心骨。我和姐姐哭得昏天地暗，几个民工把我们拖着背回家。回到家里，婆放声大哭，我从来没听到婆这么哭过。
“婆婆，不要哭，向书记不会有事的！”当地不少群众安慰婆。
“以后有么子下气力的事情，就叫我们！”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不知是咋过来的，来安慰的人们都走了，我们家里没点灯，娘去了区上，病怏怏的大伯娘从坎上下来照顾我们。娘和大伯娘属于当地妯娌模范，她们几十年没红过脸，娘平常将堂哥堂姐当自己的子女，而大伯娘也是一样对待我们。
得知爹被压坝机压伤，张伯伯半夜三更从沿河赶来我家，先看我们几个孩子，他又连夜去区医院看望爹。他和爹是患难之交。爹说，他一辈子有三个好朋友，一个他的入党介绍人何中科，一个就是张伯伯，还有一个就是与他一起入党的李章全伯伯。无论任何时候，彼此心里都想着对方。
娘从区医院回家，眼圈黑黑，一脸倦容。娘对我和姐弟们说：“你爹的腿受了伤，你们大家要争一口气，好好读书，大家不要怕，还有娘呢，虎倒不倒威！”没多少文化的娘充满着人生的骨气。
常言道：伤筋动骨一百二十天。爹在区医院医治4个月之后，瘸着左腿回了家，腿没好，左腿还短了五公分，公社领导知道医不好将爹送回家。从这时起，爹被人暗地叫“跛三爷”。爹一天杵着一支木头拐棍活动，在大队基建连记工分一年。这时期，不少亲戚像避瘟神般躲着我家人，生怕我们给他们带来厄运似的。同时也有个别邻居背后幸灾乐祸地谈论我们家。
第二年，他回生产队记工分。爹的任务就是照看生产队早稻田的稻谷，拿一根竹竿子在稻田边喔火喔火地吼麻雀，让那些想到早稻田吃稻谷的麻雀无法着地。
不久，组织上象征性地给爹一个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代表政治身份，参与楠木小学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推荐。那阵，上初中高中与上大学一样推荐。前提首先看学生家庭出身，其次才看表现，根本不看成绩如何。1976年夏天，我小学毕业时，爹也参加了我们班学生的升学推荐，我们班有一个黄姓同学，因他社会关系复杂——舅舅当过土匪而遭到学校与其他贫下中农代表质疑，爹却力排非议：“一个人的出身不由自己，关键是看他个人如何表现，黄同学表现较好，应该给他读书的机会。”爹顶住压力推荐将黄同学上了初中，这位同学在后来考上中专，走上工作岗位。
我上初中时爹对我说：“不要有自来红的思法，自己要好好表现！”小学毕业班上同学推荐投票，我的票数满票全班第一，一方面因我在班上表现较好，是学校红小兵大队长，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爹是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代表，对同学们升学有关键的话语权。很多时候，人很卑微，就包括我自己，爹的腿受伤之后，我沉默寡言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很多人都怀疑我又生了病，因为我听到了村子里有人说：“跛三爷家彻底完蛋了，没有他，一个女人支撑四五人，哪还能够翻身！”因为爹当不了顶梁柱，干不了重活，这是农村最忌讳的事。
当时我家看了一头牛，计一个女劳力的工分，前提是每年要交12000斤牛粪，活儿就落在我和姐姐身上，每天早刷粉亮，我和姐就背起竹篮稀背，上山坡拾牛粪，拾半背牛粪，背去交生产队保管员过秤，然后回家背书包上学。姐姐常煮饭吃之后才上学，当她去上学时，太阳已经偏西，学校在上下午课……而我多数时间就空着肚皮上学，放学回家才吃婆婆为我热好的冷饭。当年11月，我和姐姐顺利完成一头牛所交的牛粪，为我家挣了一个女劳动力的工分。当年生产队决算中，我们家没补款，还分到60几块钱的红。多年后我和姐姐回忆当年拾牛粪挣工分，一种感概涌上心头。
1976年7月，爹的好友张伯伯在唐山地震中不幸遇难。张伯伯作为沿河县的农工部长，率全县农业口干部去天津小靳庄考察，取道唐山，准备去参观大寨。在唐山地震中失去踪影。他在天津还给爹买些治腿的药，爹还没拿到药就闻噩耗，爹痛哭好几天。在天津，张伯伯给爹寄药时，给爹写了一封信，鼓励爹要坚持治疗康复。这封信还至今保存在爹的箱底。爹常常说：“患难见真情，就像你张伯伯，时刻想着你爹的腿伤！”爹的话语中包含他的人生感悟。“好人命运不长啊，要是你张伯伯还在的话……”爹往往只说上半句而留下半句话，我知道说这他话的真实含义。
这年秋天，在文教局工作的亲戚左守均姑爷到酉酬区偏北公社驻队，他听说当地的民间骨科医生彭明清医术高超，亲自上门咨询之后给爹写信叫我爹带上50斤白酒去治腿伤。爹开始有些不相信，娘说：“无论咋样，都要去试一试。死马当成活马医！说不定就治好了呢！”爹就拿着信亲自找万木公社党委书记田大孃。田大孃时任县委常委兼任万木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她和爹是同一批入党，是一位典型的农妇，不识字。她在爹写的申请上盖自己的私章，在她权限内让公社供销社给爹供应20斤白酒，缺的酒只能到区上找段书记批条。当时酒是国控物资，每人每年二两供应。爹去找区委段书记的批条，带着陪他治疗的周姓社员到区供销社打酒。在区供销社，爹虽拿着段书记的批条，但开始吃了闭门羹，遭管卖酒主任田姓女子白眼，她说：“三十斤酒不是小数，全区人民的酒不能让你一个人糟蹋，你的腿看到萝卜就是一蔸菜啦！”爹就和她吵：“这是区委段书记批的条啊！”“酒不是段书记私人的，他批的条子又怎么样？酒是全区人民的！”那田姓女人是我们老乡，她的工作源于爹的推荐，她有工作之后眼睛长在额头上。爹后来逢人就说：“田某某忘了本！当时我的眼睛瞎了，才推荐了她！”爹冲那女人发了一肚子火之后拿着条子又到区委找段书记。段书记听说之后义愤填膺，亲自跑到供销社找田姓主任：“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向书记打三十斤酒，他是因公负伤，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功臣！酒钱由区上负责！出什么问题我顶着！这是组织的决定！”见到段书记语气强硬，田某人只好悻悻安排售货员给爹打三十斤酒。当爹和大队护理爹的周某提着酒走后，田某人却在身后说：“姓向的，如果你的腿医好了，我手板心挖四两肉！”爹的腿医好之后，专门去供销社田某家门口走几回：“田某某，我向某人的腿已经好了，你手板心不是要挖四两肉吗？”说得田某无地自容，找几个熟人给爹解释。十年后，供销社失去昔日辉煌，田某人被分流下岗当个体户。爹说：“人，三穷三富不到老！”
爹在社员周某陪同下，乘班车到酉酬编北乡，找到彭医生。彭医生是一个骨科民间医生。在第二国内战争时期，收留一个负伤的江西红军。红军伤愈离开时把祖传接骨医术传授给他，嘱咐他为当地群众救死扶伤。彭医生名震川湘边，他治好的骨伤病人不计其数。
彭医生吩咐爹先休息几天再动手术。彭医生让几个年轻人将爹左腿重新打断拉直，用手一块一块模了近两小时，镶好之后用草药包着固定，不到十天，爹的腿明显好转，三十天之后，爹的腿彻底好了，行走如当年。
爹治腿期间，他和彭医生结下情谊，彭医生叫爹和他一块去山里采草药，把一些接骨经验传授给爹，还主动对爹说：“向，我知道你善良，有品德，你给我当徒弟吧，回去之后，按照我说的做，你百做百顺……”爹马上跪在地上，给彭医生行了拜师礼：“师傅，弟子牢记您的话，为病人解除痛苦！”于是，彭医生爹将自己民间治疗骨伤方法毫不保留传授给爹。
爹回家后，又生龙活虎，担任万木、铺子公社修建大石桥水库工地党支部书记，公社准备安排他当半脱产水利员，但因得罪党委某书记，他填表没几天，却被另一个人顶替。爹就毅然回生产队劳动。爹说：“不是你的，你就不要强求！”
第二年，国家招生政策发生变化，爹又失去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权力，做一个真正的农民。一次，我堂嫂腰杆做农活中扭伤。爹说：“让我试一试！”于是，他就用在彭医生处熟悉的草药一敷，堂嫂奇迹般康复。堂嫂就成为爹的活广告，一传十，十传百，知道爹在中年学会一个了不起的医术。当地一旦有人摔伤，首先想到找向三爷。跛三爷变成向三爷。随着称呼的变化，爹又在家乡成为一呼百应的人物。
我在楠木学校读初中。学校办有小学一到五年级，同时也有初中一到二年级。赶上提倡学制要缩短时期。小学初中学制各减少一年。学校正走“五.七”道路，我们班在学校后面坡上开荒种苞谷。1976年秋天，班上600多斤苞谷被一个黄姓老师请人背回家度了饥荒，不久粉碎“四人帮”，他说因“四人帮”干扰粮食没了，我就想不明白，班上粮食被他占有与“四人帮”干扰有啥关联？那年我们班上粮食打水漂，班上买篮球的原计划成为泡影。
第二年，升学开始考试，学校“五.七”道路不了了之，学生开的荒地被当地生产队收回，学生可以安心在学校读书了。
我刚上初二，大伯从外地学校调到楠木学校当校长。大伯对我说：“只要你考上酉阳二中（现在的酉阳三中），我给你买一块手表！”我在班上的成绩属于中等，不算拔尖。大伯的一句话就成为我学习的动力。考上高中得到一块手表才是真正动因。当时手表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像一些公社、供销社、粮站的脱产干部才在手上戴着亮闪闪的手表。此时，我的学习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力。我小时候还算聪明，由于我前面所说生的一场病，打一年多青霉素、链霉素，记忆力下降。在县医院工作的秋香孃对爹说：“笔群真是个奇迹，我想他不耳聋就会成为哑巴！”后来秋香孃听说我读书成绩在全区名列前茅，感叹道：“笔群这个孩子的生命力太强了，那个病还没摧毁他！”
爹怕我身体垮下，旧病复发，常在晚上监督我按时睡觉。每天晚上还要到住的厢房查看我。我挑灯夜战两月，成绩上升很快，学期统考，我成为万木全年级的第一名，还在全县统考中，获全区第二名。看到我成绩上升，爹也开始高兴。此时，他和娘计划给我们修新房子。他和娘晚上提着马灯，在我家老房子后面坡地挖屋基，给我们三兄弟每人做一个窝。我家住的还是婆年轻时修造的老房子。爹这一房人有我们三弟兄，作为祖祖辈辈在农村生活的爹，首先想到儿子们将来的居所。我已十一、二岁，我劝爹：“爹，不要辛苦修房造屋，如果我考上了学，国家有房子！”“狗日的你也教训起你爹来了，只有千年的老百姓，没得千年的官！说不定什么时候政策又变了呢，还是在农村有一个房子比较保全。”听爹这么一说，我就没有再说啥话。在爹的面前，我们长得再高也是豆芽菜！爹的话是圣旨。
不到两月，爹和娘就挖好造房的屋基，从山里砍来松树与杉树，请木匠师傅在我家后面修起三间七柱五瓜木屋，看了吉日还请客，娘的后家，也就是我的舅舅们还请了吹手，踩了房立子，按风俗抛了梁，喊福诗……完成爹娘一辈子做的科业（房子），很多乡亲看到我家立起的新房，夸我爹娘有本事。
1978年7月，我初中毕业去丁市的酉二中参加中考，师生们走路二十几里路到丁市，在区医院木楼上打地铺。堂姐（我叫大姐）在酉阳二中读高中，同是今年毕业，她与我们一道参加中专升学考试，当时高中毕业生，既可以高考，也可以选择中考，一些成绩不好有自知之明的学生，选择和初中生一道参加中专升学考试。大姐在丁市街上找到我，给我两元钱，这是我第一次出门，爹怕我把钱弄掉了而交给大姐帮我保管。当时物价便宜，一个泡粑两分钱，一两粮票，一碗面一毛一分钱，二两粮票。这是我第一次拿到两元钱，两天考试，我还剩下八毛钱，我到街上供销社给在家看牛的姐姐买了两毛钱的确凉手帕。姐姐只读三年书，被迫辍学回家帮家里看牛和做家务事。
中考自我感觉还考得不错，数学我有把握考90分以上，语文作文占百分之七十，题目是“给归国难民的一封信”，越南正在驱赶中国华侨，类似作文我们语文老师已训练几回，我写得得心应手。政治基本是一些时事政治，比如“抓刚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之类考题。物理与化学考试不计入总分，作为参考成绩。乡下初中，物理化学是学校的弱项，根本就没物理化学老师任课，由一个姓何的数学老师代课，大多数时间是自己看。我只似是而非地看懂一些题。有的纯粹打锚杆碰运气。
中考，我的愿望就是考上中专，去读航运学校开汽划子（小轮船），因为我曾和爹到沿河坐过汽划子，看到那些戴着盘盘帽子和穿白衣服的水手，很羡慕，常做梦开船。
等待月余，中考成绩发榜，我总成绩264分，理化附加分50分，成绩全区第一名全县前十名。爹送我到区文教办，文教办冉主任向爹表示祝贺，说我很有前途，考分全县前几名。爹把我交给文教办的领导时，对我说：“一定要听领导的话，不要乱跑！”然后，爹就兴高采烈地步行回家。
体检是我第二次到县城。第一次是因为生病，爹带着我进城看病。这次却是文教办领导带着我们丁市区8个考生到县医院体检，4个应届初中生，4个高中生和民办教师。我是一个只有十三岁的儿童。
体检顺利，我体重二十八公斤，严重营养不良。
体检之后填自愿，四个志愿我连续填三个航运学校，我第一志愿是武汉河运学校，最后一个志愿才填酉阳师范学校，我填志愿显然与爹的安排背道而驰。通知体检当晚上，爹一再告诫我：“当老师受人尊重，还有当医生，也是受人尊重的职业，无论哪朝哪代都需要老师和医生！”这是我这人生中第一次没听爹的话，因为我想当一个船员，穿着水手服很神奇。如果爹知道我当时行为肯定骂我。至今我也没告诉爹当年我中考填的志愿。我中考成绩位居全县前几名。武汉河运学校是全国重点中专，填志愿时，一同体检的几个丁市老乡都说我没问题。于是，我把武汉河运学校放在第一志愿。
体检填志愿后兴高采烈回家做梦，梦见我考上中专与在乌江开船。但现实却与梦相反，参加体检的考生陆续得到入学通知了，而我还没影子。爹就去水库工地指挥部打电话去问大伯（大伯当时也调到文教局帮助外调工作），大伯说，应该没问题，他去问问。他去咨询才知道我档案没送地区招生办，还放在县文教局招生办抽屉，附了一封检举信，说我是“三反”分子子女，爹在1960年反对“一平二调”、反对“大食堂”、反对“人民公社”，被县委组织部门处理，历史不清白。爹顿感莫名其妙，我被处分了，我咋还不知道？他想是陈姓书记在他背后捅刀子：“狗日的陈某某，老子想杀死你！”爹只有这样骂人才能解恨。但是骂还是不起作用的，关键是我要读书。爹就开始了他的上诉之路，找当时老领导出面，文教局才在国庆节之后，由县招生办给我发一了一份高中录取通知书——到酉阳一中（现酉阳二中）读高中，我比同班同学晚整整一个多月。爹就背着一口木箱子和一床铺盖卷，亲自送我酉阳一中，给我报名注册之后，给我10元生活费，从酉阳步行回家。
读高中本来比较有前途，但当时高考升学率为百分之几，一个班能考上4、5人就很了不起。学校前两届有两位学长考上清华北大，成为酉阳一中平常宣传的榜样。老师一上课就以李学长为例，说他出身贫寒，靠自己努力考上北大中文系，说他参加高考的路费是几个同学给他凑的，高考用的圆珠笔也是竹子，传得神乎其神。当时我也想考上好大学，弥补我没上中专的遗憾，可我去晚一个月，高中增加了英语、物理、化学等课程，特别是数学的立体几何已上过，我几乎看不懂，做题很是吃力，加上物理我没一点基础，进入高中，我就着急慌神。越想学好学越是不好，事与愿违。上学不到两月，我就患急性扁桃体炎，脸肿得不成形了，学校打电话通知家里，爹连夜赶到学校，将我送到学校外面的一个诊所，打青霉素，买一个疗程的药，护理我两天彻底好转之后，爹为节约一块二毛的车费，从酉阳步行130里路回家。
不久，我的箱子又被人撬坏，偷走我大半个月饭票和菜票，我连续三天没吃饭，上课无精打采，班主任毛老师问我才知我的饭票与菜票被偷，毛老师才给我两张饭票和菜票，让我去学校吃饭。他打电话通知公社，爹连夜又从老家赶到学校，给我送来十元钱和卖粮转的粮票。再三嘱咐我要小心，买好一月饭票菜票之后拿去放在文教局左守均姑爷处，叫我每周去拿一次。左家有一个老表耀光与我同校读高中。他比我高一年级。我常和他一起去他爹处，他娘也还在农村，是半边户。他和我一样，住校，每周去他爹住处改善一下伙食。有时也叫上我，所谓的改善伙食在煤油炉子上煮面条吃。他们家兄弟姐妹也多，左守均姑爷为我爹治腿伤曾经穿针引线，如果不是他提供信息，爹的后半生可能仍是杵着拐杖走路，同时也不会有一个好的晚景。
我读高二时，爹又在公社一个水库工地临时支部当书记。他几次到县里开会，吃住在县政府招待所。他就把我叫到招待所与他们一起吃饭。爹是一个很原则的人。他去街上饭店里吃一毛二的小面而让我去吃他的会议伙食。有一次，他带我到招待所和其他的会友一块吃饭，当时会议虽然比较节俭，但还是有肉，一桌开会的干部听说我是读高中的中专落选生，大家都很同情我，纷纷往我碗里夹菜，我吃不完剩下半碗饭准备倒掉，被爹打了一耳光：“吃饭要知牛辛苦！，必须给老子吃下去，一颗汗水不得一颗粮食！”我流着泪拼命把那些剩下的菜饭吃完。当时，我心头甭说多恨爹，他当着他的会友们让我出丑，而且还狠狠打我一耳光。
从此，我每次吃饭，再不会有半点浪费，就是碗边粘上的几粒米我也不会放弃，总是小心翼翼地吃掉。
高中时期我尽管很努力，但成绩仍然平平。没考上大学，回到向家岭。没给家族带来什么辉煌。
1981年夏天，县委组织部来人给爹落实政策，要恢复他的工作——因为他被处分回的家。他却说是自己主动离职回家，是那位党委书记背地做手脚，暗地给他一个处分。他再三申辩说：“我是自己离职回家的，那处分是陈某人背着我搞的鬼，我不承认！”
“老向，是不是好好想想啊？你是否是处分回的家？……如果是处分回的家，要恢复你的工作！”组织部领导一番好心，开导爹。
“我是自己要求回家的，当时区委何中科书记可以作证！可他已经不在了啊！”
爹的认死理，组织部领导“启发式”终没奏效。爹说：“共产党历来讲究实事求是，共产党员不说假话，我就是自己离职回家的，不是组织处分回家的！我只要组织说烧掉有关我的处分材料！我没其他的要求！”
“既然这样，老向同志，我们今天就当着你的面烧掉你的处分材料！”
“感谢组织关心！”爹感恩戴德地说。
家人都希望爹承认是被处分回家的，他就可以恢复工作，家里还有人去顶替接班。当时的政策就这样。
“爹，你为啥不说是受处分回家的？能恢复工作呢？”我问。
“人就是要说真话！”
“就是你的真话，让我没得读中专……”我气愤愤地说。
“不要怪我我，是别人整我们！”爹深有感触地说。
“自己要工作……靠自己去努力！”爹又说。
事过之后再说爹这件事也没多少意思。但我姐姐却曾美美想过，如果爹一旦恢复工作，顶替肯定是她，家里孩子中只有她年龄适合，就是做不了行政工作，在单位当个勤杂人员也好，当地几个干部退休子女顶替之后在乡政府煮饭。姐姐愿望落空之后，她心头恨爹恨得要死，到现在仍然隐约提这事。
当爹得知与他一起参加工作而退休干部至今每月领数千元退休工资，不知爹心头后悔没有？
八
我高中毕业的那年春天，大集体生产已开始动摇，生产队分成为几个作业组。娘由生产队长变成了一个作业组的组长。爹已经回到作业组劳动，开会时间越来越少。社会变化无常，令人百感交集。
这年，在婆的建议下，爹就叫人向大我两岁的表姐玉霞提亲。表姐没读过书，不识文化。家乡流行扁担亲，表姊妹开亲随处可见。婆说为把孃家和舅家的两股路接上，请我大孃当媒。象征性地去孃家提亲，孃家在贵州沿河黑獭公社红岩大队，隔我们家30里地。姑爷在沿河县综合厂当厂长。孃在生产队务农，姑爷的腿有残疾。当时流行“一工一农，辈子不穷”，表姐表妹们已转成城市户口。当时城市户口对人诱惑很大。不少人千方百计地跳出农门，就为一个城市户口，城市户口每月粮油供应，而且还能安排工作。
我不知道爹是咋想的，和孃商量了一下，就谈好了这门婚事。我是不愿意的，我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还想读书。再说表姐虽然是城市居民，但没什么文化。开始我死活都不答应，爹扇了我好几耳光：“那么好的姑娘哪里去找？你还不同意，你的婚事老子就替你做主！”爹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共产党员，封建，包办儿子婚姻。从这时起，我对爹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隔阂，对他的一些行为产生不可言状的反感，常想着法子与爹对着干。开始我不答应这门亲事，婆反复劝我：“外面一个抓钱爪，家里一个节钱包，你表姐是一个很会精打细算的姑娘，你和她将来有享不尽的福！”我沉默着，以沉默进行反抗。按当下流行话语，我完全悲催了！
1981年春节期间，按风俗，爹决定给我去表姐家定亲——烧香纳庚，当时我死活不去，被爹狠狠揍了一顿：“狗日的，你不要四季豆不进油盐，要懂人话，不然，老子不管你啦！”
堂嫂劝我：“笔群弟，你就先答应下来吧，将来你考上学校之后，去外面读书去，你爹还管得了你啊！”
爹和孃已商量把我送到沿河中学补习，当高考移民。沿河中学校长是我隔房姑爷。大人们有自己的打算，孃也希望自家女婿将来有出头之日，以答应与表姐的婚事为诱饵，答应把我的户口迁到贵州，贵州高考分数线比四川少几十分，这是爹狠毒的一招，让我无法也不敢拒绝。我高中毕业窝在家半年间，我没一天放下过书本，想通过自学参加高考，争取考上大学，走出向家岭。
与表姐的婚事上，我知道筷子拗不动地脚枋，我只有暂时妥协，因为我实在想读书，如真不答应，我就再没到校读书的机会。那年正月初二，我哭红眼睛，和几个伯伯叔叔堂哥们浩浩荡荡地到嬢嬢家拜年认亲。当地拜年规矩：初一的儿，初二的女，初三、初四干儿子。我心头自有想法，堂嫂的几句话成为绝望中的精神支柱。
认亲那年正月开学，孃孃托关系把我户口迁到她家户籍上，办了一个假户口，我在四川的户口根本没迁。那时，户口管理混乱，在公社文书处就可开一个迁移证明。这样，我就到沿河中学读书。当时高中还是两年制，学校有补习班，却安排我插班文科应届重点班，我堂姑爷是校长。朝中有人好做官，何况读书？应届生可以享受粮食供应，每月32斤粮单，半斤菜油。作为一个四川学生，享受着本来属于贵州学生才有的待遇。
我高中成绩在四川一般，而到贵州却鹤立鸡群。任课老师们估计，我一定能考上好的重点大学。我有些昏昏然，常也做梦考上北京的大学。当时民族身份划定，我是土家族，我想，至少我会考上中央民族学院。
爹每隔两场到沿河给我生活费。那时，钱不好找，家里主要靠卖洋芋种筹生活费。爹到贵州黑獭公社办户口时，一个领导说要我爹给他买一对床枋给儿子做婚床，爹就二话没说，就把家里准备给我做婚床的床枋扛到黑獭，送那位领导。爹是打早（没有吃早饭）送去的，那位领导根本就没理睬爹，更不说问吃早饭没有？爹一想到这事就来气。真他妈的，热脸贴到了冷屁股上！从来没给人送过礼的爹，第一次给人送礼遭遇这般的尴尬。爹为自己的儿子，作为一个当农民的爹只有为儿子甘愿受委屈。
沿河最终却成为我人生的伤心之地。我到沿河读书，是一种非明智选择。我本来要求到酉阳一中或者二中补习，爹因我的亲事而放弃我的合理化建议。不少比我成绩差的同学，到二中或者一中补习，考上大学或中专。而我在贵州虽考上重点大学分数线，但刚填志愿，就被人告发，我空欢喜一场。我的读书生涯就此戛然而止。
事与愿违，我心头十分气爹，若不是他决策失误，我肯定会考上大学，我的人生不会再走很多弯路。
我从沿河沮丧回乡。我与表姐的婚事也就画上句号。还没等我回家悔婚，而表姐却先提出不干。她在姑爷综合厂当皮鞋工人，与同厂一个工人产生好感，那工人的爹是县某局官员，管姑爷当厂长的综合厂。表姐一提出，我爹娘也不好说什么，总不能害她，我已回到农村，前途渺茫，有点像路遥《人生》中的高家林。当时农村孩子的出路除考学就是当兵，否则就一辈子在农村修地球。很多人认为我的人生彻底完蛋。“读那么多书，还不是读到牛屁股眼去了！”有关我的流言蜚语当地寨子上空不断漫天飞舞。而我常闷在家里，除上坡劳动，就是在家看书，写字。而且还在我家厢房门上写上“闻鸡起舞”以激励自己的精神斗志。
爹对我读书失去信心，望子成龙是天下父母的愿望，当你在他们心头失去了希望，他们也就只能面对现实。爹有些相信命运，认为我命中不带文昌，还在黑獭堡找人给我算过命，他不只一次劝我：“我家祖祖辈辈在农村务农，还不是没饿死人！。农村也有作为，现在土地下户了，我就不相信过不上好日子！”于是，每天他监督我到田里去劳动，试图消磨我的意志，让我彻底向他投降。
那段时间，我心头十分苦闷，我每天在自家责任田头与爹对着干，他叫我爬在田头薅耙子秧，双手薅去稻田的杂草，而我偏用脚趟水，把一丘秧田水踩浑之后，一声不响回家看书。
“狗日的，干哪样活不是找一口饭吃，读书有啥鸡巴用？还不是为了生活？”有几次还骂着扯碎我的书本。爹越叫我不读书，而我就偏要读书……我不会向命运低头，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会走出向家岭。但爹始终不相信我，他多次揶揄我：“看到萝卜是蔸菜！还读啥鸡巴书！”
有时，我和一些大人上山挖麦冬（一种中药），大约挖了10来斤，我却不敢去黑獭堡场收购站卖，怕人见笑，叫一个邻居卖了二一添作五。我被爹瞪着眼骂一回：“狗日的，卖东西怕什么，不偷不抢，还怕丢脸啊！”听到爹骂，我总是一言不发，我紧紧踹着手，踹得手心冒出了汗水。
爹又张罗给我找媳妇。而我却千方百计在媒人带着女孩到我家时玩失踪。
“狗日的，天大地大，传宗接代才是最大！给你找媳妇也不要，你究竟要上天，还是要钻草，老子将来不管你啦！”爹见我溜走总是这样反复骂我。
爹给我看上隔房孃家的表妹，就委托表妹的孃给我说亲。表妹她孃就带表妹到我家，我见情形，偷偷溜到一个初中同学家玩了几天。我一回家，那表妹仍在我家里等我。我又被爹骂了一通：“狗日你还干假（高傲）！你龟儿子要懂神啊！只要别人看得上你！狗日的，你还邪什么教！”
记得那天在朱家大田种麦子，爹叫我给一个媒人下帖子（请帖），说什么我也不去，我说“你找媳妇你去，我才不去！”见我没有把他的话放在眼里，爹气得直跺脚，在田里跺起一阵尘烟。很恶毒地骂我几句之后，挥动用挑粪的扁担打我，而我握起拳头准备还击，帮忙种麦子的相邻都指责我：“笔群，你犯糊涂了，那是你爹，你起天高也是豆芽菜！”爹打我一扁担之后，我依然像一头发怒的牯牛，怒视着他：“你再打，你再打……”堂哥见状说：“你还不快跑！打在身上痛啊！”如果在僵持下去，我肯定又受皮肉之苦。我只好悻悻就往田外跑去，而爹抓起泥团，狠狠地摔向我……帮忙干活的几叔辈拖住爹，我只听爹在我身后大骂：“狗日的，你的翅膀硬了，老子话你也不听，有本事你就不回家！就当老子没有你这个儿子，当老子没有生你！”
见状，几个堂哥赶忙跑到我跟前劝我听爹的话，说门亲事就说门亲事。你爹还不是为你好！当时，我真想揍爹一顿，他是跑过江湖的人，要面子，儿子的婚姻他要做主。我是读过书的人，气愤他的家长作风。
在一些相邻亲戚的劝说之下，我只有向爹妥协了，同意和隔房表妹谈朋友，人生只有慢慢熬啊！
陈姓表妹的爹也是一个老古董，经常注意我和他女儿动向。如果表妹一个人我来家，不到半个小时，她两个妹妹也就跟着赶到我家。她爹很讲家规，怕我与她女儿出格。曾几何时，陈姓表妹还和她爹吵架，哭诉他爹思想封建。而我对我准老丈人也有些不满，因为他常给我讲秦龙马再先之类的典故，我一听就烦……我和陈姓表妹谈四五年恋爱，我连一次手都没和她握过，更谈不上卿卿我我。至今想来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1982年，“五小企业”雨后春笋。公社领导找爹商量，公社贷款5万元，与爹联营开油榨房加工桐油和棬子油。开放初期，爹也做着发财梦想。娘和爹整天在朱家堡油榨房，收桐籽米、棬籽米和木柴。我和姐姐在山上打了不少杂柴，爹说：“等桐油卖出去之后，付你们的工钱。”当地不少农户把自家的桐籽米和棬子米赊给爹，按爹的计算，如不出意外，我家当年就可成“万元户”。爹最先在当地开经商之先河，请7 个工人在油榨干活。当年我家连年猪也卖了投进油榨房，给工人开了工钱，年底全家只得过素年（没吃肉）。公社利用爹与贵州沿河航运分局熟悉而与我家联营。我家油榨房一年榨出200吨桐油，50吨棬油，第二年夏天在黑獭码头装上乌江航运公司的轮船，准备运往武汉某化工厂。船刚起航，就被贵州沿河海事局扣下没收。目的报复酉阳工商局在川黔交界的李溪没收贵州沿河的几车木料和黄豆。两省边区县政府打起嘴巴官司，后来不了了之。桐油被没收，爹和娘除辛苦大半年，还搭上我家所有桐籽和棬籽米，再陪上一头300斤的肥猪，我和姐姐打的几千斤柴火更不说了……还欠一屁股账。不少乡亲也就跟着我家倒霉，原本有些农户口桐籽款已付，但他们相信我爹，拿给我爹再滚（周转），结果随着我家油品被没收而打水漂。有些人到我家摩拳擦掌，准备牵我家的牛，撤我家的房子，蹬我家瓦片子。有人放话：“向三爷家恐怕一辈子永远也爬不起来了！”但这时，公社一个陈姓书记出面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油榨房与向支书无关，有问题找公社！”领导一句话，我家债账无形中被消解。
事实证明，爹不是一个生意人。如果我家当年的桐油不被没收，那么，我家恐怕是家乡第一个万元户，现在至少也是“土地主”。
1982年，表伯张进凡从劳改农场回乡。解放初期，他参加青干班，当土改干部，被他们当地人检举，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国民党特务，被捕送新疆劳改20年。他知他爹埋藏有金条。一回乡他和爹商量，到他家老房子周围寻找。他家房子早分给当地农民，后来被火烧毁。但屋基还在，他就和我爹去屋基上反复挖，终于挖出10根金条悄悄拿回我家，两兄弟商量如何把金条变成为钱后，二一添作五，两人平分。当时贩卖黄金可是重罪。表伯和爹到贵州沿河，找到张伯伯的妹夫赵某，赵某文革期间曾在我家躲过半年，和我爹也是好兄弟，当时他在当税务局长。爹就和表伯找到他，请他帮忙找到金条出手的门路。赵某说：“没问题，几弟兄还有什么话说啊！”爹和表伯把金条交给赵某回家，等候他的回音，可没过几天，赵某带信叫爹和表伯到沿河。“金条被没收了，真对不起！”赵某十分抱歉地说：“如果不是他出面打点，大家还可能要坐牢！”爹和表伯欲哭无泪，只好罢了，谁还敢去惹政府啊！可没隔几年，赵某在沿河修起四层楼房。爹才恍然大悟，金条被赵某私吞了……赵某骗了爹和表伯。从此，爹就与赵某门槛上砍鸡，两不来往。有时，最好的朋友可能就是你最大的敌人。爹对我们说：“人不好不得！好了什么都得！我没看清赵某为人！”他还赌咒发誓骂赵某：“狗日的，真不是东西！看那些浮财够你用一辈子！”
爹两次经营生意失败，对做生意开始心灰意冷。“千贯生意眼前花，锄头落地是庄稼！”他就安心在家种庄稼……爹和娘早出晚归地在自家责任田反复劳作，仿佛在大地上写着一行行沉重的诗歌，莳弄成秋天的收获。1983年秋天，我家收水稻10000余斤，收成全大队第一。我家两个大柜子和所有背篼都装得满满当当，连楼板上都堆上稻谷，黄灿灿诱人。爹脸上写满一种满足而又怡然自得的笑容。
“狗日的，看来我只有庄稼运！”爹看着黄灿灿稻谷无限感慨。
爹发财之心还没死！
公社、大队改成为乡、村。1984年夏天，他以我的名义向村承包当年使他腿伤的石桥水库50年。他想让我养鱼当万元户。而我却开始爱上文学。我在一个当民办教师的表哥处读《中国现代作家作品选》，看到一些作家的简历，就萌生当作家的念头，开始读书写作。1983年4月，我在《四川日报》看到《要用人才，不用庸才》一文，写了《读〈要用人才，不用庸才〉有感》投给《四川日报》，居然发表了，得了10元稿费，我知道写文章也可以挣钱。于是，我就定下写作目标，决定靠写文章维持自己生存。爹安排我和三个亲戚去丁市区水产站挑鱼苗，每人给5毛钱午饭钱，我却没吃午饭，把钱买10个信封和1本稿纸。当时投稿是报刊邮资总付不要钱。挑鱼苗回家途中，我昏倒在路上，挑鱼苗的几个亲戚到附近我姐家叫人背我回家。回家半天我才醒来，吃几碗油汤之后才有点元气。我被爹骂一顿：“狗日的，你干么不吃少午啊！人的性命要紧啊！”
承包水库养鱼，我每天的任务是打草做鱼料往水投玉米面谷糠，抽空看书。我在大伯家一口旧箱子翻出《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一股脑儿地拿到我家。一天吃饭都看书，还被爹骂了几次：“书当得饭吃啊，看什么看啊！”但我只当没听见，只顾看小说。一有空就向《酉阳报》写文章投稿。在《酉阳报》发表不少散文诗歌之类的文章。1983年还被评为“优秀通讯员”，获40元奖金。从此，我开始吃起笔墨饭。婆说：“能人处处能，草木处处生！”虽说得很通俗，但却有几分朴素的哲理。
我在写作上出点成绩，就像他种田有点眉目，爹就不再骂我了，而怕我身体旧病复发，因我常挑灯夜战。娘常控制我屋的煤油灯，怕供应的煤油被我照完，千方百计把油灯灯线做小，常对我：“要顾伽担纤索啊！”
我被人暗暗称为“书呆子”。我的目标是当作家，路遥的《人生》在当时很有名，我读了十几遍，取笔名路曲以向他学习，以笔名发表不少文章，以至很多年后，我上大学时，不少同学只知我是路曲。后来，有朋友建议我说：“路曲，现你的真名笔群就很不错！”于是，我就恢复我本来名字。这是21世纪初期的事了。
虽然包产到户，但每个家庭要向乡粮站上交公粮。深秋，我和爹一起背100来斤稻谷到乌江边万木粮站。但粮站某些工作人员十分刁难农民，常把苞谷或稻谷踩稀烂，粮站嗮坝上到处散落着破碎的苞谷与稻谷。爹和一些上公粮的农民看到之后很痛心。本来苞谷稻谷很干了，但粮站一个田姓职员却睁着眼睛瞎说没干，成天不停踩粮食。有回，爹实在看不下去，上前指责他：“狗日的，不要糟蹋粮食，农民种颗粮食不容易！”田某听到爹说他，迈步走向爹，准备对爹动粗，爹也向前迈一大步：“狗日的，你有本事就向老子打来，老子革命的时候，你还不晓得在哪个娘肚子呢！”见爹振振有词又毫无退让的气势，田某知道他今天遇到了对家，一言不发，不敢再朝前挪动，只好慢慢后退……上公粮的农民们早已看不惯田某人飞扬跋扈，见爹替他们出了闷气，大家跟着打起帮腔：“狗日的崽儿不知天高地厚！你还敢惹向书记！”田某是一个初中都没读过的小青年，顶替他爹到公社粮站工作，根本不懂神，被爹凶了一回之后，再也没像原来那样自高自大。爹每次去上公粮，粮站的人都对他客客气气。
1984年秋天，我被聘请到万木乡中心校附中代课。家里承包的鱼塘就没人管而彻底撂荒。爹万元户的梦想也就完全破灭。学校设在乌江河畔永和村的古庙永和寺。永和寺传说修建于东晋永和年间，距今1600多年，古庙以前的钟声常常响彻乌江河畔。学校一共三个年级三个班，五个教师。除一个50后教师以外，其余四个都是60年后，只一个女老师，她爹在我们乡当党委书记。我们几个被称着永和寺的“和尚”爷。
我在永和寺教三年书，爹大约去看过我几回。学校搬到乌江河边与贵州沿河的黑獭堡隔着一条小河的橙子岭的中心小学。因为我是代课教师，学校空着四五套宿舍，被我幺舅公送给当地一些生意人装着水泥和肥料，也没分给几个代课教师，让代课教师却看着水不能喝水。代课教师们与几个年轻教师搭伙住，而我被学校安排到离中心校5里外的一个村小住，村小与中心校合并后没人看管，我便是学校不花钱请的护工。在乌江岸边坡上，四周坟地，不少农民同情我说学校干缺德事。我向学校领导反映几次，学校掌权领导是我婆的堂弟，我叫他幺舅公。他说：“谁叫你是代课教师呢？宿舍是国家给公办教师修的，有本事就当公办老师啊？”我无地自容。爹知道此事，专门去找幺舅公，但幺舅公却含糊其辞地说：“我也很为难，总不能因你我是亲戚就不讲原则，代课教师一视同仁！”爹气得没话说，不再认他的幺舅。后来，我已因宿舍之事触动，主动辞去代课教师。1988年9月，我考上长江边上的一所大学，离开我的伤心之地——万木中心校。多年后，我重新回乌江边以考官的名义监考。物是人非，我感慨万千：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在我当代课教师的艰辛岁月，我有过几次可以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可总与我失之交臂。1984年县农业局招土壤普查员，我的文考成绩全县前几名，体检填表，被农业局和人事局领导找去谈话。但最后安排工作却与我无缘，被一个乡党委书记只读过初中的女儿顶替，她根本就没参加考试，却进农业局当土壤普查员，成为堂而皇之的国家干部。后来听乡政府熟人说，那党委书记去县上找了关系就把我撸掉啦。1986年成人高考，我被乡附中推荐考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成绩全县遥遥领先，但入学时区教办不批，我自费也不批，我拿着入学通知不能上学，气得我提着杀猪刀跑到区教办，吓得教办主任发抖，承诺明年让我考读不花钱的民师班，但第二年民师班不再招代课教师，去年招代课教师因几位领导子女代课，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之后，那一条路就宣布作废。报考民师班必须当五年以上的民办教师。那些和我一样渴望转正的代课教师又一头迷茫。不能守株待兔必须杀出血路。1988年，我参加高考是告别高考七年之后再一次高考。这是我人生最后的一搏，我却奇迹般地考上了，虽只是两年制的专科，但我的大学梦终于圆了，连我自己都不敢想象，如果我考不上，说不一定就是家乡第二个鸭母。鸭母本姓黎，说话声音像沙哑，走路摇头摆尾，人们就叫他鸭母。他是家乡的第一个中专生，文革毕业。他父娘在世时，到处给他提亲他都不干，四十几岁还没成家，成为当地老人教育年轻人的反面教材。很多人都拿鸭母说事，后来听说他疯了……他本来安排了工作，被公社党委书记不明不白地卡下了通知，只有忍辱负重在农村修地球。人们都说他书读到牛屁眼里了。因此很多好事的家乡人也预测过我，读高中且补习一年花不少冤枉钱，书白读了。可后来的事实却告诉他们，我没成为第二个鸭母，倒成为他们教育子女的榜样：“看人家向某某，自学也能考上大学！有志向才有成就！”人们说话就像变色龙，随时可以改变对一个人的说法。
1987年秋天，爹和娘逼我和陈姑娘结婚。但我还不想结婚，一旦人结了婚就惰性，一切都会完蛋。一个名人说过结婚是人生的坟墓，也许有一定道理，我的想法是先立业后成家。我被爹恶狠狠地骂了几回，爹还请人给我看好期辰（吉日），准备1987年农历8月17日结婚。在准备去乡上领结婚证头晚，我去陈表妹家给她留了一个纸条：“你是一个好姑娘，如果你喜欢我，那就再等我十年！”然后我就回家等着挨爹娘的唾骂。第二天早上，陈表妹的孃，也就是我们的介绍人，急匆匆来我家兴师问罪，爹娘莫名其妙，当他们得知事情原委，爹骂着要我去赔礼道歉，但我却死猪不怕开水烫，无论咋骂，我就是不开腔，任凭爹娘数落，出现僵持的场面。无奈，介绍人也只好给我打圆场，只要我去认个错，女方不计前嫌，还是可以结婚。而我有自己打算，没工作就不能结婚。最后还是介绍人解围：“三哥，押买押卖不成生意，捆绑不成夫妻，看来是他们没有缘分！”爹又当着媒人面狠狠骂我：“狗日的，以后老子再也不管你啦，你就像鸭母那样打单身吧！”我也硬邦邦顶爹一句：“我就想让你看看，我将来究竟是不是鸭母！”我的举动让爹狠没面子，爹是一个很家长的人，在我的婚姻他已向准老丈人家打了包票，而我却拒绝结婚，爹在当地人面前就遭丢面子，还被人议论：“向三爷连自己儿子都没教育好，结婚大事也不听他的，看他今后咋还去给别人开交！”因为我结婚的消息已向所有的亲朋好友传播，通知婚酒期辰，我不结婚了，爹就去商量才十八岁的二弟。爹就给二弟说：“老二，只要你答应打亲家（结婚），爹就给卖手表和录音机！”当时录音机很流行，不少青年人提着录音机听邓丽君缠缠绵绵的歌。二弟终于没经得起爹的物质诱惑，成为我的替罪羊。爹也兑现了自己承诺。后来二弟还在开我的玩笑：“不是我顶你结婚，你还不是在农村！大哥，你应该感谢我！”二弟结婚多少给爹挽回点面子，但从此爹和我结下一层永远解不开的疙瘩，他怪我不听他的话，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孝之子……
当我外出读书时，爹起初说，成龙上天，成蛇钻草，永远也不管我了，但还是给我去区粮站卖口粮，给我准备上学的家当。亲自送我到黑獭乌江码头。
我上大学的那年冬天，我那年迈的婆离开她活了88个春秋的人世间。婆的去世爹没有告诉我。我放寒假回家，看到家门上贴着白色的挽联，才明白婆已不在。我大哭几回，问爹为啥不告诉我。爹说：“为了不影响你的学习！”爹本是个孝子，而为不影响我的学习却没让我见婆最后一面，生离死别，阴阳两隔，很难理解爹内心世界。婆对我们家同辈孩子中，她最疼爱我，亲戚们给送点好吃的她也舍不得尝一口总给我留着。有次，县城工作的表哥给婆买两斤香蕉，等我放假回家，她拿给我吃时，见香蕉完全腐烂，婆一个劲地责怪自己：“我真不知道香蕉容易烂啊！”一想到这些，我的泪水就止不住。
爹在很多场合都说不管我，如果他再管我读书，除非向字倒起写。我明白爹说的是气话。我读大学期间，我的生活费是爹背着大米到丁市场去卖筹集的。当时他已是五十大几的人了，还和年轻人一样去赶场。他曾对我说：“你的衣禄比较好，你读书那两年，家里庄稼特别好，大米也很管钱，你毕业之后，米也就掉了价！”
我大学毕业那年，家里经济开始活络起来。爹给一些骨伤病人医治，不时有一些零星收入。他收费完全凭病人公心，愿意拿多少是多少。那时，广东已开放，很多年轻人到南方掘金。几个在南方偷鸡摸狗的青年人被人打断腿，回来找爹治疗，爹收他们千元药费。爹说：“这些人的钱该收，也就是给他们一个教训！”而一般乡亲，爹免费医治。但有些病人放心不下，给爹送几个鸡蛋或一包糖什么的。
我大学毕业前夕，在县委办公室举办的全县公文写作大赛中获第一名，很多县直单位领导都表示愿意接收我，有领导向我数次暗示，要我“意思意思”。我找爹要钱，被爹严词拒绝：“狗日的，在哪里不是一样工作？你不要有肉就嫌毛多！总比你当代课教师强啊！”爹却将家里几千元钱借给隔房咪爷家交超生款，咪爷家几代单传，到了他这一辈，生四个妹娃，他还想生一个传宗接代的“值价人”，爹却没考虑自己儿子的前途，却把自家积蓄借给咪爷家。我对爹有些生气。如果他当时拿几百块钱给我联系工作，那么，我工作的起点肯定要高得多。开始我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乡政府当助理，我去找有关部门领导提出当教师的要求，我又被发配到“酉阳的西藏”黑水区——黑水中学。
爹不是一个物质主义者，也没传统农民那般狡黠。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家里经济条件大有好转，但爹也不太讲究穿戴，每次到我们单位去，他都是穿着补丁的衣服，妻子含沙射影地劝他几回，他却不在乎，还说：“几十年都这样过来了，我还讲究个啥子！”一次，我回家，娘神神秘秘告诉我：“前几天，你爹去乡上开会，被一位姓唐的书记评论了，说解放几十年了有些共产党员连穿的都有解决，臊了共产党的皮（脸）。”原来爹挨了烫圆（批评），才改掉了几十年的老习惯。后来，我一见爹穿新衣服出门赶场或走亲戚，我就暗暗感到好笑，就会想起那党委书记批评他的话。有时候，一句话也能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习惯。爹在时代的面前，也得默默地随大流。
九
我一到黑水中学工作，爹娘就安排我带小弟读书，希望他有一个好前程。爹娘最疼小弟，可小弟不听话，常让大人操心。爹常背着大米和猪肉去看我们。黑水当年莫得水吃，要到十里外的大涵洞去挑。学校用马车和拖拉机拉水吃，有家室的教职工每天一桶水，而我们单身汉每天两小盆，常吃饼干加汽水，有时吃得呛眼，两行泪水直流。时值财政下放区乡，教师工资被拖欠成为家常便饭。新的“读书无用论”风起，不少学生辍学打工。我的邻居黎老师，也和我一年参加工作。他是涪陵师专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当过采石文学社社长，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因酉阳教育界某领导看上了他，要他给自己智障女儿当女婿，他没答应，也就和我一道发配到黑水中学。他家住后兴乡高山大盖，条件不好。他的工资除自己开支外，还要承担他弟弟的学费和生活费，每月日子过得很潦倒，常到我宿舍蹭饭吃。他说：“老向啊，一天我来你这吃一顿，吃多次了我不好意思！”一年腊月初，爹带猪肉去看我，黎同事就到我宿舍吃晚饭，吃着吃着就嚎啕大哭：“向叔，过得太艰难了，学校几个月没发工资！老向比我好一点，他有你老人家支持！我不怕你笑，我可半月没吃肉了！”爹就叫我把他带给我的肉分点给他。黎同事终于经不住生活的煎熬，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南下广东，将近二十年的打拼，目前已是身价千万的装修公司老板。
小弟不好好读书，与班上那些游手好闲的同学为伍。我在黑水中学工作四年多，爹常不定期到黑水看我们，一是看我对待小弟好不好，二是督促小弟好好学习。有一回，小弟逃学偷偷跑回家，向爹告我一状，说我不给他煮饭，与他开两种不同的伙食。爹听说之后，以为我真像小弟说的那般，很生气，在家里大骂我忘本。他不动声色地从老家到黑水，在我宿舍外还听了墙，进屋看到我和小弟正在吃饭，还吃肉，爹骂小弟：“狗日的，你还日哄我，说你大哥虐待你！我看是你狗日尽扯谎！”从此，小弟谎言现白，爹也就不再相信小弟“告状”。我明白小弟不想和我一块吃饭，因为他想从生活费里挪钱抽烟。我知道他心头那点小九九。我给爹解释，爹终于明白小弟的意图。小弟是我家姐弟中最不听话的人。“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因他最小，从小受到父母溺爱，没吃过苦头，我行我素惯了。我在黑水工作期间本有希望调到城郊的板溪职中，但因小弟跟我在一起，我就自然放弃了。当年黑水中学中考成绩在全县五连冠，因而，想进黑水中学读书的人很多，录取的分数线也自然高，不少县领导子女都选择该校。按小弟当时的学习成绩，考上中专八九不离十。只要考上中专，就有一个稳定的饭碗。爹是这样考虑的。县教委把我调到板溪职中，小弟就得转学，肯定考不上中专，我就放弃了那调令。可小弟初中还没毕业，偷偷拿着爹带给我的两百元钱就去了广东。
参加工作后，我曾有过好几次改变环境的机会：一次县政府招考领导干部，我选择报考县经贸委副主任，我成绩第二名，基础题总分五十分，我得三十六分；作文题总分五十分，我得二十点五分。我的总分与第一名相差零点五分。基础题是客观题，没人敢动手脚，而作文题却由领导打分，结果我的作文分还没某领导弟弟的分高。有关领导还像模像样地开导我：“小向，你的基础那么好，以后把写作训练一下，前途不可限量啊！”我知道他是在日弄我，如果真正把我的作文和某领导弟弟作文进行比较，他的作文根本与我不在同一个层次。后来有人告诉我：“你本来就是给别人垫底，这次招考主要是解决某领导弟弟的身份！”后来我又参加过两次考试，一次考县党校写作教师，另一次考教委工作人员，尽管我的文考成绩遥遥领先，但最后还是淘汰出局。我对改变环境已不抱任何希望，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没过硬的背景，发展空间几乎为零。爹也几次劝我：“要知足了，不管咋样，已有一个正式工作，比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农活好多了！”可我心里还是不想认命，为什么自己不去拼搏一下？我在黑水中学的几个同事考上了研究生，而我也想过考研究生，但我英语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只相当于幼儿园孩子的水平。
1995年，我调到酉阳三中。我姐夫的表哥当上该校校长，没说任何好话就主动把我工作调动手续办好了。那时，财政仍然是下放到区乡，县里只保县属单位的工资，酉阳三中是县属中学，工资由县财政解决。至此，我工资有了基本保障。我在黑水工作四年多，差不多三年是赊米赊面过来的。我在那里结婚生子，妻子是当地人，岳父是教办干部，熟人比较多，再加上我为人比较诚信，时常到一些熟悉小店赊米赊油，一旦发工资，就会立即还上。我深刻理解“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处世哲学。酉阳三中在丁市镇，在没撤区并乡之前是区公所所在地，离我们老家向家岭二十八里路程。这次调动离老家近了，如果没有发展机会，我就准备在这里等着退休。
因为当年没听爹的话，我和妻子结婚，爹居然没参加。我结婚比较简单，买了几包糖，请单位几十个同事吃一顿饭，把我和妻子两人被子合在一起，就算是结婚。那是1993年5月4日。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根本买不起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新三件”。爹后来有时感到内疚，因为没给我们办婚礼。当时我拒绝他为我选择的婚姻，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声明不会管我的婚姻，他说到做到。我知道，他内心始终有一些过不去的坎，但他又不能表露。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比较专横的家长，几千年来的观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无法改变，我也就只有适应他。爹娘的生日，再没空我都要请假回家，与他们团聚，向他们祝生。
岁月沧桑。爹不知不觉也就进入花甲之年。小弟也成了家，爹的日子比以前舒坦些。家里的责任地仍做得一丝不苟，比哪家农活都做得好，此外他还是家乡的编外医生，不少骨伤病人都被爹治疗好了，包括贵州沿河黑獭乌江两岸的病人。爹始终恪守着救死扶伤的理念，对没收入的人免费治疗。他的草药十分见效，一些到贵阳、重庆大医院没治好的病人，都被爹治好了。更多时候，爹不但给病人治伤，还要承担病人的生活。不少病人到我家，爹就把他们当亲人，叫娘给他们烧开水、煮饭吃。见找爹的病人络绎不绝，我就建议爹到丁市街上去开骨科诊所，挣更多的钱。爹说：“人不要往钱眼里钻！我的师傅给我说过，救人主要是积德，病人没钱就不治啦？”听到爹这么说，我就再也不好劝爹了。
十
每天有肉吃是一个普通农民的梦想，也是爹的梦想。进入21世纪时，爹这梦想终于变成现实。爹和娘在家一年杀两头肥猪，其中一头，大部分都被爹一人吃掉。每餐饭，他都要蒸一碗腊肉，吃得有滋有味。腊肉属于三高食品：高盐、高脂肪、高营养。曾几何时，我劝爹说：“腊肉不要经常吃！”爹白我一眼说：“农村人除吃腊肉还吃啥？祖祖辈辈这样吃都没问题，就我吃出问题啦？”我知道，我说不过爹，只好随他，啥话都不说，他喜欢吃就让他吃。常言道：孝父母不如顺父母。
爹娘的责任田根本不用我们子女们担心，每年总有一些乡亲主动帮他们铧土犁田，有时是谁给他们田的秧栽了都不知道。爹知道，乡亲们感激他，他们受骨折或扭伤，爹常用简单几味草药就解除了他们的痛苦，如果到大医院，不花千元也要花八百，有的医院动辄就是上万。你敬别人一尺，别人就敬你一丈。爹的好意换来乡亲的劳动力。只要我家干什么，爹娘招呼一声，乡邻们就会来帮忙。
那年，爹患上急性阑尾炎。我听说之后，亲自去官清乡下将爹接送到医院治疗。医生说，如果晚半个小时，爹就没命了。我请假在医院陪爹三天三夜。爹病好之后说：“我有些对不起你，连你结婚我都没参加，以前我真的错了，你的想法是对的！”爹终于在他老的时候，反思他当年一些过激的行为，因他一些看似合理的传统思想，却给自己后代带来某种人生的隐患。比如我堂哥的婚姻，就是我爹撮合的结果。本来堂哥堂嫂是堂表兄妹，没有一点感情基础，爹却硬将他们撮合成一对，后来堂哥日子过得不愉快，看到爹就绕着走。如果不是爹撮合他们，也许他的家庭要幸福一些。当年大伯在外工作，家里大小事情都交给爹打理。爹也履行着家长义务。大伯有什么事就说，“去问三爷！”爹心肠热乐意帮人，可常是好心办成了坏事，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这点，深感后悔。
爹七十大寿，我按家乡风俗，以当地最高规格给他办一个生日庆典。不少亲朋好友都来参加爹的生日宴会。那时，政府部门公车管理还较混乱，我就打了一个擦边球，找几个朋友“公车私用”，接送那些前来吃寿宴的亲戚朋友，还放了不少爆竹，让爹开心一回。我给爹祝寿绝对不是敛财，而是出自内心感激。爹一辈子劳碌，没过一天安身日子。我是让他得到一丝人生的满足。
爹上了年纪，我劝爹不要再种那几亩责任地了，一切开支我负责。可他却说：“趁自己还能做，尽量不增加你们的负担！”我也就无话可说，作为一辈子劳动过来的人，他们喜欢劳动也许是好事，因为他们一天不劳动，周身就会不自在。我无法说服爹，就让他和娘在老家过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日子。
有一回，爹到单位看我，单位有位同事上烟时，没给爹递烟，爹二话不说就去单位小卖部买一盒比那同事更高档的烟，给在场的每人都发了一支，而且还给那同事也发了一支，让当时在场的人都傻了眼。后来，那位同事还专门来我家给爹赔小心。爹说：“我看不惯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人，发一支烟又咋样？他看不起我是农民，老子又不是买不起烟，我就是要羞辱他一下！”爹是一个犟脾气，我不与他理论，笑笑了事。
爹的身体没往常有力气，感到胸闷。我劝他到医院检查检查，他却说：“人老百病出，很正常！”我回家见他闷得很厉害，硬拉他到医院去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爹患上严重的高血压性心脏病。医生建议爹戒烟戒酒。爹原是一个老烟客，草烟常不离手。我们几弟兄不好说，就让我儿子给爹说：“公啊，抽烟有害健康，为你身体着想，你该把烟戒了！”儿子的话比谁都管用。从此，爹与烟彻底告别了。爹为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打圆场说：“佳儿说戒烟有益健康，我听他的话把烟戒了！”
腊肉是一种典型的高盐高脂肪食品，其中的亚硝酸盐是直接导致心血管病的罪魁祸首，而我只有这样对爹说：“尽量少吃一点肉食！”他却说：“老子已活七十几岁了，该吃就吃，不吃白不吃，现在不吃，要等到棺材里才吃啊！”当医生的堂姐夫也对爹说：“三爷啊，笔群说得对，你那病确实不能吃腊肉。”爹才对吃肉问题收敛一点。但背着我们，他仍旧吃。一次我把他送到某三甲医院检查，医生问他：“老人家，你是不是在乡下常吃腊肉啊？”
爹说：“是啊，我们乡下主要吃腊肉啊，不吃腊肉还吃啥啊！”
“你的病就是吃出来的啊，你的血脂很高了，再吃就危险啊！你的血管也有问题，特别是心脏已不能承受啦！”
听医生这么说，爹才不情愿地说：“我听你们医生的，我不吃了！”
我也说：“以前我给你说，你不信，现在信了吧？”爹这时才勉强点点头。
前些年，为了联系爹娘方便，我给爹买一部老年手机，但他们很少打，只有家里有不好的事，他们才打来。因此，只要他们一打电话来，我就知道爹娘一定有事。有段时间，我很怕接到他们的电话。每隔一天，我就主动给爹娘打一次电话问候。只要听到爹说：“不用担心，我们都还好！”我的心就宽了一些。
我在酉阳三中工作将近十年，我已成为单位为数不多的“元老”，因为与我一起进校的同事千方百计找关系调离了。不少朋友劝我想办法挪动一下。其实，我刚到这单位工作的第二年，就有改变工作的可能。我和县委书记彼此是文学爱好者，相互认识。周末，他邀我到县城招待所，吹牛谈文学，谈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邓贤《流浪金三角》。县委书记几次暗示要帮我改变工作环境，还把我借调到县委办公室实习几天，可我呆不惯，主动要求回原单位。后来再也没人帮我考虑工作调动。尽管我是本县本土第一个加入省级作家协会的会员。那时，在好多文化人呼吁之下成立了文联，却只是为某些领导解决了几人渴望已久的行政级别。我对家乡文学建设很失望，连在诗坛有一定影响的诗人冉仲景，也还在一个中学教书。因我平常爱说真话，我被县里选为文艺界的政协委员。爹得知我被选为政协委员，他怕我说真话吃亏，几次对我说：“你今后说话要注意一点，祸从口出啊！”以前一直说真话的爹突然说这句话，我百思不得其解。爹的思想咋发生变化了？也许是沧桑的岁月让他体会到一种人生的真谛。
一年，我那只读过中师的内弟，通过自学考上电子科大研究生。内弟上学前到我家时对我说：“大哥，你也是不是考研究生试试？”内弟一句话，让我又有了一种勇气。我一些朋友都考上硕士、博士研究生。朋友们也劝过我：“作为农家子弟，改变我们命运的只有通过读书，考研究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内弟的一句话就让我有了斗志，决定考研究生，我联系几个在高校工作的文朋诗友给我买教材与参考资料。2003年研究生考试，我除外语以外，其他学科成绩均达录取线以上。西南大学蒋登科教授、四川大学尹锡南博士等，纷纷打电话鼓励我再加一把油肯定考上。第二年再次参加研究生考试，其他学科成绩已属于优秀行列，又是外语把我挡在门外。第三年，在我决定要不要再考研究生的关键时刻，蒋登科教授说：“老大，你是不是可以改考日语啊，不少人考研究生学日语一年就考上了！”我又叫内弟给我买一套《标准日本语》，学习几个月第三次参加研究生考试，我步入不惑之年居然还考上了。我作为一个专科生自学考上研究生，在当地成为了一个新闻人物，当地党报、都市报、电视台等都争相报道。我去西南大学上学的前夕，重庆电视台“巴渝人家”栏目，还到我单位与家乡为我拍了一个专题片，片名叫《学路漫漫，开学的日子》，讲述我从一个代课教师到自学上大学，又自学考研究生的故事。制片人还专门采访我爹：“你认为你儿子最大的优点是什么？”爹回答道：“我最怕当年我儿子挺不过来，他几次考学考干，都被人顶了，但他挺过来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坚持！”后来电视台播放时，没删去爹这几句话。
我上研究生前夕，爹专门从老家背两床棉被，坐着侄儿的车从丁市街上来到我家。见爹满头大汗，我内心充满感动，我说：“爹，背棉被干么？我们有啊！”“你有是你自己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结婚时我没表示，就当是我一点弥补吧！”爹说。此刻，我知道爹的心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滋味。
那天，爹还说一些叫我不要担心他和娘的话，家里粮食完全可以支撑五年，还有几万元的积蓄，不要为他们生活担心。
我读研期间，爹成了家乡的大忙人，凡寨子有人结婚，就请爹和娘去牵新媳妇，从堂屋牵到洞房，目的是沾点爹的手气，因为我是家乡第一个研究生，乡亲们希望自己后代也像我一样读研究生。无论多忙，爹总是有求必应。他受到家乡人们的尊重，自尊心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十分得意和自豪，笑脸总挂在他黑桃般的脸上。
十一
我希望爹和娘到我家居住，但他们说啥也不肯。我知道他们怕出去了就回不了家。回家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最后的愿望。当年我大伯死在医院，爹哭了好几次。他内心是要劝大伯回家，但当医生的堂姐夫不让，死后没能进自家屋。我们家乡的风俗是，死在外地的人回家不能进屋，法事和道场也只能在院子里做，所以家乡上了年纪的人都不愿到外面养老，而是守着自己老家等着不在（去世）。作为长期生活在乡下的爹，当然也不能免俗，他和家乡同代人一样，有一种恋乡情结，家是他们生命中最神圣的归宿。
2006年4月，差点击垮了爹。一场大雨与冰雹把他和娘苦心经营的新房子打得粉碎，那是爹和娘一辈子劳动创作的作品。爹在大雨中断断续续地给我打电话说：“家完了，房子没了！”而我最关心的是人出事没有。爹说没有。既然人没什么事情就最好，房子没了还可以再建。我要他和娘到丁市镇上我家住。爹却说，等天晴了，就找人把房子修起来，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
屋漏又逢连阴雨！在老家房子被打坏的第二天，我又接到三弟媳的电话，说外出打工的三弟在广东清远出事了。我从重庆赶往广东，三弟被人害死了。开始我们瞒着爹和娘，说小弟只是生病。我怕爹娘熬不过来。人生最大的不幸是老年丧子。三弟是爹娘最疼爱，最担心的儿子。三弟初中没毕业就到广东打工，有时没回家过年，爹就老是叨念：“老三在外面哪里过年啊？过得好不好啊？”三弟的不幸，给爹打击很重，只是他没表露而已。爹在当地人们眼中是一个十足的硬汉子，平常很难见他掉泪，只有婆去世时哭过几场。有时爹会看着南方的天空沉思。我知道，那是爹在想念三弟。每个孩子都是爹娘心头肉，但爹有自己排解痛苦的方式，他一有空，就到自留地莳弄庄稼，种一些四季常新的菜：春季的莴苣、夏季的四季豆、秋季的南瓜、冬天的白菜……有时还带一些给我们吃。他说：“我种菜没用农药，用的农家肥，比市场上买的菜好吃得多！”
爹明显苍老了，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和痕迹。爹六十几岁时，还能背上一大背篼的稻谷，而现在，他脸上已经出现斑点和皱纹，走路已没有以前硬朗了，有时走几步路就要停下歇一会。看到他的状态，我总有些于心不忍。我研究生毕业本来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工作，为了爹和娘，我只能选择离家最近的铜仁。但当地政府不让我到外地，马上把我选调到县宣传部门。因为我读研究生期间是新闻人物，不少媒体都报道过我学习的经历，我还被评为西南大学的首届十大杰出学生，重庆市三好学生，也是重庆市优秀毕业研究生。我在各种报刊发表近100余万字的作品，获得几个奖。读研究生我就是靠稿费维持，我儿子上初中，妻子下岗，母子俩靠我的工资度日，我走过了一条人生的艰辛之路，如我不踏实学习，肯定改变不了环境。那时，研究生不再是香饽饽，不少研究生就业还不如本科生，而我就像在钢丝上行走。爹常为我担心，他怕读研究生把工作读掉了，时常打电话问我的学习，叮嘱我要吃饱，不要担心他和娘。爹和娘除种菜园子外，每年还喂一头猪，过年杀猪，给儿女每家送一块猪肉。
每年正月初一，爹带着儿孙们给祖先上坟，为我们家族传递着薪火，他说是前知古人后知归。尽管我感到好笑，但我却不敢表露，怕爹骂我忘了祖宗。因此，每年过年回家，爹带着一家人去给祖宗上坟，便成了一种雷打不动的庄严仪式。
爹很重弟兄感情。大伯生病住院期间，爹一直在镇医院陪着大伯。大伯临终前，还喊着爹的名字。当时，大伯的儿子还在广东打工没回来。爹答应大伯一定要把侄儿喊回家。爹本身有心脏病，身体不好，但大伯去逝后，他不得不带病主持大伯的丧事。
爹曾生了一回重病，在县医院，医生都说无治愈的希望，但我却对负责爹的主治医师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绝不能放弃！”家人都准备放弃爹的治疗，我一个人仍然坚持。后来爹逃过一劫，他逢人就说，“是我家老大把我从死神那里抢了回来，我要珍惜自己!”孃说：“是你儿子的孝心感动天地！”从此，爹就像变一个人似的，做事再也没像原来固执了。他感受生命宝贵，亲情可贵，还常劝财心比较紧的娘要学会放弃，“钱、粮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看淡一些！”这是劫后余生的爹，终于在年近八旬时，明白的人生真谛。
爹和娘都满了八十岁，成为耄耋老人，在我家乡属于双福寿星。与爹娘同时代的不少老人，坟头上已长过几茬茅草，而爹娘却还健在，享受着社会福祉，有养老金和高龄补贴，爹还是入党六十年以上的老党员，享受到组织每年数千元的老干部补助的优待。人们说，这都是因为我爹长期积德的善果。
前年夏天娘发病昏倒，县医院已没办法，转院检查，查了CT才发现娘的大脑血管问题严重。娘要求放弃治疗。孃和其他老辈子们都说我们几个子女不懂事，娘病成那样还往医院送，要是老人不能回家咋办？经过十几天的抢救，娘终于熬过了危险期，恢复得很快。去年她的视力又出毛病，再次给她做CT，她的脑囊肿已彻底钙化。娘的生命力很强大，她几次说，是我用钱把她的命买回的。
常言道：老来还小。今年夏天，娘眼睛受到感染，在家乡医院医治没好转，我就把她接到我工作的城市治疗，谢天谢地，医院用最常见的药就把娘的病解除了。她的病刚好，她就放心不下在家的爹，还有家里的几只鸡和两只猫，急着要回家。那天，大姐也打电话给我说：“老人想回家就让她回家，喜欢住几天就住几天，不要强留！”我知道是娘打电话给大姐，大姐才这样给我们打电话。爹和娘很相信大姐，虽是堂姐，但她从小在我家进出，爹和娘本身把她当女儿看。
2013年冬天，我到贵阳出席一个会议，在回铜仁的火车上接到娘打的电话，说爹的病情很扎实（很重），要我马上回家看看，爹很想我。当时我还不相信，昨天给爹打电话都说还好，咋又发病了？于是，我打电话给二弟，叫他去看看爹的病情如何。不一会儿，二弟回电话说爹的病情不太乐观。我叫二弟把爹送到铜仁，由我安排医院。开始爹咋说也不来，因孃找人给他算命，说爹过不了冬月三十。爹听孃的话之后丧失治疗的信心。我说：“不要迷信，患了小小感冒，没有大问题！”最后爹勉强同意到铜仁治疗。入院后，爹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孃孃还给我打几次电话说：“你爹病得那么扎实，你还敢往医院里送啊！你几十岁了还不知事啊！”我在电话里给嬢嬢说：“我们当子女的总要尽力而为，不能有遗憾！”嬢嬢知道说不动我，也只是说：“如情况不好，赶快送你爹回家！”我知道嬢嬢也是一片好心，她怕爹万一出事，回不了家，上了年纪的人都是同样的心情。其实，我内心也最怕他回不了家。家在他的生活中是一种无可替代的支柱，是他们一辈子生命的载体。
送爹到铜仁市第二医院，医生见爹的病情就有些为难，而我却说：“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抢救！”我还请朋友们找医院医务科长出面帮忙，才让爹住院。一个星期，我都是在医院椅子上度过的。二弟回家给娘说我的情况，娘哭几回，说我这些年很少吃苦，肯定很难受，特别是听说我一天在医院守爹吃干馒头。
爹治疗的第三天上午，医生到病房宣布停止治疗，叫我去办出院手续。我又去找了几个医院领导，与他们签订住院的协议，如果出什么意想不到的状况，不找他们的麻烦。我知道，当下医患关系紧张，医院怕爹万一出事，怕我找医院的麻烦。而我多次重申：“尽最大努力医治，一定要做到没半点遗憾！如果是自身原因，我绝对不找医院半点麻烦！”医院诊断组专家听后只好说：“我们理解你们家属的心情，如果七天之后老人还没好转，就只好放弃了！再医治也没什么意义了！”
爹是一本书，是一本人生的厚重之书，同时也是一本有着历史色彩之书，蕴含着他人生和社会历史的某种不可取代的生活元素。他的一生更像一部情节起伏跌宕的传奇小说；当他生命中出现柳暗花明时，总又出现意想不到的不幸；在他遇到不幸的时刻，却又会呈现出人们预计不到的结果。因此，我相信，奇迹总会若干次在爹的身上出现。
爹在医院一直处于模糊状态，但他心里明白，他的大儿子肯定守在自己身边。每次，当他从迷迷糊糊中醒来，见我坐在他旁边，他就放心闭下了眼睛。他的身体出现心衰、肺衰，而且肝脏转氨酶超常人近七十倍，医院也只能不停地用“升级版”药物治疗。第七天，爹果然战胜病魔挺过来了。这与他对生命的欲望有很大的关联，也与曾经旺盛的生命力密不可分。感谢上苍，让爹又重获新生。爹醒时两眼流着泪水说：“我原来认为我再也不可能活过来了，难为你了，儿子！”
第一次听到爹说感谢我的话，我鼻子酸楚，什么话也没说。从我开始懂事起，一直是与爹对着干，经常发生火药味十足的冲突。我心里显然恨爹，特别是他长期近乎霸道的家长作风，让我一直接受不了。当年，他逼迫我成亲，一直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如果当年他不逼我与表姐认亲，到贵州上学，我的人生将是另一种结果。但是他是我的爹，给了我生命因子的爹！
爹的一场大病，让我们俩爷子几十年的隔阂终于烟消云散。
当爹在医院昏昏沉沉住院八天之后，病情得到彻底控制，他说什么也不住院了。他听说每天一千五百多元的医疗费很是心疼。尽管是我出钱，但他坚持要出院调养。他说：“我知道我的病，只要感冒好了，老病只有自我控制，慢慢调养，住在医院也是白搭！狗日的，烧钱啊！”我和妻子反复给他解释，但他坚持要出院。经过医院专家的评估，爹除了心脏病以外，其他隐患已彻底解除，可以回家静养。我请一位有车的朋友，将爹接回家。我家住在七楼，车送到楼下后，我要背他上楼，他却坚持要自己走上楼。我说不动他，只得让他试试。但他站起来动了动脚，有气无力，还是无法挪动，他只好答应让我背他上楼。这是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背爹。小时候，爹不知背我好多回，而我在快入天命之年时，才第一次背爹。
爹在我家静养期间，我向单位请长假陪他。我不想让爹在生命中留下遗憾。工作固然重要，但是爹只有一个！就是扣了所有工资奖金,也要陪着爹！而只有十几天就是马年春节。我提议在我家过年，将在老家的娘也接来。开始爹有些支支吾吾。我知道，他想回老家过年，因为他常说，“叫花子也有一个三十夜，麻雀也有一个年！”我只好因势利导，拿他的病情说事：“看你的身体啊，医生说的必须静养一个月才能下地，回家不方便啊！万一……”听我这么一说，爹就只好妥协，答应在我家过年。
我说服了爹，又要说服娘，让她从老家来我家过年。娘也是一个犟脾气。我先给二弟打电话说了我的想法：“两个老人不能在两处过年，你劝劝娘到我家。”没多久，二弟打电话说：“娘咋说也不来你那里！”于是，我和妻子就劝爹给娘打电话。爹打电话给娘说：“我在老大这里一切都好，等春天养好之后才回家。老太婆，你也过来吧，你一个人在家也不方便！”听爹这么一说，娘也就答应到我家过年了。第二天，二弟专门从老家坐火车把娘送到我家，这是娘第一次坐火车。因为娘坐汽车晕车，暑假接他来治病就晕得很老火，一上车就呕吐，到我家之后半天才恢复元气。
两个老人在我家过年，心里很高兴。这是我有生以来在家乡之外过的第一个年，爹也是，娘也是。看到爹的脸色一天天红润，我的心也就开始轻松起来。
十二
刚过完春节，娘就吵着要回家，但爹的内心实在不想回。我从爹的眼神里清楚这一点。我和妻子多次劝娘，万一要回家也要等爹的生日过了之后再回吧。爹的生日是农历的二月十五。但是娘总是说，家里的那几只猫离不开她，还有她要栽洋芋，因为她和爹喜欢吃洋芋。我再三劝娘说：“洋芋就不用种了，我拿几百块钱买几百斤，吃得了多少？”
娘说：“我们也还要为人啦！”
听到娘的话，爹说：“老婆子，还为啥人啦？在老大家不是生活得好好的？”
正月初六，娘还是要回家，那天铜仁开始下雪。我说：“娘，无论如何，也要等雪停了之后再回，再说车票不好买！”娘只好妥协，说：“那就等雪停了之后，一定要送我回家！”爹说：“听老大的没有错，一定要等雪停了之后才回家！”
娘只好作罢，但是一直都在埋怨天气。我每天都给娘解释，爹是想在我家过了生日回家的。但是，爹拗不过娘，因为娘是一个要强的人，老了，娘说的话就是圣旨，爹也只有服从。我就暗暗地笑爹，爹在老了时，成了不折不扣的“妻管严”。难怪老家的人都说，爹和娘年轻时候老是磕磕碰碰，老了感情特别的好，可谓相濡以沫。真是少年夫妻老来伴！
天色老是不好，每天总下雪，天很寒冷。但是娘总是吵着回家，而且还怪二弟骗了她，把她送到我家来之后就不管她啦！我说，雪停了之后，就送他们回家。爹也说：“不要怪人，要怪天，天不晴，怎么回家！”
爹说的是真话，丁市镇离我家有十四公里，其中有七公里是乡村公路，下雨下雪就无法通车，因为路是黄泥路，路上到处是水塘和泥浆，走路老是一走一滑的。每年回家过年，我最怕的就是天气不好。只因爹娘在家，无论天气再坏，我不得不回家！
在娘的唠唠叨叨声中终于过完了元宵节，娘在我家再也呆不住了，又发起了脾气：“你们不送我，买一张车票让我自己回家！”
听到娘这么一说，爹也只好说：“老大，你就给我们买两张车票吧，明天我们就回家！”
我只好去火车站买了票，当然是四张，我和妻子都要送爹娘回老家。车票是正月十六上午九点的，但是到车站一看晚点四个小时。我就建议回家休息等车，在车站候车室冷。娘又认为我是在骗她。她说：“你们回家去等，我在候车室等。”最后，我儿子出面给娘解释说：“婆，真的没有骗你，车真晚点四个小时，在候车室人太多，空气也不好！”这样娘才同意回家等车。我家就住在铜仁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区，到火车站只需六、七分钟，平常我坐车总是提前十分钟去火车站，从来没误过点。
我们在家里做午饭，烤糍粑，爹吃了一个，而娘没有吃，她说，吃了东西晕车。其实我知道，她是在向我们抗议，怕我们不送她回家。娘一辈子生活在乡下，习惯了那里的生活，一旦离开了她生活的地方，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吃吧，老婆子，不会哄你的，还要好长时间才回家呢！”爹也劝娘。爹是想在我家过了生日再回家的，因为回家后，又是他们两老口住在自家的老屋，过着孤独的日子。一旦过了春节，村里的人们都外出打工，家里就剩下了老人和孩子独守家园。家里的二弟和上门的弟弟也要外出。二弟以前在家做生意，但是由于两口子好赌，家里的财产输得精光，仅去年就赌掉了三十几万元，连车子也赌掉了，从原来的老板变成了打工仔。等正月十五一过，他就要去广东打工。
要回家了，爹的表情上书写着恋恋不舍。
我说：“夏天到我家来避暑，我家有空调！”
爹说：“夏天就不来了，冬天来你家避寒。夏天老家不是很热！一进入冬天，我就来！”
走出我家门时，爹的眼里溢满泪水。也许他有一种预感，几次回头望了望我的家门。
火车虽然晚点，但是仍然在当天下午两点钟赶上了回家的火车。一到酉阳火车站，一个陈姓兄弟将他刚买不久的帕萨特开到站口等着我们。他说：“哥子，我的车只能送你们到丁市！我的车底盘低，没办法！”于是，我就打电话找做生意的一个王姓同学，我知道他家里有大车。他说他在铜鼓吃酒，叫我们到铜鼓之后就联系他，没有问题，既然是送老人家回家，他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路过酉阳，几个朋友都要请我们一家吃饭再走，我说天色已晚，再说娘也晕车，希望早点回家，因此，我就婉言谢绝了朋友们的好意。
回家路总是那么的辛苦。转了三次车，终于把爹和娘送回老家。回到家时，已是晚上9点钟了。我和妻子在老屋后面的公路上，把爹娘交给二弟，嘱托几句之后，连家门也没有进，就随车返回，因为送我们的车还要到别的地方拖东西，不能耽搁别人的生意。
爹娘回家之后，每天早晚我都要给他们打电话。我怕家里给我打电话，爹娘老了，家里的电话常常传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
每次我打电话，爹都是说没有什么问题。我只要在电话里听到他气息不对，就要反复询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爹总是说：“没有事没有事！”我知道，爹是怕我担心。
三月下旬，妻子回老家看爹娘，回来对我说：“爹的气色不错，每天还能到处走走！”
日子熬到四月下旬，我在电话里听到爹的声音有些不对，就有一种不祥之兆。我问：“爹，是不是身体又出了啥状况？”他说：“没事，甭担心！”
我和妻子决定回家看看爹，究竟是咋回事？最近他说话总遮遮掩掩的，我预感好像有什么事情发生。
4月29日，劳动节前夕，我和妻子回家，爹娘当天已经被二弟接到他家住了。见老爹的身体不如从前，站起来走路都很困难了，我问：“怎么回事？”爹说：“没有事！”我知道爹身体一定出了大状况，但是，爹勉强站起走给我看。我问他：“按时吃药了没有？”他说：“按时吃了，不信，你问翠（二弟媳）！”
4月30日，我和妻子去赶铺子场，称肉去给爹娘包饺子吃。在场上，我们遇到了孃。孃问起爹的病情，神秘地对我说：“你爹在信什么教，已经好久没吃药了，每天只是跪着祷告！”
听到孃的话，我终于明白了爹的病情加重的原因。
回家后，我问：“爹，听说你还信什么教？要相信科学！吃药才能治病!”爹已经知道我了解他的情况，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不管我怎么说，他都一言不发。
“你是共产党员，还信什么教？不打针不吃药，就能治好病？那是邪教？政府正在打击呢？你怎么这样糊涂啊？”我喋喋不休地对爹说。
“我错了还不成！今后我一定吃药！”爹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可怜巴巴地望着我说。
我把爹的药数了数，说：“还有七十二天的药，每隔一周，我都要来数数看，看看你究竟吃了没有？如果你想自己活下去，就得及时吃药，要争取多活几年看看世界！”听到我的话，爹泪眼汪汪，连连点头。
5月2日，我和妻子准备返城，刚到丁市，才进堂姐家门，就接到娘的电话，说爹在吐血，恐怕不行了，我马上包车，与堂姐和堂侄女一同回老家。
我们大家都劝爹到丁市镇上的医院治疗，爹就同意了。我给二弟媳交代，在家一定管好娘。
在医院经过三天的治疗，爹病情基本稳定。医生说：“你爹的病只有控制，只要不感冒，就没有问题，关键是要按时吃药，药一天也不能停！”
爹听了，吵着要回家。我们又包车送爹回家，再三嘱咐他不要停药，按时吃药。
回到铜仁，我每天都打电话询问爹吃药了没有？他总是说：“吃了，咋没吃？不信，你回来数数！”后来，才听娘给我说，其实爹是在哄我，他根本没有吃药。
没过几天，爹的病又出现反常，还打电话给在广东打工的二弟。二弟回家那天，我也回家。二弟找熟人用摩托车把爹送到镇上医院。当时我有些不客气，爹病成这样啦，你还敢用摩托车送啊？节约钱也不能拿老爹的性命开玩笑！
我一到，就用镇医院的救护车把爹送到县人民医院。刚上救护车，妻子就打电话联系医生，她的堂妹夫在县医院当领导。
一到医院，一路绿灯，但中医院没有了病床，又联系人民医院，最后，在医院当领导的亲戚帮助下，终于让爹住了院。
检查，全面检查，是医院的流程，一般病人住院都要全面的检查，当下流行的一个医疗词汇“过度治疗”。
这个医院出过全国最美的护士余书华。但是其他的护士可都不是余书华，有些护士并不像她那样有责任心，连给爹上心电控制仪的位置都弄错了。我那当领导的亲戚看到这状态，吼了几句，然后自己亲自操作。
由于当领导的亲戚亲自过问，第二早晨9点钟，医院的专家组对爹进行会诊，内科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仔细地谈了爹的病情，目前很不乐观，叫我要有思想准备，老人随时可能离开。
但是通过几天的治疗，爹的病情有些好转，精神也不错，每天能吃一点稀饭和水果，特别喜欢吃葡萄。不少亲戚和朋友到医院看望爹，有的朋友还给爹送了鲜花。我对爹说：“你的身体没多大问题，只要配合治疗，按时吃药，很快就会恢复！”爹点了点头。我和妻子劝爹病情稳定之后到铜仁疗养，爹也满口答应了。因为星期一上午有课，我对爹说：“我到铜仁上完课后，再回酉阳接你！”我还找在酉阳车站当站长的朋友安排好车，送爹回家。随后嘱咐二弟照看好爹，当晚，就与妻子回铜仁了。
到铜仁刚下火车，我就打电话问二弟。二弟说：“爹的病又发了，疼得厉害，咋办？”
我说：“我走时，预交医院五千，要尽力抢救！”
爹治病的所有费用都是我出的，二弟虽然平常大话连天，关键时刻总是掉链子，就是爹在丁市医院医治时，孃全家从贵州沿河来丁市看望爹，请吃一餐午饭，也是从爹的身上拿钱。
第二天早上，我刚上完课，准备回酉阳接爹，二弟就打来电话说，爹要求回家，他把车包好了，要四百块钱，我很明白，二弟是要我出车费。他是一个生意人，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就是去年用他家的车送爹到铜仁，我给了他五百块，他二话没有说就接了，妻子颇有微词，爹是大家的爹！
我不知道二弟与爹是咋商量的，二弟可能护理了几天爹有些疲乏了，想放弃对爹的治疗。
我打电话给爹：“你一定等我到酉阳之后才作决定，坚持治疗才有希望！”
“我要回家，老大，你是尽力了，你完全对得起我！”爹说，“我不怪你！”
2014年的5月20日，爹就被接回老家。住在二弟家。今年的天气是一个烂天气，进入5 月没有一个晴天，二弟家的屋子十分潮湿，没有病的人住在那里也会生病，何况爹是有风湿性心脏病！
我特别嘱咐二弟和二弟媳要注意爹的饮食，绝对不要给爹用猪油做菜。
周四上午上了课，我就和妻子又回家看爹。根据医生的建议，还给爹买了最好的药物。我对爹说：“要坚持吃药！”
“我想不吃药了，我吃不下！”爹下陷的眼睛望着我说。
“要信心科学，有病只有吃药才能够治愈！”我像哄小孩一样哄爹。
“好，我听你的吃药！”
当我看到二弟媳给爹做吃的仍用猪油时，我很生气地说：“我给你交代了你为什么不听？”
每周我回家两次，一次是周四上完课之后，回家陪爹，到星期天回铜仁，周二上午上完课之后，下午回老家，星期三上午回铜仁上周四的课。我给单位领导讲明爹的病情，领导总是对我说：“如果有什么大问题，我们给你请假，你是一个大孝子！”
记得6月1日我回家看爹，是一大雨天。火车晚点，我到了酉阳已是晚上。我在酉阳买了一双长靴，从丁市步行回家，走十四公里的路程。当我冒雨回家，奄奄一息的爹见到我后吃力地坐起来，泪流满面：“苦了你啦，儿子！”
回家的路是那么艰难，再艰难也要回家，因为老家有我的爹娘！
我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问：“爹吃药了没有？”
“吃了，我怎么不吃药呢？”爹解释道，“不相信，你问问老二！”
我和妻子回家，给爹洗衣服和被单。爹床单有些脏兮兮的，我看到之后，亲自拿到洗衣机里去洗。妻子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娘洗头，还给爹用热水烫脚。爹的小腿有些肿了，烫脚让他舒服些。
我每次回家，爹脸上总露出笑容，他说：“又耽搁你的工作啦！我没事的！”爹总是担心影响我的工作。每到了我回单位的时间，爹总是叫我走早些，晚了赶不上车！
2014年6月15日，我给爹剪手指甲和脚指甲，还用水给爹洗了澡，把他的床单和被子都换洗了。我一看日历，才知道这天是父亲节，在这个父亲节，我作为一个儿子做了自己早该做的事情。这是我人生中陪爹过的唯一的一个父亲节，也是最后的一个父亲节。我想，是不是巧合呢？
这段时间，爹老是要二弟抱他。我说：“天气热，老二又胖，爹你看是不是让我抱抱？让我抱抱吧！爹！”他就是坚持要二弟抱。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爹说：“我不要你抱，老大，你是个良心人！”
二弟不在场时，爹才对我说：“你为我花了不少钱，你的孝心已尽够了，老二败了我不少钱，把我的钱都败光了，我要他抱！为难一下他！”
原来如此！病中的爹心如明鉴。他的心头有一把秤！二弟好赌，把家里的钱财输得精光，还拉了不少外债，成天有人找他要账。爹一辈子痛恨赌博的人，因此有意惩罚二弟。
6月20日，南方普遍暴雨，渝怀铁路湖南段出现几处塌方，回重庆的火车全部停运。我和妻子十分着急，一天几次到火车站看通告，每次都是失望。
二弟打电话说：“爹的病情出现状况，曾经休克两次！”
大雨滂沱。
我和妻子马上从铜仁包车回酉阳丁市。到了丁市已是傍晚。没有办法。二弟打电话叫他的两个生意伙伴用摩托车送我们回家。
当夜，爹又休克了一次。第二天早上，爹就劝我回单位，因为是星期天。我说：“观察一天再走！”
当只剩下我和爹的时候，爹对我说：“当初后悔没有听你的，当时我该在铜仁不回家！”
“你好起来了，我接你去！”
“没有机会了，好好待你妈！”
“放心！妈的事情，我一定安排好！只是不知妈是要和我还是和二弟？”
“和二弟是马拉车，只有和你，我才放心！”
“什么是马拉车？”我一时还没有明白。
“就是过拖，你妈和你二弟过不了多久！”爹两颊流出了泪水。
“爹，你放心，妈的生活我会安排好！”
“老大，你去把我的照片找来，还有我那入党六十年的纪念章，在你妈那里拿钥匙去找……”爹给我说，“就在屋里那口木箱子的里！”我知道是建党九十周年时，重庆市委组织部给入党六十周年的老党员发的纪念章，那是爹一辈子的荣耀。
我去家里找到爹的照片和纪念章，放在了爹的床头。爹说：“只有你才理解！我之所以要你拿，因为我放心你！”
6月23日早晨，爹就劝我回单位上班。当天，爹用祈求的眼光看着我，小心翼翼地征询我的意见：“儿子，我可不可以停一天药，我实在吃不下去了！”看到爹那异常痛苦的表情，我只好说：“可以，但是明天要继续吃药。”爹的病情停不得药，完全靠药物维系着他的最后生命。我走的时候，把爹扶到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我看着爹，见他的目光在不停地打量我，眼里有一种难言的依依不舍。这时，我才真正知道，什么是人生的依依不舍。
“你还能不能坚持几天？两天我又来看你？”我问。
“能坚持！你放心去上课！”爹说。
我走的时候，问爹：“你想吃啥，就给我说。”
“你给我多买点葡萄，我靠葡萄维持生命。”生病以来，爹最爱吃葡萄。
“没有问题，我马上叫贵强从丁市给你买五十块钱的来，让你先吃着，两天之后，我再给你买来，这是能办到的事情！”贵强是来三弟媳家上门的抱弟。
于是，我就打电话给贵强，要他马上给爹买葡萄来。我说：“暂时给爹买五十块钱葡萄来，费用由我出！”
“给老人尽孝，是我的责任，大哥不要见外了！我马上买来！”后来听说爹在去世前刚吃完那些葡萄。
我和妻子又只好回铜仁。妻子的工作是每月的5日和20日上班，20日因为回家，没有去上班，单位也在追问，只好去把工作干完后再回来。
我向爹告别，爹喘着气说：“老大，抱抱我！”
我双手抱了抱爹。爹说：“你放心去上班吧，我没有事的！”
6月25日，我和妻子准备晚上回家看爹，到了下午3点40分左右，二弟打电话说：“老汉已经走了！刚走的，走时还在念着你的名字！”爹走完了他八十二年命运多舛的人生！
我和妻子马上赶到火车站广场，准备包车回酉阳。二弟说，他找人看了，爹要葬农历六月初六，也就是7月2日，还有一个星期。
于是我和妻子坐晚上的火车回酉阳。
酉阳也是大雨滂沱，我和妻子只有在酉阳过夜，第二天一早就往家里赶。由于着急，到城北汽车站才发现，我的手机落在宾馆了。因为酉阳汽车站站长答应送我和妻子回家。我马上搭的士回宾馆找。我想，我的手机不值钱，但是里面的联系人和信息很重要。我是为爹奔丧而回家，爹的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的手机不掉。到了宾馆，向前台服务员说明了情况，她就带着我到昨晚住的房间，谢天谢地，我的手机还在！
在朋友们的护送之下，我和妻子赶往丁市，会合早已等在那里的堂姐。碰到丁市一位姓何的朋友，寒暄几句，得知我回家为老父奔丧，主动用自家越野车送我们回家。此时，我感到人在关键时刻的朋友真情。
还没等我这个大哥回家，爹的后事二弟早安排好了，他已经找阴阳先生定下了安葬的期辰（日期）。
给爹奔丧期间，家乡的前任支书对我说：“兄弟，你的孝心我们大家都知道啦，节哀吧！你已经尽力啦，今年四月的一次党员大会上，你爹哭着对大家说，是我家老大用钱把我买回来的，要不然，我的坟堆上早长草啦！”听到他这话，我心头有一种难言的痛楚。
爹的灵柩在堂屋停了七天七夜，虽然房子已分给二弟，但那是爹和娘用自己的心血修建的木屋，在自己修建的房子停丧，那是爹生前的夙愿。我和姐弟们为爹守灵四天四夜之后，又按照当地风俗请“土老师”（梯玛）敲三天三夜，为爹超度亡灵。
2014年农历6 月初6上午8点，随着阴阳先生的一声“起——”，爹的灵柩从堂屋缓缓移出，在鞭炮轰炸声和凄厉的唢呐声中，被亲戚朋友们簇拥着，抬到离家不到五百米一个叫当门沟的坡上。
爹的生命和灵魂与他的出生地向家岭融为一体，入土为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