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圈旁的“餐旅店”

父亲每天吃了早饭就去地里干活，中途回来吃一顿饭，又去地里干活，天黑了才回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本色在父亲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看似很勤劳，其实他一天干的活，母亲基本上两个小时就能干完了。所以，母亲只有在农忙季节才会早出晚归，其他时候，她要照看孩子，还要捉摸怎么才能养大四个孩子，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收入的家庭来说，让一家六口不饿肚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件困难的事就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因为除了种地以外的所有事，父亲都是不会过问的。

那时，母亲把家里的农活干完以后就会去打点零工，比如帮谁家担一天粪啦，再比如帮谁家挑一水缸水啦，家里地多的人家在农忙时节也会请人帮忙掰两天玉米，通常母亲都会去。打这些零工，母亲从来不说要多少钱，都是随主家心意给，估计也挣不了几个钱，但有总比没有好吧？必竟家里那么多张嘴要吃饭啊。

从什么时候起，村子里开始有硫磺厂、煤矿、还有流金沙厂，这些工厂好像是一夜之间就从地里冒出来的一样，让村子变得热闹辉煌起来。村子在它的高光时刻有人称其为“小香港”，我们并不懂何为“小香港”?现在才明白它在当时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小香港”。只是可能谁也没有想到“小香港”的生命周期会那么短，就如昙花一现，耀眼一瞬便暗淡下来。但是，很多人抓住了机会，借助“小香港”的风头，先富了起来。就连母亲都是在那时聚集了她人生的第一桶金，并且开启了她的生意之道，慢慢地让我们家摘掉了“一穷二白”的帽子。

“小香港”有那么多工厂，自然就要那么多工人，好像是突然之间，村子里就涌进了很多外地工人，他们背上行囊，到处找地方住。还能有多余的房间供别人住的人家很少，很多人家和我们一样，子女大了都没条件分房，仍和父母挤在一起。于是，有些工厂老板就找材料让工人自己搭窝棚，让他们暂时栖身。

母亲灵敏地窥探到了一点商机。她在那些工人忙着搭窝棚的时候，也开始在我家猪圈旁忙着搭房子，要说选择在猪圈旁搭房子，那实在算不得一个理想的地方，但我家只有那一块可以快速垒房子的空地，母亲只稍作思量就决定了在那里垒两间屋子。

母亲有两个好友，是一对夫妻，他们和父母彼此称对方为亲家，我一直不知道他们是在哪里沾上的亲?又是什么亲?反正看起来关系很好的样子。那个男亲家据说会垒墙修房，母亲就找了他来商量如何在猪圈旁搭建两间屋子的事情。

搭房子的事，母亲是先和父亲商量过的，父亲秉承着他少言寡语的个性，依然对母亲不理不采，但他没有打骂母亲，大概就是黙认了“随你去吧”的意思，母亲也懒得去揣测这些，她很忙，每天天不亮就背着背篓出门了。接下来的很多天，母亲跑遍几个山头，背回来很多石头，当猪圈旁的石头堆得有一座小山那么高时，那个会垒墙修房的男亲家来了，他拿了工具，整日在我家猪圈旁敲敲打打。又过了几天，男亲家开始砌墙，母亲则帮忙和泥浆，搬石头，两人忙忙碌碌了好长一段时间，居然垒起了两间泥土屋。

对于我们家多了两间屋子这个事，我们几姐妹很是新奇，特别是大姐和二姐，还以为那是给她俩搭的房间，兴奋得不得了。虽说房间挨着猪圈有些不尽人意，但子女大了肯定希望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就算是挨着猪圈的房间，也总比和父母挤在一起强吧！

母亲用木板搭好床，铺上稻草，再铺上草席，最后找人给屋子接上电，两间房间就大功告成了。她告诉大姐和二姐，那不是给她俩住的，那是给在厂里上班的工人住的。

母亲跑到一家硫磺厂外面等着，看见有人出来就凑上前去问:“哥，我家还有两间房，可以住人，你们这儿有人要住没得?”别人摇头后，她又跑到另一家煤矿外面等着，对着下班的工人又是一阵热情邀请。

好家伙，第二天我家就呼啦啦住进来七八个人。记得人数最多的时候，那两间土房里住了十二个工人。

不知道母亲收了多少房钱，我只记得，母亲第一次收到房钱后，给我们几姐妹买了一些糖果，大姐和二姐对于自己想要的独立空间被别人霸占的事依然耿耿于怀，但那个年代的孩子是不敢和父母提要求谈条件的，她俩也只能接过母亲手里的糖果，用以慰籍自己失落的心灵。倒是我很是欢腾了好几天，没事儿就揣了几颗糖去跟小伙伴炫耀，很是得瑟。

有时候，工人们发了工资，就叫母亲帮他们煮几个荷包蛋(记不清那时村子里是不是还没有餐馆)。那是我家老母鸡下的蛋，我们从来没吃过，都是留着拿到集市上卖钱的。母亲看我们嘴馋，就在煮蛋的锅里多放两碗水，等把大家的蛋盛出来，就把多出来的煮荷包蛋的水倒给我们喝(可能主要是我和小妹)，那水里还漂着些碎掉的蛋渣，真是又香又甜啊！

工人们对母亲的举动也不说什么，可能大家挣得也多，至少比我们家要富裕。还有就是母亲为人和善大气，总是抽空主动帮那些工人洗两次衣服什么的。都不收钱的，用母亲的话说:“就花费点时间和水，都不要钱的。”其实母亲说谎了，她花费的可不是一点点时间，我们那时用的水都是去一公里外的水井里一担一担担回来的，母亲每天都要往返几次担上几担水才够家里用，洗衣服的话，自然用得更多，而且还是洗那么多人的衣服。

工人们也许是感动于母亲的帮忙，每月发工资的时候，就拿点钱给母亲，让她炒点肉，打点酒，帮他们改善一下生活。不用说，我们又沾了大家的光，可以把饭倒进炒过肉的锅里炒炒，变成香喷喷的“油炒饭”。

现在想来，母亲是很有生意头脑的，凭一己之力拉扯着一大家子，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能够想办法挣钱，她那一通折腾，不就是开的一家餐旅店吗?

后来，因为硫磺厂对环境污染极大，导致村子里的庄稼收成很低，印象中，那几年的青菜都很难长绿，还没长大就开始耷拉着脑袋变黄，政府下令关掉了所有的硫磺厂和流金沙厂。红极一时的“小香港”就如它静悄悄急吼吼地来一样，又静悄悄急匆匆地走了。

母亲在这期间，积累了人生第一桶金：一百二十块钱，也从此开启了她的生意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