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父亲在我二十八岁时离世，迄今已三十三年，每逢清明时节就想写点纪念的文字，今年也想过，终未写成。有两三次是写出过几行的，接下来实在按捺不住激越的情绪，就不知道要写什么了，生怕写出来的文字不能尽意表达我内心的感受。现今退休在家，常常想起父亲，就越是对自己初为人子时的幼稚无知锥心痛悔，泣血涟如，总算锱珠积累成一篇斑驳泪痕的文字。

父母养育过八个子女，老三灾年中三岁多才饿死，成家立业的有七个，我行四，上面有大姐大哥，下面还有四弟妹。我出生时父亲约在不惑之年，与父亲共同生活到我十五岁离家求学，能记事的时间也就十来年。之后到他六十八岁谢世，我们几乎都是节假日才聚在一起，因此，对父亲的印象多集中在儿时。父亲老实，既不善言辞，更不会与子女嬉闹玩耍，再加生活的重担压得他苦不堪受。他遭受的苦忍耐的委曲，我的拙笔不能表述于万一。

我七八岁就要上坡割牛草打猪草，有时（不止一次）就有队上的大人拿我打趣，说：如果你老汉不把手枪背起回家噻，你们哪会遭这个罪哟。后来我断断续续从母亲和舅舅嘴里知道了父亲的那段高光历史。解放初期，父亲是农会主任，在宫家和手下做事，并深得他的信任。宫家和是南下干部，任新妙老区区委书记、区长，掌握着一方生杀大权。有个冬天的下午，父亲在犁一块冬水田，我跟着在田里打猪草。那块田就在一条大路的外面。其时，大路上就走来一对男女，五十多岁的面容，像夫妻，穿着很显富贵。那男人戴着一顶很夸张的毛皮帽子。什么毛皮，认不得，南方人戴不了那样的帽子。我们都心无旁骛，专一在自己手上的活。突然那男人认出父亲来，惊喜地打招呼，称父亲老谢。人们对我父亲的称呼，我记事起就三种，同辈人直呼其名谢仁钦，晚辈叫谢大爷，再是叫老谢。我平生只听到过这一次外人称父亲老谢，并且是同辈人很尊敬地叫的。那男人连忙走到田坎边来递烟，又给点火，他想握父亲的手，父亲没让，手摊给他看，全是泥水。他们没讲多大会儿话，因为那男人很激动，一激动手就不停地抖，而且泪花老在眼眶里转。那女人赶忙去褰扯毛皮帽的衣袖，示意他莫激动，也示意他走，并向父亲做出过意不去的表情。她讲的外地话，我听不大懂，但意思明白。临走，毛皮帽把那包烟都塞给了父亲。我问，他是什么人？父亲说是二世人。我不懂二世人的意思，父亲就解释，说他是大地主，头天晚上就要枪毙的。那时镇压反革命已经扩大化，枪毙几个土匪地主父亲就一句话的事。父亲因为他没有民愤，且与他相熟，说不能跟土匪一样对待。宫书记到上级开会去了，农委们也拿不定主意，只好等宫书记回来定夺，就只把土匪拉出去枪毙了。宫书记回来就带来了最新指示，凡是没有血债的地富分子，只要愿意出朝抗美，就可免于枪决。在朝鲜战场上也没打死他，所以他是二世人，现在转业在新疆建设兵团。

父亲当农会主任并不是能力有多出众，而是成分好，雇农，也就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那种人。不是真穷到那地步，父亲的父亲不是本地人，是从一个叫大水沟的地方迁来的，是赶流流场做米生意的小贩，也租种别人的土地。父亲是读过私塾的，成分好且读过书的人当时就稀奇。母亲对我说过，你老汉可有一肚皮好书！怎么好，不知道。母亲的成分不好，小土地出租。外公解放前是有权势的人，团练头子，有一帮拿枪的乌合之众，赶场下街都是要坐滑竿的。解放时差点被枪毙，舅舅说阴差阳错没毙成。到底如何阴差阳错，母亲和舅舅也说不清，因为他们关系并不亲密。说外公在外面有个相好，不常回家，基本上是外婆和一双儿女自己过。我每每想从母亲嘴里打听外公的事，她都是带着怨愤的。我家与外公家相距十五六里，母亲是因何嫁给父亲的，我无从晓得。

父亲胆小，这是我儿时很腹诽的。父亲是如何背了枪回家，脱离组织，这是我从大姐那里知道的，大姐是听父亲自己说的。说有人告诉他，蒋介石很快就要打回来了，你不为自己，也要给堂客娃二留条后路。我现在来看，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的确很紧张，内有西南诸省土匪猖獗，外有抗美援朝战争，台湾还有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是没有爆发的可能。父亲审时度势（其实是害怕），在宫家和离开新妙到武隆剿匪之际，父亲提出了回家种地，最后交枪走人。当时父母已有三个孩子，还不关我的事。有时我也想，父亲未随宫入武隆剿匪，至少给予了我之下的五姊妹生命，这比什么丰功伟绩都重要。但听说他也胆大过一次，这是听母亲说的，文革武斗正炽时，到处捉拿陆泽这个人。陆泽是我父亲在位时推荐到区公所好像是做文书的，也是我灾年饿死的三哥拜的保爷。川渝一带喊保保。父亲居然把他藏在我家姜坑里，躲过那一劫。后来陆泽官至涪陵地区法院审判庭庭长。听说他也闹过离婚，但农村的妻子死活不离，所以他妻小仍在农村，与我们家只隔着一个院子住。两家过从并不密，也只是年节上去走走人户。父母总叫我去，说是你的保保，后来知道并非我的保保，更主要的是在那堆客人窝里感觉手足无措，坐立不安，我也不再去了。我所知父亲求过他两件事，一是那年我家烧瓦，瓦窑建在一个坟后三四米处，那坟的后人借口烧了他家香火，在点火那天来了四五个人阻止。恰巧陆泽在家，父亲去找他，他叫父亲自己回去。窑场围着很多看热闹的人，见陆泽从土边一条路走来，手里拿着一段竹棍，像是到别处去了来顺便路过的样子，待他问明情况，只说了一句话：简直是麻皮不沾构干。那四五个人就灰溜溜走了。二是我师范毕业时，父亲去托他找门路，想把我分配进城。那次在他城里的家中，他笑着说，他的一个侄女今年也毕业，还是那句话，服从安排。我们大概只坐了十多分钟。

儿时我认为父亲很懦弱，典型的气管炎（妻管严）。在家庭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母亲，母亲对他的使唤在我看来甚至有些过分，在心里很同情父亲。有次父亲赶场回来，大热天，是背着一背篼东西的，汗水湿透了衣服。父亲放下背篼，从板凳上拿起一把篾扇，屁股才要落到板凳上，母亲就说：中午牛䓍都还没得哟。父亲只埋怨了一句：怕还是歇口气吧！我在灶前烧火，听到父亲说那样的话和那样的语气，心里便产生莫名的悲凉和对母亲的反感。待父亲拿起镰刀背起背篼出门时，我也拿把镰刀，默默地跟在后面。每年大年初一这天，父母是不撵娃二上坡的。人人都可玩耍，但父亲不能休息，因为猪牛是开口货，顿顿都是要吃的。父亲背了背篼，向我露出他的裤袋，我明白那里装的是什么。其实我对玩耍火炮不感兴趣，也不想这天上坡打猪草割牛草，但我明白父亲的心思，他也不会强迫我，但他希望我陪他。我假装喜欢放火炮玩的样子，跟在父亲的后面上坡去。父亲在麦田沟里割些嫩草，叫我自己放火炮耍。有次我用棍子在长着的榨菜头上戳个洞，把火炮塞进去，点燃，啪一声，榨菜头炸个稀烂。我觉得好玩，父亲却怒斥我。我不开心，父亲担心我走掉，又拿好话来哄我。我心里什么都明白，我觉得父亲可怜。现在想起，恁大一家人，父亲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

那时我也认为父亲是个怕事的人。不知是怎样的一件事，总之很严重，据我十三四岁的人生阅历猜测，严重到可能会遭批斗。于是父亲出逃了，好多天都不见父亲的身影，母亲也不许我们小孩子打听。有几个民兵上门来找过，没看到人。那段时间，一家人都风声鹤唳提心吊胆。一天，我放晚学回家，屋里很静，放下书包来却听见歇房屋有细微的说话声，蹑足潜听，是父母在对话。我赶忙提了书包出门，在老远的地方就唱歌，唱着慢慢又回家去。我当着什么也不晓得。待凶险解除了，父亲也回来了。在家里没人的时候，我探看过，在竹楼梯下面码着一摞蚕茧盖，蚕茧盖下面就是一个一人多深比蚕茧盖小的所谓姜坑，坑底垫着干谷草，草上有团旧棉被。坑壁斜靠着一把竹梯，略低些，人就爬着竹梯上下，蚕茧盖刚好能㝩住洞口。我想这就是也藏过陆泽的那个姜坑。没见过农村批斗大会情境的人，无法想象那有多么残酷，我现在想起还会为父亲后怕。

我们几姊妹中小时候我是最贪玩的，但也最愿意读书。我的小学班主任李应碧老师是同生产队的一位民办教师，对父母说，七八个娃二才有一个读书的苗子，那就让他好好读嘛。因为这句话，父亲多受了很多劳累。父母白天都要出工挣工分。到了初中，我的任务就是割牛草，本更应该替父亲多承担些家务，但我常常在学校打篮球，到天黑才回家。责问原因，答说学校开会。父母晓得我是班长，开会当然是很应该的事，父亲只好趁着天未黑尽赶快上坡去割些牛草。每天早上我和在上学的弟妹都必须上坡割一背牛草或打一背猪草了才能上学。我总比他们快，二十来分钟就搞定。后来，他们发现了我的秘密，一次父亲见我晚上割回的草只有小半背，就责令我马上去割。我知道秘密被告发，只好把藏在野地的牛草背回去。还有一次割满一背牛草后就藏在田沟里，自己就跑去学校打篮球。我就读的涪十中与我家只有十分钟的距离，早上听到上课预备铃响了，立刻奔跑过去，老师还没有进教室。玩后返回去背牛草，连背篼一起都不见了，回家见背篼在草没了，知是父亲暗中吊上自己了，赶忙背上背篼又去割草。像这样为家务跟父亲藏猫猫似的偷懒耍猾，不知凡几。现在想起，脸就发烧，抱愧得无地自容。

我十五岁考入丰都师范，每月有十五块生活费，为减轻家里负担，用钱就不再向家里伸手，只好从牙齿缝里抠。有天上午第四节体育课，饿得眼冒金花，昏倒了。引体向上和掷铅球这两项运动，师范毕业那年我才勉强达标。

父亲没有过过一天的好日子，也没有享过我一天的福。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参加工作，工资四十三块伍。九二年父亲去世时，我的工资九十伍块左右，自己家庭开支尚捉襟见肘，根本没钱支持父母。父亲病危那天傍晚，四弟骑了二十多里路的自行车来告诉我。我叫四弟先回去，我明天早上回来。父亲六十岁左右就患上肺气肿，加之抽烟，又无钱好好治疗。后来很严重了，到万盛大姐那里去治疗了一段时间，因为大外甥女是南桐矿务局医院的护士。前不久，三妹夫才去接回来，我想肯定是又严重了，要住院治疗。我安排好第二天的课程，更主要的是找会计预支下月工资。当晚天快亮时，我做了一梦，梦见父亲架着一条小木船划向大海，怎么也划不回来了。我赶忙叫醒女儿（四岁），说，你爷爷肯定过世了，赶快起来穿衣服。我们还未收拾好东西，三妹夫就来敲门了，他夜行了二十多里路赶来的。我们坐了最早的一班客车赶回去，见到父亲时他已穿好了寿衣，躺在门板做的灵床上，身上覆一张灰旧的床单，身架比我印象中的小了一半，脸干瘦而蒙着一层阴森的死灰色，眼睛上放一叠钱纸，灵床下燃着一盏菜油灯。女儿茫然地跪着，我跪得很无助，任涕泗涌流。四弟说，昨晚我说二哥要明早才能回来，老爸说，那他就看不到我啰。听到这，我更是痛心到无以复加。

父亲离开我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也过了耳顺之年。我这一辈子，既为人子又为人父，为人子时懂不到父爱的深厚，为人父时懂得了却无处可以报答。现在我们七姊妹家庭和睦富足，孙辈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父辈，葳蕤繁祉，我知道，冥冥之中一定有父亲的荫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