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画

小时候过年，家家户户除了贴春联、贴门神外，都还要在堂屋、卧室中贴年画。一张张鲜艳悦目的年画，除了给新春带来喜庆的气氛，还预示着来年红红火火，大吉大利。我喜欢看年画，五颜六色的年画特别吸引人，画面上的内容不但让我大饱眼福，更令我神思飞扬。

一进入腊月，家乡就有了年的味道。公社集市农历每月逢双日逢一次集。腊月的集市真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推一步走一步，热闹非凡。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年画只有在集市上的新华书店里才有出售。书店里拉了几道细铁丝，上面用夹子挂满了编了号的年画样品，年画的画面大多散发着时代的气息。我记事时，毛主席的画像已进入千家万户。当家作主的中国人已发自内心让伟大领袖取代了中堂画的位置。那时的新华书店在年前的几个集日里，每天都是人头攒动，人多得书店的一大间屋里容纳不下，人流延伸到书店门外的台阶下。为了买几张年画，你冲我抢。要不是柜台是砖头水泥垒砌的，那架势要把柜台挤翻不可。每年我挤在书店里买年画，都是汗水淋漓、气喘吁吁。小时候喜欢凑热闹、瞎起哄，买年画时的场景仍清晰得历历在目。到了70年代末，集市上有了挂在小巷两旁墙壁上或地摊上叫卖的年画。那是我们赶集神往的地方。我经常在地摊前伸着脖子，一看就是很久。

那时的集市还不太繁荣，年画的种类也较少，只有单张画和多张连格画。单张画题材大多是“年年有余”“松鹤延年”以及鲤鱼、寿桃、喜鹊和八仙之类，大张的有《春牛图》《老虎图》《胖娃娃》《斗鸡图》等，更多的是分成许多小格子的武侠小说画，《小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杨家将》等，以及《红色娘子军》《奇袭白虎团》《青松岭》之类的电影故事画。

年画以其特有的绘画语言，深受乡亲们喜爱。年画中各种形象造型夸张，线条单纯，色彩鲜明，气氛热烈愉快，有很好的象征寓意。如年画里的娃娃往往是“短胳膊短腿大脑壳，小鼻子大眼没有脖”。年画不仅是年节中一种五彩缤纷的点缀，是祈福纳祥的中国文化的形象体现，还是文化的流通。美丽的年画预示着春天的到来。

记得我家堂屋里曾贴过一张年画，名叫《颗粒归仓》。画面上是爷孙俩在地里捡麦子，他们的脸上露着幸福的微笑，背后是刚收割后的田野。父亲常指着这张年画告诫我兄弟姐妹几个，要爱惜粮食，颗粒都不能丢。

我家还贴过一套《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年画，那是我知道“水浒”故事的开始，那各个相异的人物和诨名，引诱我去猜想古代世界的奇异故事。

最早接触“精忠报国”这4个字，是儿时家里土墙上张贴的一张《岳母刺字》的年画，我从此牢牢记住了“精忠报国”这个千古名句。怀着对“精忠报国”的深厚情结，我从少年时思想中就沉淀了报效国家的愿望。

有一幅《老鼠娶亲》的年画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幅画描绘了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迎娶新娘的有趣场面，构图生动活泼，热闹非凡，很能唤起我们的兴趣。

还记得堂屋的侧墙上贴过一幅《套马图》的年画。蓝天白云下的辽阔草原上，万马奔腾，威武雄壮的蒙古族套马汉子骑在骏马上飞驰在奔腾的马群中，手拿套马杆正洒脱地套野马。那画面着实让我对远阔的草原格外神往。

有一年，父亲请来大队小学的一名姓舒的美术教师到我家画年画。舒老师用颜料现场作画，画了荷花、莲叶四扇屏。这是我家贴过的最高雅、最有艺术的年画。

年画也的确曾是中国的一个特色画种。历史上，民间就有贴年画的习俗，对年画也有着各种称呼：宋朝叫“纸画”、明朝叫“画贴”，清朝叫“画片”，直到清朝道光年间，文人李光庭在文章中写到：“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年画由此定名。

据说，因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春节贴春联，年画也受其影响随之而盛行开来。天津杨柳青的年画最有名，还有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这些年画的产地，也比较有名。

那时候，人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即便如此，过年还是要买几张年画，给寒舍增加些喜气，只是不同的家庭贴的年画各不相同。

年画不仅有欣赏价值，不仅是对幸福的祈望，心理的自慰，其实也是顶住艰难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念；假如一个庄户人家过年连年画也不贴了，那就是说这户人家对生活彻底绝望了。所以年画是一个家庭的精神标志，有一种仪式般的神圣意味。

大年三十，家家忙着贴春联、贴年画。父亲早早备好了壁墙的旧报纸，先揭下旧年画，用熬制的麦面浆糊将旧报纸贴满堂屋和卧室的土墙上，然后再将新年画整齐平展的贴在糊有一层报纸的墙正中。屋里贴上了五彩缤纷的年画，顿时蓬荜生辉。

在物资匮乏的日子里，贴年画，像在自己的心底贴下了一份喜悦，一份幸福。新春之所以充满欢乐热闹的气氛，年画在这里起着一定的作用。大抵比较富厚人家，在堂屋总是喜欢悬挂、张贴老寿星、福、禄、寿等。至于梅兰竹菊等花鸟图，自然亦在欢迎之列。

大年初一，我们一群孩子穿着新衣新鞋，戴着新帽子，喜气洋洋地去给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拜年，口袋里收满了平时难得的瓜子、花生等零食，一边喜悦地吃着，一边欢喜地欣赏着每家屋内的年画，叽叽喳喳津津有味地品着讲着画里的故事，那时觉着年就是一幅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