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 扉

夜有点深了，她踩着厚厚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深山的灯光走去。灯光独自亮在夜里，一闪一闪的像星星。她听到狗的叫从地底下传来时，浑身的汗毛都竖立起来。她闻得出那种熟悉的气味，一种久违的熟悉。她还记得那条路，朝山里拐几个弯，左边就是她家的矮屋。

二十多年前，她熟悉这里的一切。柴扉虚掩着她家的门，门前是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她父亲挑着粪给菜加肥，她则在不远处的地场上捉蜻蜓。蜻蜓调皮地在她的头顶上做着各种逗人的游戏，她怎么扑打就是扑打不下来。那时她弟弟还站立不起来，全身软塌塌的，一张稚嫩的脸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可这种笑声，她一直记着。在那个单薄的记忆里，弟弟的声音以各种方式隐藏在她的内心。仿佛她的内心是条河流，那个声音不停地奔跑着。

日子在浮云中抵抗着残酷，村庄不停地舒展着身体。万物都在变化，每天都在寻找生活的趣味。只是这种变化，一般人觉察不着。比如她的个头又高了几公分，比如昨天的风比今天大，又比如牛的叫声更悠长。不是细心的人，是觉察不出来的。

她父亲是个奇人，一直在做着一个荒唐、艳丽、最秘密的梦。这个梦是不会被村民认可的，生平是一种叹惋的笔调。她家只有七分地，种麦子不够吃，种红薯也一年四季吃不饱。村里的一些人白天给自家干，晚上还要给别人干。有些干脆跑到城里打工，晚上就睡在桥洞里。一些讨饭的人，来了村里打都打不走。她家很穷，可父亲从容。从容地耕地，还是不改的习惯。

在父亲眼里，穷和黑是一样的，不是密不透风的，也不是绝对的，白天在黑夜的背面。因此，黑是光明的精灵，也剔透出生命的气息。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弟弟七岁，她十三岁。平常夏凉的山里，今年的天气十分异常，白天热，晚上还热。那种热不在土地上，而是热在心头。她母亲决定再去鄱阳，还是和村外的几个女人去。说那边有适合女人做的事，可以弄点钱回来改善家庭。今年家庭比往年更难，还没到六月，就没油盐下锅了，白水烧开，凉后解渴，也当作是菜。作为主厨的女人，是不容许这生活的。

他父亲的脸色像天上翻滚着的云，再怎么阴沉，却丝毫影响不着大地的庄稼，干旱数月，到处是裂痕。按理说，干燥的时候咳得轻的，可她父亲偏偏咳得没完没了。她母亲很担心这么咳下去如何是好。

一大早，父亲就咳个不停。整个屋子被他咳得摇摇晃晃的。她爬起床时，看见父亲背靠着门框，望着往山外延伸的路。

头天晚上，父亲和母亲吵到半夜。相互在撕咬着，不时还发出奇怪的声音。声音不大，她听得很清楚。父亲说，别去，别去，去了就打断你的腿。父亲的声音半求半迁就。母亲说，你的身体越来越脆弱，孩子们总得吃喝！父亲还在说，但那些话都是空的，空得长久而洁净。

她记得，这是母亲第三次去鄱阳。第二次回来后，本没计划再去的。一女人出门，即便有伴那也是孤独的。

第一次回来时，母亲背着几个包，头发烫得发黄。给他们各买了几件时尚的衣裳，也给她父亲买了件西装。可他父亲不领情，像头不听使唤的倔驴，把衣服搭在门槛上，用柴刀砍成布条。那天晚上，一家人什么声音都没有。第二天，她见着母亲像往常一样，去沟里挑水，父亲坐在门口咳嗽。那时的父亲就像个孩子，一脸的荒废。

父亲患的是痨病，呼吸急促，气在咽喉处咕咕地旋转吐不出来。这几年越来越严重，天气变得阴沉，他的呼吸就跟着阴沉。一整夜都在努力地咳，不停地咳，像是要把整个肉体咳走，只剩一缕精魂在夜中。

这也许就是他的追求。

母亲就这样独自收拾着行李。她不敢前去搭把手。那个时刻，她的内心纠结万分。母亲收拾得很仔细，很慢。把屋子里的东西，都重新收拾了一遍。然后又一件件地叮嘱她，哪个柜子的衣服是父亲的，哪个柜子是她的，哪个是弟弟的，分门别类，叠得整整齐齐。磨磨蹭蹭好长时间，旅行包里还是空空的。这种动作母亲不知道重复过多少次，弟弟半岁的时候走一次，提着包走到门口，听见弟弟的哭声就回来了。弟弟一岁半的时候又走过一次，弟弟的哭声又把她喊了回来。现在弟弟七岁了，她的动作也越来越娴熟，可每次天亮时，她又会出现在屋头的菜地里，哪也没去。清理排水沟，除草。父亲起得晚些，起来后提着锄头去帮忙！

后来，母亲终究还是去了。她有点不可思议，甚至怀疑母亲在寻求更好的生活。村里人都是这么说的，一些女人陆续走后就没有再回来。

有了第一次，必定会有第二次。她感觉，接下来母亲会没完没了地往外跑。其实父亲不是个吃软饭的人，骨子硬得很，像一头在沙漠行走的孤象。他就这么自嘲着自己，无垠地在沙漠中奔驰。

村里办学校的时候，外面没有老师来。他充当起了这个角色，腾出一间卧室当教堂。村里的孩子不少，可真正来上学的没几个。连饭都不得饱，谁还送孩子上学呢？可他不计成本，不收取孩子的学费。就连书本费，纸笔墨很多时候都是贴的。母亲和他说话，骂他是猪，父亲不聋，可他多半听不懂，不管是好话，还是坏话，脸都是平静的。母亲内心受挫，一个人坐在门墩上哭。父亲的举动，成了母亲最不能理解的障碍。父亲办学，不仅没有挣钱，相反也没有落个好名声。他对学生十分严肃，有过几次体罚学生，家长不仅不领情，相反咒骂他怎么没咳死。那间临时的教室，后来没有了学生。

在她印象中，父亲没那么严厉，可从那以后，像是变成了个陌生人。对她越来越野蛮，有次她和弟弟偷了村里小卖铺的饼干，回来父亲狠狠地给她一记耳光。那一记耳光把童年的父亲记忆沉到了很深的地方。有了这次，她不再敢正眼看父亲的脸，他的眼睛锋锐，有一股寒气投射出来。因此，每次父亲发火时，她感觉有一团火焰围着她，炙烤着她满头冒汗。她发现，父亲的严厉仅此是对她的，对弟弟又是另一种嘴脸。回想起，她有着很多恨父亲的理由。可当她真正去恨父亲的时候，又发现力不从心。

父亲在她看来，是男人里的悲剧。

那是个冬天的早晨，外面的风咆哮着。粘贴在窗户上的挡风报纸被风撕个碗口大的洞，风顽固地朝里不停地钻。

她有点睡过了头。屋里到处是青烟，每到这个日子，家里的干柴就所剩无几了。湿柴边烧边炕，烟雾特别大，呛得她眼泪汪汪地流。

父亲坐在火炉边，像个木讷的雕塑。火炉里不见火光，见她起来了，缓了下神情说，待会记得帮弟弟穿衣服。然后说，你妈妈去鄱阳了。她的心里顿时一空，腿脚有些不听使唤。离过年的日子近了，她不理解母亲怎么这个时候去鄱阳。以前那么多日子都熬过来了，这次出走没有半点征兆。她感觉腿好像突然矮了小半截，差点没有站稳。父亲连咳两声，她知道弟弟醒了。

她在屋里屋外走了一圈，第一次怀疑父亲说的话。她没有见着母亲的影子，内心冷得辛酸刺骨。家里没有女人，屋内冷风肆意跑。父亲到底是个怎么样的角色呢？那一刻忽隐忽现。她真的很害怕，生怕风把屋子吹倒下来。菜还是那几道菜，吃着总感觉是半生的，有些杠牙。

晚饭后，父亲立在火炉前。还是和以往一样，用严厉的眼神盯着她说，眼睛里装满了话，可他一句也没有说出来。父亲的眼神就是这样的吗？她感觉，自己离父亲很远，琢磨不透中间的距离。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经常会出家门。她想和父亲说点什么，问点什么，可又插不上话。她感觉父亲真的很孤单，没有一个读懂他的人。他就像是个气球活在针尖上，内心的疼痛不停地颤抖着。可面部的表情，却十分安宁而平静。他只听过父亲墙裂般的咳嗽声，没见过父亲脸部扭曲着的起伏表情。

那天晚上，还是黄昏。父亲把窗户被风吹穿的报纸重新用油布补上，风再大也没法再吹开。那个冬天一场大雪把村子封得严实，母亲没有回来过年。她的心里空荡荡的，不停地有风在心里吹过。父亲凝重的表情松懈了下来。父亲说，过完年你就十四岁了，是个大孩子了。你是没去过正规学校的，那里的五星红旗特别的鲜艳。我打算过完年就送你去镇完小，没有小学成绩上不了初中。她看着父亲的嘴唇，像两个叶片在上下蠕动。后来父亲还说过什么，她一句也记不得了。

村里的孩子书都读得少，尤其是女孩就读得更少。十几岁就下田下地，晒得黑溜溜的。她没有干过苦活累活，父亲不允许她下田下地。说一个女孩家，干这些能有什么出息。出息是什么呢？在村民眼里，出息是从庄稼里长出来的。父亲和她说过，田地就是他的希望。那时她把父亲的话，仅此理解为庄稼的丰收，后来她有了更多的想象，把这种年复一年的照旧看作是无限的理想，那种理解在田土的日积月累中变得无穷无尽。

村里有人劝她父亲，要不要去北京上海看看。一提北京上海，他就滔滔不绝。他在书本上对这两个地方充满好奇，他说总有一天会去这个地方。他计划的是两个孩子，将来能去北京上海读书。这可不是个胆小的计划，说出来是添油加醋，可还是有人背后戳他背脊，说简直是痴心妄想。父亲没有在意，任何人的任何话，在他耳朵里停留不下几分钟。这些话如果要计较起来，恐怕还得伤神劳肺。

父亲这个病是遗传下来的。潜伏在他的体内，伴随着他的成长。他觉察到潜伏在体内的某个地方，可不是他用意志力能够驱赶出来的。它是无形的命运，至少他自己是没法摆脱了，可他想着将来孩子呢？祖父仅活了五十岁，曾祖父就更短了，他想，自己至少也能活过四十岁吧！

这病开始没有症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遗传的，她父亲生下来体弱多病，曾祖父就送他去私塾念书。私塾先生说，他是个读书的天才。他自个笑着说，世间哪有什么天才？先生你还不是天才啊。先生乐得笑呵呵的，《贤文》《幼学》我得学三年，不，三十年，甚至一辈子都还没有背熟。你小子就三个月倒背如流，能不是天才吗？他的脸色很平静，自知不可能变成天才。

她母亲是隔壁的村子嫁来的，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他家有这个遗传的痨病，谁也不愿意把女儿嫁到他家来。有人也劝过她母亲，可她相中了，说到底是喜欢这个男人，任何理由都阻挡不了。

洞房的那晚，她父亲和她母亲细细地说着话，说将来有一天，如果他家遗传的痨病发作了，她可以随时离开，去哪都可以。当时，她母亲就感动得哭了。用手捂着他的嘴，说哪也不去。

月亮挂到半天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床才发出声响。她是第二年春天出生的，出生时正下着春雪。阳光照在雪地里很是刺眼。

她两个月的时候就会笑，父亲成天把她搂抱着。她八九月的时候，父亲就把她扛在肩上。她三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弓着腰让她当马骑。她对幼时的记忆，一概的模糊不清的。只记得后来，父亲送她去镇里上中学。

那天，风和日丽。虽是九月，气温还热。那时村里到镇上没有交通工具，只有靠两条腿走路。父亲挑着沉甸甸的担子，她走在前面，父亲走在后头。路是崎岖不平的，弯弯曲曲的。拐个弯就见不着了父亲，她只好又往回走几步。父亲没有了气力，额头上全是汗水，脸色有些苍白，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那时，她还不知道父亲发病了。快到学校的时候，父亲实在坚持不住了。放下扁担的一刹那，他看见两条腿搅合在一起。整个人倒在地上，额头撞在旁边的石头上。顿时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她吓得腿脚发麻，没有一点办法。过了好一会，父亲才爬起来。父亲说，今天腿脚不辨认路，鞋又大了一点，所以走路有些吃力。说着，父亲又挑起了担子，这回她走在后头。他从未见过父亲如此费力，也从未见过父亲如此野蛮。两条无法卯力的腿，彼此间纠缠在一起。父亲一点也不着急，顺着一歪一扭的姿势慢慢地朝前走。

这是她从前未见过的父亲。

母亲是年终回来的。大大小小的包好几个，有好看的衣服，也有食品。父亲没发脾气，坐在火炉前脖子朝里缩着。母亲拿着衣服在他们身上比划，大小刚刚合适。

半夜里，她听见父亲和母亲在吵架。她仔细听时，只听见窗外的风声。母亲说，有本事你去赚钱啊，总不能让两个孩子回家种田吧！弟弟傻头傻脑的，听说是可以治好的。她醒来时，发现是个梦。

母亲年后又走了，还是去鄱阳。她不知道鄱阳在什么地方，有人问她母亲去哪了，她就说鄱阳。她回答完后，见着一种很不自然的表情。村里人说到鄱阳就是另外一张脸，她知道，村里的女人都往鄱阳跑，去干嘛呢？有人说是去做保姆，大多数人说是去做情人。他父亲的脸色不好，不知道什么时候少去了尊严。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了，还想尝试能否拖些日子。尝试着在全国各地购药，没有哪个药方是有效的。她给父亲煎过药，雷公虫，鱼腥草，各种虫草混合在一起，药渣倒出来整个屋子都被熏得呛鼻。可她父亲，没有觉得苦，本来用鸡蛋换了点白糖回来下药的，可全被弟弟泡糖水喝了。

她初中毕业那年，市报社来学校对口帮扶。报社的女记者特别喜欢她，说愿意帮助她上学。这个消息让她父亲高兴了好一阵子，他正犯愁呢，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如何是好。不过，那年她中考的成绩很不理想。没能考上重点高中，被湖北的一所化工学校录取。她以为，一定会受到父亲责骂的。可这回父亲，不但没有责骂她，反而给她竖拇指，说她是村子里唯一一个考上学校的孩子。她知道父亲是在鼓励她，要她继续读下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家安装了电话。那天下午，她听见父亲给母亲打电话，说孩子考上了学校你得回来。没几日母亲就回来了，还带回来了两千块钱。她记得很清楚，百元版的八张，五十元的十九张，剩余的都是十元的。父亲说，我打算让孩子复读一年，来年再考。父亲的话就像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一屋子的人都震惊了。还是父亲的咳嗽声，把大家缓过神来。我想让杏上高中，今年没有发挥好，来年一定能成功。父亲的话在她的心里像春风拂过，不知朝着哪个方向跑。一个女孩读那么多书干什么？迟早都是别人的。不知道是谁在后面说。女孩男孩是一样的，她走到哪都是我女儿。她父亲说。

再也没有人赞成和反对。她母亲说，我把孩子带去鄱阳吧！在同一所学校复读，孩子也要面子。

她跟着母亲坐班车去了鄱阳。下车时，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男人来接他们。母亲说，叫大伯。她想了想，这人比她爷爷小不了多少，怎么也喊不出口。让她没想到的是，他们在鄱阳就住在这个老人家里。老人倒是很积极，帮她联络学校。学校的环境和条件，比镇子里的好很多。不知道为什么，她特别怀念那些日子。好久没有听见父亲的咳声，她就特别想念，还有那个傻傻的弟弟。

每次放学回去，她总是看见母亲忙里忙外的，那个老人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看书，有时候也会抽烟。见她回来了，就会和她笑着打招呼。反正，她没有正眼看过他的眼睛。

母亲也曾教育过她，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不要见着都不喊一声。

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了。问母亲，你在这帮他做什么啊？人家就白白养咱们两个人？母亲被她问得满脸通红。你这孩子问的什么话？我还不是为了咱们家。为了咱们家，你就可以背叛爸爸吗？你也太没尊严了吧！每次晚上，母亲趁她睡着了，就会偷偷地爬到隔壁那个老男人的床上，紧接着就听床叽叽喳喳地响时，她就整个人快要崩溃了。于是她开始写日记，在日记里发泄自己。

老男人见她的脸色不好，会主动和她搭话。可她从不理睬，也不愿意正眼看他。老男人有家庭的，妻子去世有段时间，还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而且都已成家立业。

儿子劝过他，不要扯女人。可他说，屋子里总得有个人收拾，请过好几个保姆，他都嫌弃人家的饭菜不好。她母亲是别人介绍来的，屋子打扫得很干净，一尘不染的。开始并没有感情，那次春节回乡时，他多给她母亲支付了二千块钱，那时她母亲计划带她父亲去大医院治病。父亲呢？他没有这个打算。他说，这个病去哪都不可能治好。她母亲是爱父亲的，可村子里还是有人说，这么年轻的女人，出去后就可能不回来了。不回来也是正常的，谁愿意过这种日子呢？可她母亲是个好女人，没有打算离开她父亲。

她不理解母亲，不知道为什么半夜非要爬到老男人床上去。那时她父亲还在，她这么干要是让父亲知道，他必定会被活活气死。她真的很闷，真想爬起床把门踢开，可她没有这个勇气。这时她就会哭，躲在被子里哭。

那年暑假，母亲和她说，她打算把弟弟接过来。开始她并不同意，父亲一个人在家挺难的，弟弟虽傻可有个伴。可后来母亲说，鄱阳有个特殊教育学校，弟弟可以去那接受教育。弟弟在家对父亲来说也是个累赘，可父亲是乐意的。现在要把弟弟带走，她想父亲是不会同意的。可她母亲说，弟弟如果不接受教育，恐怕日后彻底是个废人。商量后母亲让她回去做父亲的工作，顺便把弟弟带到鄱阳来。父亲的病不见好，依然咳着不停。弟弟见她回来了，朝她扑过来，差点把她扑倒在地。我带你去鄱阳读书吧！她抱着肥胖的弟弟说。好啊，好啊！我可以去读书了。高兴得在地场上跑圈。她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接着又露出了笑容。爸，鄱阳那边有特殊教育学校，弟弟可以去那边读书。得要好多钱吧？父亲说。妈说，再多的钱也得送弟弟上学。父亲站在那一动不动，眼睛一直盯着弟弟打转。那天晚上，父亲给她做了好吃的。这是她吃过父亲做得最好的菜。父亲说，弟弟在家跟着我受苦，世上只有妈妈好，孩子跟着妈妈会更好！父亲在考虑问题上总会瞻前顾后，他最担心的还是弟弟。外面可不比这闭塞的村子里，哪种可能性都会发生的。

那天早晨，父亲送她和弟弟到路口。父亲走路很吃力，脸红得像关公。她很心痛，答应父亲一定好好学习，一定好好照顾弟弟。父亲说，还要照顾好妈妈，跟着我没有过好日子。

那个老男人对她弟弟很关心，每天送他去学校，晚上接他回来。他在退休前是科技局的副局长，在没从政前是中学老师。退休后每月工资还有六千多元，而且在县城有套一百平米的房子。阳台上养着两只八哥，在铁笼子里不停地吵闹着。她来之后，那个铁笼子不见了。客厅里多个透明的鱼池，几条金鱼自由地摇摆着尾巴。

她的成绩还不错，老师也特别喜欢她。第一学期全班第一名，全校第七名。第二学期，她的同桌跳楼了。前桌同学的钱包掉了，不知道为何说是她偷的。女孩不堪压力，从五楼跳了下去。突然间她就发病了，医生说是抑郁症。成绩直线下降，学校让她先回家疗养。可她很着急，父亲可是对她充满期许的。不考个好成绩，她觉得很对不起父亲。

母亲和她谈心，叫她不要压力太大。可她怎么也听不进去，闭着眼睛就会看见那个同学。很多个夜晚醒来，全身都在冒冷汗。她醒来时，听见母亲和那个老男人说话，孩子压力太大了。那些叹息声，一直从半夜到天明。医生说，她这病解铃还得系铃人，唯一的办法是转学。离开现在的学校，过些日子就会好起来。学期转学可不是好办的事情，那个老男人在外跑了好些天，每次回来都是脸色灰白。估计是碰了不少钉子，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但问题终究是解决了，她被转入鄱阳英才学校。英才学校虽然是所私立学校，可不比公立学校差，尤其是英才班可是县里鼎鼎有名的。

转入英才学校后，病情稍微有些稳定。成绩与之前相比却大相径庭，离重点高中的英才班相差三十多分。她没脸面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躲在屋子里谁也不见。她越来越害怕见着父亲，害怕见着他那失望的神情。这个暑期，弟弟吵闹着要回家，可她却不愿意回去。可她的内里，却是无比的思念父亲。想着他一个人的生活，以及瞩目远方的日子。

那天半夜，她听见母亲的哭声。说她父亲去世了。她感觉整个黑夜朝着压来，胸部闷得疼痛。她父亲是一把药呛死的，脖子青紫，死得很难看。她很痛心，没有想过父亲会突然离开，他的死太突然了。她甚至想过，考上大学后，以后的未来，都会有父亲。现在父亲走了，她怎么也接受不了。没几天，她就瘦得像根麻秆。

老男人担心她的压力过大，复发抑郁症。找尽各种关系，花钱把她插进英才班。这种不劳而获，不是她想要的。可是除此之外，再无别的选择。她感觉自己欠这个老男人的，父亲不在以后，母亲虽然没有和他打结婚证，可明着也就是他的女人。她见着有些恶心，吃饭的时候夹着菜坐在旁边。这种生活过了两年，让她惊喜的是弟弟有了变化。他没有以前那么傻了，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说他可以去正规学校学习。弟弟的变化给了她许多希望，父亲的希望就是她上大学，如果弟弟也能上大学该有多好。

这个夏天老男人一直在规划和盘算着往后的日子。不，在她的心里早已被这个老男人潜移默化了。她已认了这个后父，只是她不愿意开口喊他父亲。她觉得后父实际上是个可怜且善良的男人。后父和亲生的儿女往来不多，他们彼此间空着，互不干扰。不过也有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比如他把房产证的名字改成她弟弟的名字时。他两个儿子来吵过几次，说他这么干可以，死后他们是不会负责的。后父的决定，没有给两个儿子半点面子，这让她十分费解。

她无意中发现后父还有另一个计划，把弟弟永久地留在鄱阳。这个事情她并不能接受，如果是她父亲还在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可后来她弟弟的户口还是迁到了他的名下，户口本上就他和弟弟两个人。

她高中毕业时，考在南昌航空航天大学。资助过她上学的女记者与她不期而遇，知道她后来的情况后决定收她为义女。女记者的老公是省法院的副院长，鼓励她学法律将来当律师。这可是个不错的远程规划，南昌航空航天大学的几年里，她发奋图强，刻苦学习。几年后，又考取了北京大学的法律系研究生。

弟弟后来考上了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回到了鄱阳，在科技局当技术员。本来她还想鼓励弟弟考研的，可他不愿意了，他说现在老父亲年纪大了，不能再给他增加负担。她很不理解，弟弟怎么会这样想？她私下和弟弟说过多次，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他是咱们的“后父”，你知道吗？这个“后父”在她的心里，就是个侵犯她母亲的人。有时候她会恨他，也会恨母亲。她觉得父亲的死，很大程度上与母亲有关。而母亲最终留在鄱阳，是这个男人造成的。当然，这种想法她一直没有说出来。她知道母亲不是贪图享乐，可内心还是愤愤不平。

弟弟上班后的半年，后父在修水县城买了套六十平米的住房。跟着她母亲回到了修水。那时，村庄里的人都整体移民搬迁到了城郊。回来后，亲戚朋友相互往来，谁也没有把她后父当外人。

他会下棋，棋谱的技术好，没有几人是他的对手。

母亲说，后父患了重病，你有空回来看看。她的心里一惊，什么病呢？母亲没有说出来，你要是不想回来就算了。她想着父亲去世时一个人，耳畔全是父亲的咳声。一阵一阵的，很快就忘记了后父的病。

那个晚上，后父突然走了。走的时候七十三岁，她母亲五十六岁。他是患肝癌走的，她根本就不知道他得了这个病，不知道是因为她对他有成见还是咋的？她什么信息都没有张罗到。直到那个夜晚，她听到消息时，大雪已封山。后父生前交代过她弟弟，死后非要埋葬在她出生的村子里。她远远地看着山下的灯光，嗓子瞬间失去了知觉。她努力地想喊声父亲，却怎么也喊不出来。她害怕，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听见。

那年清明，她回到了村子，满村子“嗷嗷”地喊狗。狗听见主人的声音就会回来。狗老远见着她时，是在进村的路口，疯狂地朝她跑来，扑上去，她抱着狗的头良久，狗孤独地生活在村子里，吃的也是自己找的野食。

她的心里有着太多的结，她先去了父亲的坟墓前，点燃香烛，倒了一满杯酒，刚把酒杯放下，她又重新端了起来。父亲不喝酒的，她居然忘了。山的背面是后父的坟墓，她想着他在生时烟酒不分家。

清明一过，窗外的阳光就亮起来。这是中春，中是正的意思。那个冬天显然过去。冬天实际上也是春天。她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