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杏林飘过的飞絮

雨，一连几天没停，空气粘粘的，像是被盐水浸透的棉袍裹在身上，腻腻的感觉。

这天气，让我的腰部有点隐隐的酸痛。

隔壁的李哥过来闲坐：“到县里查查吧。”他总习惯地把新设的潜山市还称为“县”。

“现在的医疗条件好多了，县里都有“核磁共振”的机子了，何况个个都有了医保，你也别扛着。”

他喝了一口我递过去的清茶，很诚恳地劝着我。“你看我去年害那样的大病，都治好了，也没化多少钱。现在条件好多了，哪还像以前哦”。

李哥很小的时候，感染过脊髓灰质炎病毒，落下了“小儿麻痹症”。因为腿脚不利索，收入比其它人少了很多，是村里极少数的贫困户之一。他去年做了个心脏搭桥手术，享受了351扶贫政策，医疗费用都是由政府给买单的。

我和李哥的家都在朱家冲，村中有一条河流过，每年的春上，河中开满了蓟菜花，人们都叫它“蓟河”。 我们从小在那条河中嬉水、摸鱼、长大。

朱家冲的东边紧邻的是小说大家“张恨水故居”，西边是5A景区天柱山的东大门，当年“一把蓟菜煨红芋，春荒大麦念快黄”的地方，现在已是个得天独厚的宜居宜游的福地了。

“若是生在当下，他是断不会落下残疾的”。望着李哥一步一颦，彳亍着离去的背影，我自言自语着，那些早已远逝的飞絮，又在我的记忆里飘过。

我很小的时候，村子里是没有医生的，人们有个小病小灾的，通常就是扛着，或者用些土单方之类应付下。

小孩子的天性好动，我总是趁大人歇伙的中午，偷偷地去洗冷水澡，或者上树去捉知了。毒烈的太阳熏蒸着大地，草木的叶子蔫垂着，知了的狂叫声连绵不断，好似彼此间比赛着调门，那河水也似被这夏日里的太阳晒死了一样，没有一点儿波浪。顽劣的我，总是被晒得害一头的“疖子病”。

母亲照例是，采下门前的那棵爬满毛毛虫的乌柏树叶子，和着自己的唾液，用石碓捣成糊状，敷在我的头上，直到 “疖子” 自行破溃。

有一次，我一连发烧了好几天，早上热退了，午后又发冷，那时候的乡村还没有预防和治疗“疟疾” 的药物“奎宁”，母亲说是“打摆子”。

“打死脾寒鬼”，母亲咬牙切齿地骂着，用一根赶牛的竹梢，抽打在我那瘦小的身上。我撒开小脚，拼命地逃跑，跌倒，爬起来，可终没躲过那顿无妄而来的“梢子面”，上身那件破烂的棉袄，成了我护体的铠甲，太阳出来了，照在雪地上，发着刺眼的白光，汗，把我的全身都湿透了。说来也奇怪，烧，也果然退了。

记得我第一次服的药，是祖父跑了几十里路，到梅城一个叫“王麻子”的老郎中那买来的。

祖父在他那被汗液湿透的老布褂子兜里，掏出个泛黄的折成菱形的报纸包，把一小勺黄黄的粉末，倒进家中仅有的那只搪瓷快要掉光的缸子里，我哭嚎着不愿吞下去，朦胧地觉得，那像是我隔壁“小癞痢”，卖的那个黒黑的老鼠药差不多的样子。我的肚子越来越痛，拗不过，只好吞下那难咽的苦苦的粉末。

我稍大点的时候，从省城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医生，上门为乡亲们免费看病。

那位姓宋的女医生，在我们大队呆了不少的年头，除了诊务，她还培训了不少的新法接生员，自她来了以后，我依稀记得，我屋后的荒土岭，那个时常有人埋葬夭折婴儿的地方，便很少有新增的小土丘了。

那以前，有个小我三岁的妹妹，因为发“脐风”而夭殇了，这事虽过去几十年了，但我的心里，想来还是有一丝隐隐的酸楚。

祖父有次在山上，被一根烂刺穿透了脚掌，父亲把他驮回家。那位省城来的巢医生带着他的徒弟，在我家的那个矮小的厨房里，成功地做完了手术。

他的徒弟，那个后来成为“赤脚医生”的小伙子，夹着个白色的方盘，放在锅中，让我在灶笼里烧火蒸煮。“这是消毒”他似乎知道我想问。我第一次闻到了“碘酊”那怪怪的气味，知道了除了我家的猪草缸里发散的，我极讨厌的酸腐味外，还有更特别的味道。

七十年代初，大队里终于有了所“卫生室”，但药品的匮乏，使得还多是靠“赤脚医生”的“一根针，一把草”来治病的。

记得“青霉素”是那时候的紧俏药品，细细长长的安瓶里，一丁点儿白色的粉末，仅40万国际单位的含量，就得一角七分钱一支，这价钱，是一个农民近一天的工分钱了。

“嘟嘟”“嘟嘟”，轻轻而有节奏的敲门声，打断了我游离的思绪。是村卫生室医生来通知我，明天早晨到他们那儿，免费进行各项体格检查。

雨，终是停了。阳光透过窗棂射进了客厅，我站起来挺了挺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明天，估计会晴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