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鞭炮

因为环境污染，村子里的硫磺厂被责令关掉了，工人们各回各家，母亲的“餐旅店”被迫停了业。母亲挣得的七十元钱被父亲偷偷拿去买了收音机，她悄悄把眼睛哭成了两个大灯泡，又悄悄等它们消散了去。幸运的是母亲给自己留了后路，另外五十元钱藏在被子里，准确地说是藏在被子里的棉花里，没被父亲发现。

那天父亲不在家，母亲关好房门，用剪刀小心翼翼地剪开被套，再更加小心翼翼地剪开棉花，才终于露出一个纸包裹来，那厚厚的纸里面包了五十元钱，是母亲挣得的第一桶金，也是我们家全部的家当。母亲把五十元钱全部兑成了鞭炮，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我家就靠着卖鞭炮养家糊口。

母亲是怎么走上卖鞭炮这条路的呢？还是要得益于她的善良。我家住着工人那两年，母亲经常抽空帮那些工人洗洗衣服什么的，大家的关系相处得十分融洽。硫磺厂快要关闭之前的一段时间，母亲偶尔和工人们说起不希望他们走，因为大家走了她就挣不到房钱了，家里就没有了经济来源，日子又要开始过得紧巴巴的了。有个工人就告诉母亲，他有个亲戚是做鞭炮卖的，那鞭炮颗颗响得跟炸雷似的，没有一个哑炮。如果母亲愿意，他可以介绍母亲去亲戚那里兑鞭炮来卖。

母亲自是非常愿意的，但她说自己没多少本钱，也不知道可以兑多少鞭炮？那工人拍着胸脯说：“你的为人我还不了解吗？没得事，我帮你打保票（作担保的意思），你有多少钱就先拿多少钱，不够的话把鞭炮卖了再给钱，你嘛我信得过的嘛，放心，放心！”

母亲高兴极了，她把仅有的五十元钱翻找出来，他庆幸自己没有把这五十元钱也藏在床下的稻草里，要不然还不被父亲一起顺了去?

她像作贼似地东张西望了一番，然后把钱紧紧攥在手里，半晌，才掀开穿在最外面的衣服。把钱深深地塞进贴身衣服的袋子里。她太怕了，怕这最后的五十元也变成了父亲手里的另外一个铁疙瘩。每次父亲往那个铁疙瘩里放进磁带，就会传出来欢快的歌声，母亲一点也快乐不起来，她会随着歌声唉叹两声，然后伤心地走远了去。

那个工人回家之前，带着母亲去了他的亲戚家。当兜里的五十元钱终于换成了鞭炮后，母亲才如释重负。

母亲把换得的鞭炮背到集市上去卖，一连去了一个星期，鞭炮卖掉了一小半。母亲高兴极了，她也没想到这生意竟能做得如此顺利，她觉得卖鞭炮赚钱似乎比家里住几个工人收房钱来得更快些，于是母亲又急切地把这一个星期卖鞭炮的钱全部换成了鞭炮。

母亲挣的钱越来越多，兑的鞭炮也越来越多，心也跟着越来越野，她已经不满足于自己一个人去卖鞭炮了，有一天，她让大姐和二姐也加入到卖鞭炮的行列中来，结果她惊奇地发现，她们三个人虽然是在同一条街道上摆摊卖鞭炮，但卖出去的量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比以前一个人摆一个摊要多卖出去很多。从此以后，大姐和二姐每天要先到集市上卖两个小时的鞭炮才去上学，每个周末和寒暑假她们的多数时间也用来卖鞭炮了。

母亲叫大姐和二姐背上鞭炮，拿一个小簸箕，到了集市上，把各种大小的鞭炮摆放在簸箕里，供想买鞭炮的人挑选。那个时候，农村孩子大都辛苦，本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母亲不止一次说过，她觉得亏欠大姐和二姐，因为她没有本事，让她们跟着吃了太多的苦，也许是出于一种弥补的心理，两个姐姐每次收摊回来，母亲都会一人给她们两毛钱作为奖励。她俩对这份能挣钱的工作很是满意，经常守到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人影了才背着剩下的鞭炮回家。

对于大姐和二姐去集市上卖鞭炮这个事情，她们背鞭炮的背篓，母亲是一定要亲自打理的。母亲每次把那些鞭炮按大小顺序装好后，都会找一张大点的废纸，包上一包散落的鞭炮放在背篓最上层。那些散炮有些是在顾客多次翻找的过程中脱落的，有些则是母亲在去拿货时软磨硬泡在老板那里要来的，很多顾客非要试试鞭炮炸得够不够响，够响他们才会买。但是有一点，母亲是绝不允许大姐和二姐为顾客试鞭炮的，所以她从来不让她们带上火柴，每次出门前，母亲都会再三叮嘱：“谁要试就让他自己试，让你们试你们就说没有火，千万不能给他们试炮，你们还小，怕伤到自己，他要买就买，不买就算了，反正记住，不能给他们试炮！”

我们几姐妹中，二姐比较没心没肺，有一次她为了把炮卖出去，偷偷买了盒火柴给顾客试炮，回到家还大肆炫耀，母亲知道后，没收了她的火柴，打了她的屁股，扣了她的两毛钱奖励，从此二姐再也不敢为顾客试炮了。

母亲说，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习一行。她确实是这么做的，谁和她聊鞭炮，她能聊半天，关键还总能在聊天中自我悟道和自我点拔。不知哪天和谁闲聊后就开始嘀咕：村子里三天才赶一次集，其他两天都挣不了钱，实在有点可惜。不知哪天又和谁闲聊后再次嘀咕：三四十里路还是有点远，要走很久，但也是三天赶一次集，而且赶集的时间刚好和村里赶集的时间是错开的，可以，我也可以去赶这个集。

母亲简直高兴得要跳起来，她永远是个实干家，带上我们姐妹四人，今天在村子里卖鞭炮，明天后天又把鞭炮背到另外两个小镇上去卖。

不管卖鞭炮有多能挣钱，母亲在收种庄稼的农忙季节，是不去赶另外两个镇的集市的，她说:“种庄稼是农民的根，是农民的本，不种庄稼吃什么?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庄稼烂在地里。"这话好像对，又好像不对，我是疑惑的。但母亲认定的道理自是从她的生活和人生阅历中陶冶出来的，是有道理的，她也遵从这些道理。但是除开农忙季节，母亲都忙碌地穿梭在三个场镇上卖鞭炮，他每天下午收摊，晚上到家，放下鞭炮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忙家里堆积了一天的活。

母亲只恨分身无术。

时至今日，我还十分清晰地记得那些年和母亲一起翻山越岭去卖鞭炮的情景:我们一般凌晨四点过就会被母亲叫醒，起床时，她已经给大姐和二姐的小背篓里装好了鞭炮，一切早已准备就绪，只等大姐和二姐洗把脸我们便出发了。

那个年代山村的黑夜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手电筒微弱的光甚至都照不到我们几个人步行所达的地方。倒是被各种奇怪的声音吓得汗毛竖起。

        母亲背上背着鞭炮，把小妹绑在肚子上，一只手拿手电筒，一只手紧紧地拉着我往前走，嘴里还不时催促着大姐和二姐走快点。现在想来，母亲终究是个女人，她那时拉着我的手攥得那么紧，冒着湿漉漉的汗，也不知道是她害怕还是她怕我害怕?

在卖鞭炮的岁月里，母亲快速地积攒了一些本钱。有顾客在买鞭炮的时候给母亲提出建议，他们让母亲做点花圈对联一起卖，通常情况下，买鞭炮是因为红白喜事，而花圈对联这些都是红白喜事的必用品。

母亲觉得那些顾客说的很有道理，可是花圈对联他不会做。远处的镇上是有花圈店的，母亲想尽了办法，又是送东西又是出学费的，人家就是不愿意教她。母亲后来是如何学会做花圈对联的呢?她花钱买了一副对联，然后将其结构一一解剖分析，对联也就会做了。至于花圈，母亲是在转悠了几个新坟堆堆以后自己学会的。

很快，我家门口就摆上了一块门板，门板上摆满了各种鞭炮，还有各种花色的没有写字的空白对联，门板旁边靠墙的位置还摆上了看起来甚至有几分喜庆的花圈。

从此，我家开上了纸火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