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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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家里并不富裕，但是拜父母辛劳所赐，每天都得以温饱。母亲安排一家五口的餐食，我们兄妹上学，她尽量荤素搭配，为我俩各做一个爱吃的菜。有粉蒸肉、排骨炖莲藕之类的湖北名菜；也有榨菜青椒、芹菜木耳这些家常小菜。母亲还会做腌菜，榨广椒、酸刀豆，脆生生的泡萝卜格外下饭。我最爱吃一种叫洋姜的，不看它长得丑，块状茎腌制成黑皱皱的模样，切片拌上豆瓣酱，香油一淋，却酸甜爽脆美味至极。
那些年放学回家，孩子们就像饿老虎，巴不得端起饭碗就干。可是父亲不疾不徐，先要将桌上的碗碟摆弄一番。家常盛菜的碗碟，必是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父亲非要把这七八个碗碟摆得规规整整，近乎于一个圆形。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盘子有大有小，数量有多有少，不是这里缺了一角，就是中间多出个空来。强忍着口水等父亲摆到他自己终于满意了，一家人围着桌子坐定，这才能开饭。
把菜盘摆整齐，是父亲吃饭的仪式。无关乎菜品贵贱，菜式多少。
外公做了一辈子白铁匠，一辈子靠手艺吃饭。十几岁学艺出师，到九十岁还在敲敲打打。他退休后的前几年，除了帮母亲带小妹，就一直靠钓鱼打发时间，后来我们一家搬到繁华的南正街，他看门口一街的摊贩心里发痒，也顺势摆起了修理摊。给人换换锅底，做些白铁小容器卖，每天小有进账，从此钓鱼竿也束之高阁。
外公有点耳背，也许是他常年敲打白铁损害了耳膜。只见他端坐在椅子上，双腿夹住木墩，木墩上插着铁支架。先把旧锅坏了的锅底剪下，顺着边缘轻轻敲出一个外沿，再将新锅底与之贴合在一起，用木槌不停敲击的方式，折叠卷边，让旧锅身与新锅底彻底融为一体。一个锅底换下来，要用木槌敲击几千次。这敲击的动作是多么枯燥，可我又能理解他的快乐，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他富有节奏感的敲击声也像一首动听的歌。
来换锅底的人形形色色，若是惜物之人，锅烧穿了也是干干净净，若是锅内结了厚厚的水垢，锅外也烧得黑黢黢的，必是个马马虎虎的人。拿起这样的锅，外公都会小声咕哝，这锅烧得辛苦哟！抱怨归抱怨，待人来取修好的锅时会发现，所有的水垢锅烟，早被他顺手清理掉了。
活儿干完，该收摊了。外公开始收拾工具，拆架子，归置边角料，他总是把它们弄得叮当作响，也许他就爱听这重金属乐。直到最后木槌落地时发出清脆的“咣当”一声，才是劳动一天的休止符。这一声“咣当”如同我们过年放的鞭炮，是专属于外公的收摊仪式。
生活中处处充满了仪式感。比如吃水果，夏秋季果品繁多，青白红紫各色葡萄、脆枣、小番茄、海棠果、香梨，洗净了一起堆在玻璃果盘里，视觉上让人有一种丰盛的满足感。张爱玲说吃石榴，要用小勺一颗一颗挖了吃。我却喜欢把石榴剥开成一粒粒，盛在透明碗里，欣赏它们玲珑剔透的美，一把一把抓了吃。吃水果本是满足口腹之欲，吃的形式不同，就是仪式感带来的精神愉悦了。
女儿小小年纪也懂得仪式感，吃饭时对餐具的要求精致到令人咂舌。吃饭的碗绝不用来盛汤，放了咸味的盘子就不能再用来吃甜品。若是碗不够用，她宁可把碗洗了再吃下一道菜。我与妻玩笑：这怕是前世的公主投错了胎。但她的仪式感也是郑重的，长辈没动筷子，她绝不先吃第一口，哪怕只有我和她两人吃饭也不例外。
学了“过了腊八就是年”的童谣后，女儿经常问我小时候过年的习俗。现在的春节过得有点潦草，少了仪式感，自然也就少了年味。小时候母亲忙于生计，年货并不像童谣里置办得那么有时序，但每每到了腊月二十六，她也会着急嚷嚷：“眼看着要过年，家里还啥子都没有，这可怎么办！”让我也不觉跟着揪心，怕没年可过了。可真到了除夕，家里的年糕肉丸、糖果糕点、鸡鸭鱼肉照旧样样齐全，连我最喜欢的烟花也预备下了。当时只觉得她神通广大，三五天就能修好长城似的。
我最喜欢她带我去爆米花，端去一碗米，回来就变成了一大口袋。看那黑乎乎的铁球在熊熊火焰中翻滚，挨着挨着，又害怕又期待地等那最后的轰鸣声。当捂着耳朵的我们一哄而上，让谷物特有的香味充斥鼻腔，这才是属于爆米花的仪式感吧？
仪式感是一种生活态度，一样的柴米油盐，不同的做法就有不同的味道。父亲、我与女儿一样，都想把平凡的日子过得不平凡些，在注重仪式感方面，倒是一脉相承。就好比现在的我端坐在电脑前，必是先洗净双手，泡上清茶，将手暖透了，才动手敲字。若有条件点上一炉沉香屑，让我在暗香浮动的黄昏的窗前冥想，作为一个业余作家的仪式感，便又添了三分了。
原载荆门日报《山花》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