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花溪

最早知道花溪是在小学语文课本里，而真正走进花溪，是在32年前我人生的第一次远足。

1987年秋，经过十年寒窗苦读，我从边远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考入贵州民族学院学习。从边远农村走进繁华都市，从乡村懵懂少年变身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这一次远足成了我人生的重要转折，从此开启了我的追梦之旅。

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学校有意安排，贵州民族学院新生报到安排在9月10日，即第三个教师节那天。在三哥的陪伴下，我们肩扛大木箱，背着棉被，坐长途汽车，乘绿皮火车，转接站校车，几经奔波劳顿，终于来到了位于花溪河畔的贵州民族学院校园。贵州民族学院位于花溪北面，距离花溪只有两站路，坐落在董家堰后坡上，北临贵州省结核病院，东抵中铁四局，进入校区的唯一公路泥泞不堪，学校背后是成片的稻田和长满了松树的荒山，显得极其荒凉。

办理完入学手续后，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采购学习和生活用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贵州民族学院校园，生活条件并非现在这般便利和丰富，虽然校内有一家校办商店和两三家小卖部，但商品种类不多，像脸盆、热水瓶、饭盒等稍为“大件”点的生活用品还得去花溪购买。位于花溪老大桥头南端的国营商店，成了我们这群远道而来年轻学子的首选。

翌日一早，我们一帮新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在学长老乡的带领下，沿着学院西南边水稻田田埂逶迤而行，在民院艺术系前面的公交站台登上了公交车，朝花溪飞奔而去。多少次在梦中回闪的花溪就在眼前了！

两站路也就五六分钟的工夫，我们便下了公交车，经验丰富的学长没有直接带我们去逛商店，而是先带我们去游花溪公园。学长介绍说，花溪公园的景点很多，如芙蓉洲、百步桥、坝上桥、麟山、西舍、戴安澜将军衣冠冢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曾经来过花溪，游览过花溪公园，尤其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下榻花溪东舍……学长的介绍如磁铁一般，紧紧地吸引了我们。

花溪公园位于花溪区城市中心，公园入口紧邻汽车站。一行人在学长带领下，鱼贯而入，尾随如织游人，渡百步桥赏溪流听瀑声、爬坝上桥观楼台看亭榭、登麟山览公园风光观花溪全貌……花溪风光美轮美奂，花溪之艳无以言表，让我们这群远道而来的乡下娃娃流连忘返。

初秋七月，家乡尚热浪翻涌，酷暑未消，而此时的花溪已凉风习习，天蓝如洗，翠绿的松柏与开始泛黄的槐树相映成趣，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瓜果芳香——公园西北面就是成片成片已开始泛黄的稻田和碧绿的菜地。

清澈温婉的花溪河由西面蜿蜒而来，一路跳跃欢歌，先滋润养育贵州农学院旁边的千亩良田，再缓缓穿过绿树成荫的花溪公园，然后在花溪大桥下拐一个弯后就一路向北，流进了贵阳市区的南明河。八十年代的花溪大道两侧建筑物少，植被茂密，花溪河面经常有成群水鸟低飞，两岸绿树、芦苇葳蕤，河水清澈透亮，站在岸边水里的鱼虾也尽收眼底，即使是涨水季节，也难见滚滚浊流，顶多是河水略显乳色。原以为纤尘不染的自然景观只存在于远离闹市的家乡，不料在省城一隅也还保留着如此优美静谧的去处。

花溪风光秀美，景点众多。但作为一名每月只收到父亲20元月供的贫寒乡村学子，在贵州民院学习的几年间，除了游过花溪公园几次，去过一次石板哨买煤油，其余如天河潭、青岩古镇等著名景点从来没敢去光顾，这不能不说是我少年时代心中永远的痛和遗憾。尽管参加工作后陆陆续续对这些遗憾进行了弥补，结婚成家有女儿后也曾多次举家去游花溪，甚至于前年特意驾车携一家三口赴青岩古镇品尝青岩卤猪脚、青岩豆腐、青岩米酒等名食，虽然心愿已偿，但年少时的遗憾仍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花溪，也就是一个小小的集镇，甚至比我们家乡的小县城也大不了多少，所不同的是她头上戴着“花溪公园”这顶闪闪发光的头冠。不多的建筑主要集中在花溪大道南端与清溪路交汇一带，花溪清华中学、新华书店、邮电局、一中、区政府等单位就在那里，西南面有贵州农学院（现为贵州大学南校区），北面有贵州大学和贵州民族学院等高校。今非夕比，现在花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城区起码扩张了二十倍以上，到处是高楼大厦，公路网络发达，人才技术聚集，高科技企业大量入驻，已成为黔中一座现代化新城。省人民政府还在花溪规划建设了贵州花溪大学城，包括贵州大学和贵州民族学院，几乎省内所有知名高校，如贵州师范大学、贵州财经大学、贵州医科大学、贵州中医大学等都在大学城建设校区。去年初夏，我到贵州省委党校学习，结束时特意跑了一趟贵州花溪大学城，去看望在贵州师范大学学习的侄儿。大学城实在太大太繁华了，十多所高校入驻其中，校与校相邻，一条条平坦宽阔的公路把所有学校连通，每所高校不仅风光秀美，而且基础设施完备，除了体育馆、图书馆、电影院、医院等常规建设，银行、超市、餐饮、美容等服务设施一样不落，一座高校俨然一个完整的小社会。所见所闻，心中感慨万千，我不因自己生不逢时所懊恼，而是为侄儿生逢盛世而高兴，更为花溪30多万人民喝彩！

在花溪求学的几年间，我去得最多的两个地方是花溪邮电局和花溪新华书店。每到周未，午饭之后必然往这两个地方去。

去花溪邮电局是生活所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通讯业金融业不可与当下相比，手机、BB机尚未普及，电话座机只为单位和个别权势人员专用，银行业也没有开通银行卡，人与人之间的远距离联系只靠写信、打付费电话和发电报，在外求学学子获得家人经费支持的主要渠道是汇款，但不论是哪种方式，都必须通过邮电局才能完成。因此，花溪邮电局成了我每周必去的地方，虽然没有紧急的事情需要打付费电话或发电报，取款每月也只有一次，但给远方的朋友亲人寄一封信或发一张明信片是必需的。记得当时花溪邮电局的营业厅不大，服务窗口也只有三个，值守的是三位30岁上下的年轻女同志，说话小声细气，待人特别诚恳，脸上始终洋溢着甜美的微笑。

也许是当年花溪人流量不大经济还欠发达的原因，去花溪邮电局营业大厅办理业务的人不多，我每次取款或寄信都不用排长队等待，办理起来相当快捷。尽管几十年已经过去，很多事情随时光的流逝而渐渐淡忘，但花溪邮电局服务窗口那三张年轻靓丽的笑靥已深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榜样。

经常光顾花溪新华书店是求知所需。位于花溪老大桥头的新华书店，按现在的标准来说不算大，充其量也就50来个平方米，但图书种类丰富齐全，教科书、参考书、工具书应有尽有，文学、哲学、经济学、美学等书籍琳琅满目，任人挑选。我喜欢和想买的新书很多，因囊中羞涩，很多时候是拿了放放了又拿，爱不释手，不愿离去，干脆就蹲在书架旁阅读，一直到书店工作人员关门催离才依依不舍走出店门。尽管如此，蹭花溪书店已成为我每周周未的必修课，只要有一周不去，心里总是痒痒的，万分牵挂。仔细回忆起来，我真正从花溪书店买回去的书，只有《当代散文诗选》、《路遥中短篇小说名作选》、《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等10多册书籍，而且价格都不高，平均在3至4元之间，单本价格最高是13元。但我却在那里先后蹭阅了曾在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山坳上的中国》、《厚黑学》、《丑陋的中国人》、《魔幻现实主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20多册社会学、文学、哲学书籍，收获良多。

除了花溪邮电局和花溪新华书店，我也曾多次在周末去贵州农学院玩。我有几位高中同学在农院学习，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相约去那里。因大家都是从农村出来，没有钱下馆子或去花溪大桥头吃烧烤吃螺蛳，我们就从寝室带了水桶、脸盆等工具，到学院旁边的稻田里抓蚂蚱、捡贝壳，拿回宿舍来大家一起动手，加工成可口的下饭菜。一群学生娃娃在远离父母的花溪，通过这样的方式聚在一起，聊家乡趣事，谈学习苦乐，品美味佳肴，既解了思乡之苦学习之困，也从中收获了快乐和友谊。

走进花溪，开阔了视野，收获了知识，成就了今天。短暂的大学时光转瞬即逝，我那艰苦贫困的大学生活因为有了花溪公园、有了花溪书店、有了花溪邮电局、有了花溪公园旁边的稻田而更加快乐和充实，让略带苦涩的日子多了一抹不可替代的亮色，成为了我一生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