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故事之澧浦老街

很难说澧浦这条老街的故事到底从何时开始。

余加祥从老街厅门里那间幽暗的老屋醒来，拿着四角手杖，慢悠悠穿过老屋清晨微弱的光线，顺着年代久远的狭窄楼梯，小心翼翼地挪动已经变得滞重的脚步，缓慢的身躯在散发着霉味的空间里移动，跨过已经旧得有了裂缝的门槛，厅堂内天井上方的天空带着明朗的光线和早晨的空气让他感觉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老街距离他坐着的厅堂很近，大概十几米的距离，只需穿过那道颓垣的门墙，老街便在铺着卵石的巷道尽头一字溜地展现了。

从上市头到下市头，老街算不上太长，也就六七百米的距离。91岁的余加祥偶尔会拄着他的四角手杖，慢悠悠在早晨的时光里挪动。老街的石板路是平的，老街的巷道里也很清静，偶尔会有几声散淡的说笑和铁盆掉落的清脆回响。老街的一楼大部分改成了白色的墙壁，门窗大多也改成了铝合金、不锈钢，只有二层的阁楼还有当初老街的形踪。

每次这样走着的时候，余加祥总会有一些遗憾的思绪。“澧浦老街以前是很热闹的，有双间店面的，比璜山街还要热闹呢。”这是他关于这条老街最丰富的描写。他不可能有“老去已忘天下事，梦中犹见牡丹花”那样充满诗意的感慨，也不可能像文人一样在回忆中黯然神伤时间的流逝，想一个自己从未思考的问题。他没上过学，也认不了几个字，关于这条老街和他耄耋之年的陪伴，他所有美好和忧伤的记忆都显得不太清晰，有的只是一些模糊的讲述，让你自己去梳理老街从初生到衰落的碎片。

澧浦的名字据说起始于很久以前一个叫千岁禅师的唐代高僧。“行尽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称道人游。”这位一生云游，居无定所的中印度人是否真的圆寂于此并无可靠证据。但禅师于宝掌山开岩建寺，地涌醴泉，蜿蜒汇流，终成溪河，吸引了一些择水而居的流民在此繁衍生息，却是一段传奇。醴水之濒，率彼淮浦，醴浦便由此而来。余加祥的祖上据说就是从诸暨高湖那边迁居过来，到他那一辈，澧浦已经集聚了蒋姓、陈姓、金姓、王姓和余姓等几个家族，厅门里的余家和当铺门里、陈家台门、王家台门、蒋家等大小几百户人家组成了里浦这个颇有点传奇色彩的溪边小村。而老街也在来往穿梭于乡村过道，南来北往的客商和行人的汇聚中，因为生活的需要而自然形成了。最闹的时候，周边百余里的绍兴、东阳、义乌、嵊县都与此地有频繁的贸易往来。鲍同顺、泉源庄、恒盛铺、通裕铺、义生堂、协成铺、寿生堂、颐德堂、天心堂、益元堂大小店铺38家，还有何永茂等八家丝行和斯元儒开的当铺。很久以后的某一天，人们在修复老街的施工现场竟然发现了一块清代道光年间的老街商贸诚信碑，碑文详细记载了老街当初的繁荣景象和商贸规则。对商品掺水增量，以次充好，假冒他人名称，短斤缺两等诸多“奸商”行为进行了谴责并制定了处罚规则。

靠近老街上市头是创办于清道光六年的翊志书院，是诸暨最早的书塾之一。20世纪初，欧风东渐，西学日盛，书塾改为翊忠小学堂，其间蔡元培、马寅初、徐锡麟等名家曾先后到校讲学。1938年，学校增设初、高中部，先后更名为“战时利普初级中学”、“浙江省诸暨私立暨阳中学”、“浙江省诸暨市第四初级中学”，1958年，学校正式更名为“浙江省诸暨市浬浦中学”。学校着眼于“明志、崇德、善学、慎行”，培养了不少德才兼具的优秀学子。

余加祥兄弟姐妹五人，除了他一个，其他几个都先后在这里坐堂听课。老大余加法从学校出来后去了上海口琴厂，后来据说到北京跟周总理一起做了外宾接待工作，再后来又被调到了河南的一家兵工厂。老三余加宪参军入伍转业到了杭州电力局，老四余加多在里浦小学做了一名小学老师，老五余双红，一直上到高中，还在学校担任团支部书记，本来应该有大好前程，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妙龄芳华的时候过早地离世了。

老街不远的田亩中间有一座乾隆年间的井霞社庙。井霞庙不大，但也不乏精致的布局，山门，殿堂、僧房、斋堂，园林布局，既有中国传统寺庙的阴阳宇宙观，又有崇尚对称、秩序、稳定的审美布局，与周围的田园山水相映，别有一番庄重典雅的情趣。尤其是殿内的几幅壁画《柏鹿》、《松鹤》、《龙云图》更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笔墨酣畅，意态鸿蒙。据说是一位叫余任天的上余家青年所画。这个叫余任天的青年画家从澧浦翊忠小学毕业后先后在浙江美专和浙江艺术专门学校学习西画，辍学回乡时，在井霞庙兴然作画，一时名声斐然。后来更是殚精竭虑，耕耘不辍，终成大业。诗书画印兼擅，成为浙派绘画的重要奠基者和代表人物，

除了每年的三月十八赶会场，老街最值得骄傲和称道的是六月初一的井霞庙迎神赛会。来自澧浦周边的枫林、廊下、梅西、马郦、庙口、陈高坞、盘山等十几个村社几千人齐聚井霞庙，祭拜神灵祖先，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人畜安康。祭拜结束后就是各村各社争奇斗胜的迎神表演。两名打街癞子，头上缚草绳，手执竹梢头，从井霞庙开路出发，赶散路上行人，朝老街而来。打街癞子后面是十八名校尉，穿短盔和帽子，手执长枪，大刀、方天锤，九节长鞭、狼牙槊等十八般兵器，八名皂吏，穿皂衣裤，高举着“肃静”、“迴避”的抬行牌。然后是各村社自行组织的迎神表演队。有细吹细打的“十番”队；有花轿一般的鼓亭，边走边敲，奏着美妙的音乐，有三十人组成的高跷队伍，走在一丈左右高度的竹竿上，还会打飞腿，既跑又跳，上踏道，过石桥，如履平地；有嬉彩花瓶队，嬉酒坛队，嬉汤叉队，火流星队，有表现奇怪的大五常队伍接踵而来，有穿彩戴高帽的活无常和死无常，大头鬼、小头鬼表现，有抬小棺材的爹背锄、娘送丧表现，有刘氏五官汤叉穿阵的表现，砧板薄刀杀子的表现，大肚子、红胡子、高统靴、红脸鬼王出场，王灵官压阵，包龙图断后等等。各村各社把准备了几个月的拿手活在老街几百米的的石板路上各显神通，各店各铺的主人纷纷慷慨解囊，散金施银，那种热闹的场面和快活的气氛在老街的上空袅袅升腾，经久不息。

余加祥从小就因为家里穷被送到璜山八江去给人放牛，十多岁又被送到澧浦盘山跟一个叫蒋云安的理发匠学剃头。当他正式回到老街厅门里自己家时，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娶了老婆，生了儿子。关于老街这些盛唐往事，大部分都是在里浦之外的八江和盘山听别人八卦而来的。童年时期的老街，给他印象最深的似乎是和一个日本兵带来的一场灾难有关。

 一个叫东岛金吉的日本军医官，跟随一支300人的日本军队，从嵊县翻越东白山经斯宅、陈蔡窜往诸暨，途经澧浦。在澧浦用木板铺就的大桥溪滩边稍作休整。得到消息的澧浦百姓早就闻风而逃，躲到附近村子和山上，余加祥和一些小孩躲在井霞庙盼着日本兵快点走。也许是为了掩盖侵略者残暴的本性，也许是因为真的累了，日本兵好像显得纪律严明，并没有进到老街去扰民。东岛金吉却是例外，一个人私自脱离部队，摸进了老街，东窜西闯，在空荡的老街游逛。一直到被好奇、惊慌又愤怒的老街村民围住，东岛金吉才发现自己脱离队伍很久了。他有点慌乱，又仗着有枪，那份隐藏的凶残就暴露出来，朝着人胡乱开枪，想要摆脱围堵，找到自己的部队。集聚休整的日本军队一直到街亭周村午饭时间，才发现他们的军医官并没有随队行军。派去侦察寻找的特务报告说，军医官慌乱中迷失了方向，逃到廊下村口时，不小心拉响了手榴弹自己把自己炸死了。军医官为自己的擅自行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为里浦老街带来了悲惨的屠戮和烧杀。为寻找东岛金吉而立马返回里浦老街的日本军队见人就杀，见房就烧。余加祥的父亲半夜醒来，见外面火光冲天，以为是村里乡亲家里起火，拎了水桶就往外奔，到近处一看，却是正在作恶的日本兵。父亲吓得连忙往回奔，带了全家老小逃出厅门里，在田野里一路狂奔，躲到梅西一带。等到再回到老街，老街已是一派烧焦的颓垣残壁。两天时间，连带枫林、廊下，一百二十余人被杀，两百余间房屋被烧。

回到老街厅门里自立门户的余加祥，已是每个月领取30斤全国粮票的陈蔡理发社的一员。这种互助合作社应该是建国初期为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而发起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一种。陈蔡理发社一共由30几个理发师组成，分散在陈蔡、澧浦一带各自经营，每次理发的收费标准是一角八分每人，每年向合作社上缴10元管理费用。老街的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的商铺店面也因为发展的需要被收归公有，成立了百货商店，人民药店，粮油站，邮政所，照相馆，铁匠铺等国营商业店铺，路面经营柜台的都一律成为国家户口的工作人员。每逢节假时节，附近铜矿、学校、医院和各村赶市的人员聚集，老街的气象更显得有了烟火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