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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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南岸有个金城寺，金城寺里有块《重建金城寺记》碑，这块碑记的作者是明代的一位状元，他的名字叫邢宽。
说到邢宽，他的状元的取得，在民间还有个非常有趣的传说呢。
据说邢宽殿试结果是第三名。按照常规程序，主持殿试的考官把评出名次的名单“礼仪性”呈送皇帝御批定夺时，皇帝却真的要“定夺”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名的名字“孙日恭”这个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古人书写直行竖排，“日”与“恭”连起来看就是个“暴”字。嗯？取才佐政，怎么能“暴”呢？不行不行，绝对不行！皇帝眼光后移，发现第三名的名字叫“邢宽”，“邢宽”不就是“刑政宽和”的意思吗？这个好，这个好。于是，皇帝朱笔一批，将“邢宽”点为了状元。
民间津津乐道的原因，我估计，他们可能认为，一个人的命运好坏，权势因素影响之外，取个好名字，有时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吧。
在民间传说中，这个皇帝，有说是洪武帝朱元璋，有说是永乐帝朱棣。按惯性认知，人们应该倾向是朱元璋，因为在一些细枝末叶上搞些自以为聪明的小玩意，比较符合朱元璋的性格。他在位三十多年，七次开科取士，有过几次改动名次的“先例”。
但事实却出乎意料。
状元邢宽是实有其人的，他是明永乐二十二年殿试的状元，也就是朱棣在位最后一次科举的状元。这一年，朱棣第五次远征蒙古，死在北征回师的途中。我查了一下，朱棣也喜欢乃父的“爱好”，除了这次，永乐十九年也有过。这年，他因梦见鹤翼，就把一个叫“曾鹤龄”的取代了原定的刘矩。
朱棣为什么忌“暴”崇“宽”？民间的解释是与他的心理因素有关。因为朱棣本来没有资格做皇帝，是通过武力抢夺了侄儿朱允炆的皇位，因而害怕别人说他残暴，所以对“暴”字有特别的敏感；他力图在晚年树立一个宽厚仁慈的形象，邢宽因此才得了个便宜。
不排除这个因素。但仅此，可能就流于表层了。果真如此，“刘矩”有什么不好呢？可见，还应该有其他原因。
我猜测，朱棣这次的钦点邢宽，果真有才能之外的因素的话，极可能是“平衡”与“补偿”的心理。
从明初洪武四年的第一次至本次之前永乐十九年，15次科举考试，会试录取比例南北严重失衡，且状元皆为长江以南人，最严重的是洪武三十年春榜，会试上榜的全部为南方考生，状元是福建人陈安，而北方考生无一人！一发皇榜，一看名字和籍贯，竟然北方士子全部落榜！这下引发了严重的怀疑：这不是明显的地域歧视吗？更有人揭出了一个背景，这次考试以翰林学士刘三吾为首的主考官，居然也全部是南方人！于是，北方士子联名上奏抗议，认为这是科场舞弊。恰逢朝廷正在大兴“胡、蓝党案”，主考官被牵连进来。至夏，重新发榜，上榜的全数是北方学子，状元成了山东的韩克忠，而原本实至名归的陈安与主审此案的上届状元张信都被处死，陈安甚至被判车裂之刑！
于是有了南北榜的出现。
这是典型的政治操作！虽然从结果看，后来实际上确实对弥合南、北方起到不小的作用，但朱元璋的做法无疑是酷烈的，难以真正压服人心。更何况，此后20多年，状元在南方的状况没有改变！
所以，看到这次前三名中好不容易有个庐州府无为人邢宽，朱棣就想动用“属于”自己的“权限”，让状元过了“江”——无为在长江以北！
这毕竟是明代建立以来50多年间“名正言顺”的江北状元第一人！
其次，应该也有“补偿”“报恩”的因素存在。
明朝的立国，有赖于淮西势力和浙东势力，但最初的定鼎金陵，则是巢湖水师帮了大忙。前两大势力后来的消亡，归咎于双方的殊死内斗；而巢湖水师的衰落，则是为大明的东征西讨。俞廷玉、俞通海父子四人相继死于战场，廖永安、廖永忠兄弟也死于王事，廖永忠的死甚至有是为韩林儿的死“背黑锅”的嫌疑……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对巢湖水师应该是“心存愧疚”的，这也应该是朱元璋大规模在庐州府城和巢湖南湖湖梢墩建“与国同休”的巢湖湖神“将军庙”的隐衷。朱元璋曾经甚至决定把都城建在家乡凤阳，因为那是“龙兴之地”！巢湖所在的庐州府也算在“龙兴之地”的范围内！移民实地外，强化它的文化厚度，与培育“圣地”的光环，与“衣锦”要“还乡”，是相同的心理吧。父亲欠的“债”，儿子是要还的，为前人，也为自己。
当然，“补偿”之外，还有道德、思想的引导倡导的意图。
巢湖南岸的庐江北部，在明、清时分设两乡：北慕善乡、南慕善乡。这个“善”指什么？巢湖水师功臣的“忠”？毛义为奉母隐居不仕的“孝”？焦姥母女舍己救人、徐将军死后化神护佑一方的“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的确是明代大力提倡的道德准则。南慕善乡确实有个20多年前被朱棣“礼送”归葬的建文忠臣陈植陈侍郎。
朱棣的心思，后人已无法准确猜到。倒是朱棣钦点的状元邢宽在《重建金城寺记》中曾有感而发：“念夫曹氏当时番筑之劳者乎？曹氏虎视中原，雄吞吴蜀，不旋踵而司马敛之。大雄氏以因果功德导人，非有曹氏一日煊赫之势，乃能因其遗筑而庐之，亘千百数年，丹碧辉煌，与帝者宫殿齿，岂其本固源深，为之徒者犹能培而浚之者与？吾徒培浚孔氏之道者皆若人，则有不为，为之孰御哉？其于为国也何有？吾又每叹夫见之于彼，而鲜有见于此也。是不能不为世道太息。”有“煊赫之势”的曹操未能成就“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而“以因果功德导人”的大雄氏却“能因其遗筑而庐之，亘千百数年，丹碧辉煌，与帝者宫殿齿”，所以为官也罢，教书也罢，要把劝人“向善”摆在首位，名利并不重要。
史载，邢宽居家孝友，为官三十年，主要是学官，官位不显却处心坦白，处事宽容，与人结交始终不渝。
清朝康熙进士孙维祺曾给金城寺撰过两副寺联，一副是：“作恶当亡作恶不亡祖宗有余庆庆尽乃亡，为善者昌为善不昌祖宗有余殃殃尽乃昌。”另一副是“你虽然轰轰烈烈所作所为到此日英雄何在？我这里明明白白为善为恶看后来果报无差。”
“宽”与“善”连，“善”得好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