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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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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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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跑港”

“跑港”这个词是我二哥他们发明的。“跑港”对于他们来说,既辛酸又刺激,辛苦并快乐着。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靠近香港的深圳边境一带,“逃港”事件每天都在发生。而二哥他们“跑港”,春秋季节每周也会定期在旁海集镇上演一次,但此“港”非彼“港”,虽然没有生命之虞和入狱之忧,却也不乏风险。对于正值青春年华,如初生牛犊的二哥他们,为追逐其中的刺激和享受,而不断重复上演“跑港”游戏。

香港是世界的自由港,而位于凯里与黄平两县交界处清水江南岸的旁海集镇,则是二哥他们心目中的自由港。在全国上下严厉打击各类“投机倒把”活动,禁止一切民间贸易的当下,彼时的旁海集镇却是个特例,俨然凯里边地的小“香港”,市场已高度开放自由,二哥他们把去旁海赶集称为“跑港”。

旁海集镇距凯里市区30公里,东临凯棠乡,西接湾水镇,南抵三棵树镇,北靠黄平县谷陇镇,是凯里东北部最大的农贸市场和水陆中转要地,自清初起逐渐成为清水江畔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旁海集市逢丑日、未日赶集,每六天赶一次,它是千千万万像二哥一样的山区农民心目中的自由港。许多当时国家政策不允许做的交易,在那里可以不动声色地进行,许多不准上市的商品,在那里可以找寻得到。每逢赶集日,方圆几十上百里的台江、凯里、黄平、施秉、剑河等县的老百姓,一两万人或翻山越岭迢迢而来,或乘船沿清水江逆流而上,只为到“小香港”去实现自己并不宏大的愿望。

那时的旁海集镇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港。事实上,旁海集镇的市场管控还是有的,只不过管控力度比其他地方松一些,或者说灵活一些,对于违规售卖农产品、木制品、竹编制品等“投机倒把”活动,旁海区工商所所长老吴他们多数时候睁一眼闭一只眼,只要你不太过分,见到工商所巡查人员过来知道收起摊子就跑,他们一般也不会一追到底。其实他们与“投机倒把”分子们玩的不过是“猫捉老鼠”游戏,既玩给老百姓看,更是玩给他们的上级看。因此,二哥他们在旁海集市多年的“跑港”生厓中,从来没有遇到真正的危险。

工商所所长老吴他们的“失职”,无意中带来了一方的繁荣。

在计划经济年代,要想让山上的树木野果野兽、家里私养的家禽家畜、地里偷种的叶子烟辣椒等变成钱,最终变成身上穿的时髦服装,嘴上抽的香烟,桌上摆的包谷酒和猪肉,罐头瓶煤油灯里的煤油,菜锅里的盐巴,被阻隔在清水江两岸高山上的老百姓没有更多选项,他们只有“跑港”一条路。

“跑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你手上得要有货,其次要有熟悉路径的人引领。当时不仅上级政策不允许“跑港”,负有监管责任的公社领导对“跑港”更是严防死守,每到赶集天都派民兵持枪在各个交通路口把守,违规者不仅收缴“跑港”“脏物”充公,累教不改者还要进学习班学习和游行批斗。从我家乡台江县大塘公社去旁海集镇有两条路,一条水路,一条陆路。水路要先步行8公里到后哨渡口,等候搭乘过境的上行船只去旁海集镇渡口下船。从这里上船走一趟人货共五毛钱,等于拿一块杉木板或一公斤辣椒或十只鸡蛋,请人家搭你走一趟。从后哨渡口逆行到旁海有15公里,如果不涨大水一个小时人货俱达,轻松又快活。陆路则很折磨人,需头一天半夜12点钟就要出发,大挑小扛,经革一过凯棠,爬山越岭,过桥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才走拢旁海,人已累得几乎要吐血。

常走夜路必遇鬼,二哥他们千虑中也有一失。一次,“跑港”前就侦查得知公社张书记母亲百年归西,他已回老家,那一段时间民兵“放羊”,没人在关卡把守。二哥他们在半夜十二点刚过,五六个人就公然挑着刚刚制好的木桶木盆,浩浩荡荡,一路嬉笑着去“跑港”。然而,还未等他们走扰卡点,就在寨子一公里外的鬼门崖,被退伍军人出身的欧副书记设置的暗哨逮个正着。鬼门崖右侧是一面呈九十度角垂直向上的陡崖,左面是垂直直下三四米高的菜地,边上有几口陈年粪坑,坑里不知堆集了多少年的牛粪猪粪甚至人粪,臭气熏天。当退伍军人出身的欧副书记一脸淫笑突然拦住去路,这伙只有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确实吃惊不小,可以用呆如木鸡来形容。吃惊过后,缓过神来的“铁脖子”银山做出了惊人举动,连人带货跳下悬崖,众人发出了一阵惊呼。负于顽抗的银山人如其名,脖子真的是铁铸的,居然毫发无损,只是正好落在一人深的粪坑里,淋了一身的臭粪。这次大意,让二哥他们这群本来就不喜欢读书的年轻人,跟随那些“牛鬼神蛇”在学习班里背了几天书。胆大包天的银山,如果他爹不是民兵连长的老庚,可能会因为这事进笼子了。

侥幸逃过家乡的重重关卡到达旁海,不管走水路还是走陆路,但进入集市的时间节点是很有讲究的,必须赶在上午八点钟之前,即旁海工商所吴所长他们上班之前,进入集市并完成交易,否则可能会有麻烦。

清水江南岸旁海渡口历来为湖南洪江等地至重安、凯里、下司等地的中继码头,同时又是凯里(炉山)、黄平、台江、施秉、剑河等县市过境村民及商户的过往要渡。渡口设有上、中、下三个阶梯式码头,从下往上依次为一码头、二码头、三码头。码头上几十株碗口粗的杨柳树郁郁葱葱,枝叶繁茂,千条万条垂悬江面,微风轻拂,摇弋翻飞。柳条下面,成群的鸭子在江面上嬉游,时而直立展翅急驰,掀起一道道白色的浪花;时而伸长脖子,奋力钻入水中捕捉鱼虾,肥大的尾部朝上浮于水面,似一棵茂盛的莲花白。

每逢赶场天,旁海渡口的三个码头既是各类船只临时停靠点,一百多艘各类船只停靠于此,这些船多半是带竹编敞蓬的客货两用船;同时又是临时木材和生猪交易市场,生猪猪仔、原木、板材、木柴等,下了船后就近摆放在码头上销售交易。来往于集镇两岸的渡船是一条不带敞蓬的大木船,每十分钟摆一次渡,每趟都挤满了人。渡船是免费的,所有乘坐的人都不用付钱,但每年春节前后,船家就会带一位身强力壮的帮手,挑一对箩筐,上面悬挂一块写有“某某渡口”几个字的木牌,手敲小铜锣,走村进寨,挨家挨户收取“渡船粮”。富有点的人家给两三碗大米,困难点的家庭也会想办法送一碗半碗,实在没有大米,就给几个鸡蛋或一两毛钱。多少随意,钱物不限,船家则来者不拒,一律笑纳。收“渡船粮”不局限于渡口周边村寨,船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时间一路收下去,即使那些居住遥远,家中无人到达旁海渡口乘船的村民,他们也很乐意给“渡船粮”。小时候每遇船家上门收“渡船粮”,贫困的母亲就拿一个小米粑让我去送,叮嘱我说:“拿去送,人家也不容易。我们人去不到那些远地方,说不定我们的灵魂会去到的。”

码头上方是两条平行的街道,每座码头都有一条用鹅卵石铺就的缓坡小巷与上方的街道连通。上面的街道叫旁海老街,也叫朝阳街,下面的叫清江街,但对外两条街都统称为旁海老街。

旁海老街是百货和小吃一条街,大街两旁店铺林立,货物琳琅满目,成衣、皮鞋、香皂、电筒、香烟,甚至家乡没有见过的电视机都有卖,家乡商店没有的东西那里都有。那些做生意的大小老板胆子都很大,在我们家乡买酒买肉要凭票去买,但旁海老街旮旯角落里的那些小饭店,吃饭喝酒都不要票,只要七毛钱管你吃饱喝足。每逢赶集,人群熙熙攘攘,热闹非凡,除了摆摊做正经生意的,也有耍猴变魔术玩杂技的。尤其是有一伙耍武术的山东好汉非常了得,红缨枪尖顶喉,菜刀劈胸,肚子上破石,耍过后什么事都没有,血也没有流一滴。街上的那些年轻人更野,留个大包头,穿喇叭裤,衣服花花绿绿,戴副墨镜,嘴上叼着一棵烟,竟然还敢哼着港台流行歌曲,这里逛逛那里窜窜,一个二个流里流气,像极了“二流子”。

老街西头是一个“Y”字型的三岔路口,往下直通肉市,往上过去是旁海区卫生院,再过去就是旁海区公所。“Y”字型路口不叫三岔路口,也不叫“Y”字路口,却称为十字街,赶场天所有的小吃摊点都集中在这里。“Y”字路口内侧是国营旁海饭店,饭店斜对面是旁海区邮电所,邮电所东隔壁是供销社,再过去是粮管所。据老人讲,粮管所档头原来有两棵大柳树,旧社会官家处决死刑犯或强盗杀人后,就把人头挂在上面示众。

逛完旁海老街,随便从一条往下的小巷穿过去,就可以到达与之平行的清江街。清江街主营木器木具、竹编、大米、活禽、铁器等商品,旁海区工商所和航管站都在清江街中部,分别对应江边的一码头和二码头,都有一条小巷上下连通。工商所临河而居,是一座低矮的小木房,只有一层一间,就像山野上的一座牛棚,门前街面是木器木具市,赶场天专卖木桶木盆、扁担锄把、桌椅板凳等木制品。以工商所为坐标,紧挨其东边的是米市,卖米的只有杨姓一家,独门生意,米论升卖,1块钱一升(约2公斤斤)。西面依次是民族饰品市,专卖绣花针、丝线、绸缎布料、绣花剪纸、项圈手蜀等。再过去便是铁器市,打铁铺临江,风箱抽送声和“咚咚咚”的锻铁声不断从里面传来。一对敞胸露怀的父子站立在烧得通红的铁炉旁,一人双手握铁钳执掌烧红的铁件,一人上下挥舞铁锤向砧头上锻打。他们打铸的锄头、柴刀、菜刀等农民必须器具,就当街售卖。这个杨家铁匠铺打造的柴刀菜刀钢材好,锋利耐用,远近闻名,“杨氏菜刀”成了旁海的一个品牌。打铁铺向西斜对面是航管站,其下方是二码头,专门负责清水江旁海河段的水文监测,所在街区为竹编市场,售卖菜篮、鱼篓、晒席、箩筐、烤谷笼等竹制品,同时兼卖叶子烟(土烟)、干辣椒等土特产。再往前走,一条南北向的小巷横在清江街的尽头,往南是肉市,巷子两边分别依次摆放五六具肉摊,往北下去是三码头,这段巷子是活禽市场。三码头上游的河滩是临时赛歌场,天气好的时候,常有成群赶场的青年男女,聚集在那里唱山歌和谈情说爱。姑娘们身穿民族服装,双手和颈部戴着银光闪闪的手镯项圈,分成几伙对唱山歌,高亢的飞歌和缠绵的情歌,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围观。这里是二哥他们每场必须光顾的地方。

当年与二哥一起结伴“跑港”人中,有“铁脖子”银山,“吝啬鬼”娄尚,“蒋介石”江略,“黑脸”五看,“上等”帅哥沙秧。除“上等”帅哥沙秧年龄稍长已经成婚外,其余人年龄相仿,都是情窦初开的十七八岁未婚红颜美少年,一个个长得青春帅气,很逗年轻女孩喜欢。

“跑港”的货物有犁辕、扁担、锄头把、木桶、木盆,有时是杉原木或杉木板,基本上循着季节而去,都是庄稼人急需的物件,常常一进场就销售一空,偶尔有一两件滞销,他们也会人托人找地方寄存,下一场接着卖。由于路途遥远,售卖的物件笨重,他们每人每场拿去交易的东西少的两三件,最多也只有六七件,价值不过二十多元钱不到三十元钱。

“跑港”也有季节性,春秋季节基本上每场必去。他们人人既是巧手工匠又是精明的商人。“跑港”前,他们身穿劳动服上山采伐木料,加班加点制作成一件件精美的器具,为“跑港”作好充分准备。进深山老林砍伐木料是一件既费力又危险的苦差事,磕磕碰碰,跌倒受伤是常有的事,谁的身上都有一两道伤疤,严重的还把性命丢在了深山里。1978年,我大叔在砍伐一棵制作犁辕的枫木时,从十多米高的悬崖上摔下去,全身多处骨折,流血不止,未及送下山就断了气,同伴们个个劳累不堪,无力将他抬回寨子,只好就地掩埋,直到前年我们才将他的遗骨迁回祖坟地安葬,算是让他与祖先团聚。第二年,寨子上的荣宝叔也在砍树时,已砍断根部的杉木倒靠在下方的大树上,要倒不倒,摇摇晃晃。荣宝叔见状用脚去蹬摇,树梢悬挂在大树上的杉木突然下坠,根部朝上高高翘上半空,臣大的冲击力瞬间把他弹出十多米远,血肉模糊,当场气绝,留下了三个孤儿寡母。

二哥是几个“跑港”年轻人中最心灵手巧的人,木桶木盆打得合丝密缝,光滑透亮,凑近眼前也看不见缝隙。而“铁脖子”银山和“吝啬鬼”娄尚他们,只会砍制扁担锄头把一类的简单物件。场期一到,他们精神抖擞,连夜出发。到了集镇上,他们似乎换了一个人,个个能说会道,把自己产品的优点和好处说得头头是道,耐心地与客户周旋,商讨商品价格,等到他们心里感觉差不多的时候,适时刹车,说一句“你喜欢,我也愿意了,是缘份,拿去咯!”于是买卖成交,由此可见他们的精明和灵活。

货物出手变成了花花绿绿的人民币,二哥他们心花怒放,心里谋划着如何自我犒劳一下。他们首先结伴来到十字街,找一个可人的小吃摊打打牙祭,每人花五毛钱炒一盘肥肉,再花二毛钱打半斤包谷烧,美美地享用一番,滋养滋养多日没有一丝油星的肠胃。酒足饭饱后,起身走向身后几步远的旁海区供销社,在拥挤的人流中奋力穿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到柜台前,每人花四毛钱买一条贵阳产的“战马”肥皂,回去好把那一身并不华丽的青春行头洗涤干净一些;花九毛钱买两对“黔光”牌电池,方便晚上走村窜寨闹姑娘唱山歌;花三毛钱买一支“中华”牌牙膏,把吃惯杂粮野菜的牙齿刷得白净一些,与姑娘们对山歌时更多一份自信;最后再咬咬牙,花一块八毛钱买一条贵定卷烟厂生产的“蓝雁”牌香烟,慰劳一下自己清苦的生活。有时也应父母的要求,买回煤油盐巴火柴等生活必须品,当然这是无偿贡献。然后几个年轻朝气的身影,心满意足地挤出了柜台。稀稀拉拉买一通下来,他们今天卖山货收入已所剩无几,但内心是愉悦的,因为这是他们的劳动所得,是用自己的青春体力换来的干净钱。

二哥他们在“跑港”过程中还有三防,一防工商所巡查人员,二防无处不在的“哥捞手”(小偷),三防与心仪女孩邂逅。

工商所巡查人员有时也是很逗人恨的。一次,因为出发时与家乡守卡民兵“打游击”,耽误了很多时间,到达小“香港”旁海时已是午饭时分。那一次该他们倒霉,刚进场一单生意都还没做,工商所老吴所长他们就来了。二哥他们几个年轻点的小后生眼疾手快,挑起木桶就跑,但年纪稍长已经成家的“上等”帅哥沙秧就遭殃了,也许是他胆子太大损伤了工商所巡查人员的尊严,来不及起身就被吴所长抓了现行,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五只杉木桶掳掠一空。那一天“上等”帅哥沙秧的中午饭是由二哥他们接济的。

山货出手变成钱后,二哥他们时刻保持警惕,一只手始终不离开自己的钱包。热闹的旁海集镇什么人都有,有像二哥他们一样凭力气挣钱的山区农民,也有在街边支一个地摊、手拿两支铅笔和一根胶圈让人猜单双的骗子,更有凭“技术”吃饭的“哥捞手”,尤其后者令所有人都惧怕和提防。如果在集市如织的人流中,远远地看见一两位留着大包头、戴墨镜、穿奇装异服的年轻人朝你挤过来,那就要格外小心了,他们多半是“哥捞手”。若不加提防,任他们从你身边摩搔挤过,一个星期的血汗钱有可能就付诸东流。

虽然挣的是血汗钱,问心无愧,但在轻商贱农的年代,多数人从内心上还是瞧不起生意人,二哥他们的内心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莫名的自卑。在“走港”途中,若遇熟悉的同龄异性,不论熟识与否,他们都会刻意与之保持很远一段距离,尽量不与她们打照面,试图保持一丝悲凉的尊严。一次,二哥正在售卖木桶,同行的“黑脸”五看率先发现二哥的相好花常从一码头走上来。“黑脸”五看不仅不提醒二哥躲避,还故意向花常招手打招呼。急切之下,二哥钻进大木桶里,避免了与相爱之人相见的尴尬和难堪。

“跑港”让二哥他们率先穿上了透明的确良衬衣、晴伦裤子和白色运动鞋,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引领了偏僻山寨的时代潮流。他们经常一起结伴出行,总吸引了沿途村寨年轻姑娘媳妇羡慕欣赏的眼光,成为她们劳动之余谈论比较的对象。光鲜风光过后,“农民”的身份标签却像一块巨石,时时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不管穿得多么光鲜靓丽,但即便在城里的“二流子”眼里,他们还是胃大脚粗的土包子。所以,“跑港”赚钱后,他们也会基于朴素的认知,刻意树造自己的形象,尤其是到凯里那样的大城市去玩耍的时候,他们会学着城里人的样子,言谈举止尽量与自身的装扮一致。到饭店吃饭时,他们也会找一张靠窗的桌子,点上三菜一汤,尽管早已饥肠辘辘,但还是佯装镇静,慢慢享用,末了还故意将本来就不多的菜肴,剩余一点在盘子里,以显示他们并非城市人眼中的“大胃王”。

“跑港”丰富了二哥他们的人生阅历,也成为了他们炫耀的资本。每次“跑港”归来,他们总是绘声绘色,故作神秘地给人们叙述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尤其是在家乡地界如何与守卡民兵斗智斗勇的经历。二哥的叙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知道三十多公里外旁海集镇的世界。

旁海集镇的故事不断推陈出新,但二哥他们的“跑港”故事终止于改革开放,因为家乡的集市也开始变成了小“香港”。二哥他们无需再去“跑港”,那些惊险刺激的赶集体验渐渐淡出了他们的生活,成为漫漫人生的一段美好回忆。

遥远的旁海回归遥远,往日的热闹和繁华随风而逝,重新成为凯里的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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