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星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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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桃花盛开。一棵挨着一棵的桃树，枝头上托起粉红色的花团，就像天上落下的胭脂云。
花开与谁醉？花落为谁伤？
今年三月的那个春日，一枝娇艳的桃花敲开了我紧闭的往事的窗口。
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屏幕上显示着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我怕又是个骚扰电话，就迟疑了一下才按下收听键。没想到耳机里传来的是一个非常熟悉、很多年没有听到了的银铃般的声音。我立即激动地说：“啊——M姐！你来H城了？你现在在哪里？好！好！好！我明天就去看你……”
M姐在电话里说，她的小女儿在H城的碧海湾度假中心做歌舞演员，她前天到H城看望女儿来了。
放下电话，我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多少年不相见了啊！我刚来H城工作没三个月，M姐怎么就知道我来了这里呢？她又是从哪里知道我的电话的呢？看来，我们虽然天各一方，几十年没有联系了，但M姐却是一直在关注着我的。
已是多年不见，现在又千里相聚，我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呢？我皱着眉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2
公元1965年的早春，我读小学四年二学期的时候，父亲把我从原来就读的兴隆小学转入了水浸坪小学，我和M姐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学校把我编入了M姐所在的四年级一班，班主任是喻长民老师。由于我是四岁启蒙的，在同一个班级里，我的年龄要比一般的同学小二至三岁，个子当然也矮小了。因此，在教室里我总是坐第一排的。女同学的个子一般比男同学矮小，班里的前两排大多数是女同学。喻老师就安排我和M姐坐一桌，我们从那时起，她就成了我“同桌的你”。 我也就成了“万花丛中”的那点“绿”。
M姐的家就在离学校很近的小街上，她课间都可回一趟家。 那时的学生，男女界线分得很清，男女同学同坐一桌时，都在桌上刻一条“三八线”,双方都不准越雷池一分。我人小胆子也小，生来就怕丑，易害羞，我就从不去争“三八线”。我年纪小，但成绩很好，特别是作文写得好，老师经常把我的作文放在班上读。上作文课时，老师把题目写在黑板上后，只做个简单的启发就让学生自己写。我每次都是略做思考后就动笔写起来，而M姐却用嘴把笔杆咬来咬去怎么也下不了笔。她就斜着眼来看我是怎么写的，我也就故意把手放开点，方便她来看。她也是很聪明的，看看我写的，她自己再把句子改一改，换一换位置，就成了一篇她自己的文章了。
不知是她懂得关心人还是“知恩图报”，有一个雨天的早上，我去上学时不小心滑倒了，一只脚踩到了水田里，袜子全湿了，裤腿湿了一截，到了学校里后，我已经冷得身体发抖。M姐看到后，就回家去提了一个火箱，拿了她穿过的棉鞋和袜子来了，要我把袜子和鞋子换了，又把我脱下来的袜子放火箱上烘干。谁知那样一烘，就把她烘成了我的姐姐。原来老师见我成绩好，让我担任了学习大组长，负责收发同学们的作业。发作业时我要大声地念同学的名字。一开始，我念她的名字时，她只是说：“不认识是吗？还念名字，给我放这里就是了。”从那以后，我再念她的名字时，她就严肃地对我说：“以后不准你叫我的名字，你得叫我姐姐。”所以，我叫她姐姐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她确实比我大，但到底大我多少岁，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我和M姐同坐一桌，很多不爱学习的年龄大的男同学就笑话我，暗地里说我找了个“大老婆”。我本来就胆子小，很害羞，刚到一个新学校，觉得很孤单。同学们一取笑我，我就更觉得无地自容，就经常趴在桌上，双手抱起来，把头埋在手臂中间。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去班主任喻老师那里“告状”。可是，老师越是批评那些调皮捣蛋的同学，这些同学就更加取笑我。使得我整天苦闷不堪，心里想着又转回兴隆小学去。
那时的M姐的脸圆圆的，白嫩嫩的，眉如柳叶，眼睛又大又亮，头发又黑又浓，扎成两根齐肩的粗辫子，身材不苗条，但匀称好看。老师和同学们认为她是班里长得最漂亮的女生。
M姐从小在街上长大，胆子也就比较大。有一次，上劳动课时，我们都在打扫操场上的落叶和纸片，她听到同学们又在取笑我，她就冲到那几个调皮捣蛋的同学面前大声骂：“你姐是他老婆！你妈是他老婆！”然后她抄起地上一个扫帚高高扬起，说：“谁今后还要说，我就给你嘴巴打扫干净”。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取笑我了。
操场边上有几棵新栽没几年的桃树，树干不高，却枝叶繁茂，正好开满了粉红的桃花。那天M姐正好穿了件手工编织的红色的毛线衣，胸上还用白色毛线绣出了一枝桃花。M姐举起扫帚怒斥泼皮同学的样子和操场边上的那些桃树恰好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照，深深地印进了我的脑海里。我回到教室后，就在作文本的后面一页写了一首小诗：
老桃花，少桃花
春天一来就出嫁
都穿红衣火辣辣
烧得白云变红霞
桃树下，一女娃
举起扫帚把鬼吓
人与桃花谁美丽
我说最美还是她
谁知M姐已经悄悄回到了座位上，她站在一边看着我写，待我一写完，她就一把抢过去，说：“原来你也是个小坏蛋，你这写的是什么歪诗啊！”接着，她又诡异地看我一眼，继续说：“我交给老师去！”
我真的被她吓起了，脸一下子羞得通红，只知道低着头掘自己的手指甲。
M姐真的把那张纸交给了喻老师。我真后悔不该写那破东西，现在好了，老实等着老师的批评吧。放学了，我的心还在忐忑不安。可是，第二天喻老师来上语文课时，他不但不批评我，反而表扬我写得好，当着全班同学把诗歌朗读了。只不过喻老师把“举起扫帚把鬼吓”那句改成了“拿起彩笔在作画”。
后来，喻老师还把我的诗寄给湖南省的一份儿童文学杂志发表了。
杂志社寄来稿费的那天，M姐把手伸到我面前，说：“你分多少钱给我？你自己说。”
我感到纳闷，睁大眼睛看着她。
她说：“要不是我把你的诗交给喻老师，你有今天？我那是故意的！”
我一下子明白了。我心里很感动，却不知道怎么说，嘴里不停地“呵呵”着。
3
想到这里，我抬头望了一眼窗台。这时候恰好有一阵风把一枝桃花吹到了窗户的玻璃上，嫩绒绒的，红艳艳的，与当年M姐身上穿的红色毛线衣上编织的那枝桃花一模一样。我受此启发，心里立即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去了PlAGET在H城的分店，请他们帮忙用黄金制作了一枚形如一枝桃花的胸针。
第二天下午，我带着一个小巧精致的首饰盒和一瓶XO酒去了碧海湾度假中心，见到了M姐。
我约她在一个咖啡屋里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坐下，要了两杯星巴克咖啡。
M姐说：“我以前没喝过，听说喝了咖啡不能睡觉的啊。”
我说：“不会的，我不喝还不能睡觉呢。”
她就试着喝了一小口，说：“很香。但有点苦。”
我就给她加了一些白糖。她就优雅的一小勺一小勺地喝，每喝一小勺之间要停顿一段时间，细细品味一下那种余味。我就忍不住问她：“你还说没喝过咖啡呢，你看你这姿态比西方人还优雅啊。”
她打了个哈哈，朗声回答说：“我这是从电视剧里学来的，在你这个先生面前假装一下斯文嘛。”然后，她一会儿望望咖啡屋内的环境设置，一会儿又望望落地窗外面的海景。
这是个依山傍海的楼房，咖啡屋设在三楼，与海面成最佳视角，坐在这里从任何一个角度望去，宽阔的海面一览无余。蓝蓝的海水泛着波浪，有一些游客在驾着小帆船冲浪。波浪奔向岸边，碎成了一堆一堆白色的花朵。岸边有一片很大的沙滩，太阳照在沙滩上，反射着金色的柔光。岸上有高高的棕榈树，轻轻的海风把树叶吹得微微摆动起来。
我望着M姐的面容，觉得她和青年时期相比有了较大的变化，农村的艰苦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不可抹去的痕迹。她的额头有了皱纹，脸色显得有点苍老，体型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仍然不失成熟和端庄的风韵。望着望着，在我的心头掠过一丝淡淡的伤感。
M姐喝了一口咖啡，笑容满面地对我说：“你还是个娃娃像，一点也不显老。”
我说：“你也没什么变化啊。”
她就假装生气地说：“没变吗？那就说明你一点也不记得我了。”停了一下，她又说，“几十年了，不变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心很宽，我总是高高兴兴的对待生活。”
接着，我们的话题就转向了各自的生活和同学们的情况，内容没有脱离油、盐、柴、米和子女。
她告诉我，她结婚后第一胎是个女儿，可是她的男人却一定要生个男孩，就把原来在县氮肥厂当汽车司机的工作辞了，回家自己买了辆汽车做运输专业户。她也就成了超生游击队的队员，一怀上了就离开家乡到怀化、邵阳等亲戚所在城市的城乡接合部租个房子躲起来。男人干运输经济收入还可以，但她的肚子却不争气，第二胎又是个女儿。过了两年又怀上了，六个月后到医院找关系做B超检查，医生说是个男孩，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结果生下来又是个女孩。三天后她男人就坚持把孩子送人了。过了两年，她怀上了第四胎，她男人说再去做B超检查。结果她就来火了，说：“还检查什么？检查得准吗？是男是女这是最后一次，要么生，要么就流产。”结果，她男人只好赌一把，决定把孩子生下来。也真是皇天不负苦等人，生下来还真是个男孩。这个男孩现在大学毕业有两年了。她的两个女孩都遗传了她的基因，都长得漂亮，能歌善舞，自费读了武冈师范的幼师班，毕业后又都来到了这碧海湾度假中心做了歌舞演员。但大女儿六年前生孩子时却因产后大出血在产房里去世了，留下个外孙由她抚养。现在，她好不容易把这个外孙养到上小学了。这二女儿最近也生了个小孩了，她就特意来看看。
原来M姐走过的是这样一条人生之路。我听得心里凉凉的，脸上露出吃惊和同情的神情。可是，M姐却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一样，一点也没有悲伤的表情。反过来，她还以安慰我的口气说：“其实，经历多了，也就很平常了。”然后，她话题一转，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大海，以前只是在书本里或电视里见过。我喜欢大海，喜欢它平静时的宽广，喜欢它起浪时的壮阔。感谢你带我来到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
……
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学校了，我就把礼物送给了她。她也没拒绝，拿起来看了看，若有所思地笑着说：“你还是那样诗情画意啊！”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礼物放进了包里。她下巴一扬，对我说：“好了。你回去吧，我送你。”
她把我送出酒楼，来到路边一片桃林处，她就停下来说：“我不送你了，你回吧。以后回家记得去看姐姐。”说完，她把身子斜依在一棵桃树上，随手攀下一枝桃花，把花朵放到鼻尖上闻了又闻。
我默默地看了看她，深情地说：“那我回了啊，姐姐。你以后要多注意身体。”
我走了几步又回过头去看她。他还是依着桃树没有动，在目送着我。太阳正好从云层钻出来了，光芒照射在那一片开得火红的桃花上，美得让人感到有点悲惨。
我向她招招手，就不再回头，独自径直向前走了。这时，在我的眼前，却一直幻现着一片桃花。只是，桃花上映着的不是太阳，而是一个圆圆的月亮。
4
1977年3月的一天，我接到了我和M姐的“地下交通员”青青送来的字条。上面有一行熟悉的钢笔字：今晚在老地方见。
这个老地方，就是大队新修小学校端头的那一片桃树林。
那时，桃花也正开得旺盛。
我按以前约见的时间去到那里时，M姐已经到了，她坐在桃树下的一块石头上等着我。而以前总是我先到等她的。
我就走近去在她身边坐下，轻轻地说：“你来得早啊。”
她听了我的话，却一言不发。一只手搭在膝盖上，另一只手在掐身前的野草。她一根一根的掐，掐断一根就把断了的一头狠狠地甩到地上。她甩了又掐，掐了又甩，好像根本就没有我的存在似的。
我就感到很纳闷，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还是带着笑声说：“怎么不高兴了啊？是因为我来晚了吗？”
她没有说话。
过了一下我又说：“怎么了嘛！是身体不舒服？是受了什么委屈？”
她还是没有说话。
过了一下，我又说：“你家里一切都好吗？ 你看，你从来不是这样的，今天是怎么了啊？你不说话，约我来做什么呢？”
我显得有点急躁了，就从她身边站起来。但是，过了一下我又坐到她对面的一块石头上。
她还是没有说话，只是使劲地掐草。身边的草被掐光了，她又摸起一块小石头在地上胡乱的划来画去。
我无奈地抬头望了望天空，一轮满月正在慢慢上升，有一些薄云从月亮底下轻轻飘过。明亮的月光映照着我俩的身影，恰好把我俩的头重叠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桃花的香味。我能看清她的脸，宽阔的额头上有蓬松的刘海，眼睛无神，一直看着地上，脸色淡白，显得精神不振，上嘴唇和下嘴唇紧紧地抿合在一起。这种面容，显示出她心里有难言之苦。
沉默，沉默，仿佛空气就要凝固了。
突然，他把手上的小石头往远处一甩，冷不丁地对我说：“丁轼回来探亲了，你知道吗？”
丁轼是我们的同学，但比我们要大很多岁，初三快结束时，他应征入伍，听说在空军地勤部队开汽车。
“啊！”我首先感到有点吃惊，然后又平静的说：“他应该是有八年军龄了，可以回来探亲的。”
M姐又不说话了，在我们之间又恢复了前面那种难耐的沉默。
过了好久，M姐好象是做了好大努力似的大声说：“我们再过三天就要结婚了！”
“啊！你说什么！”仿佛头被一个晴天霹雳击中，仿佛突然掉进一个无底深渊，我茫然不知所措，晕头转向。
看到我惊愕失常的样子，M姐却反而冷静下来了。她站起来，背倚着一棵桃树，声音和缓地对我说：“现在农村的生活这样艰难，两个人如果都是农民，除了拼死拼活挣几个工分钱以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工分能值几个钱呢？一年结算下来，除了口粮钱，连买件衣服的钱都不够，将来要是有了孩子，还要送他上学，这养家糊口的钱从哪里来啊？现在国家说五年不招工招干，每年一个公社分到一两个读大学的指标，可那是要靠推荐的啊！我们都没有背景，没有关系，谁来推荐我们呢？你有知识有能力，可是，你连民办教师都当不到啊。”
她显得既气愤又绝望，略为控制了一下情绪后又继续说：“反正我是不想过这种两个人都是农民的生活的。而现实是我们谁也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丁轼是汽车兵，他转业回来是可以安排工作当汽车司机的。你听说过吗？现在的司机是最好的工种之一。‘白衣战士红旗飘，四个轮子两把刀’啊！”
我感觉到有一块巨石向心头上慢慢压来，越来越呼吸紧张。我气急败坏地说：“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庸俗了呢？”
她仍然很平静地对我说：“我不是庸俗，我是成熟。是现实逼着我这样思考的，这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啊！你要冷静。”
是啊！我何曾这样想过呢？我一直是生活在自己的理想王国里。我觉得M姐是云彩、是太阳、是月亮、是星星、是鲜花、是柔风，是碧水。我有了她就有了这一切。我只要和她在一起，我就感到快乐、感到幸福 。劳动的艰辛算什么？生活的贫穷算什么？没有M姐那才无法生活呢！
我也激动地站起来说：“你不要绝望，你不要把我看死了，我不相信我就没有前途了。我今年才二十岁，到国家招工招干的极限年龄还有五年。五年啦，社会会变，国家会变，世界会变！一切都会改变的。你相信我吧，你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吧！”说完，我就不顾一切地冲上去，紧紧地拥抱着她。
M姐也伸出双臂把我紧紧的搂住，颤抖着声音说：“我看不到前途啊，我看不到！再过五年，再过五年我就是个老太婆了啊！你等得起，我等不起啊！”我感到有一串眼泪落到了我的脸颊上，再慢慢流进了心窝里。
突然，M姐把手松开，用力将我推出好远，严肃近乎发怒的说：“你走开！你为什么这样？我们是什么关系？我们有什么关系？三天后，我就是丁轼的新娘！”
她说完后，就毅然决然地向回家的路上走去，那两条又黑又粗的辫子在背上一左一右地交替摆动着。月光把她的影子越拉越长。
天上月圆，地上人散。无情的月亮无动于衷地照着大地，照着这片宽广的桃花，本来是粉红色的桃花在这微暗的夜色里，在这白色的月光下，却显得无比的凄惨。M姐向回走的脚步像铁锤一样一下一下地捶在我的心口上。我的心在阵阵剧痛。我只觉得天崩地裂……
我们是什么关系？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是啊！我们可以称得上青梅竹马，但是，我们彼此也从来没有说过那个最难说出口的字啊！然而，我们真的没有那种关系吗？说不清，理还乱啊！
5
那一夜，我就坐在那片桃林里的石头上，望着M姐离去的方向，呆若木鸡地坐到天亮。
我和M姐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到高中毕业都是同在一个班。那时候，学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一旦逢上“七一”“十一”“元旦”等这样的重大节日和政治中心工作，都要编写剧本、排练出一些节目到各个大队演出。因此，我除了白天在学校上课外，晚上也基本上在学校排练节目。我和M姐真是朝夕相处，晨昏相伴。
虽然我们后来不坐同一桌了，但座位总是紧挨着的，我在第一排，她在我后面的第二排。在学习上我们总是相互讨论相互促进的，在课余生活中我们也总是在一起讲奇闻轶事、生活趣事和听来的民间故事。我们一起劳动，一起做游戏。学习上她听从我，课外活动我都是听从她的。她每次做完数理化作业后，都故意把我的作业本拿过去，假装严肃地说：“来，让我给你检查一下做对了没有。”其实她是要和我对一对答案。如果，她偶尔发现我有一个结果错了，就说：“看看，错了吧？骄傲使人落后了，你以后要多向我学习啊！”如果她做错了或不会做时，她就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革命队伍里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你就给我讲解清楚嘛。”
那时候，我们都很喜欢读小说，《青春之歌》《春风野火斗古城》《战斗的青春》《红岩》《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红旗谱》《桐柏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几十部长篇小说我们都找来读过。我们不仅在课外读，在课堂上也把书放在抽屉里偷偷地看。
有时，M姐在读到有爱情描写的片段时，她就在书中做个记号，趁老师转身时从课桌底下传给我看。书里面还夹一张纸条，上面写一行字：“你这是什么破书？你自己看看吧。”然而，没过几分钟，她就用脚踢我的脚后跟，急不可耐的说：“迷住了吧？我还没看完呢，赶快给我。”
我们除了学习，还要搞劳动。经常去大岭上开荒办农场，到公社的水利工地上挑土筑堤坝，去四十多里路外的栗山园挑煤炭回来烧红砖勤工建校等等等等。劳动是快乐的，劳动也是艰苦的。我们每一次去栗山园挑煤炭时，都是凌晨三点左右就从家里来到学校集合出发，到了栗山园时天还只有早上八点多钟。然后，我们就赶快装好煤炭过了秤，马不停蹄的挑着往回走。
回来时，尽是上坡路，尤其到了最后十来里时，人已疲劳肚子饿，却还要爬上又高又陡的尹山岭才能回到学校。
有一天，我和M姐等几个女同学，挑到尹山岭脚下时，已经是太阳偏西了，人已精疲力竭，肚子饿得咕咕叫，双腿软弱无力，每向上攀登十几步就要放下来歇息一阵再走。我们就是挪几步就歇一歇，歇一歇再挪几步，像蚂蚁搬家一样艰难的向前走。好不容易到了半山腰时，大家觉得再也没有力气了，就把担子放下，坐到地上，唉声叹气地说一些埋怨的话。
突然，不知是谁悲观的说：“这真是生不如死啊！我们要想不再受这种罪，只有一死了事！”
没想到，这话竟得到了大家的响应，M姐也不例外。这时，有人指着路边的电线杆说：“要想死得快，我们就触电死吧。”
大家说：“好啊！”
这时，M姐说：“我带头！”说完她真的向电线杆面前走去。
我的力气小，比他们更感到累，全身的骨头被担子压断了似的痛得钻心。心想，M姐死得我就死得，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我也就跟了上去。就在快要接近电线杆的时候，M姐突然扭转身来，大声喊着：“啊！一条好大的蛇啊，快走！”她赶快挑起担子，飞步向山上冲去。
大家一听有条大蛇，一下子吓得心跳得老高，也就跟着挑起担子冲起来。这样，居然大家一口气就冲上了山顶。
回到学校后，我好奇地问M姐：“姐姐，你还真去触电？”
她就伸出手在我脸上扭了一下，恶狠狠地说：“你死了倒是轻松，你想让你爸妈白养你啊？”
我又疑惑地问：“那你真的是看到了一条大蛇？”
她做了一个鬼脸，说：“我不说有蛇，你们有那么大的劲挑上山吗？”
我恍然大悟地说：“哦。”我就不再作声了。
在学校的文艺宣传队里，我主要是做编写紧密结合政治形势的“对口词”“三句半”“快板书”“表演唱”等小节目的剧本；刻写钢板，印刷大型节目的剧本；参加小合唱、表演唱、舞蹈等节目的表演；大型节目中演“狗腿子”之类的小角色，不在台上时就做躲在幕布后为台上演员递词这样的事情。
1972年的元旦节，邓家铺区要组织所属五个公社的文艺宣传队进行文艺汇演比赛。演出地点在邓家铺区大会堂，每个公社带一个参赛节目去。我们都知道，邓家铺公社的文艺宣传队是水平最高的，我们也知道他们那里有个肖春桃，她是个很漂亮演得最好的女青年，武冈县文工团经常借用她。我们学校的王友平老师是我们的领队，他为了出奇制胜，动了很多脑筋。首先是节目选择上，他避开大家都熟悉但很难超越的京剧《沙家浜》中的第四场《智斗》，而是选了第二场《转移》。M姐是我们公社的“肖春桃”，嗓音好，人漂亮，演什么像什么。剧中的沙奶奶当然是由她来饰演。但是，郭建光这个角色由谁来饰演，王老师一时定不下来。以前，有个叫邓忠的同学，因长得高大而经常演剧中的主要正面人物。但M姐认为他的扮相不太理想，而且背有点微驼，显得没有精神。M姐提出让我来演。她对王老师说，我年龄小，声音还带奶腔，听起来很特别。特别是我的扮相好看，浓眉大眼，虽然看上去个子不高，但形象英武，动作刚劲。用个年龄小的人担任主角，也是一种出奇制胜的策略。她说得王老师动了心，但结果化了妆上台一试，我的扮相和动作都很好，但一试我的唱功，就发现我有些地方唱不准易跑调。这使得王老师又犹豫起来了。M姐就向王老师说，由她来负责教我唱，她保证能让我唱准。这样，王老师就答应由我饰演郭建光。
M姐真是下了决心，每天排练完了后，她就和我留下来，一丝不苟地教我唱：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
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
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
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
……
在M姐的指导和监督下，我终于把唱腔把握好了。后来，我们这个节目果真把邓家铺公社的《智斗》比下去了，我们得了第一名。
从邓家铺汇演回来十几天后，我们就高中毕业了。
举行毕业典礼的那天，同学们既显得兴奋又有点伤感。那天是个大晴天，太阳光暖洋洋的，照在有点晨霜的大地上，可以看到有一层薄薄的水气在蒸腾。天空明亮但并不高远，远处的山野灰蒙蒙的，学校教室前后的白杨树光楞愣地站着，树尖高高地刺向天空，一切都显得萧索无奈。
召开毕业生大会的钟声敲响了，同学们三三两两的往会场上走去。M姐故意拖延着不出教室，当看到我准备起身要走的时候，她一把拉住我，说：“等一下我。”
等同学们都走了，她从衣兜里拿出两个用扎头发的胶丝带编织的蝴蝶在我面前晃动着，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黄色的，形象栩栩如生。
她问我：“漂亮吗？”
我说：“漂亮。你织的？”
“那当然。昨晚特意编的。”
“送给我。”
“你想要？”
“想要。”
“那你就把它好好收藏啊，今后哪一天我可能要查你还有没有的啊！”M姐说完，就把那个黄色的蝴蝶递给我。
我接过来后，又伸手问她要另一个。说：“你把那个也给我吧。”
她故意向我瞪了一下眼睛，说：“怎么可能呢？难道你不知道贾宝玉有块‘通灵宝玉’，薛宝钗也有一条‘金锁项链’？”说完，她头也不回地快步向会场走去。
“啊！”我顿时感觉到有一股激流从心头涌起，血液突然沸腾起来。我赶紧把那个蝴蝶放进棉衣里面的兜里藏好，也跟着M姐向会场走去。
6
高中毕业后，我和M姐都成了回乡知识青年，那时我才十五岁。
我和M姐见面的机会少了，但还是每隔一月或数旬就能见上一面的。因为，我们还是同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里；公社抓文教的干部在节日里要调我去出墙报，重要政治活动要调我去写标语；有时生产队要派我去买农药化肥等等，我都要去水浸坪街上，顺便去到她家里见她。就是真隔久了见不到，M姐就会派我们的“地下交通员”青青送信来，约我去那片桃林里见面。
1974年3月，水浸坪中学的女化学老师易基凤请了三个月产假，她向校长建议请我去给她代课，校长也就同意了，我就成了一名临时代课教师。在那个很难获得机会参加国家工作的年代，能当上几个月的代课老师也是一种光荣。
M姐知道这个消息后，心里很高兴。她几乎是每个晚上收拾停当后就来我的房间里陪伴我。我坐在书桌前的煤油灯下备课、批改作业，她就坐在床沿上靠着书桌的一端或纳鞋底，或编织毛衣。
昏暗的煤油灯光，照着她蓬松的头发，照着她美丽的脸庞，把她的剪影映在纸糊的窗户上，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朦胧的美。
她怕打扰我的工作，一直一言不发，她穿针拉线的手在空中划着柔美优雅的弧线。房子里非常安静，只有她拉动鞋索的声音在有节奏的发出“嗦嗦”的响声。她有时也停一下，用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深情地望着我，片刻后又继续干她的活。我有时怕她寂寞，也就一边工作一边和她说几句话，问她今天干了什么农活？晚餐吃的是什么？累了没有？她总是说，你先认真工作吧。
等到我把工作完成了，她就去倒两杯水来，把一个杯子递给我，自己也拿一杯，说：“敬爱的邓老师，你辛苦了！请你喝杯酥油茶。”
然后就靠在我的椅背上，把身子探向前来，脸贴着我的耳边，轻声地唱起来：“敬上酥油茶呀，再献上哈达。唱出一支心中的歌儿，献给亲人（邓）金珠玛。”
她是故意把歌词改了的，他本来是想唱成“献给亲人邓老师”的，但刚一唱出个“邓”字她又马上改成了“金珠玛。”
唱完后，她又歪着头看着我右边的脸，打趣地问我：“邓老师，你今天又批评了几个男同学？”
我说：“我上课学生听得可认真呢，根本就没有人违反课堂纪律。”
她又把头探向我左边的脸，继续笑呵呵地说：“哈哈！那你这么优秀，有几个女学生给你写信了呢？”
我说：“你乱说什么呀！我是他们老师。学生怎么敢给老师写信呢！”
她又跑到我身后，把双手按到我的肩膀上，故作不屑的说：“你看你才多大啊？不就是比他们大一两岁吗？好意思称自己是老师呢！”然后又对我做个鬼脸，说：“怎么样？生气了？”
她就这样像只活泼的百灵鸟一样在我身边转来转去。然后，她又坐到床沿上，双手扒在书桌上，仰望着我，用娇柔的声调说：“你真厉害，你高中毕业就能教高中。这些东西读书的时候我就没有搞懂，现在全忘记了。来，你再教教我吧。”
心情愉快的时候，时间是过得很快的。值日的老师敲响了晚休的钟声。M姐站起来，笑着说：“时间不早了，小弟弟，送你老姐回府上休息。”我就把她送出学校，站在山坡上看着她进了对面的街道才往回走。
有一天晚上，我没有多少事情，早早地就完成了工作在等着M姐。
M姐来了后，看到我在看一本《工农兵文艺》，就笑着说：“哈哈！邓老师什么时候也学会偷懒了，这么早就不工作了？”
我说：“别污蔑啊！我可是对工作最认真的啊！”
那时候，我是真的将全部能量都投放到工作中。因为，我知道这是一次机会。我必须尽最大努力干好，给学校留下个好印象，争取下学期能被公社录用成为民办教师。
M姐见我正在看一首诗歌。她就说：“平常大家都说你诗歌写得好，今晚我就考考你，我随便出个题目，你当场作首诗给我看看。”
我说：“那我要是作出来了呢，你给什么奖励？”
她偏着头想了想，说：“我就给你唱首歌曲。”
我高兴地说：“好啊，请出题！”
她就指着窗前的月亮说：“你就以月亮为题写首诗吧。”
我往窗口望去，窗前的白杨树正好撑着一轮圆月，月光洒满我的窗台。我望了望月亮，轻轻地咳了两声作为时间上的缓冲。然后一句接一句的朗读起来：
千年的月亮
挂在今夜的树上
曾经的往事都已过去
圆润的月光钝化了青春的光芒
可你还是不老的模样
诗仙为你举杯
消解了你的惆怅
苏子为你举杯
为你吟出了千古绝唱
我临窗举杯
渴望嫦娥给我一杯琼浆
夜风摇曵着树叶
呢喃着岁月的芬芳
河水平静得没有波浪
呵护着月光不要碎成忧伤
长空中追月的淡云啊
请把开花的梦带向远方
诗作完了，我停了一下就对M姐说：“诗作得怎样？现在该你发奖了啊！”
M姐像喝了蜜糖一样，不由自主地匝巴匝巴了几下嘴巴，余味无穷地说：“写得真好！现在我发奖。”说完，她就放开嗓子唱起来：
月儿高高挂在天上
秋风阵阵湖水浩荡
洪湖啊我的家乡
洪湖啊我的亲娘
自从韩英生下地
从小我就在你身旁
……
M姐唱的是歌剧《洪湖赤卫队》里的著名唱段。她曾在这个剧目里成功的饰演了韩英。今天夜里，她又一次动情的唱起来。她的嗓音甜美宽广，唱得如泣如诉，悲壮铿锵，歌声优美感人，如醉如梦。
听着听着，我就不由自主地向M姐身边走过去，把手伸向了她美丽丰腴的腰间。M姐也就趁势伸出双手把我搂进了她的怀抱。于是，两颗年青真挚的心第一次紧紧地重叠在一起了。
7
这一年的秋天，水浸坪公社中学录用了两个民办教师，我们大队的小学也录用了一个民办教师，但他们都是一些大队书记的子女或亲戚。而群众一致推荐的我却再一次靠边站着，仍然还是一个地球修理工。
我心里很愤怒，M姐心里很失望，广大群众都为我抱不平。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社会仍然在按它的轨迹运转。
虽然M姐多次劝慰我不要生气，要忍耐，再慢慢等待机会。但是，由于我年轻气盛，又天真幼稚，在没有和M姐商量的情况下，深夜奋笔疾书，用大字报的形式写了一篇半揭露半挖苦的长文，标题是《秋风在诉说》，署名为“中国青年”。文章用毛笔行书字体书写，整整写满了八张大白纸。第二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带着梯子、面浆、和写好的大字报来到水浸坪街上，把大字报悄悄地贴在食品站那面正对着马路的砖墙上。八张大白纸齐刷刷地贴满了一面墙。贴好后，我又把文章看了一遍，然后才带着很得意很解恨的心情回到了家。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二天早上，水浸坪街上有人贴了大字报的消息立即就传得沸沸扬扬了，好多人从十几里路外的地方特意跑去观看，大字报面前经常是人头攒动，有些人还在激动的发表着评论。由于很多人都赞同文章中的观点，心恨着不公平的做法，到了第二天晚上，就有很多人接着去贴大字报。文章一篇接一篇，白纸一张接一张，把食品站的墙壁贴满了就接着贴到供销社的墙壁上去，真有铺天盖地之势。
这时候，公社党委出面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事件，写大字报的人别有用心，是在掀动群众反党。于是，公社党委迅速成立了专案小组进行破案，要把写《秋风在诉说》的人尽快抓出来。同时迅速把大字报清除干净了，安排民兵日夜站岗，不准再贴。
专案组的人认为：文章语言犀利，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又能引经据典，毛笔字既漂亮又似曾相识，这写文章的人十有八九就是我。他们为了找到证据，又偷偷地到我家里搜看了我的墨迹和笔记本，最后认定就是我所为。
他们把我传唤到公社，要我承认事实。我觉得好汉做事好汉当，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就坦率地承认了文章是我写的。他们接着就要我承认写文章的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要把我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我知道现行反革命是要送公安局坐牢的。我就和他们争辩说：“我的文章里只是揭露了大队书记的一些不正端行为和不公平的做法，没有丝毫反党意识，没有半句反党言论！”
他们就牵强附会地说：“大队书记是党员，你反大队书记就是反党。”
我说：“你们这是强盗逻辑！是想故意加害于我！”
他们就说：“不承认就关起来！”
我说：“要关要杀随你们。我死也不会乱承认的！”
后来，他们把我放在公社关了三天，最后把我定为“对现实不满分子”放了。
可是，这个大队书记从此就对我怀恨在心，时刻找茬报复我。
我成了“对现实不满分子”，在政治上被打入了“另册”。那年的元旦节，县里电影放映队来到了我们公社，轮着为每个大队的群众放一晚电影。那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看电影成了唯一的精神享受。但是，一年最多也只能轮到一、两次。因为放映的电影片子的内容都是带着政治宣传目的的，所以，看电影也是一个政治事件。那时候，交通运输也极不发达。放映电影的机器和道具都是人工挑运的。而担任挑运任务的人都是各个大队的“地、富、反、坏、右”等政治上入了“另册”的人。
那天下午，大队书记为了报复我，就派我和几个地主分子去山江大队把电影机器挑回来。山江大队离我们大队有十来里路程，而且要先上一段很长的坡路。那些地主一个个都是五十多岁的了，灰头灰脸的，但他们是经常干这件事的，他们都知道哪一担最重、哪一担最轻。到了山江大队后，他们就把那些轻的担子占了，挑着就往回跑。剩下那根装发电机和放映机的最重的担子给我挑。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一担有一百八十多斤重。当时担子一上肩，我就感到肩上有死一样的沉重，咬了咬牙才把腰挺直，迈开脚步一步一步地往回走。我走不了半里路就要歇一歇，天要黑了，离目的地还有四五里路，而我已经根本挑不动了。想起自己身体瘦弱，却长年累月地如牛似马地劳累；想起自己是个堂堂知识青年，却和这些地主分子成为一类而受人歧视；想起这个社会竟是这样的不公平……于是，一种无地自容的羞耻感和一种无法抑制的反抗情绪，强烈地撞击我的心。我最后把担子愤怒的丢到路上，就不顾一切地径直回家了。
那夜，我们大队的电影就因为我没有把发电机和放映机挑回来而没有放映成。兴冲冲来到小学校看电影的群众只好扫兴回家，他们怨言满天。大队书记和干部们个个暴跳如雷。第二天早上，大队书记就组织了斗争我的群众大会。
面对我的政治生命在急剧恶化，M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时候，她虽然当上了大队妇女主任，她想为我说话，但是她终究势单力薄啊，她无力阻止我的政治生命的车轮一步步向深渊滑去。
多少个夜晚，我们在那片桃树林里并肩静坐，望着沉沉的夜幕叹气，对人生的路充满了忧愁，对眼前的现实感到无比的苦闷。谁也没有愉快的话可说，M姐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劝告我要坚强、要忍耐。
1975年的春天，对我来说似乎不是个春天。正月初十，大队民兵营长来到我家里，通知我带上被子、衣服和锄头跟他走。我问他要我到哪里去？他说大队决定把我送到贺古岭上去劳动改造。
贺古岭是水浸坪最高的一座山峰，孤独地耸立在群山之上。要从山下走到山顶上去，只能寻着一条四、五里路长的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攀援而上。大队书记开会决定以开荒办经济场的名义把我们几个看不顺眼的入了“另册”的人控制在这山上劳动改造。
我们一共是七个人，有四个是地主、右派分子，还有我和另外两个是贫农。大队派了一个老贫协主席负责管理我们，山下面的路口有民兵日夜站岗，不准我们自由下山。
我们到了山顶上一看，生活需要的东西什么也没有，只有茅草、乱石和零星的树木。第一天，我们就割来茅草、砍倒树木，平整出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地方，扎起一个茅棚用来住宿。第二天又挖出一口小塘用来接载雨水做饮用水。有了基本的生存条件了，我们就开始垦荒。
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
那时候，我们吃的基本都是红薯、包谷等杂粮，很少有大米，而且每天都吃不饱，每天夜里，饿得肚子咕咕直叫，怎么也睡不下，就一起走到外面摘一些树叶吃下填肚子。自从上山以后，我们就一直没有见过油腥子，一口菜锅锈得能照红半边天。吃的菜除了辣椒还是辣椒，煮菜的方法是先放一些水烧开，然后再把辣椒放进去煮熟。用水很困难，洗过菜的水要留下来澄清后再洗碗。每天晚上，几个人打一桶水，各人拿自己的汗巾放到桶里浸湿，再擦擦身子睡觉。头发长了，就拿镰刀相互割短削薄。不到两个月，每个人都肌黄面瘦，眼睛凹陷，一眼看去，只能看到长长的头发和头发下面的两个“黑洞。”
漫漫长夜里，大家都很想家，但有家不准回啊。为了打发黑夜，他们就要我讲故事。我就给他们讲《三国演义》、讲《水浒》、讲我读过的长篇小说。但有时他们听得厌烦了，就有人对我说：“你讲的这些故事里的人，都是没有家没有老婆的吗？你能不能讲个有爱情的？”
有爱情的当然有，但我不敢再讲了啊，我就说：“我没读过这样的书。”
他们就很失望。他们就讲些粗俗的鄙话，相互打趣。甚至有时他们还仗着无名火相互打架。每个人都有种度日如年的感觉。
三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垦荒造梯土。突然有个在下面守路口的民兵爬上山来告诉我：山下面大队妇女主任要我下去一趟。
我一听，心里高兴得无法形容，大队妇女主任不就是M姐吗？多少个夜晚我都在想念她啊，今天终于能见到她了！我放下锄头就往山下跑去。
太阳已经偏西了，但是气温还比较高。M姐站在山下的水库坝基上，手把戴在头上遮阳的斗笠拿下来扇着风，眼睛望着山上等着我下来。
当我来到她面前时，她望了我一眼，竟然眼泪一下子像开了闸的河水一样哗啦啦往下流。她哭着说：“怎么一下就成了这个样子啊！真是遭罪啊！”
我也忍不住心酸起来，但还是强装着无事的样子说：“没事啊，我还好啊。”
M姐就要我和她一起坐到坝基上的青草上。她从她的提包里摸出一个南瓜叶做成的包包来，打开后用手捧着送到我面前，说：“你还记得我们班的段小妹吗？她今天结婚，我去吃喜酒了。这是我的份子肉，我全部包回来了。我知道你三个月没见油荤了，你现在就全部把它吃了吧。”
我接过瓜叶包后，就再也忍不住眼泪了，我知道我捧着的是一颗真挚的心，我说：“你真好！”
她就随手折断一根柴树，再一分为二，递给我，说：“就当筷子用吧，快吃。”
我说：“那你也吃一点吧。”
她把我的手轻轻一推，说：“我平常有吃。你别啰唆了，快点吃啊！”
我感动的眼泪一直在静静地流。 我也感受到了一种无法比拟的幸福。她看着我开始吃了，眼泪就渐渐停止了，脸上慢慢有了喜悦的颜色。
她看到我吃完了，就以安慰带嘱咐的口气对我说：“你千万要坚强啊，千万不要再乱说话了啊，好好照顾好自己，我会想办法把你接下来的，你放心啊！”
M姐把我送到上山的路口，对我挥挥手，说：“去吧。不要悲观啊！”说完，她就扭头走了。
我赶紧爬上去站到山路的开阔处，久久地远望着她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路那头。
8
也许是政治形势有了什么变化，我们在贺古岭上改造了十个月后，大队就把我们解散了。
时间很快就到了公元1977的深秋，中共中央公布了恢复高考的决定。全国人民都欢呼雀跃，许多青年人都在奔走相告。还有一些人早就获得了这方面的小道消息，已经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可是，这个震天动地的消息却在我心里没有泛起半点浪花。
这两年间，我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和苦难。从劳改队回来后，由于身体受到过摧残，1976年的春天，我得了急性肝炎，卧床四十五天后，才被爷爷用草药治好了。1976年的秋天，我遭遇了车祸，一辆载重四吨多的大型拖拉机从我身上压了过去，虽然留下了性命，但身体元气大伤。1977年的春天，M姐突然和另一个同学结婚了，使我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身体损伤，情感打击，政治上的压力使我心灰意懒，倍感绝望。
经过五年的劳动锻炼，我成了一个干农活的能手，犁田打耙，样样在行。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干了生产队的活又接着干自留地里的活，整个人成了劳动的机器。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命，我认了它。
有同学来劝我去报名参加考试。有关心我的老师告诉我怎样进行复习。我的父母苦口婆心的教育我不要放弃这苦苦等来的机会，争取一举考上，为弟弟妹妹们做个好榜样。他们这些人的一切劝告和教育在我面前都是徒劳无功。我自己清楚，我有可能考得上，但是，就是考上了也是白考，一个“对现实不满分子”怎么能够得到录取呢？！还是知趣一些吧，不要让刚刚平静下来的心再受创伤了啊！
离报名截止日大约只有一个星期的时候，那天下午，生产队要我去供销社卖棉花。当我卖了棉花回家的时候，我与M姐在她家后面的马路上相遇了。
这是我们在桃林里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本来我是想躲过她的，但我犹豫了一下，就被她拦住了。
她往我面前一站，大大方方地说：“怎么？不认识我了？”
我觉得很尴尬，把头别向一边，心里想叫她，但嘴巴咧了咧最终没有说出声。
接着，她显得很严肃地说：“我今天是特意准备去你家里找你的。真是天意，我刚出门就恰好在这里遇上你了。”然后，她又故意装着有点生气的样子说：“你不要板着个脸啊，我借你的米还你的糠了？我今天是为你好才决定去找你的，别不识好歹啊。来，到我家里说去吧。”
我只好木讷地跟在她后面进了她的家。这里的一切，我曾经是很熟悉的。现在，我突然感到陌生起来了。
她是她们家里排行最小的，现在虽然出嫁了，但她的房间由于没有人要用，所以里面的东西和摆设还是和原来一模一样的。看到这熟悉的房间，我的心又慢慢回到了从前。我就自己主动坐上了我以前经常坐的椅子，眼睛看着自己衣服的第三个纽扣。
M姐去倒了两杯茶来，把一杯递给我。说：“你还恨我？”然后又说：“你应该要感谢我啊！”
我不好气地说：“还感谢你呢！”
她说：“不对吗？你看，现在可以考大学了，你一考就会考上的啊。你到了大学里，那么多聪明漂亮的姑娘，你不是可以随意选择吗？这个机会不是我给的？你不要感谢我？”
她又接着说：“不过，我知道你现在还没去报名啊！你怎么就这样糊涂呢！”
我把头埋下去，没有作声。
她就把自己的椅子往我身边移了一下，温和地说：“你以前不是盼星星、盼月亮，都想盼到做个民办教师的机会吗？现在能考大学了，这么好的机会，你难道不想抓住吗？你看你运气多好，我们这么多同学，要不是年龄超过了，要不就是结婚了，都不合条件了。还有几个人虽然符合报考条件，可是他们肚子里有几滴墨水呢？报了也考不上啊。你既合条件，成绩又好，你一考就能考上的。你要不去考，那我们这一届同学就没有人可考得上了。我今天就是特意准备去你家找你谈的。你看我一出门就恰好遇上你了，吉兆多好啊。你要是不去报名考试，那不仅是对不起你自己，还是对不起我，对不起我们这届同学，对不起你父母啊！”
我把头抬起来，看着她，说：“我成绩考上了，政审过不了关啊。”
她说：“我就知道你的顾虑在这里。现在形势变了啊！我告诉你，我昨天就找公社抓文教的张书记问了，他答应我，只要你成绩上了线，他就把你当中学的民办教师整档案，给你盖上大印。”
“真的吗？”我立即问她。
“真的啊！”她拍了一下胸脯，把拳头一握，说：“你放心，我敢保证！”然后又把嘴巴凑到我耳边轻声说：“听我的啊，明天就去报名。”
我这个人到现在还是这个个性，一生只服两种人。一种是我敬佩的人；一种是我喜欢的人。以前，M姐说的不管对还是错，我都会听的。其实，我在M姐没来找我谈之前，我的心里也是矛盾着的，总是一种欲罢不甘，欲做不敢的心情。每当思想在斗争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有M姐在我身边多好啊。
现在M姐已经给我拿出了主意了，我还犹豫什么呢？于是，我就把头扬起来，对她说：“好！我明天就去报名。”
M姐双掌用力拍了一下，激动地说：“好！你一定能考上的。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第二天，我真的去公社报了名。当时我考虑到自己喜欢文学，还是报考文科吧。可是等到考试前一个星期，县教育局发下来的准考证上填的是理科。公社的文教书记帮我向教育局打电话问了，教育局的人承认是搞错了，但已无法改了。我就只好临时改考理科。我想，不管考文科还是考理科，都没有复习的时间和资料。凭我的学习情况看，我的文科和理科都是一样的水平。
考试的那天早上，我还到生产队劳动，看看太阳的位置，我估计考试时间快到了，我就从田里走上来，手拿着早准备好的几个红薯，光着脚板，边走边吃。
到了水浸坪中学后，刚好钟声响起，我就直接进了考室。老师把语文试题发下来，我拿起卷子首先就看是什么作文题，结果一看，作文题是《心中有话向党说》。我心里窃喜，这正是我擅长的抒情散文啊！于是，开考钟声一起，我就首先写作文。我记得自己在文章结尾一段，连用四个排比句，让自己的情感喷薄而出。
两天的考试是顺利的。考完后，我的妈妈心急地问我：“你考得怎样啊？”
我很沉稳地告诉妈妈：“应该能考上。”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将近一个半月后，传来了消息，我真的考上了。
1978年3月初的一个清晨，我父母帮我挑着行李到水浸坪去等车。
那天是我去上大学的日子。
因为早晨只有一趟从邓家铺开往武冈城里的客车，到水浸坪站是六点半左右。因为坐车的人多，我们就早早地去到马路边上等。天刚微微亮，还下着毛毛细雨。当我在路边站了不到五分钟的时候，身后传来了M姐叫我名字的声音：“星汉！”
我心里感到非常突然，立即答道：“哎，我在这里。”
M姐就寻着我的声音很快到了我的身前。高兴地说：“你要上大学了，我来送送你。”
因为我的入学通知书来得很晚，收到后就要马上出发去报到了，我就没有告诉她。我连忙问她：“你怎么知道的啊？”
她说：“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知道了？你今后就是到了天涯海角，我也会把你找到。”
原来，她是嘱咐邮电局的师傅给她看着的，我的通知一到邮局，那师傅就转告她了。
然后，她就关切地问我东西都带好了吗？到了城里有伴一同走吗？并嘱咐我一路上注意安全，保管好钱和物品。
我都一一回答了她。
沉默了一下，她显得有点伤感地说：“唉，你走了，留下我一个人……”
我也心里有点凄然。
这时候，一声汽笛长鸣，车子来了。车刚一停稳，我妈妈就奋不顾身地冲上去给我抢座位，父亲一翻身就上了车顶给我装行李。妈妈抢到位置后，大声喊我上车。
这时候，M姐突然一把抱住我的头，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喊：“你不要走啊，你不要走啊……”我也立即受到了感染，也把她的头抱着，放声“呜呜”地哭起来。就像两支冲开闸门的洪流碰撞在一起，掀起巨大的浪花。我和M姐都忘记了周围的人们，从各自内心里发出悲伤的哭喊。两个人的头碰在一起，随着哭声的颤抖，肩膀在剧烈的抽搐。心里真有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痛觉。
人们一时都惊呆了，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们。过了一会，车上的人等得不耐烦了，一个劲地催我上车。我妈妈就下来一边劝M姐一边把她抱着我的头的手扳开。父亲就把我推上了汽车。
我一上车，司机就呼地把车开走了。在车上，我还哭了好久才慢慢停下来。我从车窗口回过头去张望，M姐的身影早已看不到了。只有路边开放的桃花一团一团地向车后飞去。
9
我到了大学后，给M姐写了一封信，我没有收到她的回信。我是能理解她的，毕竟她有了家庭，有了自己的生活。我也知道那天早上她送我时大声哭喊是心灵里有一种由留恋、伤感、追悔等情感交织起来的洪流无法控制。她没有给我回信，我并没有感到遗憾，而是感到高兴。说明她的心情调整好了，她已经走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之路。
后来，我毕业后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也是来去匆匆，风雨兼程。几十年间我们没有见过面。直到今年三月的那天，我才又见到了她。
那天我们在碧海湾分别时看到的那一片美丽的桃花，几十年前我们分手时开放的桃花，还有她送我上大学的那天早晨看到的桃花时刻在我心头交织、重叠。
在一个清风明月的夜晚，我填了一首词：
蝶恋花·桃花
漫野鲜花开不歇，满眼芳菲，难把心头热。纵是温柔堆做雪，千枝映冷人间月。
再见桃林声欲噎，难忘那年，无奈两情绝。朵朵桃花都是泪，残香浸透今词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