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卷多情伴我行

说起“书房”这个话题，不禁勾起了我许多苦涩又分外美好的回忆。

我上中学时，家境困难，根本没有多余的钱用来买书，读的书都是从同学那里借来的，说好看几天，有借有还。就这还因为无书互换也难以借到。那时，我家所在的人民公社有一个新华书店，书都放在柜台里，想买哪本只能让营业员给你拿，只看不买是不允许的。我赶集时，最喜欢挤进书店里，看着柜台里的图书，很羡慕售书营业员的工作。直到1980年，我读高二时，才在公社新华书店买了第一本书——《陈毅诗选》，这也是我人生中属于自己的第一本书，倍加珍爱。那时在农村，压根儿就没听过谁家有书房，就连书架，我在村里都没见过。

1982年，我的“书房”是肩上的一个黄挎包。那年冬天，我刚刚换上肥大的新军装，就把心爱的《陈毅诗选》和一本高中语文课本装进新发的黄挎包里，由于我要当兵去的地方是新疆，这本语文课本里有一篇碧野的散文《天山景物记》。我挎着只有两本书的黄挎包“书房”离开了故乡，从河南省入伍到新疆。

1983年，我的“书房”是一只简易小木箱。一年火热的军营生活中，获知还可圆我大学梦——考军校，便写信让老家高中同学给我邮寄来高中课本开始复习，冬季老兵退伍，我从退伍老兵那里淘来了一只用木板钉成的简易小木箱，把复习教材装进箱里放进连队储藏室，一有时间便从小木箱里取出课本，伏在班里通铺上复习。经过一年多节假日和业余时间里打拼学习，终于如愿考上了军校。

1984年秋，我的“书房”是床头柜。考入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后，我将所有学习的书装进麻袋里，随乘坐的火车从新疆托运至重庆。军校学员宿舍条件较在连队时有了明显改善，每人一张单人床，床前配有一个床头柜。每有闲暇，除了去图书馆，我就坐在小板凳上，从床头柜里取出书籍阅读。知识的清泉滋润着心田，我一天天成长起来。我品尝到了知识使人进步的美妙感觉，我更加珍爱书籍。

1988年，我的“书房”是一张三抽屉桌。这年，我任驻天山深处某部连队指导员，住进了连部，有了一间办公室和宿舍二合一的房间，配有一张三抽屉桌。我将工作用书及所买的新书放进三抽屉桌的抽屉里。在连部宿舍这间“书房”里，我结婚安家。夜深人静，我在三抽屉桌上读书、写作，惬意极了。

几年后我调进机关，部队给我分配了一套50余平方米的楼房，当时女儿出生，老家亲戚赶来帮忙照看孩子，家里挤得满满当当。当看到机关老干事家里满书架的书时，我也特别渴望拥有一个书架。

1993年，我的“书房”是一个书柜。我找来木料，请木工做了三大件家具，一个衣柜，一个书柜，一张写字台。我把藏书摆满了书柜，有了这间简陋的卧室“书房”，让我无比欣喜和自足。

因为工作需要，我从新疆库尔勒市调到乌鲁木齐市。搬家中，我将部分家具舍弃，唯有伴我多年的10个铁皮箱子书籍和杂志，一本也没舍得扔。再后来，由于当时部队住房紧张，在乌鲁木齐我从租住房到平房、从平房到门前带有煤炭房的老旧住宅楼、再到有地下室的多层住宅楼，先后搬了6次家，但每次皆因老家来亲戚长住，无法腾出一间居室来作书房。每次搬家，那些伴我多年军旅生活、存放在煤炭房和地下室的书籍，一本也没舍得丢弃。这期间，我在办公室里摆了两个书架，白天是办公室，夜晚则是我的学习室。那时，我的“书房”是两个书架。

2012年，部队建经济适用房，我终于有了一套位于15层的宽敞明亮的新房，全家人一致同意给我一间专用书房，我喜不自禁。那些长年藏在地下室的图书终于被请到明亮的书柜中。每每看着书柜中按政治、军事、历史、地理、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工具书的顺序整齐排列的书籍，心中不由涌起圆梦后的喜悦。

想当初，我哪里敢想象能住上这么敞亮的房子，还有个单独的书房，做梦也不敢想啊！国家的发展变迁和个人家庭命运紧密相连，30多年来，我家书房的变迁，不正是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明证吗？

在书房里，我接待过不少友人。有人告诉我，如今是网络时代，有一台电脑，什么样的书都能读到，还要书房干嘛？我则不敢苟同，独爱这贮存着我喜乐情感的书房，仍然热爱着散发墨香的纸质阅读。

书卷多情伴我行。回顾几十年来的人生经历，除了感谢生活的赐予，更要感谢书籍的滋养，而最要感谢的，应该是这改革开放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