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高的村子

村子的名字有些老土，而且小得可怜，叫栗山村。中国地图没有标注，省里的地图也没有标注，只有市里和县里的地图才标注。前年与隔壁的地习村合并后，被地习这个村名取代，若干年后恐怕就没人知道了。栗山的老一辈还知道村子以前的名字，叫板栗山或卫东大队。相当于奶名，知道的都是比较亲近的人。这几年，村子里新建了不少气派的三层高楼，屋子的外墙有图饰造型或用红黄蓝颜色点缀，每栋少说也要花费五六十万元。给外人的印象有些错愕或别扭。没有村规民约或族规乡风决定村子的建筑要怎么样，或者必须怎么建。我更没有资格品头论足。其实，村里人均耕地不足一亩，没有特产也没有旅游资源。村人们又从哪弄来这么多钱盖高楼呢？打工。整个村寨的青壮劳力常年不在村子里生活。

我在栗山村长到二十岁，骨子里镌刻着栗山人的烙印，即便穿着上万元的高档衣服，也遮盖不了我原始的乡土。正如村子里建了气派的三层楼房也改变不了山村的格调。村人们不知道晏阳初的“民族再造”，也不知道梁漱溟的“民族自救”，更不懂得阎锡山的“村政”。村人们认死理：房子气派人高贵。挣了钱就是建房，即便省钱不送孩子上学，也不会节省建房的钱。其实，城里人也一样，哪家不是两套三套房的买呢？

我去过很多城里打造的旅游景点，用钢筋水泥建起了我们乡下的许多茅草屋，开办农家乐。茅草屋里有高档沙发，自动吸水的茶具，还有免费的wifi，桌椅板凳都是实木的，金黄锃亮，厚重无比，修剪过的盆景摆在走道两边。怎么打造也不是真实的乡村，有点像质地很好的布料做了件品味不高的仿古装。现在许多地方都差不多，农村基本建成城里房子的式样，而城里却硬要“装嗲”建农村的茅舍。其实，农村如今已在悄悄改变，又“回归”到了大集体。栗山村就是这样，在城里当了二十多年局长的老六，回到栗山村将家家户户的田土流转到自己手下种菊花，把老百姓请来在田地里干活领工资。干活时讲点家长理短，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自家的田地不愿种，要人家开工资才干，这是什么事啊？

村支书要我给村里新建的综合大楼取个名。我说就叫文化中心或综合文化大楼。村支书说，太老土了，这里有棋牌室、农家书屋、卫生室，老人们没事在这里打牌下棋，孩子们放学后都来这里读书、学习、做作业，有工作人员负责照看。村支书从手机里给我发来照片。两层的青砖绿瓦，大约有八百平方米，门口的广场上有单双杠、鞍马训练器、字桩、背部屈伸凳、背腹肌组合器、臂力训练器等等，许多器材我叫不出名字。我说，我也想不出什么名字。村支书提示道，叫什么岛吧！我估计村支书早想好了，只是想借我的口说出来。他说，比如安全岛或自得岛。经他的提示，使我想到悠然自得这个成语，随口说道，叫“悠然岛”吧。村支书拍手称好，直夸我，文人就是文人，出口就是文化味。我说，大楼周围没有水啊，有水的地方才称岛啊！村支书再也听不进意见了，硬说这个名好。

元旦节这天，悠然岛举办了一次座谈会，村支书邀请我回去一趟。盛情难却，我去了。先是欣赏村子里的几位老大姐跳的广场舞，随后是座谈会，全是“七个人八颗牙”的老同志，讨论了一些诸如精准扶贫中美贸易战的话题。最终的落脚点是要我多支持。我说我在文联工作没什么可支持啊！他们可能是搞不清文联是干什么的，说哪有在市里当官就搞不到两三万块钱的理？我无奈地表态，说我们单位是没办法支持，我找朋友们想想办法吧。他们听到这话，感觉钱好像到位了一半，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表示感谢。

我在村子里转了一圈。村民们新建的住房基本上是铁将军把门。我问主人家都哪去了？左邻右舍的告诉我说，打工去了。我说建了这么高大上的房子，没在这里住可惜了。回答我说，坐在这里喝西北风啊？我从没有锁牢的门缝里往屋里瞧瞧，发现屋里什么也没有，连仿瓷都没有刮，更没说家具陈设。邻居看出我的疑惑，主动说道，急哪样，老话讲坐屋修屋，今后住的时候再搞。

一直以来，只要想到农村，我的头脑里就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孟浩然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场景。难道这样的景象就找不回来了吗？正好遇到我的发小小辉开着一辆面的经过，多年不见，发福，秃顶，皱纹爬满了脸颊。小辉说，在外打了二十多年的工，打腻了，准备回家来找点事做。接着问我，做点什么好？我说，农村还能做什么，做些吃的吧，比如养猪养鸡养鸭，全部土法上码，不用饲料，种田不能施化肥农药……我还没说完，他的车就开始往前遛，样子是不想听我啰嗦。假意邀我到他家坐坐。他家新建的一栋镶嵌玻璃幕墙的三层小楼，气派地立在村头，这么有主见的人，怎么会听我的唠叨呢？觉得被他耍了。

离开时，我回望整个村寨，除了村口那株几百年的老枫树外，整个村庄显得陌生。我看他们，也如他们看我，同样是陌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