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老物件

从村庄到学校、到小镇、到城里；从城西到城北、到城南；从农民到教师、到编辑……从1979年到2020年，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见证着、记载着或是记忆着我和我的家走过风雨岁月的，有几件特别的老物件，让我刻骨铭心。我十分虔诚地珍藏着它们、保护着它们，有时还翻出来“晒晒”，对待它们的程度不亚于传家宝。尽管有的已经失去了现实的作用，但我不会弃它们而去，那种情感就如同对待我的亲人。

                                        一本大杂志

1979年9月，我考上了当时宣城县城里最差的一所高中（没有半点贬低母校的意思），那是因为无论是学校的教学设施还是师资力量，都让我感到无所适从，与我的想象相差甚远。记得那年深秋周末的一个黄昏，从家里背着半蛇皮袋大米回学校的我，没有及时去食堂兑换饭票，而是径直来到宣城老十字街的新华书店。其实，当时也没有计划买书什么的，就是喜欢逛逛那熟悉的地方而已。

走进新华书店那舒适的大厅内，看着琳琅满目的图书，一身的疲倦好像减轻了许多。猛然，一本厚厚的大杂志吸引了我——《中国社会科学》。封面上是一幅国画“钟馗捉鬼”。我立马轻轻地向那位特别漂亮的女营业员叫了一声“这书拿给我我看看！”，可她呢，爱搭不搭的，一脸的冰冷样。我不得不又弱弱地“请示”了一声，只见她的眼睛里立刻射出两道寒光直向我刺来，语气生硬地说：“这不是书，是杂志！你要吗？”。我不敢再吱声，只是用手指指，没有表明态度。也许是我赖着不走吧，她终于款款地过来了，抽出那本安放在玻璃柜台里的大杂志，啪嗒一声丢在柜台上，然后看也不看我一眼，身子风一样地离我而去，因为里面有一个时髦的女人正在与她聊天呢。

我首先看了一下杂志的目录，说实在的，那上面的文章都不是我感兴趣的。正在我准备喊那女营业员来收杂志时，那两道让人不寒而栗的目光再一次射痛了我的自尊。我清晰地听见有一种声音那么刺耳地直逼过来：“你要吗？你买得起吗？”我要！我买了！我不知道我的声音算不算是从胸腔里发出的吼声，我只觉得它带着反击，带着尊严，带着胜利！

1.81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拿着每周父母只能给我两元生活费所剩的0.19元人民币，回到宿舍，看着那半袋无法交到食堂的大米、还有一罐头瓶咸腌菜，我在想找谁去借这一周的饭票和如何分配每餐的腌菜量。因为没钱缴纳加工费，大米就兑换不到饭票嘛。

后来，每到一处生活或工作，我都带着这本大杂志。我始终觉得，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人，什么都可以不计较，但尊严必须维护，哪怕再穷、再苦。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大杂志，在我的心里，它是一个记载着我敢于面对、不怕困难、战胜挑衅的见证之物！

                                      一件灰风衣

1983年3月，高中毕业回家当农民的我，很幸运地走进了乡村小学点的课堂，成了一名“民办教师”。有一年运气好，也许是扫盲有功吧，学校竟然普惠性地给教师发福利：每人一件时髦的风衣，而且是齐膝盖下的长风衣啊，我如获至宝。全体教师，除了大小尺码不一样外，统统的人头一件，这让我们这些“二类”的教师感到罕见的公平。

当时，学校的教师有三种，一种是吃皇粮的“国家教师”又称“公办教师”，他们工资高、底气足，大多数也是水平高，自然受到尊重，如果他们要是再弄点花花肠子给自己贴贴金，给人的感觉那真的是至高无上的了。第二等的就是我们这种“民办教师”，工资是国家一半，自筹一半。何谓自筹，也就靠收取学生的学费解决另一半。上班的时间上课，下班和双休时间在家务农，贫苦交织，前途渺茫。还有一种叫“代课教师”，有点类似临时聘用的味道吧，他们更是低三下四、忍气吞声，也许今天在上课，明天就回家了。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这么简单。

穿风衣的季节，都是春暖和秋凉的时候，而就我而言，穿风衣的日子，都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不敢说自己当年是如何的玉树临风，至少我是个头不矮，身材不肥吧，风衣上身，十分得体。去学校的路上，微风阵阵，心情舒爽。风儿掀起风衣的下摆，有节奏的感觉特别好。尤其是走进课堂，走上讲台，看见那一双双清澈而求渴的眼神，我觉得自己的苦和累完全值得！校园里的我，风衣在身，自信满满。

后来，不过三、四年时间吧，风衣如同一个淘汰品，我再也没有穿过。有一年，离开教室岗位的我，试图再穿上它，可发现颜色或是大小都不再适应我了。都说，过去的终将过去，可我呢，这个“民办教师”的情节，永远的无法脱去，尽管我后来改变了职业航向，可自我感觉还是一名骄傲的“人民教师”，一直留在身边的那件风衣就是最好的见证。我敢这么自信地问一声：当年全校的老师们，你们35年前的那件风衣还在吗？拿出来晒一晒！

我的，依然如故，完好无损！一件灰风衣，教师不了情……

                                 一台缝纫机

1986年10月，我与邻村姑娘（就是如今的内人）举行了“看人家”仪式过后，也就确立了婚姻关系。那时，农村结婚流行“三转一响”：手表、缝纫机、电风扇，还有小日本的三洋牌录放机。在当时这也够高大上的了，不是家庭条件好，而这是当年的流行频道，没办法，借钱也得答应人家，除非你不食人间烟火味。于是，一台气派的上海“熊猫”牌缝纫机走进了我家新建的砖墙瓦房。因为这是一门技术，她还得去跟着师傅去学。好在当时流行这个，师傅会在冬天农闲的季节，找上左右隔壁几个村的爱好者，集中在一起学。妻子，不，那时还是未婚妻（这个一点都不能含糊的。）三个月的勤奋学艺，不是很笨的她，便逐渐掌握了缝纫技术。

有时候我去缝纫点接她，每次她看见我来了总是扭扭捏捏的，羞于见人；其实，我也不想看见那么一大群的大姑娘和小嫂子们，她们叽叽喳喳的，什么话都敢说，经常弄得我面红耳赤，有一种要逃离的感觉。而只有我俩走到对面山坡上时，我才敢靠近她，说一些卿卿我我的话。她哩，不解风情，甚至说我不正经，让我离她远点，说让别人看见怪难为情的。唉，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那个年代的年农村年轻人的恋爱观啊……

后来，那台缝纫机确实发挥了很多作用。早年，我们村上的老人衣服破了，就用针线缝起来，怎么看都不服帖，而妻子缝补的衣物，再加上熨斗的抚摸，穿在身上就是不一样，体贴、得体、舒心、畅快。再从儿女们的褥片，到他们可爱的童装，到家里平日的缝缝补补，那台缝纫机是功不可没。“买不起新衣，旧衣服只要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穿着一样顺心。”——这是妻子每次缝补旧衣服时常说的一句话。

后来，缝纫机跟随着我们入了镇、进了城，儿女们都成家了，孙儿和外孙先后来到了人间，妻子还用缝纫机为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褥片。对于我们大人呢，什么吊裤边、上拉链、换袖口等等，妻子总要动用那台缝纫机。她下班或休息的日子，家里经常会响起咔嚓咔嚓的声音。后来几次搬家，我都建议不再带上缝纫机，可妻子视它如宝，态度坚决。我不知道她考虑的是使用价值，还是久久相处的深厚感情？

如今，缝纫机还静静卧在我家的小房间里，随时待命地听候着妻子的召唤。啊，一台缝纫机，一部家庭成长史，它缝补着生活的不易，它缝补着岁月的变迁！

                                        一把铁铲锹

1994年5月，从团山乡成人技校走进古泉镇广播电视站的第三个年头，我们家终于有了集镇上的第一处房产（其实是别人家的二手房），价格不菲，当时不少人说我吃了一大亏，我却不以为然。其实，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是捡了一个大便宜（拆迁改造，我家建筑了门面房）。四口之家，仅靠我一个月百元左右的工资是无法生活的。为了养家糊口，妻子在门前小巷口开了一个烟酒小卖部，外加一部公用电话，生意是红红火火，月收入是我的好几倍。

也许是看到家对面啤酒厂丰盛的酒糟可以养猪赚钱，勤劳的妻子非得要把屋后现成的猪圈利用起来，于是，一条小猪仔欢蹦乱跳地来到了我的家。农谚说：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为什么？猪子产生的粪便是最好的有机肥啊。因为大量的粪便需要除去，我便买来了一把铁铲锹。

工作之余，我会担着两只大塑料桶，挑回夹着白色液体的啤酒糟来喂猪。由于营养丰富吧，猪吃啤酒糟长得是膘肥毛亮，自然，排出的大粪也不少。如何变废为宝？让这些优质的有机肥产生更好的效益，我发现了屋北后那块闲置的杂树林。砍伐、挖根、翻土……不知道在冬天多少个下班的时候流了多少汗水，一块平展展的菜地童话般地出现了。沤肥、挖地、做垄、平塽；催芽、播种、移栽；施肥、浇水、捉虫……青青的豇豆、绿绿的韭菜、红红的辣椒，还有长长的瓠子、圆圆的南瓜……因为冬天安装了塑料小棚，这样一来，我家一年四季都有吃不完的新鲜蔬菜！

也不知道过了几年，我亲手栽在菜地旁的一棵柿子树“小乔初嫁了”，挂满了累累的红灯笼，我一篮篮地拎回家，排在一个大匾里，她们楚楚的样子煞是可爱，让我忍不住地选软的捏！而此时那把洗得干净赤亮铁铲锹呢，就靠在旁边，默默无语的样子，好像很有成就感，或是一种自豪吧，让我生出几多对它的感激之情。

后来，我们举家离开了小镇，搬进了城里，关于带不带那把铁铲锹进城？没有争议，毕竟它是有功之臣，何况它还有在新环境下的现实作用——充当室内扫垃圾的畚箕。所以，那把铁铲锹，至今仍在我家中勤勉地履职哩。

                                        一只白面盆

白面盆，它应该是我家的老物件中最年轻的的一个，屈指算来，不过十五个年头。之所以它也算是我家的老物件，因为这是父亲遗留下来的。细细查找，它也是父亲生前唯一留在我身边的东西。

2005年9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幸运地调进了城里工作。可苦于城里无房，早早晚晚城乡两地的颠簸，实在是很麻烦。后有好心人帮助，我寻了城西石板桥的一块宅基地，利用每一个中午的时间，运用两部手机调配，建筑一座单门独院的二层小楼。长达三、四个月的艰苦施工，得益于多病的老父亲工地看守。因为生活需要，就给父亲买了一只不锈钢的白面盆。说是面盆，其实，它也是父亲的洗脚盆。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伟人的幽默话：共用没关系，脚比脸辛苦啊……而父亲之所以这么做，他考虑的是为我这个贫穷的儿子节约每一个铜板，要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

建房的日子正值夏季，开始是闷热雨多，后来是酷暑难当。我只是中午去工地安排工匠和调拨建材物资，多病瘦弱的父亲弓在低矮的工棚里烧菜做饭，阵阵炊烟让他的气管炎老毛病变得更加厉害，经常是咳嗽不止，甚至咳得满脸通红，让我于心不忍，可又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看见我难过的样子，父亲反倒安慰我：不要急，没事的，没事的！

从挖基础，到浇筑横梁，再到砌墙、封顶盖瓦，父亲虽不是主要力量，但前前后后他忙个不停，从一个水泥袋，到一个小铁钉……他都不丢弃，要么废物利用、要么变废为宝，在那低矮的工棚里度过了一百多个艰难的日子。有时候，父亲热得实在受不了了，就用面盆打来自来水，洗洗脸又一次走出工棚。至今每每想起他老人家汗流浃背的身影，特别是他那眼窝深陷、弱不禁风的样子，我心酸的泪水止不住地要流出来。

一年后，也就是2007年12月的最后一天，我慈祥的父亲终因扛不住病魔的侵蚀，在老家的瓦屋里驾鹤西去了。但他老人家曾经使用过的那只白面盆，却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尽管那只面盆在家中是质量最差的一个，可一次次的换房搬家，我却从不敢丢弃……

唉，一只白面盆，在我的心里，它是一腔慈爱的结晶体，虽小也是丰碑样的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