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托苗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遥远的贵州东南部山区大山深处有一个叫托苗的小乡。

乡政府坐落在大山夹峙的深谷里，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临溪而居，房后层峦叠嶂，绿树参天。发源于托苗大山的托苗溪清澈见底，经乡政府门前缓缓西流，在下游拐过一个大湾后一路南行，最后汇入都柳江。

小溪对面是一个叫托苗的苗寨，一座年代久远的木质结构风雨桥将苗寨和乡政府紧紧相连。托苗寨约有100多户人家，全部是苗族，自称祖辈从江西迁来。乡政府背后有一口井，水质甘甜，四季不渴，是托苗寨多数村民的生活水源，而风雨桥则是村民挑水和上山的必经之路。

二十七年前初秋的一天，我随乡民政助理员小朱，踏着泥泞的林区毛坯公路，高一脚低一脚，经过5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于黄昏时分来到了小乡，开始了人生“入仕”生涯，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多的难忘时光。

小乡偏僻，没有集市，不通电灯和班车，只有林区毛坯公路与外面连接。平时村民外出或乡干部到区县出差都靠步行，运气好时遇上好心的运木材司机，可能会让你手握“老解放”驾驶室门把，站在踏板上捎上一程。

没有集就没有市。老百姓的粮食蔬菜基本上是自产自销，不对外销售，除非他急需用钱。如果不急着用钱，哪怕找上门去他也不一定卖给你。我刚去时，人地两生，别说吃肉，就连吃蔬菜都成大问题，只能靠熟谙当地民族语言的民政助理员小朱帮忙才勉强度日。乡里有一间小小的国有供销社，由一对年轻夫妇经营，全乡6个村近两万人的生活必需品基本上由他们供应。食盐、煤油等紧俏物资，能否如愿购买要看夫妇俩的心情，如他们需要以物换物，老百姓则要拿自家的鸡、蛋、或者野味去交换，而且还不一定是等价交换。

乡政府太小，只有七八号人，加上粮站、派出所等站所，也不过十多号人。除“米虫”老聂独居乡粮站，其余人员全部居住在乡政府那栋两层小楼里的单身宿舍。没有公共食堂，大家的一日两餐都是自己动手开伙解决（那个年代好象不习惯吃早餐）。钟点一到，家家户户的门前支起柴火炉，袅袅炊烟慢慢升起，锅碗瓢盆叮当之声此起彼伏。一阵忙碌之后，大家在各自的门前或蹲或坐，从容享用。在那个年代，大家的菜肴少见腥荤（除了供销社那对夫妻），最大的区别不外乎是菜锅里油多点油少点而已。偶尔有人出差买回一两斤肉，或回家带来好吃的东西，都会大方地邀请同在门口就餐的各位同事一起享用。难得开一次荤，家有米酒的则提一壶来，一碗一碗酌上，平时寂静的小楼不多会便响起了或高或低的低谈浅笑。

乡政府人不多但人员构成却有些复杂，由正式工（“铁饭碗”）、合同工（“瓷饭碗”）和临时工（“泥饭碗”）三类人组成。党委副书记老陈、老潘和我是正式工，乡农科员老王是临时工，其余包括乡党委书记老石、乡长老蒋在内的一干人员都是合同工。现在我无法给当时的合同工下准确的定义，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产物，按现在的说法是根据工作需要，没有经过严格的招工程序，只履行一些简单的手续就上岗的人员统称。他们多数是退伍军人或村里积极分子，身份介于正式工和临时工之间，与正式工的最大区别是户口姓“农”，家属在农村生活，虽然按月领取薪酬，但不能享受国家商品粮（“皇粮”）供应，还得从家里自带口粮。

乡里只有我一个外地人，副书记老潘和民政助理员小朱来自县内的其他乡镇，其余的同志都是本地人。石书记和蒋乡长他们手捧“瓷饭碗”，过着“走读式”生活，每到周末和农忙季节，都要回家帮老婆干农活，星期一便像中小学生一样背着米和菜回来上班。如此反复，周复一周年复一年，运气好的苦熬十年八年得转正跳出“农门”，“瓷饭碗”升格为“铁饭碗”，运气不好的终老还是端着“瓷饭碗”苦苦等待。

无论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每个人对各自的职责是毫不含糊的，书记就是书记，乡长就是乡长，不管我和老陈老潘手上端的是什么饭碗，但在工作上必须听书记乡长的，顶多在发生争吵时骂上一句诸如“你一个合同工有什么卵了不起”之类的话解解恨罢了，骂过之后该做什么还得做什么。这些“合同工”们不知是底气不足还是本身就心胸宽阔，并不跟我们计较，闲暇时大家照样在一起喝酒打扑克，一起上山砍柴采野菜，甚至还极力给还是单身汉的我和小朱介绍女朋友哩。

那个年代乡政府资源紧缺，每年手头掌握的也就是为数不多的供应（救济）粮和救济款。托苗乡自然条件尚可，但沿袭几千年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让老百姓入不敷出，每年一到开春时节，很多人家便断了粮米，全靠乡政府掌握的这点供应（救济）粮和救济款接济，艰难度日。全乡的供应（救济）计划，都是由我这个当秘书的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只有那些老残病弱的贫困家庭才能享受。有一次周末，又见老石书记急匆匆地要赶回家去背米，我跟他开玩笑说县里才给乡里下了2万斤救济粮，不然这一次留下一部分作为他们几个“走读生”的口粮。村积极分子出生的老石书记听后脸色大变，连忙摆手说：小张，莫开这些玩笑弟哦，这个搞不得，人家要掘我们祖宗八代的！还是齐（吃）自家婆娘的安心。

老石他们依旧每周回家背米背菜来上班，我仍然按月到乡粮站买每斤一角二分七的“皇粮”吃，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有空时，我们会在春天里一起到托苗大山去挖冬笋和折耳根，夏天一起到托苗小溪沟里去抓鱼虾摸螺丝，秋天结伴跟老乡去山上打谷子吃烧鱼……

在那遥远偏辟的托苗乡，老石我们是同事更是朋友弟兄，日子虽然艰苦，但过得充实，在艰苦的环境中享受着快乐。撤区并乡建镇前，县委组织部的一个电话，我调离了托苗。乡里穷，没有饯行宴，离别前老陈代表乡党委政府赠送我一本硬壳笔记本，扉页上用钢笔写道：赠给晓华同志，友谊长存！

我离开后不久，托苗乡的行政建制被撤销并入大镇。据说正式工老陈退休，老潘调到县里，而老石老蒋他们那帮合同工兄弟有的被留用，有的被打散到其他乡镇，而临时工老王则就地解甲。

几年前，厦蓉高速公路从原托苗小乡所在地经过，乡政府原址和托苗寨大部分被占压，昔日的托苗乡已不复存在。每次车过托苗，我总会想起那些甘苦参半的日子，想起那帮苦涩快乐的兄弟。

此时，正式工老陈的临别赠言犹在耳际：友谊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