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笔记

2004年的秋天，我途径浏阳。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老人，上车就不停地给我讲故事。我记住了他脸上的老年斑，像风化石上的碎片，只要车稍一颠簸，就会飕飕地落下来。汽车在绿色的屏障里飞驰，像是把我和老人运送至虚渺之地。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经过浏阳。传说中的浏阳河，我只看到一条细小的丝带，它的主流在哪里，我没有看到。半弧形的滩涂，一个紧挨着一个，水流装满了山的影子。

浏阳就在我旅途的中途，如果当时决定停留，浏阳就是我驱散疲劳的福地。可事实上，我还是去了长沙。靠在车窗的玻璃上，拍下了几张浏阳河的照片，回来后把照片送到照相馆洗出来，挂在墙壁的相框里留做纪念。并在照片的背面写上了几个字：浏阳河的体液清澈透明。

我开始梦幻着这个地方。感觉是无比的美好。2012年金秋，我在北京偶遇浏阳的作家张仲秋。初季，浏阳女作家彭晓玲与作家方格子到修水采风。与他们两人相识后，我有了计划浏阳的第二次旅行。仲秋兄说，修水离浏阳太近，你不来，实在太遗憾了。自从大广高速通车后，修水到浏阳仅两小时车程。

2014年，浏阳市文联举办“醉美乡镇”采风活动，我随同修水县溪流文学社的发烧友去了浏阳。脚踏在浏阳的土地上，内心的兴奋难以言表。那首年少时爱唱的《浏阳河》，就像天空环绕的白云，在头顶飞来飞去。

毫无疑问，浏阳不是大地的中心，但它绝对是偏远版图的肺腑之一。与第一次不同的是，第二次抵达浏阳，我感到我所来的那条路，不是通向大地的心脏，而是通向世外桃源的幽径。它的存在，意味着花炮、苗木、蒸菜的双向旅行，勾联起湘赣两省七县，为贸易狂欢奠定了聚散的基本条件。

一踏入浏阳，我就陶醉了。作为大地的肺腑，它是热乎的，隐藏的，古旧的。一条条街道，两旁是收腹而立的房屋，像古代王朝的那个王后，用金裤子护卫贞操一样，捂死护卫着自己的躯体。

晚清以降，浏阳出的达官显宦、硕儒文豪不少，但我以为最能代表浏阳人气质的是谭、胡二公。谭嗣同生于1865年，胡耀邦生于1915年，他俩相差了整整五十年，在古代中国是祖孙的代际。他们一生行事所表现的诚朴刚烈之风，似乎是浏阳民气所钟。

对于谭嗣同，我始终保持着敬仰。然而对美好生命的亡失，我的匹夫之怒、我的悲悯，换来的常常是自己的迷失。而这种迷失与迷失的宫殿和庙宇教堂里不一样。它会让你把事物看得更清楚，把好人和信仰分辨得更透明。

同治四年（1865年）3月，谭嗣同生于北京宣武门外斓眠胡同，五岁时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迹般复活，故名“复生”。他幼年丧母，不见容于继母，备尝艰辛与孤独，自是养成了“崛强自力”之性格。直到13岁，才与父亲一道回了祖居地浏阳为母亲扫墓。从此，回到了这栋老屋。也就是现在的谭嗣同故居（即谭嗣同纪念馆）。

谭嗣同纪念馆的风格很旧，与左右房屋齿牙相错，左边的房屋埋伏在露台，右边的则伸进了另一家的屋檐下。两进院和三进院风格，小小的门进，进去后是个客厅，客厅后是正屋，再进则是后院。正屋左右两侧有卧室，父辈为大住左边。院中留有足够大的天井，用以和光线、云朵、空气打交道。

“谭嗣同故居”的匾额是由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所题。一个佛教界的领袖为一位烈士故居提匾，似乎令人惊讶。然而若了解谭嗣同的思想之来源，就会认识到佛家思想对其巨大的影响。

    1896年夏，谭嗣同在南京结识了著名的佛学家杨仁山居士，从杨仁山受学佛学一年。在此期间，他“闲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他认为：“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

    真正的学佛者，绝不是遁世避祸之人，而是如谭嗣同所言“度众生外无佛法”。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本可以如康有为、梁启超那样逃生，然而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慷慨赴死。这正是以生命践行佛家舍身饲虎、“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

故居内还有一块赵朴初题写的竖匾“大夫第”，才是这座院落官方称呼。宅子为谭嗣同之父谭继洵从周姓所购，加以修缮而成。谭继洵做到了湖北巡抚，照官场惯例，便是“光禄大夫”的虚衔，宅邸可称“大夫第”。这是杀害谭嗣同的清廷对谭继洵的体制内肯定，以“大夫第”作为谭烈士的故居，颇具历史吊诡之意。

“大夫第”内光线略为暗淡，每间屋子都显得空旷而高远。虽然这里没有多少物品陈列，但却让人感觉到每一个空间都飘扬着一个孤傲而伟大的灵魂——谭嗣同的灵魂。

历史是烧造出来的，留存下来都是拱云托月。谭嗣同孤独壮美的精神，却不得不让我们仰视与叹服。

第二天，我随同浏阳作家彭晓玲、刘正初、张仲秋等人去过金刚镇。站在江南有名的古宅民居前，我醉了。                                                                                

“龙门世第，鹿洞家声”。这是挂在门前的一副对联，横批就是“六栋堂”。来到这里的人首先被这一副对联拒之门外。一番猜测之后，又诚意向随行人取经。听说，“龙门世第”的大意是说“六栋堂”为皇家后裔斥资所建。而“鹿洞家声”是标示着自家门第。这其中还有个故事，说是因为李家与朱家有着密切关系，还是从江西迁来的缘故。南宋朱熹曾讲学于江西白鹿洞书院，以后朱氏子孙以“鹿洞”标示自家门第。

“六栋堂”的得名大概与建筑有关，我是这样猜测的。而事实上也与建筑的风格密切相关。走进大门涌入眼帘的是六栋房子。此单元与彼单元以厅相连，直通最后一栋，一栋比一栋高；打开厅与厅之间的隔断门，六个大厅一览无余。近百米的进深，108根木柱整齐排列两边，形成一个幽深的空间。

走进去，能看到更加壮阔的起伏与曲折：黄泥墙体，黑色梁柱，漆黑的瓦片。古时对建筑十分讲究，“六栋堂”从外往内，楼宇一栋高过一栋。这里是预示着家族兴盛，步步高升。

关于“六栋堂”的来历，《湖南日报》有详细记载，故事读起来新鲜有味。说是清顺治年间，李姓的第九派时郁公生有9个儿子，二儿子李锦理财有道，富甲一方。其“道”就是收田租，说是一年可收“千把担租子”。之后又转做花炮生意，浏阳是花炮的发源地，这门生意自然是赚钱。先后在汉口、厦门等地设立爆庄，财富积累陡增。古代的地主富人的特点是，宽大的宅院，良田万顷。李锦也不例外，并没有把钱存放钱庄，而是建房买田。他说：“吾族人逾千，贫富难均，况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建房九栋，为日后逆境之子孙遮风避雨；置田三百，与无食者果腹。功德自在，吾辈无忧矣。”遂安排兄弟们按“九栋十八厅”的格局打地基建房。

在岁月的层层叠增中，房屋的主人与历史同行在书的扉页。天雨早已将人世的兴衰冲刷得无踪无影，这些与世共争的豪华住宅变成了凡人民居。如今看来，李家在金刚镇所建的“六栋堂”又何不是一个临时客栈，它让村庄里的人感受了繁华。凡事都是时代造就的，都是命运造就的，都是人的智慧造就的。是是非非都埋在土壤里，留存下来的神奇往往都烘托在白云上。我对“六栋堂”的认知，却完全避开了这一切。只担心自己的一声叹息会不会惊扰到那安静的门窗。

古民居是有关居住的史诗，是用木砖瓦表达出来的生命，是乡野间勒铭以记的一个标志。一部民居源流史就是一部人的安居史、风俗史、社会生态群落史。

现在很多人认为，农村没有高楼就低于城市，没有大厦就不会繁华。在多种形式的逼迫下，乡村百姓总是带着偏执的情绪，带着远离贫瘠土地的简单想法，与荒凉的大地对抗。最后受伤的还是自己，怨恨的却是无辜的土地。到金刚镇之后，你会明白任何的物欲其实只是过眼云烟，古民居是对都市生活的警策。都市生活，就像一种肆无忌惮的愚蠢时时挤压着我们。唯独只有土地是诞生的起源。

古建筑学家黑川纪章说：“建筑是一本历史书，我们在城市中漫步，阅读它的历史。把古代建筑遗留下来，才便于阅读这个城市，如果旧建筑都拆光了，那我们就读不懂了，就觉得没有读头，这座城市就索然无味。”在金刚镇政府吃午饭时，听镇干部说，镇政府一直在保护“六栋堂”，还说把“六栋堂”列为景区。保护历史的延续性便是保护了人类文明的脉络。我想这一切都成就了“六栋堂”的情怀，时光的一半是恩赐，而另一半是降服。浏阳像金刚镇“六栋堂”这样以“官” “富”为名的建筑有很多，这些建筑大多被湘军才女彭晓玲写在书本里了。于浏阳而言，这是何等的宝贵。

离别的那晚，我们和浏阳文友以醉酒的方式告别。不是因为难以割舍，而是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与浏阳的另一个面上的图卷保持一致。 

之后，还有一次机会重返浏阳，但因为不是秋天，被我婉约拒绝了。

浏阳，我还会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