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情赋骨苦行僧

骚情赋骨苦行僧

岁在甲子恨别春，顾影自怜暗吟呻；

五月披裘过林虎，骚情赋骨苦行僧。

——六旬感怀

黄荆棍下出好人

儿时的印象中，父亲总不在家；母亲呢，也老是苦着脸。那时候家里穷，衣服也都是补上重丁，且是姊妹相传，我都上了大学，才第一次穿上毛衣。父亲在乡下教书，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个，从乡下来到桐梓县城，先是寄住在雷台山前面的一座破庙隔成的老房子里，之后又搬到了下河坝。

下河坝房子很小，也很旧，大白天照明，也得依靠房子顶上的两块亮瓦。低矮的厨房后面，是一条塞满了垃圾的小河沟，再往前去，便是紧靠铁路的珠沙河……母亲没有文化，靠着编藤椅、补皮鞋拉扯我们成长。生活的艰难和父亲长期不在家的落寞，让母亲本属温良的性格中多了一些暴戾，“黄荆棍下出好人”，便成为母亲管束儿女的至高道理。

那时候，父亲不单是我们的守护神，而且简直就是我的偶像。放假了，母亲在手联社编藤椅，父亲则像门神般虎脸守候着我们。向往着外面的精彩世界，仿佛两只困在笼中的小鸟，我和小弟嘟着小嘴，却不敢违拗了父亲的管束。

一本竖板的《三国演义》，窦开我潜埋于胸的文学情结。避着母亲我翻开父亲的书箱：《闪闪的红星》、《战斗的青春》、《林海雪原》……没了父亲的守护，我相反变得如饥似渴起来。长大以后，固不满足的我肩着游子般的离愁奔走他乡，品尝着述说不尽的人生五味，思绪中，却总也抹不去江姐、潘冬子、少剑波……这样一些朴素的英雄形象。

青涩文学梦

在父亲紧锣密鼓的申斥和鼓励中，我奋力考进了一所老牌师范专科学校。1981年一个秋雨连绵的下午，刚满19岁的我带着满脑的惆怅，乘坐一辆红外壳农村公共汽车，翻越凉风垭七十二弯，来到距县城100多里的乡间中学报到。

一所经历了几十年风吹雨打的乡间中学，一群如我一般心绪不宁的年轻教师，还有这里独有的风土人情和人物掌故，构成了一幅幅让我激动、让我垂泪的精彩故事画面。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伤痕文学红岩怒放，文艺刊物犹如雨后春笋；就连西南边陲的文山自治州，也跟风办起了文学双月刊《山梅》。文摘选刊更是百花争妍：名刊重现《小说月报》、名家担纲《小说选刊》、闽军扛鼎《中篇小说选刊》……印象中，有一份现已记不住主办单位的《新华文摘》，在期刊烟海中一枝独秀，堪称社会科学的“小型阅览室”。

那时候刚参加工作，教师工资本来就少得可怜，已经订了《人民文学》和《山花》，再花12元订一份《新华文摘》，实在有些舍不得。那可是我差不多半个月的工资呢。

于是便仔细掐算日期，周末早早调换了课时，搭便车急急赶回县城，星期天中午便守候在图书馆。记得有一次，读到《新华文摘》转载的一篇《让赵构也跪下来》，忍不住掏出钢笔，在杂志内页勾注了几下，不想却被逮了个正着。苏馆长虎脸把我叫到办公室，甲乙丙丁好一顿训斥。

1981年岁末，一个冬阳高照的下午，校长诸雨谷把我从初三一班讲台上叫下来，让我去教导处接听教育局的电话。局长告诉我，通俗文艺杂志《苗岭》，附评论发表了我的小说处女作《围腰、捶衣棒和强盗》，杂志社女主编张玉华偕小说编辑杨兴城，专程由省城来此找寻小说作者。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黔北小县城，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呢。

那一年，我19岁。

笼儿不是鸟的家

曾几何时，文学之于新闻，作家之于记者，情形是大不一样的。时间倒溯四十年，黔北乡场上一位名叫何士光的中学教师，因为写小说调入《山花》编辑部，继而成为知名作家的真实故事，便成为文学青年争相效仿的成才楷模。

九曲回肠的黔北大娄山深处，一条紧拴着两排砖木平房的十里长街，一所摇曳着春风杨柳的老牌乡间中学，汇聚定格为一个文学青年心绪不宁的奋发画面。免不了挥斥方遒的豪情壮志和指点江山的青春悸动，那时候，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小说见铅；最向往的职业是当一名小说编辑，而最伟大的理想，则是成为像何士光那样受人仰慕的专业作家。

“二月春归风雨天……”肩负这样的抱负，兜里只有10元钱，也敢去省城跑调动……好不容易找到位于观水路的省文联宿舍，紧张叩开何士光家的门。敲门砖是能够熟记他的《乡场上》，唯一的资本，则是才将发表的几篇习作。

怀揣大作家的推荐信，我狠劲花4元钱打了一辆“甲壳虫”，东张西望找到壁垒森严的省委统战部。王思明部长粗略翻看了我的作品，然后告诉我，以我目前的条件，直接调入省直机关，肯定是不现实的；省政协新近创办了一份报纸，他可以打电话给总编辑罗世庆，介绍我前去试一试。

之后，便辗转进入了报社。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山高路远的国酒之乡仁怀，便成为我新闻之旅的首发站。可惜的是，像《国酒卫士》、《满目青山夕照明》……这样一批饱蘸我青春热血的青涩报告文学作品，现在已经无从查找。

杜鹃泣归

苦吟着被丢弃和遗忘的忧伤，滞留于黔北大山的乡间中学，我向往繁花似锦的都市节奏。大街上满目的书市和明洁的华灯，常伴着轻曼的卡拉OK，悄然进入我的梦萦……

“东边日出西边雨……”不知经历了多少个躁动之夜，甚至记不清投出去多少份稿件。经历着与路遥《人生》中高加林几近相同的成长故事，27岁那年的春分时节，我挣扎着跨娄山过乌江，进到省城新近成立的一家报社，成了一名新闻记者。忙完了紧张的采访任务，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仍习惯摊开纸笔，想要写一点东西。但是，昔日给我情绪积累的黔北乡场，还有故土的人情事故，已经淡而又淡了。

冥冥中，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酷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之下，不单我少了激情，而文学这个东西，似乎也不再重要；产生《乔厂长上任记》、《高山下的花环》、《种包谷的老人》那样的燃情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于是，性格深处的不安分因素，催促我义无反顾地加入到闯海的行列。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不曾记得有过多少次落败的迁移，纵有千般爱情顾怜，却总埋不下心中的万丈豪情。当我事业又重新起航时，不知不觉已有6年不曾返家的我，虽也牵挂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却全然不知父亲早已是病魔缠身。那一个寂寞的异乡春夜，那一串尖利的电话嘶叫，母亲的责备让我浑身上下一阵透凉——父亲已到了弥留之际。

那时候，我最为急迫的愿望，就是回家！回家！！

“非典”阴霾阻滞我归乡的沉重步履，永远的遗憾无改永诀父亲的严酷现实。我面对的，是故乡杨柳坪公墓冷寂的字碑和父亲的英年遗像。伤痛之余，我叩拜体弱的母亲和尊敬的兄长，肩着一大包有若泰山之重的书稿洒泪返程。

顾不上清扫身上的故土尘埃，我告假闭门。一大堆泛黄的文稿，一整箱廉价方便面，满地的劣质烟头，连连20多天陪伴着我。完全忘记了白昼，脑际中，全是历历在目的慈父形象，打印出来的文稿，不止一次印上我辛酸的泪渍。

“别梦依稀咒逝川……”终于结束了有若杜鹃泣血的心理之旅。当我挥泪写完这一篇后记，并将文稿打印成册的那一刻，唯一的念头，就是打电话告慰我深爱的母亲。

2024/春节/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