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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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西旅游，天堂寨、天柱山、万佛湖这些著名景点外，近些年开放的白马尖风景区也是个不错的去处。白马尖是大别山的最高峰，海拔1774米，山势雄峻，壮丽巍峨，聚“高、雄、峻、特”为一体。尤其是西距天堂寨，东距天柱山、万佛湖都不远，是中长游的优先选项。
但说实话，白马尖风景区在文化底蕴的挖掘和自身特色的定位上，还是不那么能令人满意。
我最觉得遗憾的是其对自身历史文化的漠视。在对外的文宣上，我发现几乎都是把“白马尖”这个名字与洛阳的白马寺联系在一起，这实在不是一个高明的说法，这明显是一个望风捕影的联系。这一随意的联系，可能把它的历史拦腰——不，是三分之二——截掉，把一个深厚的文化积淀慢慢地彻底埋没。好在在解说的文字前面加了个“据说”，还有补救的可能。
白马尖是古代的“四维”之一的“衡山”，这个“古”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至少是尧、舜时期。而且它还是古“南岳”，是“镇山”！其地位紧追东岳泰山！
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的认知非常有限，在统治者有意无意的强化下，对自然、尤其是对天地、山川、时序，都充满了敬畏。在“开天辟地”的传说中，盘古死后，身躯变成了山岳，四肢变成了四极（即“四维”），肌肉化为了土地，经脉变成了道路，毛发变成了各种植物，汗珠变成了甘霖雨露，血液变成了江河湖海……
这是神话，但统治者通过“宗教式”的图腾崇拜，让芸芸众生相信他是上天（“帝”）委派来的代表，是来教导、管理、统治这个“天下”的。怎么证明呢？选择离天最“近”的高山与天帝“对话”是一个很好的“幌子”。所以你看，最初的造字，能把天、地、人沟通起来的人叫“王”，在“王”身边帮助沟通的就叫“巫”。《禹贡》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每“州”选一“镇山”，这与后来“铸九鼎”以作震慑是一个意思。
我说的都有依据，大家不妨看看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地整理留下的《天官书》《封禅书》，看看《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甚至可以看看《吴越春秋》这些带有文学意味的读物。
什么叫“封禅”？按司马迁引《管子·封禅篇》的解释，是“登封报天，降禅除地”。“封”为“祭天”，指代表天帝的“天子”登上四方“天柱”筑坛祭告，汇报情况；“禅”为“祭地”，指在四极山下的小丘除草松土，教耕稼穑。尤其是朝代更替时，这是向上天“汇报”，以获得天帝的确认。“报”的最初字形，左边是两个堆起的土台，右边是双手恭敬呈献祭品。所以，封禅是特别重要的大典，一直到秦汉时都特别重视。仪式也很隆重，据《白虎通》说：“或曰封者，金泥银绳，或曰石泥金绳，封之印玺也。”《史记·封禅书》也有“飞英腾实，金泥石记”的记载。
用以封禅的“南岳衡山”，隋以前就是指大别山东段，也就是今天的豫皖鄂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更具体点说，是以白马尖为中心的一组高山。
《尚书·舜典》记载：“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也就是说，在接受尧的禅位这一年的五月，舜“南巡守，至于南岳”，并且“如岱礼”般隆重地进行封禅活动。“南岳”当然是在他统治的势力范围之内。而我们知道，即便是随后建立的夏朝，其“四至”，南也没超过长江。而看此时的“四维”，正好以夏启即帝位的禹州、登封为中心，构成了“五岳”。泰山是盘古的“头”，故而为“五岳”之首。而其他各“岳”，名字都各有寓意，所以相对固定。因为名以“天”定，所以古人对天文和阴阳五行说特别重视。南岳为什么要叫“衡山”？因为“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即舜受禅时，观察了北斗七星，列出了七项政事，然后向天帝报告继承帝位的事，又祭祀了天地四时，祭祀山川和群神。北斗的第五星即“玉衡”，而“衡”的本义是绑在牛角上以防触人的横木，引申后有“平、对等”之意。“衡”还有“平衡、评定”之意，因为“衡山”以东当时是淮夷势力，经常对中原形成严重威胁。
那“衡山”到底是指哪座山呢？是白马尖！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尧舜禹时代的“封禅”严格，祭告天的“封”必须是最高峰，白云缭绕的神仙之地。此处最高峰是哪座山？毫无疑问，白马尖！祭祀地的“禅”是在平坦的矮山。所以才有“封泰山”“禅梁父”之举。你仔细注意一下汉武帝封衡山时的地形：站在如今称作“小南岳”的地方，白马尖东有“四望”、西有“四角”做“台辅”，“小南岳”就是祭祀行礼的“明堂”！这个“小南岳”叫什么呢？叫“灊山”（后简化为“潜山”），在它旁边设的小国叫“朁”。而现在潜山县的也称作南岳的天柱山，实际上叫“霍山”。“霍山”变成“南岳衡山”和再后来的“天柱山”，原因都在汉武帝。偷懒的、也不再那么“严格”的汉武帝在“朁”封禅过南岳后，继续东巡到盛唐湾，见“霍山”鹤立鸡群，更有“南岳”的气势，且祭祀方便，遂将“南岳”之名送给了“霍山”，并赞叹它为“南天一柱”。如此一来，白马尖失去了“南岳衡山”之名。关于这些迁变，有兴趣的不妨看看我的《霍山乱弹》一文。
但白马尖后来没叫“衡山”而改叫“白马尖”，又是因为什么呢？
我在《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还看到过这样的文字：
“禹乃东巡，登衡岳，血白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啸，因梦见赤绣衣男子，自称玄夷苍水使者，闻帝使文命于斯，故来候之。非厥岁月，将告以期，无为戏吟。故倚歌覆釜之山，东顾谓禹曰：‘欲得我山神书者，斋于黄帝岩岳之下三月，庚子登山发石，金简之书存矣。’禹退又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发金简之书。案金简玉字，得通水之理。复返归岳，乘四载以行川。始于霍山，徊集五岳，诗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
《吴越春秋》是东汉的赵晔所撰，虽已掺有很明显的神话成分和文学想象，但它仍算是一部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史事为主的史学著作，其所写应有所本。
禹是“东巡，登衡岳”，可见是来南岳衡山。这次封禅，禹是有目的而来，希望得到治水的“金简之书”，但他“非厥岁月”，且“血白马以祭”，隐约应与淮夷的战争有关了。这就能解释皋陶（伯益）封到“六”地的缘由了。皋陶是禹的重要助手，又是东夷人，由他“镇守”，最是合适。因为这次的“血白马以祭”，所以后来“南岳衡山”南移，换以“白马”为名，就是最自然的选择了。
但即使到汉代，“南岳衡山”仍在大别山东段这个区域。为证的有西汉时建的“衡山国”（一度废为“衡山郡”），其辖区就是东到霍山、怀宁，西到罗山、黄冈，北抵淮河，南到长江的区域。从衡山国的“国都”邾（今黄冈市区西北）北看，白马尖也是最高峰！
再后来，“南岳衡山”移往更南边的湖南，是隋以后的事。于是就有了“天柱山”这个名字。按此计算，“南岳衡山”在这儿“驻”的时间超过两千年！
“古南岳”白马尖如今被文宣成源于白马寺，同佛教挂上钩，可能是与后来的大别山东段的地名中很多带“佛”有关，比如“佛子岭”“万佛山”等。但佛教传入中国是东汉时的事，即便是真想联系，也应是后来的汉化佛教禅宗，而二祖、三祖、四祖的道场都在“天柱山”那边呀。所以呀，“蹭”白马寺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策划，也不是一个对历史负责的好做法。
我甚至突发奇想，与其往白马寺附会，还不如往阴阳五行学说“臆想”。中国很早就有“龙脉”说，自昆仑而来、经大别山逶迤东去的一组山脉，被认定是中国的“中龙”、“主脉”。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龙的形象具有马头、蛇身、蜥腿、凤爪、鹿角、鱼鳞、鱼尾、口角有虎须、额下有珠。与“来龙”的蜿蜒呼应，这处于“去脉”的东头，取名“白马”，是不是更能把它的纯洁、奔腾，生动形象地描绘在你的面前？
再次申明，这只是我个人的“臆想”，姑妄听之，一笑罢了。
这些历史存在的也好，神话传说的、文学虚构的也罢，处理得“妥帖”些、“合理”些，是不是底蕴就觉得不同了？
附带说一句，就我个人的感觉，大别山东段这一带，单个景点的文旅开发做得不错，但整体的、综合的开发还有提升的空间。不仅体现在交通的串结、拓展，也体现在跨省的文旅资源提炼、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