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语札记（节选）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

江西省修水县罗家窝村位于海拔970米的山头上，每到冬天就会感觉村子与天连在了一起。那天上午10点左右，阳光慢慢拨开云层，顿时霞光万丈。鸟儿沐浴着阳光，在林间歌唱。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山外传来了移民搬迁的声音，世居在山里的人们，有了新的选择，搬出去呢，还是继续留下来？破矮的泥土屋，像风化的岩石，一层层脱落，加上多年风雨的侵蚀早已是千疮百孔。村民的眼睛里装满了忧虑和哀伤。

“移吧！不移没有道理。”

……

远去的故乡——我的罗家窝

我家的土屋在罗家窝村的半山上。

罗家窝村位于江西省修水县北部，临近湖北，算是修水县典型的山村，最边远，也最贫困，被江西省列为重点贫困村。

罗家窝村属车头村管辖，实际上现在是个自然村庄。原先上庄乡没有撤区并乡之前，这里是行政村，由于省里一直把罗家窝村定为省级贫困村，所以罗家窝村还保留着村级公章。

很多人说，贫穷一般是懒惰造成的。我并不这么认为，罗家窝村完全是受条件制约的。

童年印象最深的就是吃红薯。天天吃，餐餐吃，吃得我黄皮寡瘦。所幸的是，我的父亲是个爱讲故事的人。他是村里唯一的公办教师，经常会坐在火炉旁给我们讲故事。许多年过去，故事里的人物依然栩栩如生。

“祖辈是怎么来的？”我半大的时候问过父亲这个匪夷所思的问题。大概是好奇吧。父亲知道一些信息，他参加过一次家谱的修订，说我们的祖辈是来自湖北一个叫白倪的地方，属湖北通山县管辖。

真是奇怪，自从父亲说祖辈是来自湖北后，我经常就会莫名其妙地想起一个地方。那里土地肥沃，屋舍俨然。

我十几岁的某一天，村里很多人吆喝，说是去湖北寻根。我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我希望父亲带上我。遗憾的是，父亲去的那天早晨，我还在睡梦中。

自我懂事起，没有听任何人提过搬出大山。村里人不知道山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们长居在这里，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在罗家窝村，我家条件算是好的。这与父亲的身份有关系，至少每月还可以拿到几十块钱工资。

我觉得有必要交代下我父亲。

实际上我父亲是个木匠。我姐姐出生的1979年，我父亲还在村里做木桶。我爷爷夏仪卿是1981年退休的，退休后我父亲接替。接替的过程也是经历了一场暴风骤雨的。

那时，父亲是木匠，叔叔是篾匠，姑姑是农民，上面喊话是，任由爷爷选定一人接替。叔叔年龄最小，爷爷自然想把机会给他。可叔叔只念过初小，识不得几个字。他爽快地和爷爷说，这个事情我干不了，也不想干。听说他是真不想干。

在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教书不是个好职业。耗费的时间长，而且几十块钱很难养活一个家。

爷爷的第二人选是姑姑。姑姑从小聪明伶俐，成绩也非常好。初中毕业时，考得全乡第三名的好成绩。那时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非常严重，如果爷爷稍微开明点，或者家庭条件好点，姑姑是可以上高中，甚至考大学的。可这一切并没实现，那个时候的村里没有一个上高中的女生。那时姑姑已经出嫁了好些年，她的两个孩子都比我大。本来这个事情已经定妥了的，母亲不晓得怎么知道了，与爷爷争吵了起来。说小儿子不要，大儿子还在这，你让女儿去，将来老了谁来负担你们？被母亲这么一闹，奶奶说话了，本来奶奶是最心疼姑姑的，可牵涉自己的利益时，奶奶可不会那么轻易放手。我父亲本是姓夏的，怎么会变成了徐姓呢？不知内情的人，都不会了解。其实，我爷爷是上门女婿，我奶奶姓徐。奶奶的父亲没有儿子，只好把我奶奶带在家里。农村的风俗是一定得有人传宗接代，没有后恐怕不行。

1981的春天，我父亲正式接替了爷爷。

按照县教委的要求，父亲必须去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一年。这一年成了父亲一辈子的骄傲，那是他最难忘的日子。

父亲学习的时间是1981年3月至1982年3月。父亲结婚后就与奶奶分了家，去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后，家里就剩母亲和不到2岁的姐姐。

我是1981年7月出生的。我之后，母亲还生了弟弟妹妹。妹妹是1985年出生的。其实我妹妹和我弟弟都是计划生育外的。

养活几个小孩真的好难。在我的成长记忆里，父亲长期是在愁钱的日子中度过的。上学是难的。我对借钱的印象很深，家里欠钱的时间持续到2010年。我初中毕业后参加中考，第一次坐车来到了修水县城。我是晚上来的，看到满街璀璨的灯光按捺不住居然叫了起来。

7岁之前是没有人去上学的。村子里还有9岁才开始上学的孩子。我是7岁开始上学的，我们的学校在大队部，大队部是“文革”期间做的，一半卖给了私人，另外一半是公家的，用来办学。私人的用来做碾米，机器噼里啪啦响起时，孩子都乐得前赴后继，所以上课的时间和打米的时间得错开。老师是村里请的，听说做过会计。我父亲是国家正式教师，所以调到山外去了。当时的条件，村里没有公办教师。

父亲教学的日子，选择周五、周六回家种地。那时，休息日只有一天半时间。母亲挑不起大粪，刨好地撒好菜籽，只得等父亲回来挑粪加肥。

每年的八九月间，是红薯丰收的时候，也算是到了农忙的季节。我们村到处都是红薯，只要能种的地方都有人种，红薯是一种很贱的植物，在哪都可以生长得很好。

我家只有三分水田，都是挂在半山脚下的月亮丘。收成好的年份，也就三四担谷。父亲学校里会发些粮票，统一去粮站挑粮。我随父亲去过，那时粮站是很热闹的。平日里是吃不到白米饭的，很多日子都是吃红薯。

孤儿的家

200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复原。

乡政府是一栋两层的砖瓦结构的屋子，屋两旁并列地挤着两排小房子，中间是一条不到4米宽的过道，正好可以通过一辆汽车，这就是复原乡的“农民街”，也是乡政府最繁华的集市。

那次我是专程去采访留守孩子的。

我早听说过复原，这次算是领教了。从地貌上看，复原的山没有上庄的高，但生活条件却不见得好。

我还是来介绍下修水吧。

远的不说，就说20世纪，著名的秋收起义在这里首先爆发；这里还是红军时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所以，修水还是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深深印迹的地方。

农民起义军啸聚山林打家劫舍，革命武装割据一方建立根据地，非依托深山密林不可，而修水正是个典型的山区县。也恰是这个原因，修水成为地缘性贫困人口最多的县之一。

修水是江西版图面积最大的县，共有4504平方公里。这里的地形为“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比起江西全境的地形，山区面积十成里面多出一成。2002年以前，修水的交通仍然处于相当落后的境地。那时候，全县的公路基本上都属于林区公路，连出县境的路也仅为三级、四级标准。修水到南昌公路里程不过220公里，可汽车得跑六七个小时。

修水虽然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由于是丘陵地带，生活中这里的人们比其他地方更加困难。

修水县城到复原仅20多公里的路程，开车至少得一个多小时。究其原因，还是山路陡峭、弯道多，一个多小时下来，往往是腰酸背痛。

所以在修水，像复原和我老家上庄这样的地方，都是典型贫困山村的产物。

对照“环境条件”，复原比上庄相对好些，这里的乡政府还保留着。村民们自认为有政府的地方就有党的恩惠，就有依靠。上庄自从乡政府撤并后，乡中学也撤销了，就连卫生院也搬走了。无论是医疗还是教学条件都落后得多。

复原在群山腹地，基本与外界隔绝，只有一条曲折的山路延伸至山外。全乡共有78个村民小组，其中37个村民小组零星分布在100多座崇山中，每个小组的村民居住分散，是外界不可想象的。乡干部下乡时，要走几里山路才可到村民家。当地有一句民谣：“对门人家叫得应，见面却费半昼工。”

位于马鹿山脚的牛车坪村是一座依山而建的村落，幸运的是，尚有一条水泥路从山脚向上伸延，两边都是一栋栋的楼房，看上去倒是有些新农村的风貌与气象。只是越往山上走，路越窄，楼房的规模也就越小。到了半山腰时，就只剩一条尘土飞扬的泥巴路了，路边杂草丛生。道路尽头是三间修建得很随意的青砖平房，甚至连窗户都没有。

6岁的阿龙家就在深山中一个叫牛车坪村的村里。

一间独立小屋的外侧，有几块青砖摞成的“灶台”以及装了陶瓷便盆的“厕所”，“设施”相对齐全，于是就成了阿龙的“主卧”。另外两间相连的平房，破烂不堪的木门象征性地掩着，没有门锁。阿龙曾住过其中一间，不过因为父亲在这里去世，如今再没有人靠近这两间房子。阿龙也没有再进去过，只是经常在门口走来走去。“是不是觉得爸爸还在里面睡觉？”我问。阿龙没有回答，犹豫了一下，摇头跑开了。

阿龙的父亲是患肝癌去世的。这个可怜巴巴的男人，明知自己查出了绝症，医生再三叮嘱他要休息，不能劳动，可他临死前还在田里赶牛拖田……死之前他给阿龙写了一封遗书。

遗书是这样写的：儿子，我将不久离开人世，爸爸不能陪伴你长大，不能送你上学，不能好好地照顾你，爸爸对不起你。儿子，你是爸爸的希望，也是爸爸留在人世间的牵挂，你要听妈妈、爷爷奶奶的话。爸爸希望你好好成长，爸爸会在天堂看着你，我亲爱的儿子，你会长大的，爸爸爱你，永远都爱你。

这封简短的遗书，字不多，表达得却非常完整，写满了父亲对孩子的爱。阿龙现在还小，他还不识字，不知道爸爸对他表达的意思。

阿龙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就离家出走了。一个30多岁的女人，不会留在村子里守寡。她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你会想妈妈吗？”我突然觉得不该问这样的问题。孩子叹了口气，点了点头。他叹气时的样子像个成熟的大人。

“他妈妈会回来看他吗？”我问阿龙的爷爷奶奶。

“会打电话回来的。”

“知道她去哪了吗？”我又问。

老人摇了摇头，看样子难以启齿。

小屋前有一片很大的空地，是阿龙平时活动的主要场所。他最常做的事，就是搂着那条叫“老黑”的狗，望着通往外界的那条路发呆。老黑与阿龙成了好朋友，他有什么心事都和老黑说。

父亲在世的时候，会骑着摩托车带他去集市上玩，还会带他去买些便宜的玩具。父亲去世后，阿龙再没有下过山。

阿龙的奶奶说，阿龙的父亲去世时，他哭得死去活来。本来这孩子是很活泼的，父亲去世后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经常一个人发呆。睡梦中，会笑，也会哭。爷爷奶奶最担心的是孩子精神出了问题。

希望将来的某一天我还可以看到阿龙。

历史性的搬迁

2003年，修水被列为江西省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进行试点，分别探索深山区、水库库区、地质灾害频发区移民搬迁扶贫工作思路。

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进行试点县后，修水县移民办曾经做过一项摸底调查，修水山区8万多人，其中贫困户还有5万多。这项调查的项目很多，也很细。例如交通，其中包括离最近的常年通汽车公路距离在3公里的自然村，计1180个，12179户共57426人；而超出5公里的有688个自然村，7609户共35841人。又如上学，离最近的完全小学在5公里以上的有744个自然村，7919户共37226人。再如就医，需到5公里之外的卫生院看病的有1244个自然村，12754户共60319人，有的村离卫生院远达20公里以上。

这样的环境导致山区群众的现实悲剧，他们的人均收入比全县农民平均收入低55%左右，文盲率达18.2%，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仅有27.6%。尽管这8万人有些已经摆脱了贫困，但山区群众的贫困比例高达60%—70%，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是修水县最早启动的移民扶贫工作。当时，复原和上庄都不在移民的范围内。移民工作有重点，分先后，有批次，这是正常的工作秩序。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复原和上庄没有被列为第一批？修水县移民扶贫办公室副主任赖波平告诉了我答案。

1965年12月出生的赖波平，参加工作后一直在县移民扶贫办工作。他说，当时迫在眉睫的还有东津库区。东津库区是20世纪90年代修建的省级重点工程，是一座供发电用的中（一）型水库。由于水库淹没了几个村庄，涉及10000多村民必须紧急搬迁。修建当初，由县里资助，有近三分之二的村民，7000余人采取政府资助，投亲靠友的办法从山区迁出，迁出不到一两年，绝大部分人的生活获得了明显改善，但还有4000多村民没有亲友投靠，则选择“后靠”——从原地迁往更高的山上居住，结果由于生产生活条件越发恶劣，这部分人生活越来越艰苦。

时任修水县委书记魏宏彬算了笔账，7000多人总共花了几十万元，就改善了他们的贫困生活。魏宏彬认为这是为民办的一件实事，他想到的是接下来，如何让更多的人走出贫困。

这之后真正开始了修水历史上的以“脱贫致富”为目标的全县移民。

首先开展的工作是问卷调查，调查的目的是探寻群众对移民搬迁的愿望和决策。县里将调查问卷下发到了82068位村民的手中，这些村民分散在35个乡镇273个村委会的1737个自然村中，属于17208户人家。

经最后统计，表示赞同县里决策愿意搬迁的群众为71032人，占调查人数的87.49%，只有12.51%的人回答“无所谓”或“不愿意”。而且，统计数据显示，离公路越远的群众要求搬迁的比例越高，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群众希望在一年之内迁出深山。

这是一组非常有说服力的数字，它坚定了修水县委、县政府的决心。但是将这么多人全部迁出，付出的精力将大大增加，而仅凭县里的财政力量，无法承担。省委、省政府对修水的支持力度非常大。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孟建柱领着省里多个部门（包括省移民办、省农业综合开发办、财政厅、农业厅、交通厅、水利厅、民政厅等）的领导到修水现场办公，帮助修水做好移民搬迁工作。

移民搬迁点的饮水是通过水利厅项目解决的，农业厅帮忙解决了沼气池的补助经费，交通厅给予了道路建设经费支持，农业综合开发办则帮助各个移民点寻找、确立农业开发项目，并给予每个项目30万至50万不等的支持。另外，有土安置确保每个搬迁人口不少于五分地，无土安置保证每户有一个人就业。搬家时，给每个人3500元（后来增加到5000元）的安置费用，还允许从山区带一个立方米的木材下山，以便他们建设新居。

有了这么好的支持，按理说工作该顺顺当当。可是让当地干部没有想到的是，当这项“工程”真正实施的时候，遇到的问题不是“头疼”那么简单了。

担任过修水县政协主席的黄梅，一直被县里赋予重任。她从渣津镇妇女主任，到后来的竹坪乡乡长、党委书记，县妇联主席、县政协主席，每个岗位她都与移民扶贫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对深山贫困农民的深厚感情，就算是在担任妇联主席期间，黄梅也是主动请缨成了移民扶贫工作的核心成员。

黄梅说起当时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她至今还记得不少移民的名字。她说当时库区移民成功后，修水县的移民扶贫工作基本向全县铺开。“本来就是开山问路，走得非常艰难。”

接下来的确出现了一些意料外的情况。具体来说，这里面有农民安土重迁的问题，有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如何适应的问题，有极端贫困无力搬迁的问题，有村干部唯恐去了新的定居点失去权力的问题，也有不同村落居民的融合问题。

真正摆在移民干部心坎上的问题，还是“极端贫困无力搬迁的问题”。这样的特别困难户，在修水也是数不胜数。比如程坊乡蓼坑村的刘洋花一家，就是典型的特别困难无力搬迁的农户。丈夫因病去世后，欠下7000元的债务，年迈的公公婆婆因受不起打击，患了心脏病经常住院，她不仅要照顾公公婆婆，还要照看刚满6岁的孩子。最要命的是，家里还有个弱智的小叔子，小叔子就连吃饭都要人喂。

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有人劝她，你还年轻，赶紧找你的生路去吧！刘洋花有过心动的念头，可每次看到儿子可怜兮兮的眼神，她的心就软了下来。再想到新婚时自己和丈夫恩爱的情景，想到公婆对自己的怜爱，她也就舍不下这个家了。

移民工作在程坊各村推开，有人欣然报名参与。可对于刘洋花来说，没得选择，她没有能力参加这场改变命运的运动。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更多想到的是儿子，自己已经穷过一代了，总不能下一代依然过着酸溜溜的日子吧。她躺在床上默默地算了笔账，国家对每个人的补贴尽管有3500元，其中只有2500元补到个人名下，另外1000元用于搬迁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办理宅基地、耕地调拨以及三通一平的费用等。自己家里一共5口人，乘一下，总共能获得补贴12500元。而在新的地点盖房子，每个平方米即便只需要500元，也须花费40000元左右（据测算，搬迁点新建住房的平均费用为44261元）。再加上添置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工具，还相差好几万元。

当别人都报名移民时，刘洋花却默默地打消了念头。不过她在心底默默地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会搬出大山的。

星期七工作法

那时的移民工作非常难。黄梅算是品尝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咸。

她记得在竹坪乡担任党委书记时，碰到过一起活鲜鲜抵触移民的例子。竹坪有两个村是全县的贫困村，其中一个叫羽岭的村子地理位置相当偏远。在乡三级干部动员会上，黄梅没有想到，偏偏羽岭村的村主任张国华跳出来反对移民搬迁。村主任张国华在会上站出来，振振有词地说：“如果落后村都要移民，岂不是我们整个中国都要移到美国去？”

这话一落音，会场一片寂静。

村主任张国华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想蜗居在山里一辈子？黄梅想不是，这其中一定有原因。村主任张国华是村民公选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村民的意见和建议。黄梅沉默了，难道是村民不愿意移民吗？

张国华一直诉苦，村主任的确不是那么好干的，任何任务加在身上都有困难，上面纵有千条线，也得靠下面一根线。

黄梅没有问张国华反对的原因，只是解释说，移民是一项利于村民的事情。我们不能有困难就退缩，政策的任何决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多次调研，听取民意做的决定。希望你们冷静思考，真正为百姓谋福祉。

移民搬迁虽然是一项扶贫利民政策，但对从来没有经历过搬迁的村民来说，内心震动是很大的。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这是将自己祖先的根从土里拔起，迁移到新的地方，水土、气候能否适应，家庭和村庄的根能否重新扎下，都是严峻的未知数。想到这，宁愿累和苦，也不愿意离开故土。一旦搬到他乡，人生地不熟，如果受到冷眼和歧视、遭到排斥和欺凌，哪怕搬进金窝窝，也不如自己的草窝窝。

“难道除了移民就真的没有别的出路吗？”这个晚上村主任张国华失眠了。

他翻来覆去把妻子折腾醒了，妻子用胳膊撞了一下他的腰，“大半夜，你不睡我还要睡呢！”

“小凤，你说咱们搬走……”

“不搬走你世代在这里，也没见一个人发财！我说你起什么风头，政府是为了咱老百姓好，你个村主任胳膊往外拐，唱什么对头戏？这是黄书记，换作别人，开了你。”妻子没好气地说。

“你这猪，你懂什么？”张国华一肚子的火没地方发。

妻子被他这么一骂，没有再吱声了，她知道张国华是真动怒了。平常是不会这么骂人的。

村干部带头反对，这样一来，可以说移民工作任重道远。

黄梅是修水县2003年开展扶贫工作以来，在扶贫工作中产生的典型干部。现在由于工作的原因，她已从修水县政协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了。

她回想起那些日子，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女儿。

为了修水的移民搬迁工作，她走遍了修水90%以上的行政村。要知道，当时修水的行政村还没有合并，一共有452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2003年和2004年两年间，她没有休过一天假。而且不仅仅是她，包括那时主管该项目工作的县长、县长助理和扶贫办主任也都一样。那时他们给这种没日没夜的工作取了个幽默的名称“星期七工作法”。其实“星期六工程”也好，“星期七工作法”也好，这些概念对于黄梅来说都不完全准确，那个时候，连春节她都是在工作岗位上过的。家人清楚地记得，那几个大年三十，家家户户在放鞭炮，连年夜饭都吃了，电视里春节联欢晚会主持人已经登场，可他家的主妇却还没有回家。

“那个时候，工作任务很紧很紧，我们的压力很大，按照县委的部署，要尽快把情况摸清，把计划拿出来，我们不得已才夜以继日呀。”黄梅这样解释说，“按照我的想法，什么过年不过年的，只要把工作尽早完成，让移民搬迁尽快启动，哪怕年夜饭不吃也可以。”

“2003年春节是在移民程成木家里过的，2004年是在肖永华家过的，那次，省里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危朝安亲自来到移民中与大家一起过年。”

有首歌唱得好：“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领导主动与百姓亲近，百姓也都希望领导能去自己家里坐坐，听他们拉家常，说说移民后的变化。

据当地干部回忆，黄梅外表虽然柔弱，干起工作却像个拼命三郎。那段时间她每天要爬、走几十里山路，有时候年轻人都吃不消，可黄梅已人到中年了，却一股子劲，年轻人都赶不上。不过，回想起来，她说那是咬牙坚持的。有一个夏天的中午，在一个乡镇吃饭，饭后准备去移民安置点，可刚走出房间，她身子一晃，人倒在地上。当时在场的都是男同志，大家也顾不得男女有别，立即将她抬进屋里，然后一位略懂点儿医道的同志给她掐虎后和人中，这样黄梅才苏醒过来。同行的同志要送她去医院，她摇头说：“不要紧，昨晚睡晚了，今天天气这么热，估计是中暑了。喝杯水，休息下，我们就上路。”

黄梅还清楚地记得与国务院扶贫办常务副主任高鸿宾的两次见面。

修水经验被汇报到中央后，国务院扶贫办在江西修水召开了一个现场会。主持会议的高鸿宾是全国扶贫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看了修水的做法，说了三句话：全国的移民扶贫应该学江西。江西的经验在修水。修水的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时隔一年多，黄梅参加全国扶贫办在广西举办的一个培训班，当出席会议的领导接见培训班学员时，高鸿宾一眼就认出了来自江西修水的黄梅。他知道这是一位性格倔强的女干部，她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移民扶贫事业上。没等黄梅开口，高鸿宾过来主动和她握手，表示问候，这让陪同的广西领导感到好奇，忙问：“她是谁啊？”

高鸿宾笑着介绍说：“这是江西扶贫工作的拓荒者，是我们扶贫战线的英雄啊！”一席话，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过来了，黄梅当时脸红得像个柿子。她没有想到，自己不过接受了组织上分派的任务，尽自己最大努力把它做成了，上级竟然给自己这么高的评价，而这个评价与来自群众的评价那么吻合。她觉得自己一生可以问心无愧了。

要说完全问心无愧也未必，黄梅心里还是愧对家人。女儿的学习她基本没有过问过，不过孩子很懂事，很努力，后来考上了北京大学。“我经常会把移民的故事讲给女儿听，女儿将来也许不会回修水工作，但我想让她记住这里的山水，这里的百姓，这里的民风。我要告诉她，无论将来她做什么，祖辈其实都是老百姓，为老百姓多承担责任，多尽些义务，是一个有着成熟思想的人的使命。”

“女儿能理解吗？”我问。

黄梅笑着说：“一定能。她学的是哲学，如何辩证地看待历史和社会，比我懂得的理论多得多。我想，有了牢固的家乡记忆，她一定会更好地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

深山移民的贴心人

赖波平，修水县移民办副主任。他不是什么大人物，可他在移民中却是鼎鼎大名。他热爱扶贫，心系移民，为深山群众脱贫致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被称为深山移民的贴心人。

当地移民也称赖波平是“六亲不认”的黑炭。

2003年，修水县被列为全省移民工作试点县后，为确保试点工作取得成功，县委、县政府从县直属单位抽调了6位同志到扶贫办上班，并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详细具体事务。赖波平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他文字功底好，由他起草试点方案。

那一刻，时任县水利局副局长的赖波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那时的移民扶贫工作对全省来说都属空白，在修水也同样没有先例可鉴，一切只能从零开始。

为了摸清深山区的居住情况和安置地生产资料等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他翻山越岭深入到搬迁户家中，常常是“两头摸黑”，有时甚至吃住在农户家中。靠着这股踏实工作真情奉献的精神，他走遍了全县30多个乡镇的山山岭岭，走访了上千个搬迁户家庭。到过最边远的小山村，也到过最穷的农户家。

每次下乡，他总是随身带着笔记本、照相机，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认真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在赖波平看来，移民扶贫工作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事业，是一项善举，能从事移民扶贫工作，是他为贫困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几年来，他把移民扶贫当作“移爹移妈”的亲情工程，埋头苦干、身体力行，从而赢得了“拼命三郎”之佳誉。每年，他都有一半时间在乡下与贫困群众在一起，往来于迁出地和安置点之间，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只有星期七，没有星期天”是他工作的真实写照。

和所有一心扑在移民工作上的同志一样，刚开始时，家里人并不理解他。

那时候，儿子还小，身体也不好，经常生病跑医院。妻子在学校带高三毕业班，比他还忙。原本指望他能帮点儿忙，却谁知他不但不管，一天到晚往乡下跑，有时候十天半个月不落屋，妻子这下有意见了。

妻子说，“移民扶贫，我也知道很重要，很多人也需要你，但你犯得着这样拼命工作吗？”两人经常为这事吵得不可开交。

赖波平觉得妻子没有真正体会到山区农民生活的艰苦状况。他决定要带她到山区走一趟，让她亲身感受一下山区、库区农民的艰苦生活。

2008年寒假，正是南方冰雪灾害期间，赖波平带着妻子来到离县城60公里、靠近湖北省的大椿乡九曲村的鸟子洞自然村。

这是一次真正的体验之旅，走得非常辛苦。上山时用锄头挖出脚印窝，花了五个小时爬上去。在山上吃饭时，因为泉水全部冻住了，村民捧上雪放进锅里烧化，结果是黄色的。可是这样的黄水村民们已经喝了一个多月。

当赖波平夫妇爬上山时，他们揉着眼睛不敢相信：冰天雪地的还有县里的干部到村里看望大家。激动的村民好不容易搜罗了几瓶啤酒来招待赖波平和他的妻子，那是夏天他们用马驮上去的，非常宝贵。赖波平不舍得喝也不忍喝，他和妻子把那一杯杯的黄水当黄酒喝了。那一刻赖波平的妻子眼圈红了，她没有想到，在修水县，还有农民生活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这让她意外，也让她震撼。自此以后，她开始理解和支持丈夫的工作，赖波平有了这坚强的后盾，工作起来更加投入了。

与赖波平共事过的人都有一个同感：“这个人做什么事都特别认真、特别敬业。”全县所有安置点和迁出村的村干部都与他熟悉，许多移民户有事也愿意对他讲，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解释和协调。

2005年的一天中午，白沙安置点的移民户打来电话，说当地司机不准外地车辆给移民点拉建房材料，不少移民户只好停工。接到电话后，赖波平立即与乡村干部一起赶到工地，找来司机和移民代表座谈，及时沟通协调，化解了矛盾，恢复了正常的施工秩序。

2009年8月9日，他做胆囊切除手术的前一天下午，还到黄沙镇的一个移民点协调有关事情，直到问题解决才回来。

为了协调水利、交通、电力等部门，整合各种资金，赖波平“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比如在移民建房的供电上，因上级业务部门没有专项资金下达，面临项目无法实施的困境。赖波平多次找到电力公司的主管领导，介绍山区群众的疾苦以及山区群众搬迁后可省去多少电力投入的长远经济账，电力公司的领导被他的真诚打动，苦笑着说：“老赖，移民点的架电施工我们电力部门不仅没赚钱，还把材料搭上了，这笔花销不少啊。不过也没什么，移民扶贫是好事，这些就算我们为修水的移民扶贫工作做的贡献吧！”

在县委县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和赖波平的努力下，县里各部门在移民扶贫的人畜饮水、交通、农田水利、沼气等项目上积极配合，确保了移民扶贫工作稳步向前推进。2009年，修水县被授予全省移民扶贫先进单位，其中就有赖波平的点滴汗水。

按照整体搬迁的要求，迁出地点如果有一户不愿意搬迁，就暂不列入搬迁范围。大椿乡九曲村鸟子洞自然村，住着12户群众，离乡政府20多公里，从集镇坐农用车一个半小时，再爬三个小时的羊肠山道才能到达。其中有3户人家因多方面的原因不愿意搬而影响了整体搬迁计划。为此，赖波平三次上鸟子洞深入农户调查走访，了解农户的生活情况，掌握农户的心理动态，并请已经移民的典型现身说法，最终做通了他们的工作，实现了整体搬迁。现在这3户人家成了赖波平的“穷亲戚”。谈到当年移民时，他们情不自禁地说：“多亏了赖主任苦口婆心的劝导，不然我们肯定失去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还在山里头寻食呢！”

建房选点是移民安置的前提，而有土安置又是关键一环。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赖波平总是把工作进度往前赶，每年年底前就把第二年的安置点初步选择好，并逐个做好规划。

移民扶贫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每年上级下达给修水的移民扶贫资金在3000万元左右。这无疑是一笔巨款，许多人由此认定赖波平“阔”起来了。但他却把这钱看得死死的，一分一厘都按政策走，绝不允许有半分差池。

古人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赖波平经常想，这么多的移民资金，如果管不好，自己毁了不说，还将会损害一批干部，也对不起上级党政部门和山区群众。为防微杜渐，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四制”，为移民扶贫工作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管理办法。

一是阳光操作，对搬迁对象资格实行公示制。凡是在搬迁范围内的搬迁对象，一律采取自然村、村委会和乡政府分别实行“三榜公布”，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在公示期间，他亲自到搬迁乡镇了解情况。

二是分期拨付，资金下拨实行预借制。在移民建房过程中，坚持让移民“当家做主”。通过分期拨付资金的办法，把移民资金当作“药引子”，吸引群众投工投劳建设新家园。

三是严格程序，资金管理实行报账制。对移民扶贫项目采取报账制管理，推行国库集中支付的办法，确保专款专用。对深山移民建房补助资金实行“一卡通”管理，直接打入移民个人账户，这在江西省是首开先河。

四是严肃政策，资金检查实行审计制。每年项目结束时，他带领同事们对每个移民点逐户进行验收，并邀请审计、财政、监察等部门进行全面审计，杜绝违纪违规行为。

由于严格的管理，修水县的移民扶贫资金经过各级部门的多次审计，没有出任何问题。赖波平还把自己的工作管理体会编写成《修水县移民扶贫工作指南》，得到江西省扶贫办主任刘永思的赞扬。

修水的管理经验在全省41个西部县比照推广，成为江西移民扶贫的一面旗帜。

赖波平作为主管移民扶贫业务的机关财务的副主任，在其他人看来是有一定实权的“领导”。但他始终坚持廉洁自律，处处以身作则，严格执行财政扶持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始终保持着“政治上清醒、经济上清楚、生活上清白、工作上清正”的“四清”状态，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着“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不贪不占，不行不受”，按原则办事的人生信条，丝毫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取好处。

也许就是因为这种精神，赖波平在修水移民户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从2003年走上移民的岗位至今，这十几年来，可以说他无时无刻不想着移民户。

2013年，修水县实行整村推进移民搬迁。考虑到村民的困难程度，越往后就是越困难的，由此政策也在原先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调整，每户户头补偿1.2万元，如果选择80平方米的户型的房屋，另外再补偿2万元，每个人口在原先2500元的基础上增加到4000元，贫困户另外再增加2000元。这一年开始，全县有29个村自愿报名参加整体搬迁，实际上县里下达的指标仅9个村。前来找赖波平的村支书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哪个村移，哪个村不移呢？村支书都是带着村民的请愿来的。

赖波平犯难了，于是他又制定了移民搬迁制度。

一是村干部支持力度大的村，提前优先考虑。二是整体搬迁不落一户的村，提前优先考虑。三是实地调研急需要搬迁的村，提前优先考虑。然后再全面综合考虑，最终确定9个村整体移民搬迁。

这次移民搬迁比过去工作量更大，全县按计划搬迁8000人。县委县政府决定把扶贫移民与城乡发展一体化结合起来，实行以村或自然村为单位，将深山贫困群众搬迁到城镇或中心新村集中安置的移民扶贫新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移民是整体搬进城里。”为了让移民搬迁真正惠及农民，赖波平亲自到乡村调研。在溪口镇上庄村、下庄村、榨下村他就住了好几夜。最初本是计划只移上庄村和下庄村的，到了榨下村之后，他发现这里不移民实在不行了，村支部书记夏国虎把村民签的密密麻麻的申请书交到了赖波平的手里，那一刻他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重量。

低调的奉献者夏国虎

夏国虎是溪口镇榨下村支部书记。一个一心为老百姓着想的“村民”（在很多场合，夏国虎都以“村民”的身份介绍自己）。

据史料记载，榨下村在乾隆前是无人居住的。生于乾隆十二年的湖北人夏朝海及其弟夏朝波迁居到这里。具体迁居的时间没有记载，家谱只记载夏朝海出生于乾隆十二年。

到夏国虎这代是第九代。之前的八代，他认识三代人。说明迁居至榨下村的时间并不久远，按照年龄和寿命推数，最多也就120年。夏国虎长大后，根据家谱记载详情去湖北寻过亲，老家可谓是土地肥沃，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村人和他猜测其中原因，还是躲避战乱。

1968年，夏国虎在这个偏僻的山村出生了。他是我爷爷的学生。那是一所叫夏家源的教学点，两间破旧的房屋建在海拔500米的半山上。夏国虎家在山下水沟的地坑上，几根木柱撑着，遇上涨洪水，河道里的杂木、石头就会撞击着支撑房屋的柱子，噼里啪啦响，家人不安地坐起来，看着熟睡的孩子，他们害怕房子随时会坍塌，会被洪水冲走。判断房子是否会坍塌，是靠听觉来分辨的。支撑房子的柱子旁修了防护堤，堤如果承受不起撞击，就会发出危险的声音。在这两三分钟内，就得迅速撤离。夏国虎说，父母不知道熬了多少个这样的日子。

夏国虎的父亲一直在大队工作，做的行业可多了，从一般的通讯员、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到后来的村长、村支书总共干了36年。

夏国虎是老大，老二比他小4岁，因病不治去世了。老三比他小8岁，老四小12岁，老五整整小16岁。夏国虎说，他母亲4年生一胎，而且出生的月份也相差无几。

夏国虎先后在车头中学、溪口区中念完了初中、高中（那时初中和高中各两年）。1978年他高中毕业，正好遇上恢复高考，这时第二个弟弟正好上初中，夏国虎没有参加高中。三个弟弟全部上学，村小正好缺好老师，他回到了村里，成为村里学历最高的老师。两个弟弟都在村小上学，弟弟的学费基本上是扣夏国虎的工资。连续两年，夏国虎没有领过一分钱。夏国虎说，那日子太难了。

从1978年到1993年，夏国虎在榨下村小干了15年。这15年间他没有过任何想法，守着一群孩子过着平淡的日子。一边上课，一边利用空余的时间干些农活。日子虽然过得紧巴，但还是勉强能够维持。

1993年，夏国虎在没有告假和办理任何手续的前提下，与村里的6个村民，包括他的妻子一道去了广东中山。

夏国虎在中山干了4年。1997年冬天，村里换届选举，有村民希望他回去。他谢绝了村民的好意。这几年，他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已经由一名仓库管理员，成长为厂长助理，月工资已经是3000多元。放弃显然是不现实的，就算他同意，家人也不会同意的。直到选举前的两天，村民还在给他打电话，希望他回去，不管干与不干，先参加选举，看看村民的意愿。晚上，夏国虎躺在床上，与妻子何云连唠叨起此事。何云连说，“村民这个时候想到你，说明大家信任你。现在几个弟弟，也都没有上学了，我们无论在外头待多久，总有回去的那天。”何云连说得很有道理，夏国虎思前想后，决定还是回家一趟。不过他不是回去竞选村长的，而是和村民做好解释。第二天一早，夏国虎就坐上了回修水的列车。这次回来，夏国虎再也没有离开。在村民的百般劝说下，他全票当选为溪口镇榨下村村长。“当时并没有打算竞选，只是提名走下过场，没想到的是开始预定的人没有选上，包括他自己也投票选了我，应该说是赶鸭子上架。”

2009年，夏国虎的搭档——榨下村支部书记患肝癌去世。村支部书记的责任也就落在了夏国虎身上。镇党委根据村民的意愿，暂时由夏国虎兼村支部书记。“当时我感觉头都大了，那种无形中的压力，几乎让人感觉窒息，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着。”那时妻子还在中山打工，每月工资有3000多元，可他还是打电话让妻子回来了。

2013年，对于夏国虎来说算是一个考验。榨下村是一个有着300户，1200多名人口的贫困村，在1997年之前，全村已有7、8、9、13组，400多人口进行了移民搬迁。“不移民是没有出路的。”夏国虎说，“这里没有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外面的老师也不愿意进来，村里更是没有一名合格的医生。”上任后，夏国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上级部门争取移民指标。

“先找到的赖波平主任，他开始没有同意。之后答应来村里看看，只要他来我就一定会想出办法。”夏国虎说。赖波平果真来了，村民们用真诚打动了他。夏国虎的房屋一半是掉在河面上，一半是挂在悬崖上。那天晚上，赖波平住在悬崖下的卧室里，半夜听见山石落在瓦片上的声响。第二天一早醒来，赖波平爬到了后山，仔细观察了山形。“这里都不能住人。”赖波平说，“我们世世代代都不在这里，你看，根本没有可以做屋的地基。”赖波平的眼睛湿润了，他发现，后山都是松泥土，而且非常陡峭，随时都有可能坍塌下来。

赖波平当即表态，一定会如实向县委、县政府反映，将榨下村列为这批移民。夏国虎听后，当即双膝下地，他说代表全村村民感谢他。村民们见夏国虎如此真情意切，他们也跟着跪了下来。“我不是自私，我世代也不住这里，我也想搬出去。”夏国虎说的不是一个村支书的想法，而是一个在大山里住了半辈子的村民的想法。

这次移民，夏国虎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

每户村民他都得一户一户上门登记，有的在东山，有的在西山，站在两个山头说话是近在咫尺，实际上走路却是半天有余，一天下来登记不了几户人家。每天他都是早上6点钟出门，晚上10点多才到家。

夏国虎到中山打工的那几年，在他的带动下，三个弟弟都来到了中山，之后相继在中山创办了属于自己的企业。榨下村大部分村民都离开了村子，来到了中山打工。村里启动移民后，为了让移民政策深入人心，不落一人。2013年9月，夏国虎决定前往中山，把移民的政策与在外务工人员进行详细讲解。他的想法得到了时任溪口镇党委书记的李智高的大力支持，李智高决定与夏国虎一起去中山。他们不怕辛苦，到中山为外出务工人员服务，的确感动了很多在外务工的游子。“这么老远都跑去，足见政府是为民办实事的。”村民说。

2014年5月14日，这是夏国虎一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早上，他拿着文件早早地去村民家了，临走前叮嘱妻子何云连，晚上县电视台的记者要进来采访，要在咱们家吃饭，准备几个好点的菜。这些日子，来村里的不仅有县和镇里的干部，还有省市县的记者，山里没有餐馆，吃饭都临时安排在夏国虎家。何云连是个贤惠的女人，没有半点怨言。

这天夏国虎提前回来了，刚进家门，他就接到了记者的电话，说是临时改变了时间，并向他致歉。夏国虎坐在灶前叽咕着，早点打来我就不用回来了，还可以多走几户人家。妻子从楼梯里提着半边猪头下来，刚放下，夏国虎还没注意她的表情，就听见“咚”一声响，妻子倒在地上了。“云连，你怎么啦？”夏国虎边叫边把她扶在椅子上。“我头痛得厉害。”夏国虎一边用手帮她按住疼痛的地方，一边打电话给镇中心卫生院。从溪口镇卫生院到榨下村来回要1个小时，再从溪口到修水要半个小时。夏国虎后来算过，从电话打出到妻子去世的时间，刚刚是93分钟。他说，如果是在县城或者交通好的地方，妻子也许就不会死。夏国虎回忆，妻子是在快抵达中医院时去世的，去世前和他说了一句话。“国虎，我不行了。”与他说话的地方离中医院抢救室的大门不到100米，当妻子抬进抢救室时，医生宣布人已死亡。夏国虎跪在地上，眼前一片空白。

夏国虎知道，如果抢救及时妻子是不会死的。他没想到，妻子会这个时候离开他，再过几个月就可以搬迁了。妻子和她规划过今后搬进城里的日子，按照人口他们可以分到2套住房。一套100平方米的，还有一套80平方米的。她打算住80平方米的，大的留给孩子。

夏国虎低调地给妻子办了后事，甚至没有告诉任何人。

夏国虎就是这么一个人。县电视台播出了夏国虎的事迹后，很快引起了上级媒体的关注，中央电视台也进行了报道。村民说，夏国虎这样的村支书真的太少了。夏国虎不是这么想的，他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是我分内的事，得靠自己一件件干好，移民的事拖不得，也耽误不得，村民们再也等不起了。”

“你觉得这么做值吗？”我问。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夏国虎不假思索地说，“我妻子是个血淋淋的教训，如果住得近些，她就不会死。”他妻子患的是脑溢血，只要抢救及时，她也许不会走。

2014年，榨下村迎来了移民搬迁告捷。全村234户，921名人，没有落下一人。村民全部搬迁至县城良瑞家园。搬迁那天，镇里安排专车帮村民搬家具，党委书记李智高亲自到场祝贺，可以说是一派喜庆的乡村的风景。村民们一路放着鞭炮，甭提多高兴了。

夏国虎也随着村民们一起搬了出来。在他的客厅左侧放着妻子的遗像，遗像前面是一张四方的桌子，上面满是移民的材料。夏国虎平常就在这张桌子上办公，他说余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2009年以来，夏国虎先后被溪口镇党委、修水县委连续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2015年被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江西省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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