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去桃园

刚刚知道，三爷爷2013年底在台湾的桃园县去世了。

第一次听说我家有个台湾亲戚是在1990年。

1990年，刚经历了头一年的动荡，紧跟着就是盛大成功的亚运会，我做为一个初中生，一个在亚运会开幕式中背景板翻牌的，亲身体会到了那种参与带来的激动和骄傲，那种创造历史的感觉。整个社会的氛围是很昂扬的，举办亚运会带来的基建的发展，初中生虽然还不能理解，但是路边常见堆叠着巨大的水泥管子——可以在里面躲雨和玩耍——却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家里突然多了个台湾的亲戚，刚听到这件事并没有什么感觉，因为老家对我来说已经是个非常陌生和隔阂的地方，只是我的籍贯而已，我没有生在那里，也没有长在那里，只在一岁多需要断奶的时候被送回老家住了一段时间，留下了一些模糊的记忆，比如在村街上被一头迎面跑来的大猪吓破了胆，还有油条很香这类的，我对老家人的了解太少了。

我爸给讲了渊源。原来啊，他是我爸的堂叔，我爸的爷爷和他的父亲是亲兄弟。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抓壮丁，把正在地里干活的三爷爷抓走了，当时他十几岁，矮壮结实，抓走就当了兵。也打了仗，也开了枪，竟然幸运地存活下来并且跟着部队撤到了台湾。也是因为年轻勤俭吧，几年后走出眷村跟当地高山族的姑娘结了婚，生了孩子，一大家人住在桃园县。1979年他托朋友经香港给老家写信，联系上了他的父母，1988年刚一开放老兵探亲就回去见了爹娘。据说他表现得很阔绰，一副衣锦还乡的样子，十里八乡有关无关的人都跑去看他，很是轰动。这次是他第二次回来，不仅探亲，还要带着老婆孩子在大陆各处游玩一番。

一行四人，三爷爷，他老婆，他女儿和他儿子。已经去过河南老家，就要跟着我奶奶一起来北京，会住在我家。

现在想来很不可思议，他们一家四口加我奶奶，我家本来就有4口人，一共9个人，要住在一套老式的两居室中，怎么住下的？我是不会操心这种事的，也没有对自己的家庭条件有什么窘迫感，但是现在回想，就觉得有点难堪了。一间大屋，当然是让给他们4人住，怎么住的？儿女都二十多岁了，也许奶奶和姑姑睡床，爷爷和叔叔睡沙发？那个沙发可以拉开变成床吗？想不起来了。更困难的，是我们5个人是怎么在剩下的一间小屋住下的？小屋只有一张一米二的床和一张90公分的小床，再摆张书桌就只剩走路的空间了，怎么住的？客厅只是一个很小的暗厅，放下冰箱洗衣机之后只能放一张饭桌，厕所还是蹲坑，厨房也只有一人能转身的空间。这样想来，当年我家的生活条件确实不太行，他们愿意住在我家而不是出去住酒店，一是当年酒店业大概还不够发达，二来也是能省就省的想法吧。这都是现在回忆时的想法了，当时可想不到这些，只觉得挺兴奋，要接待台胞了哇，春节晚会是要专门提到一嘴的台湾同胞哇。

他们来的时候是秋天，正是北京气候最好风景最美的时节。三爷爷很有精神的样子，矮矮的，很结实，脸型跟我爸我叔叔一样，天圆地方很淳朴，口音竟然还带着老家的味道，有点肚子，穿得就像电视剧里的华侨——金扣的皮带，大蛤蟆镜，运动夹克，手上一个巨大的金戒指。

对三奶奶的印象非常模糊，只记得是小个子，黑黑瘦瘦，一张典型的南方人的脸，不说话，很冷漠。姑姑倒是高高壮壮，一头长卷发，不看脸的话，发型衣着跟画片上的王祖贤一样。叔叔呢，他一进门我就想，哇，太帅了。脸型总体来说还是南方人的脸型，但是被北方的基因中和了一点，就比较端方，在颧骨的衬托下浓眉大眼得很立体。一头到肩膀的中分长发比我的都顺滑，简直像个明星！

奶奶偷偷跟爸妈说，除了三爷，其他三个人在老家待得都非常不愉快、不适应，嫌老家脏、破、臭，姑姑随身带的一个装了美元的钱包不见了，叔叔呢，不仅拒绝见人，还拒绝吃老家的饭，只肯吃泡面。所以他们在老家只待了两天就来北京了。

之后的几天，他们白天出去逛北京的各个景点，晚上回我家住，爸妈跟三爷爷三奶奶聊天，姑姑叔叔就跟我聊天。先是给我讲老家有多恐怖。他们在老家住在自己的爷爷奶奶家，虽然能看出来是提前收拾过的，换了新的床单被褥，但房子的老旧还是超出他们的想象。堂屋和卧室只隔着一道竹篾编的席子一样的墙，灶屋和牛棚也是同样只用这样的席子隔开，所以整个屋子都相当于是通透的，灶屋做饭的烟会飘在各个屋子里，牛棚的气息会混杂在柴火味道中。房梁上挂着多少年积攒出的灰尘和油烟混杂的穗子，蛛网上也盖着厚厚的灰，显得极其巨大，半夜里老鼠在床头吱吱叫着翻滚打架，一路打上房梁，踩下来的灰穗落在被子上。他们在家的这两天，堂屋里就没断过人，不停地有人来认亲和聊天，男人们坐在堂屋里抽烟喝茶吃糖，女人们直接进到卧室里看还睡在床上的人，甚至亲热地上来帮你掖被子。叔叔气得干脆把自己整个卷在被子里，头也不肯露出来。老家的厕所还是旱厕，就在卧室的墙边围了一圈篱笆，一个草顶，厕所的地上埋了一口大缸。地面是用渣土垫平了些，看不出陈年的痕迹，但缸里积攒的东西可不会每天清理，都一目了然地堆积着。呃，我听着他们的描述都皱起脸来了，胃里也泛起了恶心。他俩看着我的表情哈哈大笑，找到了共鸣的感觉。

姑姑说，上次三爷爷自己回来的时候，每个去看望他的人都给10块钱，回家一算，竟然发出去好几千块，一个村子里也没几百人呀，可能不在家的也有人冒着他的名头来领了吧，还有可能仗着爷爷认不清这么多人脸，领了好几次也是有的。所以这次他们回来就不发钱，准备了很多糖果巧克力和烟来招待来的人，来人把烟抽了，糖吃了，还不走，似乎还在期待着什么。有人聊着天就开始上手摸三爷爷的戒指和手表，说大叔你这个戒指挺大呀，是金的不？我掂量掂量。三爷爷搪塞，说我这个戒指是结婚时就戴上的，多少年都跟肉长上了，摘不下来。还演示一番，看戒指往下摘时怎么被卡在指头的肉上。来人又说，大叔的表也是金的呀，可晃眼。三爷爷无奈把表摘下来给众人传看，一开始还能看见表在众人手中传递，听到赞赏“可沉，可结实”，再过一会儿想起来时，表已经不见了，在场的每个人都无辜地面面相觑。姑姑自己带了个腰包，里面是美金，白天就拴在腰上，晚上放床头，丢了。“反正不可能是老鼠偷的。”姑姑很无奈地说。

我很能体会他们对老家的感觉，设想了一下自己如果回去恐怕也是极大地不适应。

在北京玩儿了两天后，似乎老家留下的恶劣印象淡化了些，叔叔终于不再一直板着脸了。他这年大概22岁，刚服完两年的兵役还没有找工作，正打算过一段自由自在的日子。“服兵役太苦了，每天训练，在个边角的小岛上站岗，什么事也没得做，还只能留寸头。我现在的头发就是服完兵役留起来的。”叔叔说。

他回台湾后曾寄给我一些照片，里面有一张就是服兵役时照的。他喜欢的歌星是伊能静，三十年前的伊能静还是地道的小女生，唱着一些很甜很嗲的歌。叔叔在店里看到伊能静的磁带只要8块钱，惊呼好便宜哦。但是他说因为这些磁带他都有，所以并没有买，我也没有问在台湾一盒磁带要多少钱。我告诉他我喜欢的台湾明星，是小虎队里的乖乖虎苏有朋。当年小虎队的歌唱事业正如日中天，刚开始进军电影业，一部小虎队三人出演的电影，叫《游侠儿》，正好1990年上映，我在暑假里看了两三遍。乖乖虎在电影里跟他现实中的形象一致，是个成绩很好的单纯的学生。我很兴奋地跟叔叔说，苏有朋多棒啊，一边当明星，一边还学习那么好，还能考上台大！叔叔有点悻悻的，并不是很想继续跟我讨论苏有朋，只说，“他上的中学本身就是最好的学校啊。”后来我知道，台湾的大学联考也是万众挤独木桥，高中生的学业压力也很重，叔叔和姑姑都没有上过大学。

我们对比了一下台币和人民币，当然不是按照什么兑换价之类的，而是说出一样东西来，看用人民币买多少钱，用台币买又需要多少钱。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操持家务的家庭妇女，对民生问题并不了解，所以我们对比的都是些袜子、笔记本和小礼物这类东西的价格，结论大概就是1块人民币相当于10块台币的样子。我也不知道他们挣多少，只是一想，买一个笔记本要100块？哇，台湾人实在是太有钱了。

赶上一天周末，我不用上学，姑姑说我不想看景点了，你陪我们去逛街吧。我思来想去，我所知道的最高档的商场、就是三环边上的燕莎商城了。当年的燕莎商城，是东三环边上的一道风景啊，硕大的金字招牌从来不会暗淡，总显得比别人家的招牌更灿烂一点。名声比招牌还亮，里面充斥着昂贵得令人咂舌的商品，想知道资本主义什么样吗？想看看富豪的生活吗？进燕莎就知道了。而且燕莎是第一家开架售货，自选式购物的商场，你去别的商场，要看什么东西还得售货员给拿出来，在这里不仅可以离近了看，还能上手摸呢。所以我们当年去燕莎都不是买东西，就是当做大观园去逛，去开眼界的。

我带着姑姑叔叔和奶奶一起，打了一辆夏利过去。虽然周末，商场里人也不是很多。我们在各种柜台间游走，我是无知无畏，对售货员的冷漠眼神完全无感，只想给姑姑叔叔展示我们也有好东西，也没察觉到他们的拘谨和沉默。进到超市里，那时还不卖生鲜只卖日用品，姑姑似乎才提起点兴致，自己逛起来。奶奶却很紧张，离货架远远的，说这里怎么没有售货员？没有人看着随便拿吗？那东西多容易丢？叔叔说我们那里的便利店都是这样的，你要什么就自己拿，出门的时候一起结账就好了。奶奶说那要是在我们村里，你能收到钱才怪了咧。

姑姑举着一支口红问我，买这个给你当礼物好不好，颜色挺好看的呢。我说我是学生呀，学生不能化妆的。姑姑说那我买给自己好了。然后她又给叔叔买了一只润唇膏，就是看起来像口红，但涂上没有颜色，只是起到滋润作用。叔叔很开心地收了他姐姐给他的礼物，当时就打开涂在嘴上。我一边觉得那个嘴看起来油乎乎像刚吃了油条，一边对男生涂唇膏这事还真觉得有点别扭。奶奶坚决拒绝姑姑给她买东西，什么也不要，干脆什么都不看了，站得离商品远远的等着我们。我可是大言不惭地挑了件衣服。似乎是一个运动品牌，一件长袖上衣，套头的，领口是条拉链，样式平平但是印花非常夺目，既抽象又波普，颜色很鲜艳，似乎要两百块。那真是我拥有的第一件“奢侈品”，一直到上大学，衣服都洗褪色了还在穿呢。　

叔叔给我寄来的照片，里面有一张他与温兆伦的合影，温兆伦是香港演员，当时正因为一部叫《我本善良》的剧而红遍两岸三地。照片中温兆伦穿着大侠的衣服，留着那种香港电视剧中特有的清朝发型，提着一把大刀，叔叔站在旁边，帅的程度一点也不输。叔叔说，这是在中山陵附近，他们刚好遇到温兆伦参演的电视剧在这边的山上取景，本来温兆伦是不跟围观的群众合影的，但是听说叔叔是从台湾来的，才破例允许拍照。叔叔对此经历感觉很幸运和幸福，特意把照片多洗一张送给我。

之后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慢慢中断了，一是往来通信还不方便，二来我的精力更多地被学业占据，第三就是叔叔也要开始上班谋生了。据说他最初是在餐馆加油站这样的地方打零工，后来慢慢盘下了一家便利店，结了婚生了小孩，夫妻俩起早贪黑地维持便利店的生意，就是过着普通人辛苦忙碌的生活，再也没有出过台湾。

中考之前填报各种信息，我还特意问老师，自己能不能申请台胞加分，老师先是有点惊讶，说你家还有台湾的亲戚？然后就很兴奋，说可以加分啊，加十分呢，一分一操场，你要是能加十分可占了大便宜了，至少上高中有保障了。是你的什么人？我说是我爸爸的爷爷的兄弟的儿子。老师在脑子里绕了半天，沉吟着说，这个恐怕不行，需要直系亲属才能享受加分政策。说完很悲哀地看着我，不知道是替我遗憾，还是替我担忧能否考上高中。

后来三爷爷又回来过几次，看望他的爹娘，顺便在大陆各处观光，有时独自一人，有时带着他的军队时期的朋友。1994年之后，他的父母相继去世，他就很少再来了。

2003年，我爸要去台湾开会，要经过桃园县，跟会议组织者沟通后发现，可以空出半天自由行动的时间，就打算趁机去三爷爷的家里拜访。临行前，爸爸给叔叔打电话，说了安排后叔叔很高兴，很欢迎他过去。我当时正好在爸妈家，就接过电话跟叔叔聊了一会儿。那时候我已经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正致力于通过网络使全国各地的基础教育实现共享和均衡，是“地球村”理论的支持者。那时的互联网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通讯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了，购物也可以在网上进行了，几乎每天都有新兴的、颠覆认知的事物出现，地理上的距离似乎都算不上距离了，我对台湾的了解（主要是娱乐圈）好像比叔叔还全面。我跟他要了email地址，打算以后通过网络进行沟通。

爸从台湾回来，描述他们的生活，姑姑嫁人去台北生活了很少回来，三奶奶独自在高雄打工，家里只有叔叔一家人陪着三爷爷生活，就是那种忙碌紧巴略带点艰辛但是又能维持的普通人的生活。三爷爷除了在叔叔家的便利店帮忙，竟然偶尔还出去打零工。他跟我爸说，已经越来越感觉干不动了，躺下就累得不想起来，想回老家，想去给爹娘上坟，想“老”了以后葬在爹娘的身边。我给叔叔发了email，发了一些照片，邀请他再来玩，但是不知道是他提供的地址不对，还是网络限制的原因，邮件第二天就被退回了。

第二次见到三爷爷已经是2008年了，我爸请他来北京看奥运会。他已经是一个耄耋老人，身体看上去还算硬朗，脸色依然红润，却比记忆中要瘦小一些。还是当年的金扣腰带蛤蟆镜和大金戒指，运动夹克变成了松垮的西服。我们带他去刚改造完成的王府井步行街，最吸引他的是那些专门针对旅游者的小店，挂着各种旗袍纸扇景点徽章，放着大喇叭，门口的锅里煮着老玉米和茶叶蛋。三爷爷还是想像当年一样，扮演一个慷慨大方的长辈，总是惦记着要给我和我妈买点什么，一会儿买根玉米，一会儿又买了袋桃酥。我们反复劝说依然没能阻止他，到底在小店门口特价的盒子里，给我们挑了两只景泰蓝的镯子。看完奥运会的开幕式，饭桌上三爷爷红着眼睛频频举杯：“大陆发展得好啊，我们这些老兵都盼着能统一，能变成一家人，死了以后能埋回老家的地里……不能让下一代断了根啊。”我们都说，会的会的，一定会越来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