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西：君子之行

肥西：君子之行

安徽诸县中，我对合肥“老三县”的命名过于随意是颇有微词的。当然，这其中可能有某些特殊的客观原因，比如肥西、肥东，因南下准备渡江的解放大军云集于此，人口迅速增加，为方便管理，析分原合肥县为合肥市、肥西县、肥东县，但一时的“方便”，让原有的文化内涵被遮掩甚至埋没，则让人深感可惜。

肥西是比较“专情”的一个县。“肥西”出现于1948年底，在此之前，它的名字寥寥数个，其中以“合肥”和“成德”为久。“合肥”这个名字当然不错，按《尔雅》的说法，“归异出同曰肥”：流至寿县肥口注入淮河的东淝河和流至肥东施口注入巢湖的南淝河皆曰“肥”，合于一源，分而为二，故曰“合肥”。所以有人质疑“合肥”这个名字不如“庐州”，那是不懂合肥的历史。而“成德”这个名字更有讲究，它出自《易》。《易·乾》说：“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意思是说，君子的行为是以完成、完善品德修养为目的的，具体表现在每天的行为举止上。这么有内涵的名字当时没恢复，何其可惜！

肥西在汉以前叫合肥县，汉初析分合肥县另置成德、浚遒二县，肥西是成德县的主体部分。它北至瓦埠湖，南至巢湖的南湖（现已围湖造田成陆，属庐江、舒城），东邻合肥县，西邻六县（六安）。在置县前，它还有个很特殊的名字，说来很有趣，也很令人唏嘘。

这个名字叫“羹颉侯国”。

羹颉侯是谁呀？汉高祖刘邦大哥的儿子，长子！刘邦兄弟四人，他是老三，他当上皇帝之后，封二哥刘仲为代王，四弟刘交为楚王，连堂弟刘贾都封为荆王，却唯独没封自己的大哥。大哥虽然在他即位前一年死了，但大哥的长子刘信在呀，而且还跟随自己征战，担任郎中将，讨灭过韩王信。郎中将就是骑兵的一个不低的首领，算是有军功呀。但刘邦就是不封。以至于刘邦的父亲刘太公都看不过去了，亲自去讨问。你猜刘邦怎么说？

据司马迁《史记·楚元王世家》记载，刘邦在未发迹前，是个不想农耕却社会交游很广的“混子”，他口袋没钱，却要面子，就常带着自己的朋友去待他很好的大哥家吃饭。但大嫂不堪其扰，就故意在刘邦一次带人来时敲锅以示“羹尽”了。刘邦觉得失了自己的面子，建汉分封时还记着这段“仇”呢，连仇人雍齿都封侯了，唯独不封大嫂之子刘信。只是老父都出面了，不能不听吧，这才怀着情绪封刘信为“羹颉侯”这一有嘲讽性封号，还“大度”地封大嫂为阴安侯，让她享受各种优厚待遇。我查了一下颜师古的注：“颉，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不知汉高祖大人在说大嫂当初为人太刻薄时，在自己报复后心理平衡了一点之后，有没有想到自己的心胸问题？

清人张晋有《读<史记>》四十首》，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高帝亦为嫂所苦，宾客未食屡操釜。帝王有大度，雍齿且可容。奈何怨丘嫂，伯子几不封。贫贱人谁识真主，此事安能责妇女？羹颉侯，何足怪。君不见，未央前殿奉玉卮，记说当年臣无赖。今日居然较仲多，太公亦复无辞对，殿上齐声呼万岁。”还想起了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封建帝王的神圣面具，其真面目原来如此！

缺“德”的叔叔以“德”责侄，但侄子却“德”泽于人，在“羹颉”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不少让人称颂的功德。例如在封地内兴修水利，建“七门堰”水利工程，修渠建闸，引龙舒水（今杭埠河）灌地八百顷，修筑乌羊堰、曹泽堰，“灌田三万余亩”；在匈奴侵扰不止而汉又无力抗击的情况下，送女儿去和亲；甚至在后来诛灭吕氏、拥立文帝时还发挥了作用。正因为如此，羹颉侯刘信被百姓尊称为“舒王”，他在肥西的墓也被称为“舒王墩”（后讹成“舒合墩”）。

羹颉侯国只存在了13年，就被吕后以某种罪名，削为关内侯，国除。随后，汉有了成德县。

成德县是不是以“君子以成德为行”命名，我不敢肯定，但成德县存在了四五百年，直到东晋废入合肥。

没有了“成德”之名的肥西县，在其后的历史上，有两个人在“成德”上给我印象深刻。一个是刘铭传，一个是段祺瑞。

人们印象中的刘铭传，是淮军的重要将领，台湾省的首任巡抚，一个深受两岸民众敬仰的民族英雄，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为人和诗词。

出身草根的刘铭传性情豪爽，扶弱抗强。生逢乱世，他杀土豪，保家乡，同青年人相处很好。李鸿章招募淮军时，刘铭传积极响应，组织了“铭字营”，带领一帮刘家子弟和办团练中以“德”结纳的“同里敢战之士”，成了淮军中的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力量。驻防上海，率部与太平军接战时，以乡情、名利相诱，收编驻南汇的皖北籍太平军扩充了自己的实力。

中法战争爆发，已解甲归田、隐居多年的刘铭传愤然而起，请命重赴沙场，杀敌报国。督抚台湾，“先令译人入社劝导，如肯就抚，即无需用兵”。他在奏折中说，“民番皆朝廷赤子”，朝廷理应“一视同仁”。设立抚垦总局，兼任抚垦大臣，命令地方官府对于番民“教之耕耘，使饶衣食”，发展番地生产；设置“番学堂”，招收番童入学，提高番人知识水平。“示威怀德、一视同仁”的少数民族政策，让刘铭传在台湾影响巨大，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这样评价刘铭传：“溯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

而为人耿介的刘铭传，在官场上却处处受挫。“人值少年当自立，身逢乱世敢偷闲”的他“解甲还乡去，入山种翠薇。何须老大返？依旧少年归。朋辈疏音问，官场任是非。此身欲闲散，故与宦情违。”很难想象，一个心系家国的军人，35岁那年，居然回乡赋闲了13年。他给自己定位：“好管是非生性直，不忧得失此心宽。”在中国，“君子”一词是被赋予了“道德”的含义的，历代儒客文人以“君子之道”自勉，将之作为行为规范。《周易·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他哪是“争睹景星庆云为快，乐居廉泉让水之间”的隐士，从他的诗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实际上未尝敢忘国家危亡的“大德君子”！

一生中曾经“三造共和”的“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也是肥西人。在“三·一八”惨案中败尽名誉的他，其实在反对帝制、收复外蒙中也发挥过重要作用。梁启超曾这样评价段祺瑞：“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据说段祺瑞私德不错，有“六不总理”之称：不抽烟、不喝酒、不嫖娼、不赌博、不贪污、不占便宜。信佛吃素，一生清廉，尤其晚年保持气节，不与日寇合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持溥仪成立伪满洲国，曾多次到天津秘密拜访段祺瑞。段祺瑞举家迁上海，公开表明自己的抗日态度。他说：“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爱国朝野一致，救国惟有自救耳。”

段祺瑞当然算不上“君子”，但我想，他应该有想成“君子”的愿望，否则他就不会有上述的那些行为了。但“修德”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稍有“亏损”，前功尽弃。荀子在《劝学》中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所以王充说：“故夫学者所以反情治性，尽材成德也。”（《论衡·量知》）而王守仁则直接说：“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传习录》卷上）一个有“私欲”的人，难以修成“圣德”！

身在肥西，当以“成德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