骁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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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王强新作《我们的时代》封面五个字的设计，瞬间想起了影片《星球大战》的片头和音乐，这是否意味着，这是一个虽然逝去但却是面向未来的故事？再看下方阐释语，“1990-2018，铭记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是一部文学意义上的编年史。同时，又想起了2008年邱华栋先生《教授》出版时，所作书评以《我们的时代》为题，发表在《燕赵都市报》并被中国文学网等多家网站转载的文章。如今，果真看到一本以此为题的小说，甚为亲切，如果以我当时的判断，《教授》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某一时段的切片，是以段刚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视角对新世纪初期中国乱象的一种微观体察和忧心忡忡的思考，那么眼前的《我们的时代》（后简称《时代》）就是以裴庆华这一商界精英的视角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信息技术革命兴起与发展历程所完成的一次宏观理性的认知和脉络清晰的史诗般的总结与反思。
《时代》的主角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们，但却有勇气与魄力以此为题，是因为他们的确是用自己的青春与热血引领了一个时代，改变了中国现状的一群精英，他们让中国在1992年后，紧跟着世界的步伐，一步一个脚印地，杀出了中国信息技术发展的一条血路，见证了中国互联网发展为标志的信息革命，在这个领域的史册上，留下了以裴庆华、萧闯、谢航为代表的这一代人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批人出身于20世纪60年代，求学于80年代，毕业时正好赶上了最好的时候。王强也是其中之一，《时代》后记有证，“书中的人物并非在一年半之前忽然凭空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们一直与我共处于同一时空，我们的人生轨迹时而并行时而交织，今后也将继续相伴前行。”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并以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记录下他们的光荣与梦想，恐怕我们看不到这样气势磅礴的作品。
在这里，我们必须对这部作品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这有益于整体把握这部作品的时代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日本、欧洲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尤里卡计划”“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等长期科技发展战略计划。中国亦不甘人后，1984年，邓小平为《经济参考报》亲笔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开启了中国信息革命的征程。1986年，国务院出台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邓小平亲自为此计划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相继成立了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了信息产业部。在此期间，改革开放的春风虽然强劲，但更多的人还在观望和犹疑，1991年苏联解体，中国境内意识形态之争甚嚣尘上，在此倒回去还是往前走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南行并讲话，让信息技术革命的步伐驶入了正轨。《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叙述。
小说采取了倒叙的方式，以2016年裴庆华作为十位杰出校友为母校一百零五年校庆捐赠发起人身份设立“时代奖学金”的校庆典礼上发表演讲为切入点，由演讲内容与人生感慨引出回忆，“我想与你们分享的便是我与你们的父兄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由此进入顺叙模式，并在第三部时无缝衔接，以时间为轴，以裴庆华、萧闯、谢航三位主人公二十八年的成长为线索，将二十八年来中国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及新闻事件串联起来，清晰且微观地再现了中国这三十年来风起云涌、神奇陆离的信息技术发展历程和动荡于其中有巅峰、有陨落的一群苦尽甘来，一路向上的从业者们的人生轨迹，王强类型化、通俗化文学与爽文模式的书写，京味语言为底本的风格，激情澎湃、元气满满倾倒式地一气呵成，给予我们痛快淋漓的阅读快感，共情到裴庆华们虽历经万苦不改其志，阅尽千山归来仍是少年的不老情怀和“他们在少年时都曾受到中国男子、女子排球队精神的感召而高喊‘振兴中华，从我做起’”①的根植于灵魂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这是一种印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能够燃起你所有潜藏的斗志和激情，让垂垂无力的生命焕发，周身脉动的血液喷薄。
1990年是个马年，对于刚刚十二岁的我来说，《我们的时代》开始得有点早了，对于一个从未关注过信息技术领域的读者，读完该书，亲切又陌生。亲切于那些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事物、事件抑或有过的体验和情绪，BB机、大哥大、非典、网吧、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加入世贸、水军、饿了吗APP，菲图App，微博骂战、暴力围观、共享单车，区块链，陌生于这些精英的历程于更多人而言，因非创造者而惊讶，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过。在每一步都是尝试和冒险及巨大经济收益获得的无法想象中，这些科技精英的世界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而我们大多数人，享受其创造成果并被完全操控。想必很多人会有发现新大陆的欣喜，窥见了某种真实的喜悦，《时代》挑战了我们的认知。多数情况下，生活在当下的人们由于“只缘身在此山中”，并不能真实清楚地判知个体在当下的状态，亦如我们今天去看明万历十五年，身处其中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是否能清晰自己的所在？《时代》以文学的表达以艺术的方式再现我们曾经和当下的生存空间，其脉络清晰的坐标有助于我们找到所处的位置，也有助于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信息化浪潮时期真实的中国，当我们将自己的生存经验与之一一对应，甚至无法对应时，或许，那并非生活于同一时空的虚幻感会瞬间刷新我们的固有经验，从而重新认识我们的时代，因而，《时代》的磅礴虽气势汹涌，也仍然有其所限，因为这个时代是裴庆华们这些科技精英们个体经验的时代，而不是全民的。
董大中先生在《文化圈层论》中将科学技术归纳为工具文化，并这样总结从事科学技术从业者：“他们是以自己的学识、才智和人格立足于世的。”工具文化的特点，“第一，它是人类精神劳动所创造的最高成果，代表着人类文化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第二，它是由社会上最有智慧、最具创造力的精英人士创造的；第三，它不是对人生和客观世界的粗浅的解释，而是深入到内部，讲出一套科学道理，真正具有一种‘文化’的素质。”依此，不难理解《时代》给予我们的全方位的洗礼。
《时代》紧紧围绕裴庆华、萧闯、谢航三位主人公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经历叙写，不枝不蔓，因为他们的经历本就足够丰富，在中国信息技术发展历程中，他们分别代表了外企、国企、自主创业者三种不同起点的人生轨迹，裴庆华是国内微机品牌向国际微机品牌打响价格战的第一人，谢航是推动国际笔记本电脑品牌普及化的第一人，萧闯是中国股市开放掘得第一桶金的参与者，网吧经济的开创者。值得特书的是，裴庆华早年就职于国家科研机构，后虽下海，含冤入狱，重生后自谋职业，出身农村，独闯北京，早期创业期一直受萧闯、谢航两位本土北京人关照，与二人身份本质不同。或者如孟德斯鸠所言“人在苦难中才更像一个人”，又或者因为具备工具文化从业者“心里装着广大老百姓，了解他们，替他们说话”②的自觉意识，使得裴庆华能够在中国人普遍迷恋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带来的各种益处和便利中保持清醒，坚定意志，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一些反思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裴庆华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裴庆华不仅会在关键时刻内心装着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比如率先发起国内电脑品牌向国际品牌电脑的价格战，为保华研生存替国企一代掌门人谭启章含冤入狱；还会在国企二代掌门人谭嫒在东宝网换将、向翊飞车向网破产的重大错误决策中及时出手挽救，在区块链投资失误致几千被融资者面临家破人亡之际，果断成立互助基金，拿自己的钱为投资者渡过难关，承担后果；亦会在投资过程中拒绝迟晓阳推出的会令青少年沉溺的菲图APP，惋惜天使投资人对共享单车创始者们只求经济利益不顾社会效益的投资给社会带来的资源浪费和垃圾成灾。裴庆华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层出不穷的新兴产业的出现、预测和运行观察中，始终保持着一个技术生产者、持有者、运用者“实现自身自律的自主性，时刻警惕、抵制并挽救着技术本身这把‘双刃剑’所能够带来的灾难和已经造成的灾难。”③正是有着如此严格的技术自律，让裴庆华具备了一层人文精神的底色，他的良知与底线，给技术至上、残酷竞争的商战小说披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给全书带来了精神性的引领。
萧闯则不然，他对科学技术本身操作的自主性持无所不能的主观态度，并为了提高技术造福于人自身的自主性，始终处于“将这种涉及技术的规划、建造和控制过程尽最大极限地向那些注定要体验最终产品和全面社会后果的普通大众敞开”④的自信与自负中。萧闯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使他最终尝到了苦果，那就是在短线操作比特币的过程中终于崩盘，一夜回到解放前，回到了当年他弱谢航强的青年时代。
哈贝马斯曾经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都把这一概念作为我们经济建设的主导思想，却并未意识到它的危害性。萧闯以对信息技术优势的了然和对人性中惰性、禁忌等心理的深谙，通过网吧完成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控制和操纵，通过小创游戏完成了自身价值的实现，也完成了他在中国信息技术革命中以投机、娱乐为主导的游戏业教父的巅峰位置。由于生长过程中的不择手段，客观上加入了导致中国“贫富差异的扩大和种种异化现象的蔓延”⑤的队伍，萧闯是“人性中恶的倾向得不到遏制，科学技术就完全可能蜕变为作恶的工具”⑥的代表人物，他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整体，包括谭启章、林益民、谭媛、谢航、秦奕丹、迟晓阳等几代信息技术革命引领者、掌门人、新兴产业的支持者、创始人们，都在客观上无意识地充当过这样的角色，萧闯不过是其中集大成者而已。因而，信息技术这种以其变化的形式牢牢盘踞在人们的无意识中的存在，只有自觉的、深入的反思才能使之上升到意识的层面，受到应有的批判，裴庆华与萧闯的不同结局正是这种意识形态领域交锋的代言人。
裴庆华与萧闯在专业领域形成鲜明对比，在情感选择上也产生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的情感都专一，行为却反其道行之，完全是渣男和优质男的两极。裴庆华是事业第一、感情第二的人，虽有三段感情，却并不复杂，与大学毕业后同窗简英的初恋因简英的出国无疾而终，与经济报记者舒志红的爱情则先被动后主动再转被动，由于始终对五年入狱期间舒志红从未看过自己一次耿耿于怀，加上性格上反差较大，性生活上不够和谐，也因其较严重的处女情结，即对舒志红和自己非第一次而心怀芥蒂等原因，在舒志红眼看他与谭媛相处较近因嫉作妖、自我作死的折腾中分道扬镳。最后在事业成功之初娶了和谢航长相相像的秦奕丹，此段感情小说中一笔带过，不值一提又颇令人浮想，即他对谢航除了友情是否还有爱情？这是一个谜。萧闯则是男人有钱就变坏的典范，有了谢航仍四处偷食从不悔改，玩心甚大，导致与之不离不弃11年的谢航伤痛离去，失去了才知道珍惜的萧闯明白自己内心所爱只有谢航，始终未娶，也算专一。萧闯专一大男孩的人设，为其日后谢航被小鲜肉司睿宁网文炮轰落入低谷时与裴庆华联手制裁司睿宁并使二人友情开始恢复，为他和谢航重续旧情留下了空间。
我想，作家之所以这样设计，除了塑造人物的需要，也为了让人物与小说情节紧密结合，以便制造更多冲突与矛盾，艺术地完成人物与所处时代各个阶段各种事件的高效衔接。三人分别代表国企、外企、自主创业者的身份标签，三者之间友情与爱情的紧密交织，还有三人相互交错或并不相连的人脉，能够尽最大可能与最广范围的完美辐射出国际国内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历程。因而，在人物凝练与故事架构上，就如何将信息技术发展放置在一个结构合理，人物关系合适，还能充分表达作家意志、价值取向和他们这一代人对时代独特的个体化理解，作家显示出了塑造人物和架构故事的高超能力。
谢航不仅是全球信息技术发展在中国以外企从业者观察与判断中国市场如何走向而塑造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也是结构裴庆华所在国企与之所在外企竞争，萧闯、裴庆华生活中作为朋友、事业上作为两种技术持有者不同态度的斗争与和解过程中有效的催化剂和润滑剂，同时又是这一时期中国女性企业家个人成长的代表，中国知识女性智慧理性面对社会、事业、工作、生活与情感的典范。谢航的情感经历可以归纳为与同窗渣男相爱相弃、职场潜规则出入自由、相恋小鲜肉勇敢不羁，最后回归爱情本身，基本是女性从学生到职场面对各种情感类型于一身的浓缩。谢航的成功取决于个人才能，优秀和专情让她在面对每段感情时都会全情投入，认真感受，但在需要放弃时同样会果断停下。谢航重情重义，也理性明智，有自己执着的事业追求。
三人相爱相杀，相敬相救，三人也都有着共同的家国情怀，面对与国际同步共轨兴起而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三者的态度出奇一致。谢航的三次转岗都与她对外企在中国前景堪忧的判断有关，始终坚守中国市场，不离不弃。于私，她还在供职IEM公司时将公司内部管理体系等内部资料源源不断提供给裴庆华，妥妥一个外企“叛徒”，她对友情的付出，直接导致亲手培养并扶持出了裴庆华这个打响国内品牌向国际品牌第一枪的华研大功臣的惨痛结果，不仅她和萧闯因裴庆华的行为使三人友情受到伤害，自己所在公司遭受损失，也由此埋下了萧闯在后期竞争中毫不留情地置裴庆华于死地、裴庆华联合谢航在诸多项目上排斥萧闯的伏笔，并由此开启了三人友情、爱情的微妙变化与后续一系列相关产业兴起与推进中相互交织一波三折的复杂之旅。萧闯更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逢南斯拉夫驻中国使馆被炸及中美冲突之际，通常的反应是义愤填膺，破口大骂。裴庆华则更是于早期主动挑起与外企的对抗，虎口夺食冲锋陷阵毫不含糊。裴庆华的形象，就仿佛现代版英雄与超人的化身，一会是一个逢乱必出的寒光君，一会又变成了忍辱负重的魏无羡，忽然间又似侠之大者郭靖，恍然间又是一个无意为帝的张无忌。这些似曾相识的小说人物形象的拼接，组合成了一个踏实向前、品性纯良，智商与手腕齐备、才能与品格兼具的山西籍金牛凤凰男裴庆华，反转了一直以来以煤老板为负面形象的新晋商的评价，也算是对山西人的一种善意和肯定。作为山西的评论者，感谢王强先生塑造了如此令人振奋与欣慰的山西人形象。
小说从第一章倒叙中切入回忆部分后，以裴庆华提醒谢航安慰想要轻生的萧闯开始，到裴庆华为萧闯、谢航之间传递信息，暗示谢航住回萧闯家中能够振作萧闯结束，前后呼应，结构完整，岁月流逝千舤尽，分分合合终有期，至此，三人终于完成了与自己与青春与时代与梦想与追求与人生的全方位和解。作家让裴庆华作为信息技术领域的精英回答了我们科学技术与社会、人类之间的辩证关系，让萧闯和谢航作为普通人面对爱与被爱、伤害与包容、救赎与被救赎等生命课题的选择回答了我们爱的基本伦理，展示了人性之美，也回答了这一代科技精英面对他们的时代人作为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终极设问。从文学的意义上，《时代》塑造的裴庆华、萧闯、谢航为首的新时期信息技术科技工作者群像，丰富了当代文学史。
作为中国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参与者，见证者，作家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他的表达，他很清楚地知道，“1990年—2018年，是中国近百年来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时期，如果不考虑因国企改制而下岗失业的人群，1990年代是很美好的；如果不考虑在金融危机中与国进民退中蒙受损失的人群，2000年代是很美好的；如果不考虑还有生活在贫困地区没有脱贫的人群，2010年代是很美好的。但无论美好与无奈、狂欢与落寞、收获与付出，这都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时代；无论大与小、现实与荒诞，这都是我们的时代。”⑦有了这样清晰的认知，我们就不能挑剔本书对于时代理解的以偏概全，一部文学作品，不可能兼顾太多，毕竟时代、人群、阶层的复杂性不是一部如此类型化、专业化的作品所能包容的。
作家同样也明白，“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天时，再加上弥足珍贵的地缘政治机遇带来的四境安宁这一地利，尤其重要的是秉持对外开放、对内不折腾所带来的人和，使生逢这个时代的我们得以享受到和平与进步，这真是我们幸运；但也可能令我们产生一种错觉，把侥幸当作必然、把间歇当作永恒，误以为和平与进步理所当然是不变的常态。”⑧这一段话从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此书的时间要停止在2018年。 我们都知道，2018年到2020年初期，国际社会动荡不安，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中美贸易战从2018年的青萍之末发展到2019年的紧张如荼，直到2020年全球范围内的自然灾害的烽烟四起，这些人为的、自然的突如其来的惊天之变，会让世界格局重新洗牌。如果说阿尔伯特·加缪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辗转，终于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以“文化”这一媒介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泛化，完成了其构想，那么2018年的中国与世界，则让意识形态之争经过几年的发酵，重新恢复了剑拔弩张之势，这种变化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无法预料，但有一个共识是，以改革开放四十年为一个周期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个时代需要记录、总结和铭记，而这正是《时代》在社会学领域的价值与意义。
注释：
①⑦⑧《我们的时代》后记，王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②《文化圈层论》，董大中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3月版。P140。
④⑤⑥《意识形态星丛》，汪行福、俞吾金、张秀琴著，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