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伯母

席大春

那座古老的木屋原来只有三间，中间一间是堂屋，靠边的两间是卧室。那座木屋，在我爷爷手下，我家占着一半，即占一间卧室，堂屋与另一户人家共有。爷爷死后，与伯父分了家，我家就只占一半的一半了。父亲将那间卧室装上板壁一分为二，伯父居里间，我家住外头。房间没间断，能摆四张床，间断了，半间房里要摆放两张床不太好安排。父亲在这半间房前面用泥砖砌了两间。伯父受到启发在他分得的半间房后也接上两间；堂屋那头那户人家仿效之，这样那座低矮的木屋成了“H”字形。

听奶奶说，伯父是爷爷的侄儿，并非她所生。三岁的伯父成了孤儿，被爷爷抱来了，当时奶奶生了三个姑姑，最小的姑姑也有五六岁了，还没生我父亲。爷爷带着他，一则是可怜他，更重要的是将他作儿子用，承接后代。伯父十多岁时被日本鬼子抓去当伙夫，伯父知道鬼子不吃贴锅的那层硬底饭，就拿回来给家里人吃，有时拿回来厚而燥的几大块；有时拿回来一个大圆球——那是用硬底饭揉捏成的。伯父替鬼子煮了三年饭，那硬底饭也养了全家三年。

解放前，伯父逢人便炫耀，我给鬼子煮过饭，鬼子其实并不可怕。解放后这件事成了他历史中的污点，想抹也抹不掉。谁也不愿意嫁给“汉奸”。三十多岁的伯父尚孑然一身，与他年龄相仿的人都已生儿育女了。这可急坏了他。哑巴伯母就在那种情况下走进了他的生活。汉奸无人肯嫁，哑巴无人肯娶，只有哑巴配汉奸。

伯母并非哑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吐字含糊。乍一听不知她喔哩哗啦说些什么，仔细想一想也还能明白她的意思。

伯父和伯母在“H”字形木屋里住了几年，先后死了。伯父死后，被葬在后山上。我睡在伯父的房间里，发现伯父晚上常常溜了回来，仍睡在对面那张床上，伯父睡觉喜欢赤身裸体，我看见伯父身上有个地方长满茂密的草儿，草丛中一根红红的竹笋傲然独立，伯父大概想拔掉那根竹笋，一双手在忙乎，拉扯，摇动，那竹笋没有受损伤，愈来愈茁壮，又喷泉似的喷出几线水来，喷出的弧线有点像狗的尾巴。喷过水后的竹笋却只剩下了壳儿，瘫倒在草丛中，失去了活力。我看呆了，大付的一双脚啪的一声落在我肚子上了，把我的目光拉了回来。

大付是伯父的儿子，比我少半岁。我俩常在一起玩。孩子间的玩耍，内容可谓丰富：追吵、游戏、掏鸟窝、翻螃蟹……此外还有静下来的闲谈。但这不是大人式的闲谈，而是特殊意义上的竞争。你说你爸爱你给了你一角钱，我说我爸更爱我给了我两角钱；你说你昨天吃了两个鸡蛋，我说今天我家杀了一只鸡；你说你家的猪有这么大，我说我家的猪像牛一样大。有一次，我说了一句，我外公可爱我了，我一去，他就用胡子戳我的脸，怪痒的，很舒服。大付沉默不语了。我问：“你外公呢？”他竟呜呜地哭了起来。原来，他外公并不爱他。听奶奶说，大付的外公是赤脚医师，他怀疑伯母偷了他的补药，伯母死命不认，破口大骂老人家，老人家气得随手拿起东西就打伯母，伯母操起一把镰刀来还击。从那以后，伯母很少回过娘家。因妈妈的问题，大付与伙伴们闲谈总是以失败告终。没想到常胜的我也受了影响。一个伙伴对我说：“我伯母一天出工拿八分，你伯母吃鸭蛋，唉呀，吃鸭蛋。”我无言以对，逃回家中将伙伴的话告诉奶奶。奶奶笑了，说：“人家讲的是事实嘛。”

不要伯母出工，是父亲的安排，父亲是生产队长，有这个权力。但我不知其中原因，听奶奶说，伯母患了一场大病，在患病之前曾出了工，后来，我父亲就不要她出工了。奶奶说，伯母患病之前，是铁架子身体，患病之后变成了豆腐渣身体。我问奶奶，伯母究竟患了什么病，奶奶居然恶了我一句，小孩子不要管大人的事。还狠狠地横了我一眼。便是现在我仍不明了，我仍怕问奶奶。伯母不要出工，春天来了，天晴的日子，便外出打猪草。有时我和大付跟着去，帮她的忙。我俩起初不知采哪些草，便问她。像麻拐草、虎耳草这些草名是她用那含糊的语言告诉我们的。她还教我俩认识了一种豆腐草，虽不能做猪草，但将这种草撕开来折成四方的豆腐形状，很好玩。一篮猪草三双手，很快就堆至竹篮提手，但她并不满足，两手用力把猪草往下按，压紧后就只有半篮了。后来我和大付常摹仿她这个动作，当松松的猪草与提手平齐时，也照她的样子做，可力气太小落下去不多，她看了便笑，伯母难得一笑。三四月间，田边地头绿草蓬勃，野花盛开，刺儿丛生。猪草打好了，伯母总要采撷一篮的野花，边摘花，边掐刺给我俩吃。我俩撕去其皮，放进嘴里美美地咀嚼，味道是甜多于涩。最好吃的东西还不是刺儿，是酸甜酸甜的覆盆子，多生在陡坡边。易摘的往往被人摘了去，剩下的我俩无可奈何——我俩的手太短。伯母采摘也并不容易，有一次踩溜了一脚，扑通一声跌进了陡坡下面的水田里，淋淋漓漓一身水。伙伴们见我口袋里满是红红的覆盆子，手里是一束鲜艳的野花，羡慕死了，我偏不理他们，谁叫他们笑我伯母吃鸭蛋呢！

伯母打猪草，有时在田边地头，有时在山里。如果去山里，就不许我俩跟着。也许是因为路途稍远怕我俩跟不上吧。我叫大付问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大付告诉我，他妈说山里的猪草是不能乱采的，有些草儿猪不能吃。

猪草打好后便熬成潲，伯母熬潲时总要将两个鸡蛋放进锅里一起熬，我不解地问伯母，伯母说好吃些，伯母说这三个字，音咬得比较准。我回去拿来一个鸡蛋搭着熬，想印证伯母的话是否正确，结果与伯母所说恰恰相反，一点也不好吃，还有一种难言的怪味。我埋怨伯母骗我，伯母笑了。

伯母在外干的活，除了打猪草，还要种菜，砍柴。伯母家的自留地很宽，地里一年四季都有蔬菜。栽种蔬菜极需耐心，就拿辣椒来说吧，刚种下去，会遭到地老虎危害，看着好端端的杆儿拦腰断了，是令人伤心的事，伯母拿一截棍子往蔸儿处刨，刨着了那蜷曲的家伙，咬着牙用棍子扎死扎烂才解恨，嘴里不停地唠叨，大约是咒骂地老虎的缺德与可恶吧。这种事杀一儆不了百，谁能保证明天或后天辣椒不再受地老虎的侵袭呢？所以补种是常有的事。伯母勤于管理，蔬菜往往供吃有余，就给张家李家送去一些，生产队几乎所有人家都吃过伯母种的蔬菜，能腌制的就腌制一些，伯母是腌菜的行家里手，她腌制的豆角、茄子、辣椒即便放至第二年地里生产新鲜的了也不会变味。当我舀了饭，敲着碗去她家时，常能得她腌制的像鸡鸭肠儿似的豆角。这东西很送饭。至于砍柴，伯母砍回的柴分为粗柴、毛柴两类；粗柴被劈去枝叶，只剩直直的杆儿，经伯母束缚后呈圆柱形，很是漂亮，像身材结实的汉子；毛柴留着枝叶，无论怎样束缚都腆着肚子，像怀孕的妇人。木屋前面有个草坪，草坪上就立着汉子似的粗柴和孕妇似的毛柴。

落雨的日子出不了门，伯母便在家里做针线活。伯母的针线活在我们生产队是顶呱呱的，常有别的妇人拿了棕皮、碎布和麻线来请伯母纳鞋底。伯母纳的鞋底针脚密，花样多，多少人家的布鞋出自伯母的手！纳鞋底时，伯母右手中指上戴着一个黄黄的“抵手”，“抵手”类似有钱人戴的戒指。相对于戒指的窄狭，“抵手”就显得非常宽阔了；表面密布四方的小坑，供针屁股抵住，以免产生滑动，借助手指的顶力，针线艰难地穿透无数层布。自入冬以来，伯母手上的“抵手”就没有取下过，有太多的鞋底要她纳。张三的媳妇要生儿子了，请她纳几双；李四的女儿要出嫁了，也要几双；王五的阿婆可能不行了，去极乐世界得一双新鞋才能上路……伯母替人纳鞋底常常要靠偷空来完成。喂猪时边穿针引线边守着猪吃食。过于专心，猪吃完了也未察觉，待猪拱翻了潲盆弄出响声来了，才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计，嘴里骂着生事的猪，跨进猪栏将潲盆提出。熬潲的时候最好，烧的是柴蔸蔸，塞满一灶，能纳上好几路线。煮饭烧粗柴，也能偷出片刻的空闲，但稍不留神会将饭烧成黑炭。为此，伯母常挨伯父的拳脚。在外面累了半天，回到家来没有饭吃，肚子咕噜噜叫，怎能不气？奶奶听见伯母的哎哟声三脚两步赶过去，一边扯开伯父，一边责备伯母，哪有这么傻，自己的事忙不过来，还领着别人的事来做，如果有工夫，做做好事积点德，可是你有一个家啊！伯母揉搓着痛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

伯母白天挨打，三五天才有一次，晚上挨打几乎是天天有的事；如果说白天挨打是伯母事没做好，惹得伯父动怒，晚上却不知是什么原因使得伯父变成凶神恶煞。奶奶的劝说他全当耳边风，扬起拳头只管往伯母身上砸。奶奶一双弱手如何遮挡得住？伯母蜷缩在门边，双手护着头顶，嘴里发出凄惨的叫声。奶奶命我和大付去叫我父母来，我父母每晚都在生产队的仓库里记工分，深夜才归。外面一团黑没有一丝亮我俩就没去。像这种事起初邻居还过来劝劝伯父，现在是见惯不惊，劳累了一整天，谁肯天天晚上耽误睡眠来管别人夫妻之间的是非？奶奶已是气喘吁吁，开口大骂伯父是畜生，是野兽。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奶奶骂伯父。伯父终于住了手。向奶奶咆哮：“你敢骂我？你也有资格骂我?你养了我，我养了全家，两抵了，我不欠你的，你敢骂我？你这老不死的！”

奶奶说：“你才三岁，三泡水牛屎那么高，亏了我拉扯你，没有我，你还想活下来？”

伯父说：“日本鬼子来了，你只管带着光云（我父亲）跑，就不管我了，我不被日本鬼子抓去，今天也不至于娶个哑巴。”

奶奶说：“哑巴就是话说不好，喂猪打狗，洗衣做饭，女人家做的事哪样不在行？没有她，里里外外收拾得这么好？”

伯父说：“我娶个哑巴，娶了头蠢猪。”

奶奶问：“哪点蠢?”

伯父说：“就是蠢。”

奶奶说：“你看她哪点蠢，就手把手地教她，不要动不动就打，假使别人打得你鼻青眼肿，你痛不痛？”

伯父说：“哪个教她？叫她娘来教！”

奶奶真的将大付外婆叫来了。忠厚的老人家看见女儿身上没有几处好肉，心疼得只是流泪，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后来，她对伯母说：“你敢于同老子作对，在他面前怎么像泥巴一样任他踩，像草一样任他折？”她问伯母做错了什么，伯母头摇得像拨浪鼓。奶奶说：“春兰（伯母的名字）的勤劳，村里无人不夸，那个畜生不把她当人，将来不得好死。你问一下那个畜生，看他怎么个说法？”伯父收工回来后听见岳母问，回答道：“她硬是不听话，太蠢了，我实在沉不住气。”

“什么事不听你的？”

“你问她自己。”

老人家看着伯母，伯母低头不语。老人家非但没有责备伯父，反而扇了伯母一巴掌。这之后，伯母仍然挨打。奶奶也像邻居一样不再过去。这样倒好，每晚只听重重响过几声之后没有别的动静。

伯母晚间爱摆弄那些叫不出名字来的野花。红的黄的蓝的白的都有，伯母一会儿摆成一座花山，一会儿摆成一个花盆，一会儿摆成……不管伯母摆成什么样子，最后，这些野花成了伯母的毯子，她遭伯父的拳脚之后就被按倒在这些美丽的野花上，伯母脸上的肌肉痛苦的扭动着，伯父的白屁股像两个活动的土丘，在一升一降。我的目光被大付的双脚拉了回来，穿透床边的那堵厚墙，看到了这种景象，我正觉得奇怪，伯父不是在那张床上吗？怎么到了厨房？我的目光又投向对面的床，果然走了。伯父终于放过伯母了，伯母站起身，身后粘满了野花，那些野花被糟蹋得不像样子了，伯母没有去整理野花，想挪动步子，脚不大听使唤，就蹲了下来，双眼噙满了泪水。

伯母晚上虽然挨了打，白天却照常干活。冬日已无猪草可打，猪仍张口向人要吃。农村的猪是年头喂到年尾，过年时才宰杀，叫做杀年猪。冬天，伯母不是砍悬在楼枕间的干薯藤熬潲，就是去地里扒生红薯给猪吃。所谓扒红薯，是指生产队的红薯已经挖掘，其他人尽管去地里寻那漏脱的。每天早饭后，伯母挑一担畚箕，带一把小锄头走在了去地里的路上。阳光暖暖地照在她那件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上，整个冬天她就穿这么一件单衣，与其说是衣服，不如说是无数碎布的拼凑。下雨下雪的日子，看着她那寒颤颤的样子，奶奶便对伯父说，你也拿布票给她扯点布缝一件衣服吧，感谢上天给了她一个健康的躯体，一年到头从不患病，可是瞧那样子，你也过得意去？伯父说，她不怕冷，孩子都没新衣穿，她一个臭婆子穿什么新衣！生产队的红薯种得多，队员出工挖红薯是花挖，即点蔸子挖，遗漏的红薯自然不少，半个上午时分，就扒满两畚箕了；挑着重担的伯母，脚似乎不大方便，奶奶说那是让伯父打跛的，红肿了好久没敷药，老天爷长了眼睛让那肿处消下去了。到家了，伯母将红薯倒在地上，分出大小两类；小个的熬潲喂猪，大个的塞进地窖。地窖里装了生产队分下的红薯，如果地窖已满，便用箩筐载着，等有两大箩时，便搭我奶奶熬红薯糖。用地窖里的红薯熬糖，伯母舍不得，那时粮食产量不高，许多时日要用红薯充饥。

每年奶奶都要熬几锅红薯糖。熬糖极费时间。清早便开始忙起，至晌午时分，才将搀了谷芽粉的红薯熬烂成糊状。冷却一下，待不烫手时，便用纱布过滤；过出的渣儿喂猪，水汁熬糖。往往要等到深更半夜，糖才熬成。熬成的糖与米花拌和后被放进四方的豆腐箱子里用棒槌冲紧。那隆隆的响声惊醒了坐在旁边的我；晚饭后我就坐在这里耐心等候，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奶奶见我醒了，便叫我去喊伯父起来，这锅糖他占一半。我点燃松蒿，穿过堂屋，见伯父房门半开着，我想再推开一些，却推不动，门后有物品挡着，拿火把一照，竟是伯母缩在这里熟睡，涎水从嘴角流出来，滴在胸前的补丁上。房内两张床，伯父和大付各睡一张。“每晚伯母都在门旮旯睡觉吗？”当伯父切麻糖时我这么问他。伯父说：“那蠢猪有床不去睡，偏要那么睡。谁奈何她？”奶奶只是摇头叹息。

伯母上床睡觉，是在伯父死之后。伯父死的那天还出了工，傍晚收工回家，吃了饭，照例打了伯母之后才入睡。那一睡竟再也没有起来。

伯父死后，伯母也仍然像先前那样。天晴在外忙乎，落雨的日子在家做针线活，还有不少妇人登门向她请教，她用她那含糊的语言把动作要领告诉人家。夜幕降临了，她带着大付上床睡觉，半夜常被恶梦惊醒，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声，奶奶闻声去她家，“他要打死我，要打死我！”她不断重复着这两句话，平时本来语言就不清晰，这时受了惊吓她的话更是让人费解，奶奶要她说慢点。伯母说慢了点，还做了动作，奶奶才明白。奶奶带我过去陪着她睡到天明。我就是睡在伯父房间里发现伯父并没有死，每到夜晚他都来房间睡，我想和他说一会儿话，问他贴锅的那层硬底饭香不香，放在潲里熬的鸡蛋他怎么吃得下，伯母曾患了什么重病。他睡得正酣，我总是错过时机，他在厨房里放过伯母之后，叫住他不是很好吗？但是我偏偏只注意着那些凌乱的野花，待我意识过来时，伯父已鼾声大作。我也进入了梦乡，醒来时，不见了伯父，奶奶和伯母睡在床上。这样过了大约一个礼拜，伯母半夜又发出惨叫来，吵得我们睡不好。“他来了。他来了!”伯母吓得往床角落躲。奶奶说这可能是伯父死后做鬼，白天里请了阴阳先生来画了一道符。阴阳先生虽在阳间却能管着阴间的事，说伯父是个魂魄未散的恶鬼，烧了一点纸钱，念了几句咒语，然后说没事了，收下钱走了。到了晚上阴阳先生的符和咒语并没起作用，伯母从床这头蹿到床那头，大汗淋漓，粗气直喘。

“这可如何是好？”奶奶与父亲商量。

父亲说：“让大付外婆接她去住上一段时间吧！”

没法可想，奶奶依了父亲。伯母死命不去，奶奶费了不少口舌；大付外婆在前面拖，奶奶在后面推，才将伯母弄去。大付跟着去了。伯母走后，父亲将伯母喂的那头猪赶到了生产队的养猪场。

几个月后，伯母被大付外婆送了回来，瘦了很多。奶奶对大付外婆说，这哪里是人，像是从土里挖出来的。老人家说她饭也吃得下，觉也睡得稳，就是不成肉，她记挂着家，想着回家。

伯母回来没半个月便溘然长逝。堂弟大付这时才七岁，伯父当年成为孤儿时是三岁。

伯父和伯母都死在这“H”字形的木屋里，他俩死后，每晚我都陪大付睡在那张床上，每晚我都看到了竹笋里喷出狗尾似的几线水来，看到了美丽的野花被弄得不像个样子，看到伯母缩在门旮旯里熟睡，涎水从嘴角流出来，滴在胸前的补丁上。还看到伯父两手合成刀叉状，从床这头扑到床那头，要掐死伯母。伯母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声，声音响彻整座木屋，震得木屋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