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的老

祖母躺在床上，谁都看不清她。

一天早晨，她突然说起村子里的树，讲起来来往往的人，说村子里只剩下一棵老树了，那棵树的寿命长，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

父亲站在床边：“娘，你在说什么呢？”“你走，我还死不了，赶紧去学校，别耽搁了孩子的课。”父亲一走，祖母又唠叨起来。滔滔不绝的，像是要把村子里的事一下讲完。

祖母说到大伯、二伯的时候，突然停住了。阳光从正门移到了侧门，屋子里慢慢地暗下来。墙边的矮凳上放着一个洋瓷碗，碗里装着半碗热气腾腾的鸡汤。她一口也没得喝，以前是舍不得喝，把鸡汤都留给了老人和孩子，有得喝的时候，她一口都喝不下了。不过，她已经不在乎吃什么了，一双眼睛直愣愣地看着门口，像是要把刚才的话又说回来。

她在心里反反复复地说着村子里的事情，点滴她都记得。我们村子里人的生活，就这样如同一场梦，依旧实实在在地留在村子里。

门半掩着，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人来。门像是动了一下，一只老鼠从门底下的缝隙里溜了进来。气势十足地看着祖母，祖母想用脖子和头驱赶，脖子僵硬着，她就使劲，一直使劲，可无论她怎么努力，还是僵在原来的地方。

此刻她除了脑子清醒外，其他部位都等同于植物人。她还想继续说点什么，感觉一张口，声音就被风刮走了。除了她自己，谁都听不见。

以前在农村，是见不着这么大胆的老鼠的。祖母养了一只肥猫，猫守在房屋的某个角落，老鼠只要一露面，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会死在猫那锋锐的尖牙下。没有猫的地方，老鼠肆无忌惮地在屋子里跑。

自从祖母病倒后，照顾祖母的责任就全都落在了母亲身上。父亲是照顾不了祖母，祖母也没指望他，能说话的时候，就隔三岔五地给他打电话。说的也就是鸡毛蒜皮的话，这些话平常不知道重复过多少遍。

叔叔是不管祖母的，他和祖母闹了几十年。祖母说的话，他从来不听。和祖母吵闹的时候，他说他不是祖母的儿子，祖母也不是他的娘。祖母病倒后，他不仅不来照看，还背地里指责祖母偏心。祖母从不计较，说叔叔还是个孩子。祖母说这话时，叔叔已经四十好几了。

实际上，我也没有照顾过祖母一天，除了隔三岔五去看看她，帮她买点药外，好像她的走和停，也只有风知道。

每天母亲会去给祖母喂饭，来回要走一个小时的路。

母亲还有一堆的事情，她已经是一个有着十年糖尿病病史的患者，糖尿病并发症的时候会肚子疼痛，眼睛充血，严重时走路会眩晕，会忽然倒地。

她个人的困难，她从来不提起，依然很有耐心地照顾祖母，一到饭点就朝她那里跑。

说是喂饭，其实是喂米汤，几粒米沉在碗底，只有浑浊的米汤。开始时祖母还责怪母亲汤里米太少，说能吃的时候，就得让她吃饱。擦身子的时候，也是这里不如意，那里不如意，总说母亲擦重了，痛得咬牙切齿。祖母卧床快一年了，屎尿都拉在床上，屁股上到处长着褥疮。

母亲知道，像祖母这种病，不论如何服侍，祖母都不会如意，自己得耐烦。白天除了一日三餐，晚上还得给祖母送点鸡汤。哪怕是只喝一口，母亲还得再跑一回。就这样，无论是雨天，还是雪天，母亲都是准时到。

那天中午，祖母笑着对母亲说，你以后就不要再往我这里跑了，家里的事情不少，你身体也不好，跑了大半年也够了。母亲听了，眼睛就湿了：“娘，你这是哪里的话，是不是我服侍得不好。”祖母无力地摇着手。

这也祖母最后的话，说完这些话，祖母就不能进食了。有时候会费好大的劲，勉强把嘴张开，有时候又不愿意张开，紧紧地闭着，就连气也不让出来。一年后，祖母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母亲去的次数更多了。

母亲离开后，屋子里也就祖母一个人，她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楼板。不让任何人来陪，也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她现在的样子。

她在心里和母亲做着对话，意思是“不用再喂了，让我早点走吧”。母亲不忍，用毛巾帮她把嘴角的米汤擦干，然后又用温水帮她擦洗身子，擦干净没几分钟满屋子里又是臭味。祖母彻底成了废人，一个轰动一时的民国美女，如今变得像只牲口，这是她自己最不想看到的。她想死，可动不了。她能说话的时候，对母亲说过，她想死个痛快，不想半死不活的。没想到，偏偏是这个结果。母亲见她痛苦，不停地安慰她。母亲开口说话，她就流泪，后来母亲干脆就不说了。医生说，祖母这种情况，没那么快死的，少说也能活好几年。母亲不相信，说人不是铁打的，熬不了几个日子。

祖母想住套好点的房子，哪怕干净舒适点也好。可她再怎么想，也只能是想想，就像一个空荡的见不着头的理想，那个理想梦幻一般。

祖母这间房，窗户的玻璃已经很久没擦了，玻璃上有厚厚的油渍，黑黑的，挡住了窗外的光。母亲把窗门打开，让风吹进来。等里面的气味稍微淡点的时候，又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前些日子，母亲老远就听见祖母喊痛。祖母听见母亲的脚步声近了，嘴巴立马就停了下来。母亲推开门时，她仰着脖子，用微笑的表情看着母亲，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饿了吧？”祖母摇了摇头。“半天都没有喝一口水了。”母亲端起碗，用勺子在碗里舀了半勺汤，用嘴吹了吹，朝着干裂的嘴巴伸去。

刚刚碰到嘴唇，祖母就把眼神收了起来。她实在不愿意张开嘴，母亲用勺子朝嘴唇上压，祖母这才不情愿地张开嘴。还没喂两口，祖母就用舌头顶着勺子。“吃点吧！再来一口。”母亲像哄小孩一样哄着祖母。那时，祖母除了头部还有意识外，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没知觉了。实际上连头部也不能动了，但嘴还能哆嗦，舌头还在朝外顶。大概的意思，母亲也明白。“再不要朝我这跑了”。母亲放下碗，又帮她擦了擦嘴巴。纸巾在嘴角上擦来擦去，怎么也擦不干净。祖母可是个爱干净的人，她的性格有点倔，她在城里过的日子，总是挑三拣四的，租个房子总得找很多个地方，黑的不要，楼层高的不要，价钱贵的不要，离菜市场远的不要，房东不好说话的不要。找来找去总是找不着。母亲帮她找过几个地方，不要说光线好的，就连黑的也不愿意租给她。说她腿脚不便，撑着棍子走路时像划船一样，要是不小心摔倒了，死在谁家的屋子里，就连房子都租不出去了。祖母说，我是吃斋的。祖母说的吃斋是每逢初一、十五吃没有动物油的饭菜。实际上不算是完全吃斋。租房子的人可不理会这些，他们只想着把房子租个好价钱。

现在母亲真的后悔了，后悔没有帮她租个好点的房子。祖母刚到县城时，腿脚还算利索，还能到处走路。最早租住的地方在城南县三中后面，那是一栋茶科所的公家用房。离学校也就一步之遥。那时，城南还没有开发。那块地上只有茶科所那栋宿舍，附近还有一所老牌中学——修水县第三中学。她租住的那栋楼很破旧，比村里的房子稍微好点，村里的房子挂在悬崖峭壁上，泥巴筑的，杉皮盖的，下雨的时候满屋子漏水。这个房子是瓦盖的，虽然也有漏雨的地方，可比起村子里的房子要好得多。关键是这是砖瓦的房子，建的地块平整，不像村子里的房子建在山脚下，下大雨的时候还得爬起来观察。山体滑下来埋掉屋子是常有的事情。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半夜后山崩塌，他听见声响爬起来，刚走到地场，山体倾泻下来，将房子推倒，老母亲，妻子和两个半大的孩子全部被活埋。有了这场灾难，村民在选地基的时候，尽量选个宽敞的地方，可还是难以避免灾难。一场大雨过后，到处是山体崩塌。祖母觉得那屋子好，住得安心，关键的问题不是别的，还是离三中近，那是祖母在县城住得最称心如意的房子。我叔叔的女儿在三中上高中，叔叔很不争气，成天游手好闲，还经常和婶婶打架。婶婶决定离开叔叔时，对三个孩子十分不舍，便来找母亲，意思是叔叔如愿意与她和好，她就算吃再多的苦都不走了。那时，叔叔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有脾气就往婶婶身上撒，时不时地拳打脚踢。一个女人，怎经得起他这般折磨。

一个中午，祖母把叔叔叫到家里。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祖母劝他，他不仅不听劝，像个孩子般把饭桌打翻了。一罐鸡汤洒得满地是，祖母伤心了，那可是她杀了家里唯一的老母鸡炖的汤。

婶婶铁心走了。走后半年，邻村来了个男人，找到我父亲说，他想和婶婶在一起，想和叔叔谈谈。“谈什么呢？”父亲问。

父亲找过叔叔，让他去把婶婶找回来，可是他晃着脑袋说，这个女人我不要了。他的性格谁都知道，决定了的事情，驴都拉不回来。其实，那时候叔叔还是个孩子，他是被祖母惯成这样的。婶婶不久便和那个男人走到了一起。

我听说当年叔叔不愿意和婶婶过还有一个原因，婶婶去广州打工，叔叔觉察到婶婶和一个老男人有往来。这种往来，激发了叔叔的愤怒，几乎成了条件反射，使他失去理智地在婶婶身上不停地施暴。

也就是这个原因，叔叔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堂妹，后来与祖母一起生活。

几年后，我堂妹考到县三中，祖母决定到城里过生活。开始我父亲是反对的，她在农村生活了几十年，一辈子没去过县城，县城的生活可不是一个乡下人适应得了的。她要来谁拦得住？当时母亲有点受气。你这把岁数往城里跑，县城的车到处乱窜，出了事谁来过问？祖母可能真没想那么多，她只想着眼前这几年，说主要是让孩子有个照应。说到底就是烧菜、煮饭、洗衣服。她最早的计划也就是那三年，等堂妹高中毕业后，她就搬回村里。可是后来，时局完全变了。我毕业后分到了县城的单位，我母亲也三天两头地往县城跑，送些米油盐之类的东西来。那时我的工资低，连房租和正常的生活都难以支撑。每次来，她总会去祖母那看看。母亲说，她活在城里气色比村里还好。祖母喜欢过城里的生活，她喜欢去公园散步，喜欢去老年运动场看打门球，有时候遇上一场老年健身操，她也能站半个小时。那时她的类风湿关节炎已经相当严重，几根脚趾交叉在了一起。

祖母偶尔回趟村里，老远就在山背喊葵叔公，春英叔婆，青奇伯。其实这几个人年龄都和祖母不相上下，有大两岁的，也有小两岁的。祖母还是毕恭毕敬地按照辈分来，从不直呼其名。大伙见她回来了，表现得格外的热情。像是好多年没见一样，其实最多也就隔了三四个月。大家搬来凳子，自觉地围坐着，她便开始滔滔不绝地对大家说城里的所见所闻。

其实一些东西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只是见着就描述，用途还不见得是她描述的那样。村里的人去过城里的少，她说什么大家都爱听，听着也开心，她就讲得津津有味的。她总觉得活在城里是件脸上有光的事情。祖母除了讲那些所见所闻外，还会讲在城里怎么活的问题，不去城里生活是想不透的，城里人有十块钱当二十块钱的活法，当然也有二十当十块的活法。她讲她的房子，租金是六十块钱，面积是三十平方米，公共的卫生间，厨房就摆在门口，晚上把一些坛坛罐罐搬进来，早晨起床又搬出去。这点和村里不同，在村里东西摆在地场上都没人要，在城里放在外面的东西眨下眼睛就不见了。“城里的治安就那么差吗？”有村民瞪大眼睛问。“这不是治安的问题，一些人进城找不着工作，锅桶什么的都用得着，能省点钱。”“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这可是不道德的啊。”“这点就不如咱们村里的人，他们也是被生活所迫的，当然干这事的人是少数。”“在城里活不下去就回村里啊，总不能靠偷鸡摸狗为生吧！”

村里人最熟悉祖母的性子，当年日本人打进中国的时候，她的两个儿子也就是我的两个伯伯都参加了革命。我祖父是上门女婿，祖辈七代无子，要么是招郎上门，要么是带子传宗接代。到我祖母这一代，连生了两个男孩，而且长得眉清目秀。村里人都说，这下麦克有后了。麦克是我的祖先，他是从湖北南林桥迁到江西来的。可是，让村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祖父把两个孩子都送上了战场。一个在秋收起义时，被活捉砍了头颅；一个死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我大伯死后，二伯才去当兵的。这让村里人很是费解，死了一个，剩下的这个可是独苗了。大伯去当兵的时候，祖母算得上是深明大义，村里人敲锣打鼓一直送到镇上。二伯去的时候，村里人都拦在路口。可祖母铁了心肠，说孩子想通了，他要去就让他去吧！好男儿就该血洒疆场。这次是二伯的主意，祖母拦不住。二伯死在战场上好多年，祖母都不得音讯。太想念儿子的时候，就从夏家过继了我父亲到门下。她以为自己不会再生了，父亲十来岁的时候，叔叔便来到了人间。也许是祖母觉得亏欠大伯、二伯太多，对叔叔格外溺爱。这种爱，让叔叔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祖母在城里搬了几个地方。每次都神不知鬼不觉的。她搬家的时候，我们一点信息都得不到。搬了好些日子，她才会告诉我们换了个地方。搬房子实际上是很麻烦的事，她从不表露出半点的烦躁。

祖母在北门新桥旅社住了八年。堂妹高中毕业后就搬到了新桥旅社来住，这是我们村隔壁的一个被开除的校长盘下来的。祖父在村里教书的时候，校长和我家有过往来。祖母说，校长是个好人。我也相信校长是个好人，他是多生了一个小孩被副校长告下来的。不仅校长职位没了，连工作也没了。校长也知道不能超生，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避孕措施。那时农村违反计划生育是常有的事，怀上了就不想去打胎，毕竟是个生命。校长的孩子生下来后就送人了，他老婆躲在娘家呆了大半年，按理说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可还是被传了出来。

校长找不着事干，就来县城将新桥旅社盘了下来，租了几间给在城里生活的同乡人。祖母在那里租住了八年，住在二楼，一个三十平米的屋子，日子过得还算平稳，房租也一直没有涨。

校长后来患了脑出血，把旅社给退了。祖母的腿脚越来越不好使，再也爬不上二楼了，就重新租到靠近我住所的胡同楼下。房子里的灰尘很多，她又特别爱干净，买了些花油布垫着。她说靠着我住安心。可住在楼上的小孩每天晚上吵到半夜，她实在熬不住，住了半年又重新换了地方。这次搬得比较远，从城南搬到了城北。她很不高兴，说这个地方太破了，老鼠跑进跑出的。在村子里，见着老鼠在地上跑是常有的事。可那阵子她像是变了个人，一会说见着了老鼠，一会说窗台的风太大，一会说屋子里有臭味。总之事情特别多，经常给我打电话说这说那的，忽然又温柔地说，好久没有见着我了，让我有空去她那里坐坐。我至今记得那个声音，声音不停地在我的耳朵里跑来跑去。

那天傍晚，母亲给我打来电话，说祖母中风了，手不听使唤了。我去的时候，她坐在床沿上，一只手像是在荡秋千，不停地晃来晃去。我叫她把手停下来，她说手已经不听使唤了。我感觉她是在发泄情绪，手不停地晃着，是在向我们抗议，说她不想在这里住了。父亲的意思是就住在这里，进出方便，就是房子破了点，但无论如何都比村子里的好。她就像是个任性的孩子，无论如何都不愿意住。那时，我有点不太理解祖母。

其实，祖母是个顺风的人，一辈子不顺风的事不做。她刚嫁给祖父的时候，就住在屋头的牛棚里，也没有说过半句怨言。现在她整个人像是变了，变得让人不认识了。当然，我知道祖母嫌弃的不是房子，而是缺乏爱，住得远就和我们隔着距离。我也曾对她说过，让她搬到我那里，住在一起，她说：“你的房子太高了，得背上楼去，还得背下来，整天见不着阳光，实在受不了。”她还想着每天到户外晒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

现在身体出现了问题，她更想和我们住得近点，她害怕她哪天走了，我们都不知道。我想这才是祖母不愿意住在这的原因，可是一个偌大的县城，的确找不着一个可以让祖母安心的地方。

父亲站在祖母的床前，还在做她的思想工作，可她把头扭向一边，说这屋子里半夜有怪异的声音，说墙上还写着字，这屋里不能住人的。“写在哪儿呢？”父亲问。祖母指着墙壁说：“在哪儿，你没有看见吗？”我觉得祖母可能精神出了问题，送她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情况还好，像是有中风的迹象。医生说，她那手不是不听使唤，如果她自己不愿意停下来，是停不下来的。

祖母似乎不想停下来了，只要见着我们，手就一直在疯狂地晃着，不见筋疲力尽的时候。她的脸上是那种虚弱的疲惫。

祖母终究还是中风了，这回倒下后就没能站起来，躺在床上，就连翻身都不可能。她还想着给我打电话，想让我帮她找个好点的房子。她连拿电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渐渐地，她瘦得只剩下一个骨架。我去看她的时候，她的嘴巴歪着，嘴已经合不拢了，喝什么都会流出来。可她的舌头没有停，还在和我说着什么。我努力地听着，始终不明白她要表达的意思。她的手不停地抓着我，我感觉她真的有话要对我说，这回绝对不是说租房的事情。祖母嘴里不停地哆嗦着，哆嗦着。

我怎么也不敢相信，祖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我记得小的时候，祖母是特别爱打扮的，在我祖父面前她就是个淑女，几十岁的人了，可还是有模有样的。祖母比祖父小了十五岁，她总是以她优越的年龄差在祖父面前表现着她的体面。祖父是村子里唯一的书生。在祖母心中，祖父不仅是书生，还是她英俊、挺拔的男人。她在夸祖父的时候，声音特别大，生怕村里的人听不见。可她对祖父也是苛刻的，说到了晚年祖父不能比她先走，要是先走了，她就会变成丑八怪去找他。我发现她特别依恋祖父，超出恋人本身的情感。一开始她还能喊出祖父的名字，每喊一声像是割着我们的心。我想让她静下来，可是不可能。

祖母的声音是慢慢消失的。一点一点，像是迷失在县城里。

说起来，我是有愧于祖母的。小的时候，有段时间祖父去山外教书，祖母一个人留在家里，每天晚上，她喊我去做伴。其实，我不是最听话的。我是图她晚上做的面条宵夜，还有面条里的两块肥肉。另外，我晚上怕黑的，祖母整夜点着灯，生怕我醒来看不见光，半夜总是为我爬起来挑拨灯芯。

我上初二的时候，成绩在班上倒数几名。加之家庭特别的困难，父亲在几个孩子中做了考量，认为我是最没有希望的，决定让我回家放牛。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哭着鼻子找到祖母，把父亲的决定告诉了她。祖母从容地和我说着话，然后从箱底的油布包里掏出了八十块钱来，说这是她一生的全部积蓄，先借给我上学，等我毕业后再还给她。实际上，也就是祖母的这八十块钱，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一生。那时我觉得祖母是一个无比高大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祖母上过私塾，读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她懂得读书的意义。祖母是村子里唯一读过书的女人。父亲说，有一年县委书记去村里调研，祖母居然和她讲起了古人的道理。县委书记竖起拇指，夸赞祖母非常了不起。我听了也非常惊诧，不知道祖母是怎样上学的。追究缘由，还是曾祖父没有生男孩，把祖母带在家里，加之祖母好强所以才得以上学。祖母嫁给祖父不说是门当户对，至少可以说是郎才女貌。祖父是国立师范学校毕业的，在村子里也只有祖母配得上。

我祖父退休的时候，根据政策可以安排一个人顶替。父亲那时已经是一名木匠，会打木桶，一担木桶可以换回好几斤盐。叔叔刚刚初中毕业，祖父的意思是让叔叔顶替。祖母思来想去，决定把父亲喊回来商量。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祖父祖母为了他已经吃下不少的苦了，他本来就是个过继的孩子，应该把这个机会让给叔叔。就在祖父打算让叔叔去顶替时，祖母反悔了，她说，无论如何也要让“牛牙”去。“牛牙”是我父亲的小名。祖母怎么也不会知道，叔叔就躲在门后，此刻已经是一个泪人。亲生的还不如带来的，叔叔的心里有了一道不可愈合的伤疤。

说实话，我觉得自己是最对不起祖母的人。那天下午四点，我在办公室写稿，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祖母走了。我眼前一黑，仿佛整个世界都塌了下来。我以为祖母没有这么快走的，她就偏偏走得这么匆忙，临行前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在她的床头桌子上，陪伴她的是母亲送的半碗鸡汤。母亲说，那天她有点事就离开了一会儿，说过会就会回来的。祖母看着她，眼里还流露出坚强的意志。母亲去之前，我还给她打过电话，让她对祖母说，我下班后就去看她。母亲说，她把我要去看她的消息也告诉了祖母。其实，只要再过一个小时我就下班了，就能和她见最后一面了。我见着她的时候，她已经安详地睡着了。她那顽固的性格、硬朗的脾气，就像是蒸发了一样。整个人变得面无表情。

我站在床前，还想听她嘀咕，可是再也不可能了。任凭我怎么叫她，她都不再醒来。我跪在祖母的面前，知道今生今世再无祖母了。

“不能闹动静，要是房东知道祖母在屋子里去世，必定会找我们麻烦，也会让她走得不安。”母亲一边流着眼泪一边不停地交代我。我明白县城房东的规矩，租房前就已约法三章，如果住有老人，必须在老人咽气前就得搬出屋子，否则是要赔钱的，赔钱是小，关键是还会闹事。祖母去世的消息，除了我和母亲，并没有告知其他人。

母亲说，得等到黄昏才能送祖母回村里。祖母先前留有遗书，要求走后将她安葬在青龙嘴。那是埋葬着我先人和大伯、二伯的地方。祖母还留了一张存折，里面有六万块钱，是留给叔叔交房款的。密码是叔叔的生日。祖母在最困难的时候，省吃俭用把这些钱留下来，用来弥补对叔叔的亏欠。

我点燃了一支蜡烛，放在祖母的床头柜上。我记得，她就是这样点着油灯照着我长大的。白色的光在她脸上晃来晃去，她就像是个熟睡的孩子，一声不吭地睡在那里。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祖母的额头，额头冰冷得有些刺骨。

黄昏后，我抱起祖母。把她放在我的车后座，然后折了一个白色的灯笼罩住车里面的灯，把她送回了村子。一路上，我仿佛听见她絮絮叨叨地说着往事，比如不要过于劳累，中午睡觉时一定不能晾着肚子……她的话一遍遍在我的耳畔重复着，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祖母的坚强其实也是脆弱的，她每张一次嘴的时候，其实就在向生命发出挑战。她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做好了接受命运伤害的准备。

祖母真的走了。我知道祖母时刻思念着儿子，从她身上掉下的肉，她能不心疼吗？遵照遗嘱，祖母埋葬在大伯、二伯的坟墓旁。

在我们面前祖母却始终没有提起过大伯、二伯。“娘，如果你想我的时候，你就抬头看看星星，星星离我最近。”这是二伯离开村子时对祖母说的话。

祖母走后，叔叔像是变了个人。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一夜间就长大了。他跪在祖母的坟前，不停地磕着头，说着一些远远近近的话。

祖母走后的许多年，我一直没有动笔写有关她的文字。我一直在辨识祖母，我想客观地观察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祖母的死从表面上看与她的顽劣有关，实际上却不是。在她的骨子里，顽劣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想，即便没有那个租房的过程，可能也会有别的原因，她还是会在那个时间段离开我们。她似乎是在选择一种离开的方式，这种方式彻底毁灭了她在我们心中的形象，这种形象也会形成我们对她的偏见。我跟着祖母长大，怎能不知道她的良苦用心。

祖母老去后，我独自回过一趟湖北通山老家，在族谱上找到了我的名字，那不是我现在的名字。这个名字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祖父和祖母为我取的——鼎春。备注我是子明之子，子明是我父亲的名字。族长笑着说：“你是一人鼎两门的。”果不其然，后来我在夏氏族谱上，也就是我祖父的族谱上也找到了鼎春。我在祖母的族谱上姓徐，祖父的族谱上姓夏，名字都是鼎春。我查看了族谱记载的日期，是祖母去世前的两年，那时她还可以行走。族长说，这是祖父祖母在世时统一的意见。“那次回来，她住了三天，看着我们把庄稼收完才走的。”族长说。

我记得，祖母每次回湖北通山老家，总会被随便的一件小事挽留一天。能留人的事多着呢。她离开的时候，老是回头望，总是恋恋不舍的。老家在她的心里是一条长长的路，没有尽头。

这回，祖母真的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