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陌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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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家庙（郭氏宗祠）一直向东走到村的尽头向右拐，穿过那时以为的一个长长的胡同，很快就到达了我们村的戏院。这期间有过多少停停走走，不得而知，那个时候比我小三岁的妹妹就跟在我的身后，也能一路撵上实属不易，是否沿途央求我背着她，大多已经记不起来。这种记忆多么痛苦，我更想记起来哪怕那么一小段背着她的插曲，也算是一种欣慰。
到达戏院，大多时候早已经开戏，后来的人群进进出出。门口有看门人等待收票，没有票的人想进去，多少大呼小叫，一般是不准放进去的。我记得那个时候看门的人，同时也看管家庙，我管他叫二大爷。他的家庭条件不好，那时候孩子也多，家里的土地上的收成甚至总赶不上孩子们的吃度。据说他家祖辈上就是讨饭饭的，一年到头吃百家，没有固定的落脚。这从后来有他们家看管家庙（一直到如今）也看的出，那个时候的大年三十的贡品是要统一摆上宗祠谱香案下，直到五更之后收贡品，也紧着他们家用啦。
我们村的郭氏有一个祖辈下来的共同的约定，除夕那天开始到初二早晨这段时间是不准动腥的（包括肉食、鸡蛋、葱花等），只有他们家是没有这个规矩的，这大概与吃百家饭有关（给什么，吃什么）。提起他如今已经去世很多年，如果我没有恰巧写这篇文字，甚至我不会再记起来他。至于其他人是否依然会记起那个爱开玩笑的老人不得而知。允许我这里直呼他的名字用来记忆-二睢嘎大爷，记住这个名字吧，如果有幸继续写下去，我自然会写到我的邻居-他的哥哥，那可是一名老八路军。
孩子一般是可以免票入戏院的，不过在进入之前总会被事先警告，进去之后不允许到处乱跑，更不允许叫嚷。戏院大门进去，里面早已人声鼎沸，各种角早已经在戏台上开始各种演绎，那时候哪里懂戏，只记得台子上的大花脸来回变换，宽大的戏袍穿到他们身上，金鸡麟来回晃动，已是威风八面。他们唱的什么，大多我也不关心，那是那个时代属于大人的也是我们唯一可以娱乐围观的场面，我们村也是在那个时候名声在外。这在很多年之后爹总会跟我说起他们被请过去唱戏的场景，甚至接连几天戏词唱完，需要翻箱（重新唱一遍），依然意犹未尽。
而我们作为孩子最诱惑的就是里面的吃食，那时的花样不多，现在能记起来的也就糖稀和甘蔗。黄彤彤的有种金黄，一种甜到心里的诱惑就在里面，我一直好奇那种糖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也幻想着自己有那个本事。卖糖稀的一对夫妻是同宗的长辈，辈分上我称呼他们是二爷爷、二奶奶。可以想象偌大的戏院里一群孩子围绕摊位前转来转去，那是什么场景。其实说是摊位也算不上，那个时候老两口也就是用扁担担着盆盆罐罐去到处赶戏。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手艺也算个本事，十里八乡的没有几个不认识。那个时候经常不用考虑那些盆罐是否干净，甚至经常看到那样的一个冬天，他们老两口刚摸完鼻涕就开始用棍棒捣鼓糖稀，那种一圈圈的，就那么在手中绕来绕去。我们只是注意到糖的诱惑，没有谁那么娇气考虑过卫生的问题。那时候每个人的家里没有多余的用度，所以能够满足孩子的小小愿望也就它啦，即便如此，大多时候也依旧是囊中空空，毕竟那个时候零钱被看管的很严。
所以即使只需要一分钱或者两分钱就能买到的那口香甜，却往往不能如愿。孩子当然有孩子的好处，嘴甜的孩子也会把两位老人缠到心软，经常会遇到二爷二奶把卖剩下的捣鼓的糖稀塞给我和妹妹的手里，我们孩子欢呼雀跃一般已是感恩戴德。一个棍子在有我舔一口传给妹妹，妹妹再舔一口重新给我，就那样有时候小一棍糖却在每个幼小的童年之间，就那么甜蜜传递。
二爷二奶经常会逗我说：三小，你干脆跟我回俺家去过吧，保准你每天都能吃到。听到这话，不懂其中玩笑的样子，立马向家跑开啦。那个时候吃的就是玉米红薯饭，好一点的也就是两掺面，所以每次看戏手里拿着个红薯在那里冷棒棒的啃，已是不足为奇。也就是在那里结交了很多的玩伴，也是在那里潜移默化中，懂得戏词里的善恶，知道为人之本。多少年之后我依然在追忆那些光景，追忆那些甚至穿着开裆裤的伙计，就那么走着走着，就走散啦。
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年！有些人已经永远消失茫茫人海，再也找不回来。有些事却永远刻在记忆里，成为不可磨灭的童年。后来的日子里我偶然到过他乡的戏台，有的考究，有的也早是痕迹斑斑，每次接近它们的我，仿佛一下子穿越到那个时代，那个不讲究物质的时代，那个不用人在他乡的感觉。
我总是感觉自己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正像那些猛然出现在现代村落的戏台，我融不进现实的浮躁，它们也只能在无人追慕的风雨里默默承受风雨。一个传承的没落不是一朝一夕的，我们隐隐约约可以通过电视上每年过年那几天播放的长安大戏院看到它曾经的辉煌。但是那个戏台下终究是没有我，没有我们，它已经距离我们很远。我依然可以在街头巷尾遇到它，台下的多是年过半百。
有些东西会越走越远，但有些东西却会永驻。我只是文字里的拾荒者，我拾取我的故事，我的戏词。看一场戏，触摸世间的冷暖。那个行当有个不成行的规矩，只要开锣必须唱完。
我是它们的常客，我又只是我自己。
